六
1945年5月，张耀南回到泰运地区，仍任专员，党内任地委委员兼统战部长。这时，正是以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为中心的民主民生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原泰西根据地大部分已经恢复，形势有了很大改观。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张耀南和其他同志一道，全力投入大反攻、收复失地的斗争。
1946年春，按照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的规定，由解放区选派部分代表出席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张耀南被选为解放区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免去了专员职务。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国民代表大会开不成了，张耀南又被任命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不久改任冀鲁豫建国学院副院长（院长是民主人士）。做教育工作，张耀南是很熟悉的。为了给党培养合格的人才，张耀南呕心沥血，克服物质条件极其缺乏的困难，尽量为师生们创造较好的教学环境，甚至亲自动手为学生做饭。有时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就带领师生们一面打游击，一面学习。
张耀南在关心学校教学的同时，依然十分关心群众运动的发展，关心民情。他经常带领学生在驻地参加群众工作，参加当地党和政府召开的各种会议，受到当地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欢迎。在与群众的接触中，他发现一些地方强迫命令的现象严重，群众呼声强烈，心中十分焦虑，他系统地向区党委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这时，区党委宣传部长徐运北在传达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对冀鲁豫群众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到了毛泽东主席处理在延安发生的“雷打毛泽东”的故事。毛泽东同志听到“雷打毛泽东”的谣言后说：“特务造谣是没有问题的，不造谣就不是特务了。但问题在于，特务的谣言为什么能传起来呢？如果我们不脱离群众，特务造的谣是传不起来的。要查，就查这个原因吧。”张耀南听后深受教育，利用一切机会向干部传达宣传。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向冀鲁豫解放区步步进逼，内战的阴影笼罩着冀鲁豫大地。区党委在认真分析了斗争形势、研究了对策之后，决定将泰运地区重新划分为泰西、运东两个地区，并从水东地区调回袁振担任泰西地委书记，从建国学院调回张耀南任专员，还调崔子明任军分区司令员，准备对付敌人的大举进犯。张耀南和袁振、崔子明一同回到泰西，老战友重逢，心中格外激动，他们决心把泰西各项工作搞好！为此，他们抓紧国民党大举进犯之前的短暂时间，积极贯彻党中央的“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在没有接到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对开展土地改革的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他们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土改的有关政策规定，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终于实现了广大农民群众千百年来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1947年3月，国民党邱清泉部新五军压向泰西地区。由于当时泰西地区没有我军的主力部队，地委、专署各带一支小部队机动转移，灵活打击小股敌人，坚持斗争，而大部分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则转移到冀鲁豫大后方。4月下旬，华东野战军主力攻克泰安城，驻在肥城的七十二师除一个旅仓皇逃窜外，其余都被歼灭。在地委、专署的统一领导下，张耀南和其他同志一道，积极组织群众支援主力作战，为战役胜利做出了贡献。趁着敌人主力撤离泰西地区的时机，地委根据上级指示，抓紧土改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号召群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并推广了长清县的经验。张耀南亲自到基层帮助开展工作，妥善处理土改中发生的各种问题。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和还乡团的活动十分猖獗，有的同志忧虑地说：“敌人太厉害了。”张耀南鼓励大家说：“不是敌人太厉害，而是我们太不厉害了。只要发动群众，多想办法，我们就会厉害起来，敌人自然就不厉害了。”
