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创田颂尧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我们和巴中人民一起，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幸福年”。欢庆的锣鼓，震天的鞭炮，悠扬的山歌，划彩船，踩高跷，演新戏……解放了的山城生气勃勃，一派繁荣。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军入川后的初步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正月初二那天，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并拨给军费二十万元，子弹一百万发，飞机四架，令其乘我军立足未稳，迅速进行“围剿”。正月初三，田颂尧在成都宣布就职，并通电全川，要诸军阀“通力合作”。
在蒋介石的连电催促下，四川军阀已于一月下旬暂时停止了混战。但是，他们出于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矛盾重重，既不可能执行蒋介石“团结一致”的严令，也不可能满足田颂尧“通力合作”的要求。只有与田军防地毗连的杨森和刘存厚，准备派部分兵力协同田军行动，还有与田军互相依存的邓锡侯送了十万军饷，此外其他军阀都袖手旁观。
田颂尧的二十九军，有五个师、三个旅、一个军属独立旅，共六十个团。他就任“督办”以后，立即将其在嘉陵江以西的部队大部东调，以三十八个团约六万人的兵力，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准备分三路围攻我军，妄图把新生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扼杀于摇篮之中。
年轻的川陕边根据地，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那时，我军入川不久，部队尚未扩编，根据地又属初创，作战回旋区域也小，敌人兵力是我军的数倍，这些都是不利因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有利条件也是很多的：我军连战皆胜，士气旺盛，入川以来已经获得必要的休整补充，体力基本恢复，战斗力远远超过吸食鸦片、装备陈旧的田颂尧部队，同时还可得到根据地群众的支援。川北的地势北高南低，有利于我军防守，不利于敌人进攻。因此，只要我们头脑清醒，不但看到眼前的困难，预见到潜在的危险，而且充分利用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就能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
方面军总部在正确分析敌我情况和川北的地形特点以后，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要求各个部队利用险要地形，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以运动防御给敌以大量杀伤，然后逐步向中心收缩，达成兵力的集中，待反攻时机成熟时，集中力量粉碎敌人的围攻。根据部队分兵发动群众所处的位置，总部决定以七十三师（欠二一八团）和十一师（欠三十三团）位于南江的三江坝、木门、长池地区，对付敌左纵队（二十五个团）；以十二师位于巴中地区，对付敌中、右纵队（中央纵队七个团，右纵队六个团）；另以二一八团位于南江东北的碑坝地区，向陕南方向警戒；十师位于通江东北的洪口场，三十三团位于通江西南的得胜山，除警戒刘存厚、杨森两部，保障方面军侧后安全外，还作为方面军的机动力量。
当时，我们团位于平梁城及其以南之恩阳河地区，担负着抗击敌中央纵队的任务。
二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平梁城的山头上巡视二营和三营的阵地，一营的通信员跑来报告说：敌人开始以小部队在我阵地前沿进行袭扰和侦察。我预感到敌人的进攻即将到来，就带着一个交通班到一营去了。
一营营部率两个连和一个机枪排，位于巴中西南三十多里的杏儿垭，一个连位于恩阳河北岸与田颂尧的部队隔河对峙。杏儿垭是一个六百多米高的小山，但是位置十分重要。它的西面是仪陇至巴中的公路，东面有一条小路，是通往巴中的捷径。
我在一营等了十天，一直没有发生战斗。敌人在恩阳河对岸磨来磨去，不敢越恩阳河一步。在此期间，敌左纵队向南江的三江坝、木门两地发起猛攻，我七十三师、十一师进行顽强抗击，予敌以重大打击。
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忽然从恩阳河方向传来了阵阵枪声，起初我以为是敌人的小股部队袭扰，但是枪声越来越激烈，中间还夹着炮弹的爆炸声。我命令一营长立即带领部队进入杏儿垭、齐家湾一线阵地。
在料峭春风的吹拂下，浓雾悄悄地淡化了。太阳不时从暗云的后面露出脸来窥视着大地，随即又躲到一块块暗云之中。八点钟左右，前面的枪声渐渐稀疏。又过了一个小时，担任前哨任务的三连按原定方案撤回来了。连长擦着脸上的汗水报告说：
“敌人大约有三个团的兵力，从恩阳镇过河向我们进攻。我们坚持了两个小时，歼灭他百把人，我连伤亡十余人。”
“打得好！现在你们的任务是下去休息，随时准备参加战斗。”我拍着连长的肩膀说。
田颂尧的部队逃跑的速度的确不慢，但是进攻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一直到十一点钟敌曾宪栋师的廖刚旅才沿着仪巴公路，慢慢吞吞地走过来。
当敌先头部队进入我军的火力区时，我们的三挺重机枪“哒哒哒”地呼叫起来。突然的火力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有的像放了血的死猪趴下不动了，有的跌跌爬爬地滚到路边的河沟里去了。
一会儿，敌人以一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齐家湾高地发起进攻。我们在齐家湾高地上的兵力只有一个连和一个机枪排，战士们都打得非常勇敢。敌人丢下一具具尸体，乱七八糟地退了下去。
激战后的战场显得格外沉静，阵阵北风吹得人连打寒噤。炊事班送来了热气腾腾的午饭，战士们津津有味地吃着，仿佛正在参加一次丰盛的美宴。
