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1959年10月，张耀南“背着”处分到泰山林场当了场长。泰山的山山水水、一革一木都使他感到十分亲切，群众和同志们的关心、体贴，都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曾经压得多少人抬不起头来，可张耀南却早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感到在基层做些具体工作，可以为党为人民多做些贡献。他横下一条心，决心要把泰山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1960年春，林业部指示全国林业战线制定1960-1967年的8年发展规划。为了制定出符合本场实际情况的规划，年近花甲的张耀南不顾体弱多病，亲自和林场其它领导同志、技术人员和老工人，迎着乍暖还寒的凛凛山风，沿着山间崎岖蜿蜒的小路，跋涉在深山丛林之中。人迹罕至的深沟危谷、险峰峭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白天，他和工人们一起实地勘察，了解情况；夜晚，他在分场的油灯下，分析情况，研究材料，思考问题……凭着一颗赤诚的心，凭着顽强的意志，凭着“要把泰山建设好节的坚定信念，张耀南硬是手拄竹杖，走遍了散布于泰山各处的每个分场，了解林场的历史、现状、问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一个建设泰山的远景规划草图在他心中逐渐形成。回场后，他立即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制定《泰山林场8年发展规划》，并亲自起草，反复修改。一个月后，一万多字的规划定稿了。
这个规划既体现了林业部门“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的要求，也体现了张耀南从“泰山是旅游胜地，泰山的建设要和发展旅游业、美化人民生活相互促进”的独特设想。规划提出：在8年内，配合泰山周围的其他建设项目，要把泰山建设成一个“四时有花、无时不绿、树种丰富多彩的山岳公园”，达到“绿化、美化、香化、经济化”。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规划！多么诱人的前景！泰山林场由于地处旅游胜地，又多是绿化种树，几十万亩山林虽然发挥着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绿化效益，但无法作为用材林采伐，因而经济效益甚微，形成了“只投入不产出”的局面，国家每年要拨出几十万元补贴泰山林场。不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反而要国家养着，张耀南为此寝食不安。他说：“咱不能光伸手向国家要钱。国家的钱哪里来？我们要搞多种经营，先争取部分自给，然后再给国家作贡献。苏联的单一经营模式不适合泰山。”
在工作实践中，张耀南深深感到，有一些制度对发展多种经营很不利。林场曾派人到湖北学习种黄连，并买了一斤黄连种子回来，可林业部门不能报销种子费。最后找到卫生部门才报销了。这样一件小事引起张耀南的很多思考，把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硬搬到生产单位来，怎么促进生产的发展？！他深深感到改革这种制度的迫切性，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它一系列制度呢？张耀南解决不了，但发展生产毕竟是对人民、对国家建设有利的事！张耀南不禁有些大胆了，为上级领导负责和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负责是一致的，能机动就机动一些吧！然而，这却与一些同志发生了矛盾，张耀南说：“打破一切框框，争取自给，不管什么样的办法，能把事情办成就是好办法。”不久，林业部也明确提出了搞多种经营的方针，张耀南组织全场职工认真学习、领会，结合林场实际，制定措施，大力开展多种经营。他要求林场职工要“-一专多能”，不只会造林，还要学会养鸡、养猪、种菜、种药……他亲自外出联系，购买了鲁西黄牛、新疆细毛羊、东北梅花鹿，并在林场养鸡、养蜂、养赤鳞鱼、养桂花、栽果树，搞木材加工……张耀南于得带劲极了，林场的多种经营红红火火地发展了起来。张耀南把养鸡作为发展多种经营的一个重要项目。为了摸索经验，他既当鸡场的“场长”，又当“饲养员”。1960年初夏，林场买来了200只良种鸡，他如获至宝，抽空就到鸡场观察雏鸡的生长情况和生活习性，就连一只鸡每天吃多少饲料，发病和死亡的症状，他都详细记载下来，积累经验。在育雏的关键阶段，他有时一夜要起来好几次，观察、询问鸡群的情况。他还收集、购买了许多关于养鸡的技术书籍，悉心研究，并结合自己的实践总结了一整套科学的饲养方法，细心地向饲养员一一传授。上天不负苦心人，当年鸡群成活率就达到了正规鸡场的标准-80%。第二年，这里已成为拥有数千只鸡，颇具规模的鸡场了。
