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城市工作，是在1944年秋后。鲁南区党委建立城市工作部时，我是统战部部长兼城工部副部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发布了向城市进军，组织班子，接管日伪占领的城市的命令。向徐州进军的领导人是鲁南行署主任李乐平，他是市长兼市委书记。我做具体工作，作为副书记。城工部长王少庸巳先选带一帮人，浩浩荡荡地到徐州郊区的王台子、运河南一带，准备接管徐州。
这时，原籍是徐州的干部都调回来了，周南、文菲、蓝名述，刘剑等，调来参加徐州市委的工作，准备接收徐州。那时日本虽然宣布投降了，但他们采取拖延的办法，不向我们缴械投降，实际上在等国民党军来接收。反动派是互相联系勾结在一起的，时隔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确实来了，坐着飞机到处接管，汉奸、特务，伪军的组织都投降他们，又都成了国民党的地方军、地方政府了。徐州的伪淮海省长郝鹏举，本来和国民党就是一家，现在更公开成为一家了。我们虽然掌握些抗日游击队但解决不了这个大问题。我们觉得公开接管徐州办不到了，还是搞地下斗争，搞地下党的建设，贯彻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原来调来接管徐州的干部绝大多数都调回去了。我仍兼城工部的副部长，部长是王少庸。徐州市委的工作，中共津浦铁路工委的工作我也兼着，都作长期打算。
到了新四军北上以后，由于形势变化，工作任务的需要，领导上指示，把城工部、国军工作部，徐州市委、津浦铁路工委，统一对外称“新四军山东军区津浦前线办事处。”以便和各个方面的工作关系取得联系。从此，我们就在陈毅军长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1946年初，陈军长根据中共中央1945年12月15日的指示，在他主持下成立了华东局国军工作委员会，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任书记，我在他们的领导下做些具体工作。
这时，在徐州工作中还有情报工作，有华东军区情报部，徐州市委有情报科。所以军队工作，情报工作，地方党的建设工作都集中在一起了。
新四军还没来到鲁南地区的时候，组织上准备把我调回区党委去，故由周南为书记组成徐州市委，委员有蓝名述，文菲等几个人，他们这一段时间不长。后来新四军到鲁南，还要加强徐州的工作，所以我又继续做徐州的工作了。
1948年7月，兖州，济宁解放之后，谭震林打电报来要我赶快到济宁，兖州去接管。徐州市委的工作就由华诚一负责了。
回忆历史，引以为鉴是我们过来人的责任，因为很多具体情况已记忆不清，所谈难免有不全面或差错之处，盼望其他同志给以补充和纠正。
（一）
国军工作。这项工作是当时党在徐州的地下工作中的主要斗争。1946年国民党大举进攻前，我们已经在徐州国民党部队里开展了许多工作，当时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周毓英，他的叔父周××和表侄戴凤玉都在我区，戴为鲁中三分区的干部。我们把周××和戴凤玉派到周毓英那里做工作。该军一一四师师长叫李步青，他与我区鹿世涵过去有过上下级关系，我们派鹿打入该师做工作，鹿去后先任报务员，后任电台台长。该师副师长黎康的亲信周之同任该师政治部少校干事，周的思想进步，大革命时期做过党的外围工作。我们的党员干部叶超（周继武）和周之同是本家，我们派叶打入周处任少尉司书，通过周做黎康的工作。该军炮兵营营长宋肇良，国民党炮兵学校毕业，曾被奖为“炮兵英雄”，他的三弟、四弟都在我区工作，我们将他的三弟宋丹岭（亦名大林）及其四弟派进徐州做工作。该军有个军需长姓邓，郯城码头人，他哥哥邓月楼是我区的进步人士，60多岁了，我们把他派到他弟弟那里去工作，他原是郯城县的大绅士，穿个狐皮袄，骑个毛驴到了徐州。该军于1947年1月，在枣庄附近被我军歼灭。后国民党又将五十一军残部以胡琏为军长恢复原番号，经过补充，又开到陇海铁路新安镇一带驻防，继而开进徐州驻防九里山一带。
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九十七军中原有我地下党员孟庆元打入军直党工队是中校队长，后来我们又派去林庆荣任军械处少尉副官，协助孟庆元工作。该军二十九旅八十七团下面的连，排、班长中还有我们打入的一些同志。