饭碗一丢，战士们立即开始加修工事。不一会儿，敌人把三个团全部拉上来，向我齐家湾、杏儿垭一线进攻。“轰！轰！”敌人向我机枪阵地开炮了。在一营长的指挥下，机枪排转移到杏儿垭阵地。守卫在齐家湾高地的连队，在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后，也退至杏儿垭的预设阵地。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向我阵地步步逼近。他们虽然遭到了大量杀伤，但是仗着人多势众，仍然一步步地往上爬，情况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前沿阵地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和一营长商量后，决定把预备队投入战斗。
三连的同志经过半天休息，一个个精神抖擞，早就憋足了劲儿。他们受领任务后，迅速运动到杏儿垭左前方高地，以突然的火力袭击敌人的翼侧。我正面部队乘势发起反击，把突人前沿阵地的敌人赶了下去，并以密集的火力追击敌人，一直把敌人赶到了山下。
太阳落山时，我们在完成迟滞、消耗敌人的任务后，扛着刚缴获的武器，悄悄撤出阵地，沿着山间小路向平梁城前进。走了一里多路，杏儿垭方向还响着激烈的枪炮声，愚蠢的敌人，大概以为我们还在阵地上哩。
第二天，敌中央纵队沿仪巴公路进攻平梁城，我团与敌激战一天，歼敌数百，于当日晚撤至巴中城南郊的南龛山。次日，敌继续向巴中进犯，当其进至南龛山时，我们三十四团和三十五团突然向敌两翼反击，歼其一千余人。与此同时，杨森部第五混成旅由营山向我兰草渡进犯，遭到我三十六团的坚强阻击而逡巡不前；敌右纵队向得胜山，刘存厚一个旅另两个团分别向元山场和余家坪进犯，先后被我三十三团和十师击退。
方面军总部见巴中方向已完成了第一线消耗敌人的任务，乃令我师于三月八日撤出巴中，转至清江渡附近组织新的防线。三月十八日，七十三师也主动放弃南江城，和十一师部队逐步收缩阵地至贵民关、关路口、观光山、大明垭一线。
我军虽然放弃了巴中、南江两座县城，但是敌人却为此付出了伤亡近八千人的重大代价。田颂尧的部队遭此打击后，士气大挫，攻势顿减。从三月下旬开始，敌人被迫停止了全线进攻，战局呈对峙状态。
激战后的两军对垒，是向下一次激战过渡的紧张时期。敌人一面整顿补充，准备发动新的攻势；一面在其后方大肆搜刮民财和食粮，以充其所谓“剿匪”之需。我军则加紧构筑工事，积极开展冷枪杀敌活动，并经常派遣小分队和游击队袭扰敌人的后方。同时，总结前一段作战经验，开展战场练兵，深入政治动员，并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筹集粮秣，为迎击敌人新的进攻和举行反攻作准备。
田军经过一个月的休整补充后，于四月二十六日又在全线发起猛攻。我军充分运用前一段的作战经验，继续以少数兵力，依托险要地形与工事，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在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的三天中，我全线部队又毙伤敌三千余人。 两个多月来，我军虽然大量消耗了敌人，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敌人在数量上仍然占有很大的优势，而“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有利于作战的阵地”，“发现敌人的薄弱部位”等反攻条件还没有具备。为了高度集中兵力，进一步消耗敌人，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我军于四月二十九日主动撤出通江城，再次收紧阵地至平溪坝、鹰龙山、鸡子岭、九子坡一线。
在战争史上，被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的平庸之辈屡见不鲜，田颂尧之流也不例外。敌占领通江后，“各部的前线指挥官，都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重兵压迫，撤离川境已属必然之势”，“满以为不待旬日之间，即可奏凯回师”。田颂尧也通电全川说：“匪自二月中旬至今伤亡过半，此乃总崩溃。”其骄矜之气，溢于言表。于是再次展开全线进攻，其担任主攻的左纵队集中十三个团的兵力向东猛扑，中央纵队、右纵队则向通江以北推进，企图歼灭我军于苦草坝地区。刘存厚也认为有机可乘，急以八个团的兵力抢占了竹峪关，威胁我军左翼。
一场生与死的决战，已经迫在眉睫！
这时的形势看来十分严重，其实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性的变化。
经过三个月的战斗，敌军连遭打击，伤亡愈万，其发动的最后一次总攻，已是强弩之末。我军主动放弃通江，造成了敌人的错觉和失误，其左纵队十三个团冒进至空山坝以南的柳林溪地区，补给困难，人员疲惫，士气沮丧，又处于崇山峻岭、峡谷深壑之间，步步涉险，没有回旋余地。刘存厚的目的在于趁火打劫，没有后续力量，其部队战斗力较弱，刚进占竹峪关立足未稳。
我军虽已退到方圆不到百里的空山坝地区，但战线缩短，主力集中；虽然供给困难，经常靠竹笋、红苕充饥，但士气旺盛，战斗情绪极高；空山坝地区海拔一千至两千五百米，境内群峰林立，树木参天，退可以据险固守，进可以居高临下，是一个非常有利于作战的地区。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关于转入反攻的作战条件，我们已经基本具备！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负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
方面军首长认真分析了当前的敌我优劣之势，决定首先歼灭进占竹峪关之敌，而后迅速回师，集中兵力消灭柳林溪之敌。
五月十五日深夜，十师、十一师主力一举占领竹峪关西北、东北和东南的险要阵地。次日，竹峪关之敌全线崩溃，我军乘胜追击六十余里，毙伤俘敌八百余人，从而解除了反攻作战的后顾之忧。