1962年初，正当张耀南为开展各项生产活动四处奔忙时，组织上对他的“问题”进行了甄别，认为：“当时定的所谓错误，绝大多数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并准备恢复其卫生厅厅长职务。听到这个决定，张耀南思绪万千，党终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可是，建设泰山的工作才刚刚开头，他怎么舍得丢开呢？当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果断地说：“弄清楚了就好！我没能做好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些损失，给同志们也添了麻烦。现在我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我生在泰山，长期战斗、工作在泰山，就让我把余生贡献给泰山吧！”来的同志听了张耀南毫无怨言、充满真情的话语，望着他挂满了皱纹、饱经风霜的脸庞，紧紧地握着张耀南粗糙的双手不放。
从此以后，张耀南更是一门心思扑在泰山的建设上。他了解到，许多群众和职工常年行走在曲折的山路上，给广大职工生活上带来诸多不便，也影响生产的发展。张耀南反复思考，终于下了决心：一定要想办法修路。他一再向林业厅反映情况，说明理由，力陈己见，1962年底，林业厅拨给林场11万元，用来修一条林间简易公路。要修公路，就必须建起一座跨越山涧的桥，为了节约资金，他打算利用原来的一座小拦河坝作桥基，这样只用5万元就可以了。林场管建桥、修路，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有人认为这是自找麻烦；也有人认为这样做太“玄乎”，弄不好要捅“漏子”。张耀南认为：不管怎样，只要对泰山的发展、建设有利，就要下决心把事情办好！风险再大，也一定要干到底！
为了搞好施工设计，他请来了省水利学校的3名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测，发现小水坝不坚固，不能作桥基}如果局限于水坝的现状，桥面势必狭窄，只能放单行；由于小水坝太低，桥身高度受到限制，会造成桥头坡度太大，对行车极为不利。原来的想法被否定了，张耀南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决心，他又请来了一位曾是他的学生的工程兵部队的团长和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察看，并多次召开“诸葛亮会”。按照张耀南的设想：桥要从整个泰山的建设和发展前途出发，免得将来不适用甚至返工；强调庄严、朴素、实用、耐久，要比大众桥、长寿桥更好！新的方案终于研究出来了：在小水坝以北10余米处，另选桥基建桥。
这样一来，原定的5万元建桥预算显然不够了。张耀南带着新方案，多次到林业厅汇报，陈述理由，争取解决建桥资金，他认真地说：“建起桥来不象样子还不如不建”。林业厅的领导同志被他这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实事求是的倔强劲所折服，同意将11万元全部由林场自行掌握，除完成一部分公路外，其余可用于建桥。争取到了自主权，张耀南决定这11万元首先服从建桥。桥不通，路就通不了。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他还多次到地委，征得领导同志的支持。为了使大桥设计更合理，张耀南又请来了济南铁路局桥梁设计工程师，再次进行细致周密的勘测和计算。
+ 施工开始了。由于缺乏经验，工地一度出现窝工和浪费现象。张耀南知道后，没有简单地批评负责施工的同志，而是亲自到现场察看，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后来，他干脆搬到工地附近住，以便及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一天夜里，忽然雷声隆隆，大雨倾盆，张耀南被惊醒了。他猛然想到，工地上还有10多吨水泥在露天堆放着。实在放心不下，便戴上草帽，披上蓑衣，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工地摸去，进行了妥善的处理。
1963年秋末，施工到了紧张阶段。为了赶在封冻前尽量多完成些工作量，大伙顶着瑟瑟寒风，夜以继日地苦干着，张耀南也经常到工地去察看。一次，他无意中听到一位同志说，要是能喝碗姜汤驱寒就好了。说者无意，听者留心，张耀南不禁为自己的疏忽而感到内疚，他马上到伙房作了安排。当晚，大家捧着热气腾腾的姜汤，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大桥终于竣工了！张耀南亲自拟名，济南著名书法家金棻先生书写的“建岱桥”三个大字，镶嵌在大桥石拱上。这座独拱石桥跨度20米，桥高12.73米，桥面宽度6.45米，它以庄重、优美的造型，为泰山西路增添了一景。时至今日，建岱桥成了西路盘山公路的必经之地，车辆川流不息，游客络绎不绝。
在地委的支持帮助下，林场与公路段通力合作，终于修通了天外村至竹林寺和泰安城至佛爷寺分场的近50华里的简易公路。天外村至竹林寺的简易公路，为今天畅通的泰山西路盘山公路打下了基础。
张耀南在深山丛林中日夜奔忙着。由于远离市区，生活十分不便，但他全然不顾．只有当老同志前来看望时，他为连一杯茶都拿不出来而感到内疚。许多老同志关切地劝他保重身体．他恳切地说：“我要保重身体，但更要干下去，干到底！只要我活着，总有一天我要把路修到泰山顶！”听！这“总有一天……”，抒发了他多么豪迈的英雄气概！体现了他多么可贵的实干精神！
