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深秋，日寇对苏北大扫荡前夕，我在新四军三师供给部锄奸特派员的工作岗位上忽然接到调令，要我去供给部所属羊寨合作社（商店及纺织工厂）担任副主任兼警卫部队的政治指员。师政治部敌工科王央公科长告诉我，这一工作变化是身份的社会化，是为了适应日寇对苏北大扫荡的备战需要。我即由军服改着便装，以一个商业工作者的身份往返于羊寨、东沟、益林镇之间，以经商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
一、广交“朋友”，搜集情报
1943年3月，日寇对苏北大扫荡，并很快占领了东沟、益林等重要城镇。师政治部通知我立即移交工作，找盐阜地委敌工部长高原和副部长王央公联系报到。这时，部队和地方的领导机关均已备战转移。我几经周折，才在北沙镇找到了他们。他们立即向我交待任务，安排我同在敌占区蒸作的米珍、宋兆龙同志联系，由他们安排我去敌占区熟悉环境，结交朋友，建立工作关系，目的是在陇海路新浦、灌云、新安镇一线立足，建立情报工作点。
接受任务后，我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到敌占区的响水口熟悉一下环境和社会状况。由一位商贩朱老头领我去响水口镇，实践一下进出敌占区城镇如何应付敌人检查。第二步工作是由朱珍、宋兆龙同志介绍我认识了白子惠、黄云夫妇，利用黄云父亲黄新盘家住灌云县城的条件，假称我父亲曾同他一起经商，是老朋友，为暂避家乡的战乱、父亲要我投靠黄家，由黄帮助我经商为生。我化名为张治成。黄为我初步安排定居后，利用他的封建帮派关系，帮我结交朋友。过了一段时间，他出面邀请了一些朋友聚宴，把我介绍给大家，说我是他老朋友的儿子，因家乡不安定来投靠他，由他帮助我经商谋生，请大家多加照顾。客人中有盐警总队第四大队长赵光灿，黄把我向他介绍，以两只金戏指，一支派克笔作为见面礼，拜他为师。为我在灌云新浦的社交活动做了一些铺垫。 这期间，通过朱珍，宋兆龙介绍我还结识了伪警察局新安镇警务分局的警长张学海，并和他及他的几位朋友结为“拜把兄弟”，为我在新安镇创造了一些掩护条件。这样，从新浦、灌云到新安镇，形成了由敌占区到我盐阜根据地往返的安全通道。
初步立足后，我即回盐阜根据地，向高原、王央公两位部长汇报，他们又领我去见副师长兼八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张爱萍同志和参谋长庄林、侦察科长宋振鼎。当即确定了我今后的工作由旅部直接领导和指挥，要求我掌握新浦这一战略要点日寇团以上兵力集散的情报，最终在新浦或灌云建立一部电台。各级领导向我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要求身边及住处不得有记载工作的片纸只字。
在灌云定居的过程中，首先是与房东保持良好的关系。房东姓席，人称席二老爷，家中常有人打牌，有时也邀我过去作陪。慢慢地我结识了常来他家的县伪警察局督察长、司法课长、特高课长，以及县伪警察局局长的弟弟张乃智等人。席家的大女儿席淑云也常在牌场“观战”。
一段时间过后，张乃智对席淑云有求婚之意，但席置之淡然，却常来我住处闲聊，拉关系。席和她的父母均向我表示有求婚之意，我均以有未婚妻为由予以拒绝。一天张乃智突然来访，我十分警觉，谨慎地接待了他。谈话中他表示意欲与席女交往，不知我与席女关系究竟如何，希望我能就此事帮他。我当即表示我家中已有未婚妻，不论席女对我怎么想，但我绝无此意，请张先生绝对放心。这样不仅避免了一些无端的麻烦，而且进一步加深了我与张乃智的“友谊”。