不久，袁振等跟随主力南下，李文甫接任地委书记。10月初，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带一支小部队驻在肥城县中部的大辛庄，突然遭到国民党军两个团的袭击，地委、专署机关处在敌人的两面夹击之中。面对这意外的情况，公安局保卫队100多名战士冲上布山，在公安局副局长李鲁村指挥下，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掩护地委、专署机关分散突围。年已46岁的张耀南怕因自己体力不支而连累了同志们，一再叫跟着他的警卫连一个班的战士迅速转移。张耀南气喘吁吁地说：“快，快，我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了，不要因为我一个……你们，快走！”但战士们怎么也不肯走，一面猛烈地向敌人还击，一面连推带拉地把张耀南带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钱，拐进一条山沟，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张耀南看着身边这十几个生龙活虎的战士，怎么也不忍心让他们遭到不幸，他面带“怒容”，严厉地对班长说：“你们马上转移，去找大部队！”见战士们不肯离去，张耀南更“火”了：“我命令你们，马上走！我有打游击的经验，会突围出去的！”战士们见专员发了火，含着泪走了，可警卫员邵学田死活不肯走，说：“我不走！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张耀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这时敌人追击的暗杂声越来越近，再转移怕来不及了，张耀南对邵学田说：“你把枪给我留下，把我藏起来，你快走！”邵学田坚决不肯把枪给他，把张耀南拉到河沟旁的一个玉米秸垛里藏好，自己躲到不远的另一个地方。敌人追兵顺着山沟前的一条小路过去了。天近傍晚，张耀南听着没有动静了，才从玉米秸垛里出来，两个人全都脱离了险境。不久，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赵健民等带军区独立旅来到泰西，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很快扭转了泰西地区的局面。1948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整党，目的在于通过检查土改及土改复查，检查思想作风，与地富划清界限。县团以上的大部分干部，都集中到区党委进行整党学习。这次整党对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阶级觉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处理干部过严，以至在第一期整党中，受处分的党员干部竞达50%以上，张耀南虽然没有受到处分，但他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劲，有错误批评错误，不一定都给处分么！而且一下子就处分了这么多干部，是不是过分了？尽管如此，张耀南仍然从大局和团结的愿望出发，引导同志们正确对待。他风趣地讲：“有些干部象牛，力不少出，但是抵人，还啃麦苗，整党回来以后，不抵人，不啃麦苗，服服贴贴为人民服务了，这不是好事吗？”不久，朱德总司令到冀鲁豫区检查工作，发现整党中处分太多、太重，立即提出复查。结果，绝大多数同志取消或减轻了处分。张耀南闻讯，深感党中央领导同志发现和处理问题的敏锐和负责，从中获得很多教益。
7月，泰西地区划归山东省鲁中南区党委领导，秦和珍同志调任泰西地委书记。张耀南同其他同志一道，积极投入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
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时，地方党和政府全力支援前线。在一切服从支前的前提下，解决秋收秋种、保证烈军属及支前民工的生产生活等问题，专署颁发了《支前生产工作奖惩暂行条例》，对作好支前发动和生产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耀南亲自担任战勤指挥部司令，统一领导支前和生产两项中心工作。淮海战役中，上级要求战勤指挥部每天保证发出10万到15万斤粮食，张耀南亲自前往东平指挥发运。1948年12月1日在肥城县城召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祝捷大会，张耀南讲话：“泰西军民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支援淮海战役，也要支援解放军，打倒蒋介石。”会后，立即组织3800多人的民工团，经过短期训练开赴前线。
在泰西全境解放后，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支援前线，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已成为中心任务。专署调整加强了生产和经济部门，专署和各县也恢复了实业科。1949年2月成立了专署推进合作社，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专署和各县实业科，积极开拓经济来源，加快全区生产建设。1949年上半年即贷粮230万斤，贷款130余万元，组织做军鞋15万双。专署和各县实业科，还建立了实验农场，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示范指导作用。各地的推进合作社以政府出资或农民入股集体兴办：其主要任务是收购、推销农副产品，引进销售工业产品，解决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所需，扶持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由于领导重视，群众支持，推进合作社发展很快，到1949年，泰西区发展到1万多处，7社员2.7万人（户）并改称供销合作社。泰西工业发展到25个，商业704个，手工业344户。1949年完成利税2.74亿元（旧币）。