国民党三十三军（后改为三十三集团军）五十九师师长刘振三，起初对我们态度不好，我们曾派我军某旅参谋长冯文华（和冯玉祥先生是近族关系，与刘振三早先相识）去做他的工作。
地下党员许天民，原打入国民党第三集团军驻涡阳通讯分理处（特务机关）负责郑、汴一带的地下党工作。后转到徐州，以开胜利盐行为掩护，领导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沿线的情报工作。任××打入国民党五十五军八十一师任团指导员。地下党员朱晦生，原打入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担任总司令孙桐萱的秘书，国民党接管徐州后，任津浦前进指挥所中校课长。1948年，朱晦生在向领导汇报、请示工作后，在返回郑州途中，被国民党逮捕枪杀了。李方坡，原在我区任区委书记，他和徐州中统局中校小组长王××有关系，我们把他派进徐州，以开盐槽子为职业掩护与王接触。
1947年初，我军消灭了国民党五十一军和第一快速纵队之后，我们重点做了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工作。
1946年冬，陈毅军长接到密电，说从河南开来徐州的国民党部队（可能是原西北军的部队）要来人联系，准备在徐州由我军配合起义。陈毅军长要我们马上前去某地接迎，我们照军长指示去接了头，来的人是沙××，黑黑的中等个，穿件黑羊皮大衣，从河南刚开到利国驿、韩庄车站一带，还未站稳脚，部队又奉命开回河南。
关于国军工作。我们收集了许多材料，徐州国民党部队（从顾祝同的总司令部到他所指挥下的各个部队，各个兵种）及特务组织的组织情况，装备情况、派系情况，驻防情况（包括什么时候那一个部队调动情况），人物情况（每个总司令、军长，师长，团长的政治态度，出身来历、籍贯：社会关系）等材料，我们都尽可能做到深入调查了解，一份一份地整理出来，发给各纵队首长作为研究敌情的资料。这方面的原始材料，记录材料加上整理材料，数量庞大得很，一本一本的，它的内容主要是和徐州有关的情况。
当时鲁南区党委设有国军工作部，鲁南军区设有联络部，各地（及县委），各军分区都设有国军工作部或联络部（科），从四面八方发动力量向徐州国民党军队打入，做徐州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徐州市委也有一部份同志做国军工作，主要是做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工作。
徐州的国军工作是在陈毅亲自领导下，由华东局国军工作委员会抓的，调来不少有国军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做了不少工作，不仅对当时的战局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关系到以后的淮海战役。
关于鲁南区党委的国军工作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具体时间说不准，但我认为《毛泽东选集》中关于开展高树勋运动那篇文章提出的时间是个依据。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中央发布的那个指示文件（高树勋起义是1945年10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即《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于1945年12月15日发表）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重视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这个指示下来之后，接着区党委就通知我去开会，因为当时我在城工部工作，住在运河边的一个小村庄上。我回到区党委后，领导就把中央指示的电报原文给我看了，接着就开会。区党委很重视这个工作，因为国军工作与以前做敌军工作的方针和要求都不同，现在是要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仿效高树勋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争取国民党军队实行武装起义，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当时中央提出建立国军工作部，不光区党委要建立，各级党组织都要建立。