“众人拾柴火焰高”，张耀南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把同志们的疾苦时刻挂在心中，倾注了同志间的无尽的友爱。1960年春，正是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林场的职工也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张耀南根据上级“保人、保畜”的指示，象当年战争年代那样，组织职工每人分一块地，包工包产，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口号，大种南瓜、扁豆等，并和大家一起积肥、劳动，终于解除了饥饿的威胁。在严重困难时期，有些同志被家庭中的实际困难所困扰，提出辞职务农。张耀南为了稳定职工队伍，保住林业骨干，总是耐心地开导他们，说明困难只是暂时的，形势总会好起来的，同时，他也千方百计地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职工谢家孝家中有7口人，房屋倒了，但因缺钱少劳力，无力修补，几斤地瓜干一家人要吃5天。张耀南知道了，就让他带上了3个月的工资回去，边植树、护林，边帮助家中修屋、拾柴，渡过困难。谢家孝非常感谢党和领导对他的关心，尽力按领导要求，把家务做了简单安排，57天就匆匆赶回林场。
职工张新坦家中被盗，张耀南除安排林场给以救济外，还拿出自己的钱和衣物送到他的家中，并每月定期拿出5元线给他，帮助安排生活。
职工李中友不幸中年丧妻，撇下了两岁的男孩和八个月的女婴，李中友无力抚养，一度想把孩子送人。张耀南知道后，多次登门劝解，让他把孩子送到岳母家寄养。张耀南和妻子王芳便把抚养这两个孩子视为己任，不但每月定期送去5元钱，平时还经常接济些面粉、红糖，逢年过节，就多给10元、20元，给孩子添件新衣服。如今，两个孩子都已大学毕业了，他们怎能忘记当年张爷爷、王奶奶那慈祥的爱！
给林场挖厕所的泰前大队社员老王头，也是张耀南的“座上宾”。一天，王芳见他愁眉不展，便关切地询问，原来是因家境困难，引起家人不和，儿媳闹着要离婚。王芳便登门劝解，苦口婆心，并每月送给老头5元钱以补贴家用。在这些方面，张耀南和老伴王芳从来都是“配合默契”。
有一次，一位对革命有过贡献的长清人来到泰安，张耀南待若上宾，安排在招待所里，一住就是几十天。殊不知，他的伙食费、住宿费都是张耀南个人支付的。有的同志认为他不该管这些“闲事”，张耀南动感情地说：“你们不了解情况，他的两个儿子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照顾好他！”
张耀南对同志从不吝惜金钱，但对自己却近于苛刻。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后来他生病期间要买台半导体收音机，还是女儿出钱买的。一些受到张耀南帮助过的同志表示，以后要想法归还，张耀南却真诚地说；“算了吧！我这工资本来就是人民给的，帮助同志们解决点困难，就是用得其所！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得到的已经太多了。”在林场，在家乡，在张耀南工作过的任何地方，有多少人得到过张耀南的热情帮助，谁也说不清。
张耀南在工作中提倡民主办场，十分注意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即便是反对意见，也欢迎大家提。他常在总支会上讲：“我们能经常听到不同意见是好事，不是坏事，这能使我们多考虑问题，工作更加慎重，比全听顺耳话好。”场里有一个林业技术员，经常给张耀南提意见，甚至发展到当面顶撞，不服从工作安排，还经常向上级写信，夸大事实。绝大多数同志强烈反对他的做法。1962年，泰安专署林业局决定把这位同志调走，张耀南坚决不同意：“我提倡民主办场，就是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他能提不同意见，不是坏事。提对了，就照他的办；提错了，不办不就行了吗？如果因为他反对我就调出去，这对我们搞民主办场会带来不利影响，以后谁还敢讲话啊？”张耀南的宽阔胸怀更加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
张耀南对教育事业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到林场工作后，他很快就发现这里缺乏劳动力，尤其缺乏有文化的技术工人，这是影响林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许多青少年闲得无事可做。张耀南看在眼里，心中不停地琢磨：怎样才能既解决林场的困难，又为国家分忧解难呢？毛泽东同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和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半工半读”的教育体制，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设想创办一所半工半读的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他甚至设想在林场建立起从托儿所、小学一直到大学、研究院这样一个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帮助泰前大队办起，老君堂中学（现在，的虎山中学前身），为农民的子女上学提供了条件。张耀南就是这样，不管份内份外，对国家、对社会、对群众有益的事，他都要去想、去做！