在恢复发展文教事业的同时，各级党和政府加强了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泰西专署为培养全国解放后的急需人才，1948年底建立了建国学校。张耀南兼任校长。学校设会计、银行、粮食等若干专业，有学生300余人。各地积极恢复和发展普通中小学教育．举办教师训练班或讲习班，对教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有**教育，全区教育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全国胜利前的支前、生产和解放初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张耀南作为地区专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
1950年春，上级决定撤销区党委一级组织，泰西地区和泰山地区合并为泰安地区，秦和珍同志任新的地委书记，原泰山地委书记张敬焘改任副书记；原泰山专署专员刘舜卿任新的专署专员，张耀南改任副专员兼地委统战部长。，当了10年的专员成了副专员，张耀南是怎样对待呢？当区党委书记高克亭跟他谈话时，他的态度十分明确。“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保证配合好工作，请组织上放心。”张耀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但原泰西专署的一些同志却有些不服气，背地里有些议论。张耀南听说后，专门找有关同志开了会，严肃批评了这些不负责任的议论，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不是来争名誉、地位的，正副主次，不都是为工作？张敬焘同志不也是由正职改为副职了？可他照样勤勤恳恳地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刘舜卿同志思想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身体条件好，上级决定是正确的。”同志们听了口服心服，再也不议论了。通过这件事，张耀南更加注意团结问题，更加勤奋工作，与刘舜卿专员配合得很好，大家交口称赞。
1950年夏秋之间，东平县境的黄河决口，许多村庄、粮田被淹。张耀南立即组织动员专署机关干部，在地委、专署的统一部署参加抢险，他在动员大会上充满激情地说：“水火无情，受灾群众正急切地等待着我们，我真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那里。可我们都没有翅膀，怎么办？只有用我们的双腿跑呀！”在他的鼓动下，同志们个个情绪激昂，抢险队伍很快赶到灾区，抢险救灾工作迅速展开。
全国解放了，新中国百业待兴，迫切需要迅速发展生产。张耀南经常深入农村，动员组织群众。在一次大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社会主义好，屋子里会有电灯电话，耕地会有拖拉机。但社会主义要靠建设，靠生产，靠咱们现在撸锄把子撸出来！等是等不来的！”群众明白了这些道理，干劲更大了。时隔多年，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地印在群众的心里。
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开始，在没有做认真调查研究的情况下，盲目地打了一些“老虎”，伤害了一些同志。以后每想到这件事，张耀南总是痛责自己，后悔不已。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离开了事实求是，就要给革命造成损失。他认真地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
1953年春，张耀南调任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他带着一直没有丢掉的一套小农具上任去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正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建设场面。张耀南虽已年过半百，但在这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势下，仍满怀信心地要为发展全省的医疗卫生事业大干一场。
当时，卫生事业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面临重重困难：专业人员缺乏，医疗水平低，资金、器械短缺，机构设置不尽合理，人民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对张耀南本身来说，同样面临着种种困难：不懂卫生业务，不了解情况，缺少全面工作规划，心中无数。但是张耀南懂得，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他没有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深入下去，与基层干部见面，与医务人员交流思想，与群众谈心，倾听群众的意见。他也知道，要做好工作，没有真心实意、埋头苦干的人是不行的。因此，他每到一处，总要广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理想，用简明实际的语言，深入浅出的道理，激发大家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同志们的劲头鼓足了，坐不住了，恨不得立刻就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望着一个个跃跃欲试、磨拳擦掌的同志，张耀南心里感到莫大的宽慰。情况渐渐地熟悉了，整个卫生系统的工作规划也逐渐在头脑中形成，开始了为实现宏伟蓝图的紧张工作。