讨论时，有的地委书记就提出来，说我们那里有城工部，再建立国军工作部，是否和城工部的工作有矛盾，因此，虽然区党委很重视，但是下边大部分单位还是城工部兼国军部的工作。因为工作范围差不多，除了城市地下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外，同样都要做城市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区党委决定我任国军工作部的部长兼城工部副部长，城工部部长是王少庸，白良玉是国军工作部的一个科长，孙恕之原来是在县里做敌军工作的，后来调来国军部工作。这个时候国军工作部与城工部还是合在一起的，区党委不叫分开，王少庸也不叫我离开城工部。国军部成立后，就根据上级指示，对凡是与国民党军队有点关系的，或在城市里有关系的同志，进行登记，准备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和打入城市进行工作。
以后国军工作部和城工部，一起来到了峄县，住在一个村庄。峄县刚解放不久，王少庸从峄县还带回来一些胜利品。这时陈毅军长和黎玉，傅秋涛一起到了临沂，以后住在兰陵一带的村庄里，就把我和王少庸叫去了。到那里我们见到了魏文伯和吴宪，还有冯文华、于文波、崔济民、刘贯一及华中的一部分干部等，他们都是些负责同志a我和壬少庸到陈军长那里时，他和宋时轮正在吃饭，见我们去了很热情，并拿出一坛子兰陵酒，非让我们喝不可。我和王少庸在军部吃了饭，接着就开会，主要是分析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的情况。
这时三十三集团军的司令是冯治安，副司令是张克侠，这个部队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之前，是国民党的三十三军，辖七十七和五十九两个师，七十七师的师长何基沣，五十九师的师长刘振三，后来这两个师改编成两个军，成立三十三集团军，何基沣，刘振三就分别担任了七十七军和五十九军的军长。在这次会议之前，陈军长与张克侠在枣庄附近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见，动员他起义。陈军长直截了当地说：“怎么样，你来个火线起义好不好？”张克侠说：“现在为时过早，徐州你们暂时还打不下来，等等再说”。这次到会的同志大部份都熟悉三十三集团军的情况，首先是冯文华，他是冯玉祥的侄孙，对冯玉祥部队里的一些军官很熟悉，他这时的职务是新四军的一个旅的参谋长，崔济民与何基沣也很熟，以前他曾在何基沣部工作过。在分析研究如何开展对33集团军工作时，都认为何基沣的工作好做，崔济民等同志都知道何是共产党员，当时还是绝对保密的，会上没有说，崔济民在西北军时，就知道何是党员，那时何在西北军中是一个团长，国民党中央就怀疑过他。
在谈到刘振三的情况时，冯文华说：“我和刘振三很熟悉，只是当了新四军后才没有来往。”当时谈的还很多，到底怎么办，感到心中无数。
谈论后有些同志就先后走了，魏文伯没有走，陈军长留我们住在那儿，同时又召集了一个会，成立华东局国军工作委员会，舒同是新四军、山东军区的政治部主任，也到前方来了，王少庸、魏文伯1刘贯一、崔济民等都在。会上陈军长又讲了中央关于开展高树勋运动的指示精神。会议开过之后，王少庸第二天就回区党委了，我当时向军长说：“我那里没有干部怎么办?"军长说：“刘贯一同志你能给他筹备几个人吧!”后来就派来了陈志平，徐光、孙炳超，江天飞等人。
我记得陈军长讲过，华东局成立了国军部，舒同兼任部长，刘贯一任副部长，我记得当时先后给我们介绍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如崔介（原名崔禾四）、杨西光等人，崔介是老西北军的（我在1937年到临沂去时，一开始就是通过他在那里活动的）这些都是准备打入三十三军集团军的，但后来因形势有变化，没有能进去。冯文华后来进去过，他是从邳县这个方向进去的。当时他化了装，身穿着纺绸大褂，头戴洋草帽、脚穿皮鞋，手里拿着大白纸扇子，很神气。他刚一到刘振三那里，就被徐州去的国民党特务扣起来了，说是要先审查，不叫见刘振三，他就讲自己过去是在老西北军长大的，是冯玉祥的亲属，因与刘振三有旧交才来看他的。