当张耀南听说山东也要创办社会主义劳动大学的消息后，立即到有关部门联系，反复向省里的领导同志陈述自己的愿望和理由，终于争得了省委、省人委（即省政府）的同意，将劳动大学三分校设在泰安，由张耀南兼任校长。他为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为国家又办了件事情而感到欣慰。1962年4月，山东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三分校（即现在的林校北院）正式开学了，招收了首批大专、中专共6个班的社会青年，采用“场办校，校办场”的形式，使劳大三分校与泰山林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张耀南既是校长，又是场长，工作更忙了，为了把学校办好，他倾注了全部心血。
学校刚刚办起来，重重困难接踵而来：条件简陋，教师缺乏，师生思想混乱，教学计划无章可循，办学经费不落实……简直是一团乱麻，理也理不清。．但是张耀南毫不动摇，从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到做好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从教学计划的制定，到师生们衣食住行的安排，他都事必躬亲，细致入微。“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耀南的模范行为象无声的号令，渐渐统一了师生们的思想，使劳大三分校逐渐走上正规。为了办好学校，年过花甲的张耀南亲自带领200多名师生，发扬延安“抗大”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在山坡上搭起帐篷作宿舍，树荫下面作课堂，小板凳加膝盖作桌椅，坚持一面学习，一面劳动，自己动手，克服困难。1963年，在上级支持下，劳大正式在龙潭水库西和竹林寺建校，张耀南和学生都参加了建校劳动。经过几个严冬酷暑，终于建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校舍，增添了必要的教学设备。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劳大”三分校已发展到1个大专班，3个中专班，为国家的林业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曾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赞扬。办学伊始，劳动大学怎么办？怎么学？大家都没有经验，林场里有些同志也不理解。为了丰富办学经验，张耀南带领一部分人千里迢迢，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取经。江西之行更坚定了办好“劳大”的决心和信心。回来后，他干脆搬到山上，和师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自动手起草文件，发动师生讨论，教育同学们牢固树立革命的远大理想，勉励大家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张耀南继续倡导“干中学，学中干”、“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坚信“实践出真知”。他鼓励师生们大搞科学实验，把书本知识和林业生产技术结合起来，师生们的积极性很快被调动起来了。科学实验活动还为林场解决了一些生产难题。为了保证给科学实验提供基地，张耀南十分关心同学们的实习苗圃，经常去了解苗木生产情况。春天，旱情严重，他常常同工人一起，半夜起来放水浇苗圃（晚上蒸发量小，对树苗生长也有利），第二天一早，还要再去检查一下浇水效果。雷雨季节，他叉经常穿着蓑衣，手执粪叉，到苗圃去排水防涝。
1964年，因“劳大”在计划、’分配等方面还存在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省委、省人委决定“劳大”下马，学生被分配到银行等单位工作。眼看刚刚发展起来的劳大面临夭折的危险，张耀南心急如焚，多次向省里的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申诉：“劳大有千条万条理由办下去，没有半条理由不办呀！经费不给也可以，我情愿把工资全拿出来，也要把劳大办下去！”省里考虑了三分校的实际情况和张耀南的决心，终于同意留下两个班继续“实验”，第二年又招收了“社来社去”的两个班。“劳大”继续办了下去，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