为了及时收治更多的志愿军伤残病员，张耀南指示康复医院管理局在已有的9处康复医院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并亲自布置解决诸如院址的选定、经费的筹措、人员的配备等具体问题，很快又建立了2所康复医院和1个康复大队，前后共收治了1万多名志愿军伤残病员，使这些“最可爱的人”感到了党的关怀和人展的热爱。
1954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两次发表社论，号召继承和发展中医药这一民族遗产的宝库，批评了轻视中医的思想。为贯彻党的这一重要方针政策，张耀南多次主持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分析情况，统一大家的思想，让中医中药这一民族瑰宝重放异彩。为尽快发展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要中西医一起上。经过与会同志的认真讨论，决定把发展中医中药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来抓，并决定成立中医处，筹建省中医院。有的同志提出，原省合作干校的位置适于建中医院，张耀南便亲自跑去察看。为使中医院早日建成，张耀南亲自出马“打官司”，省里的、市里的、区里的、干校的，所有这些单位和部门他不知去_了多少趟，等待，催促，再等待，再催促。各级领导、各部门的领导被他说通了，更重要的是被他的负责精神折服了，从“打官司”解决院址，。到解决经费，拿出设计图纸，开始施工，前后仅仅两个月。施工开始了，工地上又常常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单单有医院还不行，吸引大批的中医人才更为重要。张耀南如饥似渴地搜寻人才，决心把全省有名气、有经验的老中医全部请出来工作。济南大明湖附近住着一位民间知识分子（儒医）．在用《易经》解释《内经》方面颇有造诣，但他性格怪僻，潜心学术研究，不喜欢与人交往，虽然家境窘迫，也不肯公开他的研究成果。春节临近了，别人家都在欢欢喜喜地准备过年，而他家却为缺米少柴而愁眉苦脸。这时，卫生厅来人了，把30元钱塞到他手里说：“这是张厅长叫送来的。”这位倔强而孤傲的先生泪如泉涌，半天，才嗫嚅着说出两句话：“谢谢！谢谢共产党，谢谢张厅长……”不久，他自愿将多年的研究心得材料无偿贡献给国家。多年的教育工作使张耀南深深懂得，培养人才是百年大计，只有人才辈出，才能使事业愈加兴旺。为了培养后继人才，张耀南叉力主成立了中医进修班和中医研究班，组织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中医，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他设想，用“滚雪球”的办法．将来发展为中医学院，建立起从中医医疗、教学到科研的完整体系。而今，张耀南的设想早已成为现实，当年的师生今天也都成了教授、讲师、主治医师，成为教学和医务工作中的骨干。回顾往昔，人们无不赞叹张耀南的远见卓识。
张耀南十分关心群众的病痛，治病不如防病，他对卫生防疫工作尤为重视。1955年，全省各地相继开始建立卫生防疫站，但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尤其是药剂检验人员。张耀南闻知后，立即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在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之后，当即拍板，建立一所省卫生干部学校。学校首先开办了药检专业培训班，每期培训100多人，前后办了两期，药检专业人员奇缺的状况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1956年，我省各县普遍建立健全了卫生防疫系统。张耀南还十分注意解决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问题。他听说长清县牛角沟群众患关节炎的甚多，即派专业人员前去调查，摸清了这种地方病的发病原因和防治方法，立即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普遍防治。1956年，卫生厅及时总结洛海县的经验，在全省建立一些麻风病院，为根除麻风病的流行打下了基础。
黑热病也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全省累计发病者达28万多人。张耀南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大批力量查清病因，采取得力的防治措施，到1958年，山东省在全国第一个消灭了黑热病，终于送走了这个猖獗一时的“瘟神”！