为了干净彻底地歼灭柳林溪之敌，方面军总部把我们团以上干部召集到空山坝开会。在半山腰的一间破茅屋内，总部首长拿出半生不熟的红苕和胡豆热情地招待我们。大家听徐总指挥介绍了当前情况，而后踊跃发表意见。总部首长根据敌我情况和同志们的建议，确定以十一师由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后路；十师、十二师主力由空山坝以东及长坪地区攻敌右翼；七十三师仍坚守大、小骡马及小坎子等阵地，伺机转为正面进攻。
我们十二师自第三次收紧阵地以来，除三十六团参加坚守正面阵地外，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和十一师的三十三团一直集中于长坪地区作为机动部队，并积极进行反攻准备。现在，反攻即将开始，大家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总部会议结束后，我们担任反攻的部队立即进行政治动员和物质准备。七十三师在正面坚守中，以誓死不退的精神，多次与敌展开肉搏，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为反攻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五月二十日下午，我们冒着瓢泼大雨从长坪地区出发，秘密插入柳林溪东侧，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
次日凌晨四时整，总攻开始了。从四面八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震耳的炮声、战士们的呐喊声、敌人的嚎叫声、骡马的嘶鸣声，汇合成一支激动人心的战斗进行曲，鼓舞着我们奋勇杀敌。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不知所措，乱成一团，有的赤条条的乱跑，有的朝着自己的人马开枪。我们的战士挥着明晃晃的大刀，把负隅顽抗的敌人一个个砍倒在地。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歼敌一个团，活捉敌团长一名。
天亮时，十一师部队切断了敌人的后路，七十三师也由正面发起猛攻。我军将敌十三个团大部分割包围于余家湾、柳林溪地区。经过三昼夜激战，至二十四日，我全歼敌七个团，击溃其六个团，毙伤俘敌旅长杨选福、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官兵近五千人，缴获长短枪三千余枝，机枪二十余挺，迫击炮五十余门。田颂尧闻讯“忧悲已极”，下令“各县官绅民众戒除宴乐”，以示哀悼，否则“决予惩处”。
空山坝大捷后，敌已陷于全线崩溃。我军穷追猛打，不断进击。七十三师于二十六日收复南江城后，直逼广元城下。十师一部迫使刘存厚部继续后撤，并有一部进抵土地堡。十一师收复长池、木门，逼近苍溪。我们三十四团和三十五团于二十九日收复通江后，又于六月五日收复巴中城，继克恩阳镇，威逼仪陇；三十六团沿通江河以西，经得胜山收复江口（现名平昌县）。敌在后撤中，人慌马乱，溃不成军，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我军沿途俘敌六千余人。
历时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作战至此胜利结束。我军不但收复了失地，而且使根据地扩大一倍以上。总计毙伤俘敌两万四千余人，缴枪八千二百余枝，迫击炮五十余门。田军损失近半，余部退守嘉陵江沿岸。田颂尧自认“材轻任重”，“电呈蒋委员长，请予解除川陕边区剿匪职务，另简贤能接替。”
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从此在川北站稳了脚跟，并且在斗争中壮大发展了自己的队伍。方面军总部于六月下旬在南江县的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四个师扩大为四个军。七月下旬各部队完成了改编工作，十师编为四军，十一师编为三十军，七十三师编为三十一军。我们十二师连同巴中、恩阳、仪陇等县独立团（营）扩编为九军，下辖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我任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王学礼任参谋长兼二十七师师长。四个军实有二十九个团，共四万余人。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二八年的两篇著作，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中，科学地指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些条件，开辟川陕根据地时基本上是具备的。
当时四川军阀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呈半独立状态，反对蒋系和外省部队进入其地盘，其内部又矛盾重重，混战方酣，这种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给我军发展进攻以有利条件。军阀豪绅地主的罪恶统治和通南巴人民的抗捐斗争，使我军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川北地形险要，物产丰富，为我军提供了有利于作战的地形和足够的给养供给能力。我军入川后迅速完成了战略展开，占领了通南巴地区，执行了工作队任务，广泛地发动群众。在反三路围攻中，采取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了敌人的围攻。
正是由于这些客观条件和主观上的原因，川陕根据地才能够形成和发展。然而，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又是在远离中央、得不到毛泽东同志直接指导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情况，所以更能说明毛泽东思想具有不可否认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真理性。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