张耀南很注意发挥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的作用。社会上有专长的人才，他总设法请来，懂林的搞林，长于花卉的就养花，能教学的就聘为兼课教师，努力创造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局面，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国家建设需要人才，让这些人才荒废着，多可惜！”他是这样想的。张耀南早年有个同学叫荆立安，擅长搞园林花卉，对嫁接颇有研究，但因历史上有些问题被误解，受到过错误处理，一直闲在家中。张耀南得知后，除尽力为荆立安搞清问题真相外，还把他请到林场担任了兼课教师，让他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做些贡献。荆立安很感激张耀南对他的帮助和信任，为美化、绿化泰山尽心尽力。他和工人、学生们一起，在龙潭水库西岸修起了几个小岛，在这些小岛以及从龙潭水库到建岱桥的路旁，培植了木梨、丁香、百日红、樱桃、玉兰、腊梅、芍药、牡丹、桂花、雪松、龙柏等名目繁多的苗木花卉，构成了一幅幅争奇斗妍、各显异彩的绚丽景色，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他们还为这几个小岛起了很好听的名字：“百花半岛”、“四君子岛”……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泰山脚下初步实现了张耀南梦寐以求的那种“远山、高山、风景山，近山、矮山、花果山”的设想。
十
为把泰山建设好，张耀南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他被建设泰山、美化泰山的理想和成功鼓舞着，又提出了第二步设想：把驻泰城的“劳大”三分校、泰安林校、省果科所、泰山林场等7个单位联合起来，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一条龙”，相互协作，相互促进。他的设想总是那么富有新意和创见，但又有充分的客观基础，因而又是切实可行、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他的这一设想未能实现，这条“龙”没能腾飞起来，凡是了解内情的人莫不惋惜不已。
人们或许还没来得及看清眼前的一切，便被卷入了这“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破四旧”、“红海洋”，使多少人诚惶诚恐，而张耀南却直言不讳：“泰城搞一次‘红海洋’，就要花30万元，这不是败家子吗？毛主席知道了也会生气的。”
同许多革命干部一样，张耀南不仅被触及了“灵魂”，也经受了难以想象的摧残。他建设泰山、美化泰山，成了搞“封、资、修”；生产度荒，成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尾巴；办“劳大”，成了“修正主义黑典型”；连帮助同志也成了“搞小恩小惠”、“拉拢革命群众”……是非就是这样被无情的颠倒了，张耀南被扣上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的帽子。1966年l2月12日，张耀南第一次被揪上台，接受批斗。他的心在颤抖！尽管一时弄不明白这眼前发生的一切，但他坚信一点：真的假不了，历史是不会任人随意篡改的，终究会作出正确的结论。1967年1月，张耀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他在日记中却写道：“组织上被开除党籍之日，是我思想上重新入党之时！”
尽管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不理解，但他还是在深挖着自己思想深处的缺点、错误，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认真地“斗私批修”。仅从1966年到1970年，3年多的时间里，张耀南就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检查、认识和交代。他反复地检查着自己，但怎么也想不出自己在哪件事情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怎么“顽固不化”、“死不改悔”？因此又招来了无数次的批斗和无休止的“检查交代”。张耀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有错误的革命干部”。不仅如此，他也不为迫害其他同志的“造反派”提供任何伪证。这更加激怒了“造反派”，迫害也随之不断升级。
三九隆冬，张耀南被推上卡车，拉到济南批斗；三伏盛夏，他被揪到烈日下批斗，让烈日暴晒。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交加，那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位忠诚宽厚的老人，遭到惨无人道的摧残，左眼被打得视网膜底出血，视力只有0.03，几乎失明；虽然他的血压高达200毫米汞柱，但仍然被东揪西游。1967年秋，张耀南得了尿潴留病，小便不通，医生给他插上导尿管，并要他住院治疗，但“造反派”头头不准住院，照样天天批斗，张耀南被迫插着导尿管去接受批斗。由于尿路感染，又脏又臭的脓顺着导尿管往外流，可“造反派”头头依然声嘶力竭地喝道：“对反革命分子没有二话可说，只有镇压！”……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竟然也成了理所当然，不但张耀南受着严酷的迫害，就连他的妻子王芳，一位无职无权的家属也不能幸免，也被“造反派”用草绳套住脖子，拉出去游街，绑在树上“示众”！