张耀南深知自己对卫生业务原是“门外汉”，因此，他的工作比以往更注意谦虚谨慎，更注意发挥集体领导力量。对于日常业务工作，他总是放手让熟悉业务的助手或分管部门处理；关于重大问题的讨论，他也总是耐心地倾听大家的意见，力戒瞎指挥。为尽快熟悉业务，他刻苦学习有关专业知识。白天工作繁忙，就充分利用晚上的时间，常常伏案读书直至深夜。出发或外出开会，他的提包总是鼓鼓囊囊地装满了各种材料、书籍。有的同志开玩笑地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这些东西一时也学不通，算了吧！”张耀南却认真地说：“活到老，学到老嘛！党把这么个大摊子交给我们，总不能老当外行啊！”
一在张耀南的日程表里，一个工作接着一个工作。他始终坚持自己动手写材料，重要文件、报告的起草，一般不用秘书代笔。即便如此，秘书也“叫苦”不迭：“跟张厅长干，别想清闲！甭管是下班后，还是节假日，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来找你，保准是急急火火的，马上就得去干。不过忙是忙，工作好干，心里痛快！”跟他工作的通信员也说：“节假日，张厅长不是到同志家走访，就是到基层了解情况，从来没见他和家里人一起游大明湖，逛商场。我也摸清规律啦，星期天也别睡懒觉，豆汁油条早早吃饱，准备出发就是。”张耀南就是这样，只知道工作，工作，工作！在制定《农村医疗工作发展规划：}时，他主持反复商讨、修订。为了不耽误上报卫生部，他和秘书连夜边审定，边抄写，每抄出一段，就叫司机、通信员急送到邮电局发出一段。这样，一份报告送了三次，终于按时完成了上报任务。
张耀南对自己始终严格要求，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干部晋级评议时，由于他多年来一直是10级，几位副厅长也都是10级，大家一致同意给他报升一级，但他诚恳地说：“国家还很困难，我们这些受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应该为国分忧。比比牺牲了的同志，我这些工资已经很多了。”他坚持划掉了自己的名字。张耀南对同志、对知识分子却是满腔热情，许多老专家、老教授、老中医都是他的知心朋友，也是他家的“常客”。对干部的使用，他从不轻信别人的汇报，也不凭本人的表面现象，而是长期考察他的工作能力和思想品质。对那些踏实苦干、德才兼备的，一律破格重用，真正做到了“任人唯贤”、“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张耀南深知，干部政策掌握得好不好，对党的事业影响极大！因此，他主张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互相拆台、无原则斗争，尤其反对-过火”斗争、“无情打击”。即便是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认识和改正了，工作能力较强的，他仍主张重用，力求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他常感叹地说：“党多年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啊！要爱惜他们，不能轻易地葬送他们！”
八
张耀南仿佛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恨不得一下子把工作全搞上去。但是，在生活的道路上，难以预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了。在省里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干部根据党组织的部署，发扬了党的民主作风，公开批评了省委某些领导不民主的工作作风。张耀南觉得，在党的会议上，有话不讲，是对党的不忠，于是他也写了一份较长的大字报，赞同那些同志的意见。很快，反右斗争开始了，几个“反党分子”受到了批判。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整个政治形势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卫生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泛滥的地方”，仅仅揪出几个小“反党分子”是不行的。于是，挖“反党分子”就象布置其他任务一样，按百分比下达了。一些在思想认识、工作方法上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被扩大进了“在挖”之列。张耀南对这种轻率伤害同志的做法很不赞同，在党组会上，对这些同志的问题有争论，有时甚至很激烈。张耀南就采取“冷处理”——坚持不批转、不上报，当时也只能如此。卫生厅有一位领导同志，出身大地主家庭，因工作态度有时简单粗暴，曾引起部分同志的不满。“反右”斗争中，有的人认为他是右派，张耀南不同意，认为不应该唯成份论，不应将他划为右派。没想到，这倒成了他后来的罪状之一。
在那种“天翻地覆”的日子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终于，他成了运动的“绊脚石”。上边派来了工作组，“帮助解决卫生厅的问题”，张耀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9月，他被调离卫生厅，11月改任林业厅长，免去了党内职务。
干农林，这可是他饶有兴趣的老本行，那套小农具可以有用武之地了．他到林业部参加了三四个月的会议，讨论、研究林业建设方针及如何达到自给的办法，使他对林业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回来后，他又抓紧时间调查研究，并召开了全省果树会议。经过实地调查，他发现有许多问题在阻碍着林业的发展，亟待尽快解决。但是，当时的形势已不允许他埋头工作了。他不但被经常“请回”卫生厅参加反右斗争，而且在林业厅也受到一些同志的批判。形势的发展已经很清楚，如果及时“转变立场”、“戴罪立功”，起码还可以保住“乌纱帽”，倘若“顽固不化、执迷不悟”，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两条路就这样明摆着。
