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八路军随营学校（简称随校，后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第五期的学员。经过这座革命熔炉的冶炼，我这个来自农民家庭的普通青年，变成了一个革命军人、共产党员，踏上了中国革命的万里征途。
1938年8月，我们满怀抗日救国热情的8名青年，在对光明和黑暗、进步和腐败的选择中，毅然结伴离开了安徽立煌，舍弃了就近去武汉国民党干训团的机会，而远奔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开始了革命征途的跋涉。我当时18岁，是这8名青年中最年轻的。当时虽已入党，但还不懂得组织关系。因未经组织介绍，我就走了，于是我失去了对党的联系。而我自己却仍以为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去陕北只不过是回了老家。我们8人，经过了步行、乘车，也闯过了国民党警特机关的盘查和日本飞机的轰炸，终于在“九·一八”前夕来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经过入学的登记、口试、笔试，均被录取，除一个福建人赖国民（此人后来开小差去西安，被国民党特警拘留所扣押审查，叛变革命后变成了军统特务）去陕北公学外，我们7人都去抗大。办事处向我们介绍，去延安的学生太多，延安容量有困难，所以决定分配我们去洛川抗大六大队。因洛川是国民党统治区，六大队对外名为八路军随营学校，这是国民党政府所能允许的。经办事处同志的指点，为避开咸阳、三原两地国民党警察、特务机关的检查、扣留，我们放弃乘坐汽车，决定步行北上，避开了咸阳和三原，于10月初，顺利到达了洛川八路军随营学校。我被分配到二营八队，住洛川城北崖头村，队长闵鸿友，是一位红军干部，政治指导员名字已忘记，是抗大四期毕业的学生。副指导员是胡虹江，抗大四期毕业学生，山西人，也是党支部书记。政治教员孙殿甲，山东人，在马列学院学习过。全队学员，来自四面八方，除西藏、内蒙、新疆外，差不多各省、市的都有，还有来自马来西亚、印尼的华侨，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国青年，他们都集聚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仅此一点，就使我深受教育，使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的正确性，自然，也就衬托出国民党政府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多么不得人心。
入队开始，先安排内务。在队干部的具体领导帮助下，打扫房屋、窑洞、架床、垒炕、分班整理住处。我被分在三区队（排）八班，班长何魁，广东人。区队长芦若水，也是抗大四期毕业留校工作的，是一位曾经从事过新闻记者工作的知识分子。通过共同生活、战斗，使我认识到八路军官兵平等，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同志的关系。八路军的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我入队不久，正碰上由国民党政府的第二战区发军装，棉裤腿很短，只到膝盖，用裹腿把裤筒扎住，一走路又挣脱了，下面灌风，让你无法穿，比起由红军制发的军装差远了。大家都在议论：“这是国民党军队里当官的克扣军饷所造成的。”
我们没有正式的课堂，晴天时就在室外场上上，每人找个小凳，一本笔记本，教员讲，学生记，课后分班讨论。记得当时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自行阅读的书籍不少。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胡乔木同志编写的《英勇奋斗十五年》。这本书，不仅使我系统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后15年的历史，而且使我受到更深教育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解放劳苦人民所付出的流血牺牲，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我懂得了中国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先驱牺牲流血换来的。未来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需要我们后来人继承先烈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奋斗。这本书，还使我对老红军、老同志由衷地敬爱，使我懂得了中国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是同他们分不开的，也使我感觉到我们年轻一代人继承革命事业的责任重大。
要适应随营学校紧张、艰苦的生活，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如有一位来自南方的同学，对白面馒头吃不惯，咬了几口，就扔掉了，队长在晚点名时，批评了这件事。随校的领导干部很善于从这类日常生活小事入手，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
陕北高原，无限广阔，一眼望去，一马平川。但长期水土流失冲刷成的一条一条深沟把平原分割成一块一块，吃水要到深沟下面去取，一上一下有几华里。我们每班用水都由值日生轮流去挑、抬，用水必须节约，洗澡是谈不到的，所以身上生虱子，是常见的。随校的学习、生活条件均很艰苦，但同学们精神仍非常饱满，原因何在呢？我当时的感受有两条：一是同学们大部分来自国民党长期统治的专制腐败的环境里，一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自由、进步的环境，思想上有十分清新的感受；二是，抗大继承了红军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随校让你从入校的第一天起深深感受到浓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气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传统时时可闻，处处可见。每当响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的歌声时，谁不无比自豪，谁不自感责任重大而光荣呢？在这样的气氛里，谁又不为之精神振奋，谁不盼望早日完成学习任务奔向抗日战场！
在洛川，我大约呆了一个多月，就被调到延安抗大总校敌军工作训练班学习。在入学登记过程中我才明白了我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于是，我请求仍回洛川向队领导说明此事，经询问同来的几位同学均不是党员，无法证明。不久，经胡虹江、芦若水二同志介绍，我于1938年12月8日重新入党（1979年经胡晓风同志证明，公安部党组决定，我的入党时间仍从1938年8月算起）。
我回洛川不久，党中央决定抗大东迁敌后，随营学校编入抗大第一分校，迁至晋东南。这是党中央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扩大抗日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在．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我们在延水关渡过黄河。在灵石附近，过了同蒲铁路封锁线。当时，我们是高唱着革命战歌冲过同蒲线的。这是首充满革命豪情的歌，其词大意是：
星光映着汾河湾，月色迷着吕梁山，我们雄壮革命铁流，英勇走在敌人碉堡下面，我们的马儿不嘶，我们轻装向前，冲过同蒲线，你看，山头火光，映照着我们向前方，你听，同志们的呼吸，坚定而沉着，钢铁样有力。星光映着汾河湾，月色迷着吕梁山，我们雄壮革命铁流，英勇走在敌人封锁线，克服一切困难，变敌后方为前线，新中国的壮大在眼前，新中国的壮大在眼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发展，就象当年我们歌唱所预示的那样，日寇早已被“驱逐于国土之东”了，新中国也在不断地成长壮大了。当年的抗大学生，不少为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而战死在疆场。幸存者也在自然规律的支配下，越来越少了。但是抗大的革命精神却永存，她正在鼓舞教育着年轻一代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明天，继续奋斗，继续前进。愿后来者，把抗大的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愿抗大精神永葆青春！
1991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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