在灌云城立足稍稳后，我把工作重点逐步向新浦进展，谋取租赁一处商店，作为掩护工作的场所，筹建秘密电台。与此同时，开始对日军情况进行调查。秋冬之交，适逢日寇由徐州增兵新浦向山东方向进犯，我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旅部。由此，我初步认识到筹建新浦情报据点的重要性。 通过在新浦盐务局做职员的黄的儿子黄以善，觅得摩登照明馆准备出租的房子，我立即对此处可否做秘密电台掩护场所的条件做了调查，发现日寇控制很严，常有几部侦测电台活动，以防范我方设置秘密电台。了解这些情况后，我返回旅部汇报请示，首长指示我再对灌云的几个城镇做些调查。同时也批评了我急于求成及工作中不够细致谨慎的缺点，要求我对党应无限忠诚，但对敌人要学会狡猾。经过一段再调查之后，仍因掩护条件不具备而计划作罢。
1944年春，我军连续在高沟、扬口、车桥等地向日寇发动进攻，并在战斗中消灭了日寇一个中队。之后，敌人由徐州方面向苏北增兵，为了保证军运，新浦至淮阴的客运汽车因改为军运而停止售票。我急欲返部队报告日寇的增兵情况，因见无车可乘遂决定乘船沿盐河南下返回部队。一天上午，我出城到河边找船，回城经过城门时哨兵未加查询即放我通行，入城后我隐约听到有人问哨兵：“刚才过去的人，你为什么不检查通行证就放人”。哨兵回答：“很面熟，平时常散步经过这里”。
我察觉有特务注意了，即快步由抄近的胡同向住处走去。到胡同门处，被伪警察和一便衣人员拦住了去路，对我进行盘查。经过一番争吵，我告知是出城散步，忘带了居民身份证，住处即在附近，随我去取好了。伪警察来到我的住处进行了搜查，连片纸只字也不放过，检查后他们一无所获。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体会到部邻队首长一再强调保密，身边不许有片纸只字的工作记载指示的重要性。尽管检查一无所获，但仍然以八路嫌疑拘留了我，带回警务分局后，立即对找进行讯问。我发现除警务分局长外还有由新安镇调到县警察局不久的张学海。张虽不知道我的身份，但他从我往返盐阜区的情况中，也会估计到我与抗日根据地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他要出卖我，那是很麻烦的。是敌？是友？是我？很令我费一番猜疑。在审讯过程中，他只是在一旁站着，一言不发，在参加对我搜身检查时，他捏了我一下，我就逐渐放心了。审讯完毕后，伪警务分局向我宣布，案子是日本宪兵特务队长交办的，警务分局是受委托临时对我实行拘留。他们把我关押在大门旁边的一间房子里。室内已经关有两个人，我进去后，他们两人与我稍事寒暄，就告诉我他们两人是战场上的被俘人员，然后问我为何被拘留。我很警惕，他们可能是敌人布置的狱中侦察人员，我按平时伪造的一套同他们谈了一遍，并表示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我抓起来。
第二天上午，一名佩带上尉军衔的伪军官进到警察分局，他在院里走了一会儿，到拘留室前喊谁叫张治成，我回答：“我就是”。他问：“为什么把你抓起来？”我估计他是赵光灿派来的，回答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抓我？”他又大声说：“他们敲竹杠已习惯了，可能又是敲你竹杠，我们赵大队长派我来，要他们放人，如果12点以前不放人，把警务分局这几支破枪给缴了”
我心中想问题不难解决了，“大鱼吃小鱼”，是这里的惯例呀！
这位伪军官安慰了我一阵儿后就走了。果然不到12点，警务分局长又提我到审讯室，向我宣布：“你的案子是宪兵特务队长交办由警务分局代押的，到现在他们没有提供证据材料，我们只好要你取保待审”。
这样，我就被顺利释放了。释放后我得知，常在一起打牌的几位伪警官以及张乃智，都为我证明“是一个正当的生意人，常去淮阴经商”。他们都向我说“很可能是宪兵队的那个特务队长想敲竹杠”。我一笑置之，不禁暗想在这人妖颠倒的环境里，谨慎地交几个“狐朋狗友”，有时也是可以利用的。
