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历程(一)我的家乡、家庭

王称固 发表于2018-01-11 13:00:46

    我今年已经92岁。自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以来,我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及改革开放5个时期。虽然改革开放还在实践中,但我有幸经历了30余年。在这几个时期中,我经历过顺境,也遇到过逆境。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正值我人生经验丰富、精力旺盛之时,未曾想竟蒙冤21年。回首参加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即使身处逆境蒙受不白之冤,我也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新中国前途的光明,对我总自己的历史,我也始终抱着“功过是非我自知”的态度,因而对过去那些是是非非,我总能坦然处之。回忆过去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切都历历在目……

1917年11月,我出生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河南省濮阳县王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濮阳县地处华北平原,黄河下游北岸。南部及东南部以黄河为界,与山东省的东明、菏泽、鄄城隔河相望;东和东北部与范县及山东省莘县毗邻;西和西南部与内黄、滑县、长垣三县接壤。濮阳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属于河北省大名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划归河南省,小部分划归山东省,所以我也算是三省之人。

    濮阳是一个拥有5000年古老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礼记》中就有“桑间濮上”的记载。传说上古五帝中的颛顼、舜帝及其部族在这里繁衍生息,故这里有“颛顼遗都”、“帝舜故里”之称。中华张姓也源于此地。1987年在濮阳县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的“蚌砌龙”,把中国以龙为图腾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千余年,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濮阳县也因而被誉为“龙乡”。濮阳建城于战国时期,因城址位于濮水之阳,始称濮阳。隋朝后先后称澶州、开州,民国时复称濮阳。

    濮阳县居中原要冲,扼河朔重塞,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和著名的古战场之一,商灭夏的“昆吾之战”、春秋晋楚的“城濮之战”、晋郑的“铁丘之战”、秦末的“项羽章邯之战”、五代晋梁的“德胜之战”、汉末曹操吕布的“濮阳之战”、宋辽的“澶渊之战”,均在濮阳境内。我们村位于濮阳县东南黄河大堤外面,离黄河大堤仅几华里。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小时候,我常常站在黄河大堤之上,望着气势磅礴的黄河之水,那永远奔腾向前的激流,使我心中萌发出一种深深渴望,那就是要为国、为民族做出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来。

    我的家庭是一户普通的中农,只有十几亩薄沙地,收成好的时候能吃饱,收成不好的时候还会挨饿。我父亲去世早,那时我才10多岁。我还有两个妹妹,父亲去世时二妹妹刚出生不久。我母亲熬寡带着我们三兄妹艰难度日。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的母亲虽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但是非常能干,思想开朗,明事达理,很了不起。抗日时期是抗属,以后又是军属,后来又是干属,还到处去给人作报告呢。

    当时的农村,是封建家长制,虽然我父亲去世前就已经分家单过了,但我还有一个伯父,管家的是我伯父。

    我母亲虽然是农民,但她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点:一是做人。她从小就教育我们,以后无论干什么,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心要好,要心实,特别对左邻右舍要心善,远亲不如近邻,不管怎么样,你小能让人家背后指着骂你。母亲不仅这样说,也身体力行,她自己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对我的性格影响非常大;母亲对我影响很大的另一点是支持我读书,这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我们的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她坚决让我去读书。我8岁开始在家读书,主要学的是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小学8年,除了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外,母亲不让我干别的,让我专心念书,一直读到十四五岁时,母亲决定让我到外面读书。那时候离家去外地读书是件了不得的事情,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要供我读书非常困难,但母亲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她说,你以后要想有出息,就非得读书。我们家再穷,哪怕卖地我也要供你读书。我母亲是一个办事果断的人,她真的卖掉了家里的几亩地送我去读书。可以说母亲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样,我15岁就离开家到濮县县城读书去了,之后又到山东省立兖州第四师范继续读书。在这所学校里我才有幸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参加革命后,母亲受我的影响,也支持我的两个妹妹出来工作,因此我的两个妹妹都是在抗战时期、10多岁就参加了革命。我的大妹妹叫王晓如,她出来后,在濮县白衣阁妇救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在北京外交学院,后又到外交部工作,现已去世。二妹妹叫王冰如,出来后先在鲁西南二地委区妇救会,跟随妇救会主任活动。一次,地委书记万里同志遇到她,说小妹妹太小了,还是去上学吧,让她上了抗日小学,接着到鲁西南第三抗日中学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先在北京,后调到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工作。我母亲1960年去世,享年70岁。我的母亲是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她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拉扯大,鼓励、支持我们外出求学。我们参加革命后,她在家里也积极支持革命,带头交公粮,曾被当地政府评为拥政爱民的模范。20世纪50年代我被打成反党分子后,我母亲始终坚信我不会反党,可惜她没能看到我平反的那一天。她逝世时,我因为被下放农场,作为她唯一的儿子也不能去为她送终,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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