张耀南的思想是深沉的，骨头是硬的！打倒了，自己顽强地爬起来；小便不通，又不能住院，就自己插导尿管……在越来越残酷的迫害面前，就连一向开朗的老伴，也失魂落魄，精神恍惚，几乎完全失去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张耀南却坚定地对她说：“坚强些，要活下去！”有一次过中秋节，老两口好不容易讨了点白面，包了几个水饺，刚下到锅里，“造反派”又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又揪起张耀南去经受“革命风暴”的“考验”了。王芳的心也随着悬到了半空，等张耀南回到屋里，只见老伴正趴在床上伤心地哭着，锅里的饺子早煮烂了。他为了宽慰老伴，强忍着疼痛说：“你看看，饺子都叫你哭烂了，别哭了。”
1967年，造反派的迫害更甚了，张耀南的工资被扣，190多元只给40元，粮食供应也改按劳改犯的待遇，每月有55%的地瓜干，只有1斤3两白面。但张耀南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风格，依然不改初衷，他坚信中国不会总是这个样子！
造反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激起广大群众的反对，林场绝大多数职工是同情老场长的。黄家臣，汝永山等人因不满造反派的胡作非为，被抄了家。会计张永林明着说按劳改犯待遇供给张耀南粮食，暗地里多换些粮票给他，后来被造反派发现，也被抄了家。张耀南被关在牛棚里，职工刘培太夜里偷偷地给他送去饭菜。技术员石绍生不顾个人危险，勇敢地向上级反映情况，不仅被造反派抓去游街示众遭毒打，还被“专案组”隔离审查了28天。清厕工老王头手执铁锨，要与打手们拼命，他痛心地喊道：“张耀南要是坏人，世界上还有好人吗？”已调到工厂的李中友听说张场长没有煤烧，就和徒弟们一起“武装护送”去一车煤……尽管在那种形势下，这种支持与同情显得那样无力，但这毕竟是人间真情，也是张耀南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啊！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张耀南倾注了心血的各项建设事业遭到极大的破坏，林场的生产一派萧条冷落，这使张耀南痛心疾首。一次，张耀南在立新分场受批斗，趁着批斗会的空隙，他偷偷地问身边的谢家孝：“细毛羊还有多少？”谢家孝听了，又感动又难过，连忙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这个？”张耀南仍一本正经地说：“革命嘛，这都是国家财产呀！”
一次批斗会后，张耀南痛心地对刘寿年说：“现在喊多种经营搞错了，搞糟了，把这么多的项目都破坏了，真可惜。下去几年，十几年，就会证明这不是错的，而是对的！”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着那些无知的人。今天，多种经营的路子越走越宽广，我们又怎能不赞叹这位老人的卓识远见呢！
1970年初，军宣队进了林场。广大职工认为，这下可该解放老场长了，但在操纵了林场大权的几个“造反派”头头怂恿下，竟然又硬给张耀南安上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破坏山林的幕后策划者”的罪名，还扬言要对张耀南“法办”！由于地委派到“劳大”的工作组出面干预，才制止了这出草菅人命的闹剧。地委工作组的薛其润深知张耀南的心情，就让他住到王母池的几间旁屋里。张耀南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争斗当中，他要抓紧时间多做些事情。他在王母池借了小块地，买来农具、书籍、苗木，继续为美化泰山出力。他还在门口贴了副对联：“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反对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表达了一身凛然正气。许多老同志来看他时说：“好呀，到你这里来，一进门就受教育！”1971年，张耀南被“解放”了。很快，又动员他退休，发给原工资85%的退休金。有些同志为此愤愤不平：“如果张耀南不能享受百分之百的工资，泰安地区谁还能拿百分之百？”张耀南却说：“我这些钱也是烈士们用牺牲换来的，我一家三口足够了，不要再向国家伸手了。”1972年夏，张耀南动了手术出院后，亲手草拟了一份“家庭守则”，他深情地写道：“在战争年代，为了夺取一寸土地，不知牺牲了多少同志。今天，我们活着的人，有责任把每一寸土地建设好。不然，对不起牺牲的同志。”他就是在这种信念督促下，拼命地工作！