之后，白子惠回部队向旅部报告我被拘留及由赵光灿营救释放的经过，旅部决定我撤离敌区。为防止走得突然而引起怀疑，我宴请了张乃智和伪警察局的几位警官以及房东、邻居等人，表示谢意，并散布我准备回家乡一趟看看父母。在不引起别人注意的情况下，我撤离了敌占区。 回到旅部后，我向旅首长等领导详细汇报了我被拘留及获释的经过。之后，确定我去盐城情报站工作。我因当时正值血丝虫病急性发作需要休息治疗，请求休息治疗获准，经旅、师领导批准，由黄克诚同志亲笔给邓子恢同志写封信介绍我去淮北家中休养、治疗，并确定病愈后，由淮北军区（四师）分配工作。
1944年4月，我回到淮北泗南县家中休养。病愈后，即由淮北军区司令部分配我去淮北七分区（十一旅）司令部、政治部任政治指导员、锄奸干事。
二、隐蔽战线上的三角斗争
1944年深秋，我在淮北七分区（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政治部锄奸（保卫）科任于事。当时，正值整风学习班最后一期，经领导批准我参加学习。但忽接师部通知，调我去师司令部二科（侦察情报科）任参谋。报到后，师长张爱萍找我谈话说：“有件工作需要你去做，伪淮北治安军司令马含章与你有亲戚关系，他因与副司令闹矛盾，已辞去司令职务，如不另外就职，将无收入养家；如继续任职，将来日军败退，不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占领淮北，都将对他以汉奸论处。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他以担任伪职作掩护为我工作。日寇侵华司令冈村宁次所属第十三犯军驻蚌埠的情报机构‘聚安公馆’邀请马含章筹建一个情报组，由马任顾问兼组长，组成人员由马招聘。”
张爱萍同志在开辟淮北根据地时，马是当地土顽头子之一，被我军剿灭后逃入敌占区，他们算是老相识了。张爱萍同志要我带给马一封信，与马的胞弟马馨如去蚌埠争取马含章为我军工作。
经过简单准备后，我与马馨如以贩运酒为掩护去了蚌埠，按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马含章接受了任务，立即筹建情报组，组成人员为：马含章任顾问兼组长，成员有他的两个妻弟，一个因与干部闹矛盾而脱党外逃的支部书记张荣生（经我争取后决定为我工作将功补过）和我（化名张治成），还有我们派的一个同志黄明善（化名李保全），黄伪造身份为马含章的旧时卫兵。
商议妥当后，我即返师部汇报，经师部批准上述安排后，我即同黄明善同志去了蚌埠，成为日军部队（冈村宁次的第十三军）的特务机关“聚安公馆”的两名情报员。“聚安公馆”的负责人中村向我们布置了两个任务；一是负责调查了解津浦线南京至徐州一线的新四军驻军番号、兵力、兵种、守备状况以及各个时期的动态情况；二是负责调查了解国民党军队的兵力、番号、动向以及临泉指挥所等方面的情况。经马含章与“聚安公馆”商定，组内每一成员均发给情报员的身份证，马上开始执行任务。
我们第一次的调查任务是：查清国民党军李仙洲部由皖人入经由商丘、徐州之间过陇海路的具体时间、路线问题。经马含章从他的朋友处得知，在“聚安公馆”内有一个组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李仙洲入鲁的消息是传说已久的，这一次关于李仙洲入鲁的消息也是这个组报告的。既然布置我们这个组查报，除了用我们查证的结果来印证一下这个情报的真伪外，也可能对我们这个组的工作进行考验。
我和黄明善以受领查证任务为由，伪称出差去徐州、商丘方向进行调查，实际上回师部报告这一情况。师部告诉我们此情况不确切。但经电询津浦路西的部队得知，在这个时间内，有国民党驻陇海路北的蒋嘉宾部一个团在商丘和砀山之间过路南移。师部要我们将此情况报告“聚安公馆”一方面表示我们确实做了调查，也有了结果，证实李仙洲部队入鲁的情况不确切。另一方面，用这一查证结果来衬托由国民党控制的这个组所报的情况是不确实的，以降低日本特务机关对他们的信任程度。