要张耀南说假话，故作姿态，这是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他的“恶劣态度”更激怒了一些人，他被“新帐老帐一起算”了！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要抓一个人的辫子似乎也不难。1958年8月，张耀南被停止了工作，他得到了一个“包庇坏人坏事，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其地主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根本转变，实质上是一个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给予撤职处分，降三级！
“包庇、支持右派”不能成立暂且不说，张耀南“参加革命工作后，一贯抱有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观点”的老帐也要一起算，这就走得更远了。什么“有所谓做大事，不做大官的修正主义思想，因而造成我党在长清地区长期没有政权，……使当时的抗日斗争受到损失”啦！什么“在土地改革中主张实行和平土改，怕搞错搞乱了。……虽在冀鲁豫工作，但对黎玉错误的富农路线很感兴趣，把黎玉在山东的土改布告当作法令执行”啦！真是政治帽子满天飞。在报上级审批过程中，有的同志头脑还没有那么发热，认为处分太重，最后改为“包庇右派分子行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留党察看两年，行政撤职，降二级”的处分。不想整人的人反要挨整，有时事物就是这样不可理解而又是如此简单！
对于罢官，张耀南并不怎么介意，自己本来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嘛！但是非不清，却使他的心头上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从外表上看，他还是那么开朗、豁达，但熟悉他的同志却发现他的目光更深沉了。本来是一心一意的为党工作，千方百计地想把工作做得更好。怎么反倒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他想不通，思想深处进行着反复的斗争：难道自己真的支持了右派分子吗？难道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团结、信任知识分子错了吗？难道自己按毛主席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干部错了吗？难道坚持实事求是，说真话、办实事错了吗？答案是明确的，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张耀南一时还说不清楚，但他坚信这是一次失误，”迟早会得到纠正。
撤了职，张耀南被“挂起来”了，人们都忙于“大跃进”、“大炼钢铁”，而他似乎是被遗忘了。张耀南一方面看到报纸上轰轰烈烈的气氛，一方面又看到市场上物资供应紧张的现实，而自己尽管有很多想法、愿望，却只能在宿舍里闲着，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实在闷得慌。他多次打报告要求工作，“干收发或当传达都行”，然而都象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张耀南心急火燎，找到历城县委书记杜秀明，经他介绍，到北园公社去劳动，编到第四营三连三排，几十号人，除几位老汉外，都是妇女劳动力。张耀南对农业劳动并不陌生，他在排长李大娘领导下，很快便和社员们熟悉了。妇女们见这个老干部待人和气，说话随和，都愿意跟他拉家常。
张耀南每天一大早就带上馒头下地，天黑才回家，有时就在公社食堂里吃一顿饭，他为自己能给社会出一份力而感到欣慰。这一段生活，给了他一个从容思考的环境，他毕竟不是封建时代悲观厌世的隐士，他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好共产党员！
1959年9月，张耀南突然被厅里的领导找去谈话，并让他看一个写着处分意见的纸条：“留党察看二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十级降到十二级”。
张耀南问道：“有没有文字决定？”
回答：“可能有，不一定什么时候下来，你有什么意见？”张耀南说：“不知道为什么受处分，无从提意见”。
他不能理解，党章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党的组织讨论和决定对一个党员的处分，除了特殊情况外，应当通知受处分的本人到会，进行辩护。在通过处分的决议后，应当把处分的理由通知受处分的人。党员受处分后如果不服，可以要求复议，并且可以向上级党的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直到中央委员会申诉。”他们这样决定显然不符合党章的规定，但他不愿再枉费口舌，还是争取时间多做些工作为好，“等以后接到处分决定再说吧”，因此，当领导上说明想让他到泰山林场工作时，他就满口答应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