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出生在河南省濮阳县王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青少年读书时，受到共产党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1936年，抱着满腔热情和改变世界的宏伟志愿参加革命，70多年的革命生涯，亲历了我们党是怎样从一点一滴的群众工作做起，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夺取政权的大部分过程。作为千千万万名党的干部中的一分子，几十年来，我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在党分派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忠实地执行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亲身体会到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时党的事业发展壮大和带给人民的巨大利益，发生错误和偏差时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包括在我自己身上所发生过的一切。我今年92岁了，一生中有过顺境也有过坎坷，可谓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不少同志建议我写回忆录。我总觉得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没必要为自己树碑立传，所以迟迟没有动手。
1979年4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云南省委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冤案平反。2003年，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春风又暖彩云南》一书，对冤假错案产生的过程及不实之词给予了一一澄清。前些年，省委党校的同志曾以学术问题，将“郑、王反党集团”作为课题进行过研究，找当时知情的原省委领导马继孔、孙雨亭等同志了解了当时的情况，也找我进行过交谈，并将写出的原稿交我过目。2003年，北京有个科研部门的同志来昆，也要我谈谈关于云南“郑、王反党集团”的情况，因无准备，谈得拉杂。这几年，陆续有同志问我为什么至今不写写“郑、王反党集团”这个问题，还说：“郑、王反党集团”不光是我个人的问题，是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的一大冤案，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总结经验教训，对个人、对组织、对现实、对后人都有帮助。
这些年，我离休在家，也参与了一些党史工作，特别是看了李维汉和薄一波同志写的回忆录和他们对待写党史的态度，对我很有启发。据我所知，1978年，胡耀邦同志托人捎口信请李维汉将自己所知道的党的历史情况，尤其是党的早期情况写下来。那时正是李维汉同志受“四人帮”迫害，身陷囹圄8年多后，刚从被遣送地返回北京不久。李老虽年过八旬，又患结核性腹膜炎住院治疗，仍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并把撰写回忆录作为党的一项工作。他在写给胡绳、廖盖龙同志的信中说：“我是把这当作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的。”薄一波同志也在很多场合讲到了党史工作的重要性。他俩的事例让我意识到，写回忆录，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经历的记述，而是通过自己的经历，为党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提供一些具体的个案实例。
1958年4月“郑王反党集团”划定后，云南全省各级党组织都进行了传达，乃至要求党员都要表态、批判，《云南日报》等报刊连续几个月刊登省委决定、发表社论和批判文章。1958年5月，在全国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谢富治作了以“我们和郑、王反党集团的根本分歧”为题发言，随后《人民日报》登载了有关“郑王反党集团”的消息，在各级党组织、干部、党员以及群众中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此后，由于深挖“反党集团”的“骨干”、“钉子”、“爪牙”等，因此案又被错划为右派的党员干部达1000余人，后来又在全省各地深挖出“反党集团”10多个，因此案受到牵连错处的省管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160多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0多人。从1979年落实政策至今已有近30年了，冤案当事人之一的郑敦同志早已于1980年逝世，牵连进此案的1000多名干部，大部分是原“边纵”、地下党和建国前的外来干部，现在健在的年龄也多在七八十岁以上，年事已高，趁有的人还健在，我把过去这一段经历用写实的方法记录下来，总结经验教训，对个人、对组织以及后人都是有益的，也算是对被株连受害同志的一个交待。我想走过曲折的道路、尝过人生风风雨雨滋味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会从党性和国家人民利益的大局出发，会摈弃个人恩怨。因此，我把写回忆录提到生活的日程上来，开始重新规划我的离休生活。人事沧桑，往事如烟。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我一生走过的路是曲折的，直路、弯路，正确的、错误的我都走过。没有曲折，始终一帆风顺的人能有多少？作为个人来讲是如此，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我们的党中央又何尝不是这样？当然曲折也有大有小，有主流、支流。解决的办法，我想就是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学到一点东西，这也是学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深刻的学习。我现在虽然年事已高，但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不能放松。