第二次的调查任务是代号为“新疆’、“蒙古”部队的调查。“新疆”、“蒙古”是赵汇川、孙象涵两个团的代号。我们回师部汇报后，经研究确定，可以笼统的报告有这两个代号的部队，在州周围活动，但具体行动和驻地难以掌握。
第三次的调查任务是：泗县到青阳镇的公路被破坏后，路沟的深度、宽度，两侧人行道可否通行汽车。师部判断日寇有小规模扫荡的可能，可做必要的反扫荡准备。这期间，有一天，我和黄明善在蚌埠火车站发现一列到站的火车上走下一个日本女人站台上有几个伪军政人员迎候。经我们调查得知，这个女人的名字叫中岛芳子，是冈村宁次总部派到蚌埠进行“打通淮河”航运活动的。日寇方面以允许医药及医疗器械由敌占区向我区出口，以换取由蚌埠到洪泽湖直至淮河东段日伪货船可以通航。此外，还获悉，中岛芳子还去军部驻地黄花塘进行“和平”阴谋活动。我们均及时向师部做了报告。在这些情报调查活动中，马含章在伪铁路局工作的妻弟杨永龄以及知过悔改的张荣生，都各自利用自身的条件努力进行了工作。
1945年春，我们从几个方而获悉，驻山东的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将南移蚌埠，安徽伪省长林柏生正组织接待安置工作。一个方面军的调动，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情报。我和黄明善火速返回师部报告，师部也已获知了这一情报。但他们南下的路线有三种说法：一是由陇海路运河车站沿运河南下淮阴；二是由徐州以东、运河站以西一带南下经过淮北解放区一线至蚌埠，这样就意味着要和我淮北部队打仗；三是沿津浦线南下，方面军总部及三个军部以及辎重部队乘车，师以下部队沿铁路两侧步行南下。究竟走哪一条路线，是迫切需要弄清的。我们两人返回蚌埠后，即赴徐州，以保障吴化文南下行军安全为名，“时蚌徐沿线及徐州一带新四军情况进行侦察”。我和黄明善在徐州住旅馆时，在旅客登记簿上发现有一个第三方面军下属一个旅的谍报队长，河南人。黄明善主动去他住的房间拜访他，并向他表示我们是：“‘聚安公馆’派出的，为了保证贵军的行军安全，准备随时与贵军取得联系”，并以同乡的关系请他一起出去吃饭。酒足饭饱之，回房时愈谈愈亲切，这个谍报队长第三方面军南下的路线谈得很具体，同师部所获知的第三方案相同，而且更具体一些。如，行军时师与师之间的距离、团与团之间的距离、到达安徽后方面军驻蚌埠，其他三个军驻蚌埠以南、以西等等。
1945年初的一天，我和黄明善同志寄居在马家时，我的二表兄（时任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的高级参议）忽然来访，见到我后很惊讶地问：“你不是干八路吗？怎么在这里？”我以既定的伪造经历告诉他：“我因负伤退役在家，出来跑跑生意，为了安全方便，办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的证明作为护身符”。他又指黄明善问马：“他是干什么的？”马说：“他叫李保全，是我过去的勤务兵，现在在一起以日本特务机关的职员为掩护共同经商”。
我的这个表兄比较直率，不加怀疑的相信了我们的说法，接着就毫不隐讳的说他是奉命派去临泉指挥所参加军事会议，并随身带一些游击司令部的委任状，对“曲线救国”的津浦沿线的一些伪军头目加以委任。他准备转道徐州、商丘，南下临泉，为了安全起见，请李保全为他护送到商丘，在津浦沿线将这些委任状发给有关部门伪军头目。我和黄商量后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一直护送他到商丘。在徐州他的姘妇处居留，又为我们往返徐州安置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我们将以上获得的情报，及时报告了师部，更具体地了解了蒋、日、伪合流以及所谓“曲线救国”的一点具体材料。