张耀南人虽退休了，可心中依然挂着泰山的建设事业。他四处联络了一批退休人员，准备组织起来，继续为建设泰山出力。他在自己住的小庭院里继续搞多种经营小实验，种花、种菜、栽果树，养鸡、养兔，总想为社会多增加些财富。他不无幽默地称自己是“泰山建设的自愿服务员”，整天琢磨着怎样把泰山建设得更好。他调查了泰山的林农土地面积，考虑将来安排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他调查了泰城青年学生的数量和思想状况，思索着怎样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多做贡献……他还多次向地委写报告，报告情况，提出意见，总想着怎么为国分忧，为民兴利。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人对他的举止不理解，还有的人大加非议，说张耀南是十足的“反面教员”！听听张耀南怎么说吧：“我虽退休了，还想以场为家，对泰山建设提点意见二如果认为我是反面教员，只要对建设泰山有好处，我甘心当这个反面教员，一直到死。”这番话真称得起是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长期的操劳奔波，野蛮的摧残折磨，使张耀南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1970年初，张耀南开始感到很不舒服，身体也越来越瘦，那时，他还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求医治病也受到严格管制。即便到医院，有的医生听说是个老“反革命”，不是拂袖而去。就是革草打发走了事。1971年底，他刚被“解放”，家里的人就急忙催促他到济南检查一下身体。在济南，陪他去的亲戚忙着找医院联系医生，他却忙着托老熟人帮他联系购买良种雏鸡。刚刚查完病，他顾不上问问检查结果，象托着宝贝似的，小心翼翼地把雏鸡用棉被包着托回了家。家里的人见了，禁不住埋怨他：“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大老远地抱着小鸡回来！”张耀南却认真地说：“我想搞些在秫间放养的鸡群，这样又省饲料，又省场地，又省……”他越说越起劲，越说越兴奋，仿佛真的看到满山遍野的鸡群！然而，他却没看到身旁亲人的眼晴里噙满泪水，更没有想到他已重病缠身！
病魔是无情的，他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万般无奈，他只得向前地委书记刘众前同志求援了。刘众前看到削瘦、憔悴的老专员，心中一阵难过，立即陪他去医院做了详细检查，结果查明：他得的是胃贲门癌。1972年2月9日，医生为他做了大手术，摘除了一根肋骨，切除了一段食管和胃，但已经发现癌细胞扩散了！对于病情，张耀南心里是清楚的，他的眼镜盒里就放着一份明明白白的诊断书。但是，既然政治上的风雨沧桑，战火中的出生入死，都没有动摇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贞，没有动摇他对真理与事业的追求，那病魔的折磨、死神的威逼又奈他何，手术后，外孙女小燕燕来看他，关切地问：“姥爷，您疼吗？”“疼什么，象跳蚤咬了一口！”说着，两个人嘻嘻笑了起来。燕燕发现了眼镜盒里的诊断书，问道：“这是什么？”
张耀南说：“这是医生给姥爷写的‘判决书，！”“那让我来‘宣判’，好吗？”
老人点了点头。“这是个什么字？”“癌。”
“什么是癌？”
“是一种病呀，说它象石头一样硬。”“怎么办呢？”。
“有办法。姥爷不是跟山、跟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吗？石头再硬，咱们也能制服它，对吗？”
天真的外孙女笑了，张耀南也跟着笑了。
手术后，许多同志去看望他，可没等到人家说话，他却先关切地询问起人家来了。当他能下床活动时，就让亲属扶着他到那些曾经“整”过他的同志家里去看看，他不愿这些同志因他而背上包袱。张耀南始终以大海一般宽阔的胸怀，赢得人们的敬重。手术后没几天，他又忍着病痛，不顾尿道里还插着管子，向护士要来了纸、笔，在病床上，用那颤抖的手，开始写，写，写……他要把自己对建设泰山的经验、意见、建议、设想都写出来，留给党和人民，留给子孙后代，这是他唯一的心愿了。
在病情急剧发展的日子里，他更加珍惜时间，他要和死神赛跑，他要更好地利用这段不长的时间。后来他实在握不住只有几十克重的钢笔了，但他的脑子还能想，嘴还能动，就由孙女张燕代写。在他手术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写下了10多万字的有关泰山的管理、建设、发展的设想。字里行间，倾注着他满腔热血，闪烁着他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光华！
弥留之际，他的心象天地一样宽广，又象池水一样平静。没有悲伤，没有哀怨，只是为重建泰山的抱负已无法实现而遗憾。守候在他身边的地委负责同志连声告慰老人，泰山一定会建设好。1974年10月5日，这位为党、为人民操劳了一生的老人终于闭上了眼晴。
张耀南逝世的噩耗牵动着千万人的心，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唁电象雪片似地飞来，他们中有省、军级以上的领导同志，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万里、段君毅、纪登奎、张承先等领导同志也发来了唁电。10月10日，泰安地委为张耀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许多人听说后，纷纷自发地赶来参加，有的老同志不顾年老体弱，千里迢迢赶到泰安，向张耀南做最后的告别。人们送来的花圈越来越多，原先安排的场地放不下了，有些不得不排在大门外。朵朵白花，寄托着人们无尽的哀思！
（王晓南同志为本文提供了部分资料，参与了本文部分章节的征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