1958年，我省受“郑王反党集团”一案牵连的共产党员有l 000多人，20多年的不幸遭遇，他们所受的磨难，人所共知。另外，如何看待当时在位的同志，也应客观公正。例如，1958年，时任云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的于一川同志，1978年，云南省落实政策的同志到河南郑州找到他，他对纠正“郑王反党集团”这一冤案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当时的省委“头脑发热，错了，应当纠正。”这说明，当时的许多在位领导同志，既是“左”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也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受害者，而在此之前，我又何尝不是这样。1957年“整风反右”中，省委组织部被划为“右派”的有16人，其中8人是1958年4月以前划的，那时我还兼任党群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群系统被划为“右派”的，都要正副组长同意，且大都是我签的名。“整风反右”已经成为历史，而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不管是受害者，还是执行者，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人更成熟，少走弯路。
对历史，尤其是对痛史不能回避，痛定思痛，只有深刻认识过去所犯的错误，走过的弯路，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增强自觉性；同时，对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用历史这面镜子加以鉴戒，从而提高识别力，注意防范，推动改革。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会成为精神财富……应该留给世人和后代真实的东西，让大家都变得聪明一点，坚强一点，在前进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如果当代人忘记了刚刚过去的这段令人悲痛的历史，后来的人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说实话，撰写回忆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为了回忆一点很微小的细节，我都要查找很多资料，找一些当事者与我共同回忆。对我这样一个92岁高龄的人而言，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但一想到晚年还能为自己信仰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党的事业，再尽最后一点绵薄之力是我的心愿，也是我写这本回忆录的初衷。
本书分“人生历程”和“回忆资料”、“怀念文章”、“附录”4个部分。这里，我想简要说明一下，“人生历程”，记录我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回忆资料”是我过去写的有关冀鲁豫某一方面党史的资料，可以独立成篇；“怀念文章”是我对过去在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老领导、老战友的回忆；“附录”是一些与本书相关的资料，后面是前面的基础和印证，“人生历程”比后面更完整、系统。把它们汇集到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重复，但那些回忆文章又确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弥足珍贵，丢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删去又实在难以割舍。再说，回忆资料、怀念文章都和我的人生息息相关，也可以作为佐证。保存下来，作为资料，可供研究参考，亦可单独使用。不能求全，只好瑕瑜共存了。
后 记
我的这本回忆录经过3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我积累了几十年的资料，在心中铭记了一辈子的革命烈士、战友先贤的事迹，终于有了归宿，有了一个了却，这是令我欣慰的一件事情。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首先得到了省委原分管党史工作的领导、现任云南省政协主席的王学仁同志的热情支持。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领导也给了我多方的关怀，并抽调专人协助我工作。在撰写过程中，陈祖英、魏先忠、梁文龙、陈衍兴等同志自始至终协助我撰写书稿，他们在查阅档案、寻访有关知情同志、核对史实等方面尽心尽力，使得本书能够顺利付梓。此外，与我原来一起工作过的李成玉、张万年、汪德荣、史杰、张宝益、杨志坚、陆廷荣、连瑞民等对书稿提了很多有益的修改意见。省委党史研究室和省委办公厅的杨林兴、施泽宝、何燕、张晖等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还有我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弥勒东风农场、弥勒县委也为我撰写回忆提供了许多帮助。云南民族出版社派出编辑普艺辛苦负责编辑工作。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虽然付印了，但其中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我在书中回忆的一些领导同志的讲话、插话等，我只是根据自己当时的笔记和回忆记录的，再说，我个人对一件事的了解只是一个侧面，而历史的全貌是什么，是否符合真实情况，还需要多方印证。书中的史实我虽尽力把持，力求准确，但因我精力难济和水平所限，仍可能有疏漏之处。其他方面也仍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缺感在所难免。但我深信其中没有糟粕，故决定把它刊印出来，留下一些史料供有关地方和单位借鉴，这便是我的最后一番苦心。
王镜如 200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