此后不久，我的六表兄也突然来到马家，也同样惊讶的问我：“你不是干八路吗，怎么到这儿来啦？”我以对二表兄同样的说法回答了他。但是，他比二表兄警觉得多，不相信地说：“你是共产党派来的？”我坚持原定的说法。他是由临泉方向，乘船沿淮河来蚌埠的，邀我到船上谈谈，船主张泽玉，也是我认识的。经与黄明善商量，同意我应邀前去船上吃饭，边吃边谈。从亲情关系到各自在国共这个方面的经历，他说我一定是共产党派来的，我坚决否认。反而说他一定是国民党派来的，他也坚决否认。我说我有日本特务机关的“派司”，如需要帮忙，我可以帮忙。他不否认他的国民党员身份，但否认他是受命来蚌埠。他对我以情相动，谈到舅母及他家人很挂念我，希望我能早日脱离共产党。否则，国民党反攻，日本人和共产党都将被扫到东海里去喂鱼。我说历史会证明，看将来谁会被扫到东海里去。他离开蚌埠时，仍邀我去话别，我没去。他托张荣生转给我一封短信，仍以感情劝我“言而无信，可乎？姑父母后，惟弟一人，吾家自母亲以下无人不以弟为会也？弟所处终非佳境，希早日离……”，仍念念不忘要对我策反。事后知道，他西去路过怀远县城时，见到了伪军团长花竹荫，谈到马含章处有两个共产党员。花表示要去抓捕，他又说：“早已走了”，表现出还有一点亲戚情意。使我这位表兄终身遗憾的是，他随国民党败退台湾50年后，在我同他通信中，提到了那一次在淮河船上的谈话，他非常伤感地写了一段话：“关山万里，难以聚叙，恨憾何如？年迈体残，老死他乡，来生再见。天降大祸，自古如斯，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生民孑遗，可叹可悲。”真实地反映了他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伤感心境。
1945年夏初，日伪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聚安公馆”发给的薪金储备银行金圆券面值很大，使用不便。经与马含章等商量后，由我到扬州去兑换小面值的，可以增值若干，借此去了解一下南京、镇江、扬州一线的日伪军情况。当我携带两麻袋小面值的伪币返回路过镇江时，被伪警江边派出所扣留，以携带大量货币，违反金融管理为由，进行审查。这显然是为了敞诈。经过一番纠缠后，我取出“聚安公馆”的身份证明后，仍不放行。最后付给他们20万元储备银行金圆券才算了结，把我从派出所后门放行，名副其实地“花钱买了后门”。通过这次扬州之行的往返，目睹了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人民对伪统治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 返回蚌埠后不久，看到报纸上刊登出苏联出兵、德国投降的消息，“聚安公馆”常同我们联系的译员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客气多了，“多多关照”这类的话，在嘴边出现了，这预示着形势将要有大的变化。
黄明善同志与我商量后，由我返师部报告请示。这时，国民党的接收人员和军统特务已陆续出现，黄明善与我商量，他也暂时去蚌埠郊区待命。 我返回师部后，立即向师首长作了汇报。师首长决定：如果可能，继续留在蚌埠，待机进人国民党的军政机关，以此为掩护进行情报工作。带着师首长的指示，我迅速返回蚌埠，在近郊约定的地点找到了黄明善，传达了师部的指示，准备再进人蚌埠。在我们乘轮渡到达河边准备下船时，看到有军、警、宪联合检查人员逐个地对乘客进行检查。事先我们已经知道，除居民身份证可以在限期内使用外，其他如公务员证明等均已停止使用，像我和黄明善所持有的“聚安公馆”的证明反而会被以汉奸论处。因此，我们未下船，又随船返回北岸，在小蚌埠与马含章的妻弟取得联系，请他去马处约他出来与我们面谈。马出来与我们见面后，根据当时情况我们已难掩护身份，不宜再进人蚌埠，并且告诉我们，在黄和我离开他家三天后，军统特务组长柏志去他家指名要逮捕我们。我和黄研究了这些情况后，确认已暂无条件在蚌埠继续工作。于是就把继续工作（掌握国民党的情况）的任务交给了马含章。马的儿子马绍仪在我区双沟镇解放之前，做过汉奸维持会长，被捕在押，我们根据领导指示，以不处死他为条件要马含章继续为我工作。在此之前，我们已与张荣生联系，请他继续为我工作·我和黄明善到蚌埠外围我驻军的一个团部发一份电报，向进军津浦路西滩溪口镇的师部报告，我和黄已无条件继续在蚌埠工作，已做了我们撤离后的工作安排。
我和黄明善于中秋前一天到了濉溪口。不久，又随师部转移路东。1945年冬，华中军区在淮安组建，我调到华中军区司令部二科任侦察参谋。
三、实事求是，情报工作者的基本守则
1946年3月，我被派去镇（江）、扬（州）情报站任站长，负责对镇、扬一线及扬州地区蒋军的情报工作，亦称东南情报站，配有一部电台和20多名武装侦察人员。除情报工作外，还有护送往返沪、宁工作人员的任务，实际上已成为情报、交通联络站。
当时，正是苏中第四次战役的前夕，我们不仅要严密监视驻扬州地区蒋军第二十五军的动向，而且还要监视沪宁方向蒋军对苏北的动向。华中局军情委员会主任徐楚光那时也在扬州外围工作，我们有联系。他把获得的一份蒋军一个整编师由镇江开往扬州增援泰州前线的“冤要情报”由我们的电台向华中局及华中军区报告。
与此同时，淮南军区及淮南津浦路东分区也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华中军区司令部。华中军区为此两次电报询问我站：“为什么这一重要情况，你们没有报告。”
我们复电说不是我们获得的情报，未经我们工作证实，故未报告，我们正在认真查证。这时，我们正动员一切可以动用的工作关系，对这一关系巩大的情报进行查证，并派侦察班长刘全锡同志去张荣生原籍洪泽湖北的临淮镇把张的妻子请来，让她去南京，找到张荣生同来情报站，布置他们认真查明这个情况。他们很快由南京返回，报告称在上述情报所说的时间内无此情况。我们一方面将查证情况向军检报告，一方面组织扬州方而的情报关系，继续查证。结果仍证实在这个期间，没有一个师调往泰州方向。但有驻扬州蒋军的一个营，由运河乘船到瓜州，由瓜州改由公路步行到扬州，很可能是蒋军搞的疑兵活动，迷惑我们。与此同时，我苏中前线的部队，在对蒋军无线电话通话的监听中，也未发现一个师增援的情况。这时华中军区司令部为检查这一情况派来的侦察参谋孙志伟同志，同我们一起为这一结果皆大欢喜。这一结果，为我军在苏中第四战役前领导下决心无疑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之后不久，我们奉命转移到运河东岸工作，在宝应见到华中军区参谋处夏光处长，向他报告工作时谈及此事，他对我勉励说，这样实事求是对的。
四、“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1946年冬，我随华中军区北撤山东后去华东军政大学学习。1947年3月结业后到华东军区司令部报到分配工作。当时正是莱芜战役后不久，我的思想准备是分配到前线部队去，但却分配我去了华东情报部（对外称华东统战部，简称华统）。
去华统后，先问我华中军区派去上海的那批干部的去向如何，准备取得联系。由于我当时在扬州情报站只负责他们的接送，不负责派出后的联系，所以不知他们的去向。接谈后，华统决定派我去济南市委（领导济南地下工作）情报科（不久改为情报部）工作。
到市委报到后，分配我去情报科做材料工作，不久改为情报部。朱瑞符（王均）任副部长，我任材料科长，负责有关济南情报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那时材料来源比较丰富，各部（组织、宣传、保卫、民运、联络甲…）获取的材料，都及时转报华东军区、鲁中军区和华东情报部。我们综合这些编印一份“政情通报”；供有关领导参考。这时，科内只我一人，集材料的收集、整理、编写、油印于一身。不久，增加了副科长、科员、文印员等六七个人，并派出一人去华统专门学习绘图，工作就比较主动了。
除日常工作外，情报部的中心任务是：准备解放济南的军事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此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对济南守军九十六军整编十二师、整编八十四师、整编二师、整编七十三师以及几个独立旅团和兵站后勤部队（共约10万人）的轮廓情况，已有了初步了解。我们的主要任务只是继续补充调查和系统的整理汇编工作，以及防御工程和敌军动态的调查。为了查清敌军的防御工程，市委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一是争取了一位与济南防御工程设计施工有关的工程师，他为我们提供了外围各山头人到敌军收弃站中与逃兵接谈，收集、整理他们驻守过的堡垒、工事的详细悄况，然后绘制成草图。三是动用了打入敌军十二师的一位同志，围绕市郊一周，详细调查防御工程的具体位置，并对外围防御沟的宽度、深度做了调查。这些情况被分别绘制成济南防御工事图若于分图，最后绘成为一张总图，然后发至各个攻城部队并上报华东军区、华统、华野东兵团司令部及鲁中军区。
1948年9月，华统又派来了王戎科长，配合市委进行紧张工作，争取吴化文起义。
1948年9月初，济南市委书记张北华、副书记蒋方宇同志偕同我去华东兵团司令部驻地楼德，向师以上干部汇报了济南的敌军守备兵力、防御工事构筑以发争取吴化文起义等情况。谭震林同志说：“济南市委的同志已经为配合攻城提供了大量情报、工事草样。攻城部队感谢你们这些无名英雄。关子督促吴化文起义这件事，如成功将与攻城的功绩一样，载人史册。”
会后，谭林要张、蒋与我去他家吃饭。张、蒋遵照谭的指示，为吴化文起义一事代兵团起草了电报发往中央。 在向华东兵团汇报情况时，许世友司令员听得很认真，问得也很仔细。在我汇报济南城防工事时，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城东南角（现在的解放阁）护城河的宽度，岸边何处有洗衣洗米的台阶；二是防御沟的宽度、深度，市南地下为沙石结构，雨后防御沟内的积水渗透的速度。我表示检讨，因为工作没有做得这么细，说不清楚。许司令员指出：“打仗，一秒钟就会死人的，这些细节也必须查清。”我们返回后，立即对许司令员提出的两个问题进行调查，然后做了详细的补充报告。 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吴化文部队何去何从，事关重大。华统派王戎带一个专用电台与他联系，直到9月18日，吴化文仍无明确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在机场外围消灭了他的一个营，这时他急电我方停止进攻。我方原预计他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上策是撤人城内里应外合；中策是阵前起义与我军一道攻城；下策是宣布起义撤至我后方，编人我军序列。他为了保存实力，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三条路。吴化文起义后，济南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过激烈的浴血苦战，从9月16日开始到9月24自除九十六军两万余人战场起义外，其余八万余人全部被歼，济南解放，王耀武由大明湖北城墙水洞化装潜逃后，在滩县附近被活捉了，“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一响亮的口号变成了现实。
解放济南三天后，我又奉命调回华东统战部，接受新的任务，奔赴徐州前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