但无论怎么说也不行，还是被他们扣着，刘振三也知道他来了，也不否认和他的关系，但就是不见他。现在分析原因，还是由于害怕，因为徐州的特务在那里，怕落嫌疑，再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立场所决定的，后来还是他的副军长孟昭濂出面做工作才接见的。孟说：你见一见他又有什么呢？就算是共产党派的，见见他也没有关系嘛！不见，以后对冯先生（冯玉祥），对老西北军不好交待。"这样刘振三才见了冯文华，一见面刘就问：“你来干什么！是从那里来的?"当时冯文华说话也不客气，说：“你要害怕就把我送出去好了，你要想留就把我留下来。"刘振三当时的口气，好象说你走得了走不了还很难说。就这样又把冯文华软禁起来了。待了几天，还是孟昭濂给刘振三做了工作，才把冯文华送走，是孟昭濂亲自把他送出来的。
冯文华回来汇报了这些情况，我们分析孟昭濂是偏左的，刘振三是偏右的。因当时徐州的特务在那里，他不敢出面或者回避，所以对刘振三和张克侠，我们就暂时放弃做他们的工作。同时我们曾派新四军第七纵队调来做国军工作的韩文圃，继续打入三十三集团军五十九军的一个工兵营里，营长韩立才是韩文圃的胞弟，原籍河北燕山人，韩文圃借口家里被土改无法生活，特前来找其弟韩立才。如此韩文圃（化装成盐贩子）顺利进入蒋管区，找到其弟韩立才营的防地（徐州东北乡果塘村），兄弟俩分别多年，见面之后也分外亲切，未引起任何方面的怀疑。
到了1947年的冬天，李连城（共产党员）就到我们这里来了，他是为送中原军区领导同志的家属向山东转移才来的，送家属的护照是何基沣给办的。李连城与何基沣的关系很好，何基沣当团长的时候，李连城就在他那里当排长（或是连长），是何基沣的老部下。李连城到我这里来是绝密的，不许别人知道。我记得那时候军长把傅秋涛政委也请来了，他是晚饭后骑马来的，所以李连城来，只有军长，傅政委和我知道。那次谈了以后；就把李连城交待给我了，何基滓当时住贾汪，李连城来来回回去了好几趟。
从什么时候又开始做张克侠的工作呢？我记得有个电报，军长把电报给我看了，他说“你马上派人去，不要有顾虑，你以新四军、山东军区秘书长的名义和他直接联系。”我考虑之后，决定派孙秉超去比较合适，并把部署措施向军长作了汇报，军长又专门找孙秉超谈了话，然后表示同意，是派李连城带进去交给何基沣的，叫何不要给他差事干，只作为一个士兵，何基沣满口答应说：“这事没有问题。”就发给孙一套军装，待孙秉超熟悉一段情况后，何基沣把他送到张克侠那里，说这是陈军长派的人来和你联系的，当时张点点头，然后何基沣与．张克侠两人交谈，李连城和孙秉超不好在场，就出去转了一会，一切谈好了由孙秉超回来汇报情况。”以后，我让孙秉超每隔二个星期到张克侠处去一趟，并交待他：“不说任何话，见了面他不和你谈问题，你就告别而去。”但到了1948年6、7月间，张克侠问孙秉超：“你能不能把徐州的军事地图带出去，这份地图很重要，是经过美国军事顾问审阅过的，总司令部只有两份，万不可遗失，生命攸关，我打算派驻防利国驿的韩团长帮你护送一段，到解放区的边沿地带，再由你自己负责设法带回解放区。”孙炳超当即回答：“我保证带回解放区。”张克侠随即命令韩团长带领武装部队护送孙炳超和这份完整的徐州军事地图，一直送到我们的边沿区一个村庄外，韩团长才返回利国驿。这个村庄就是孙炳超经常来回出入徐州的一个联络点，他先到村干部家里，由村干部派一个忠诚可靠的农民，护送孙炳超把地图安全地送到了苍山县李家村，这是我们领导机关的驻地。路上正遇急风暴雨，但这份地图完好无损。为了考核这份地图标明设防工事有无变化，我曾让孙炳超选择了几处重要设防工事地点，在徐州进行秘密核对，证明并无新的变化。在这份地图送往领导机关之前，还让郭宜廷等同志，把重要的设防工事绘制了一份简图，作为进行情报工作的参考。陈毅，粟裕，傅秋涛看过地图之后，都说过张克侠不到紧急关头决不会冒生命危险的。这是张克侠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贡献，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开始在区党委国军工作部的时候，也主要是做三十三集团军的工作，是依靠台儿庄这条线做工作。当时下属的一些工作关系，都是经过白良玉布置的，他是国军工作部领导下的三十三集团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运河站站长，对这段情况比较清楚。我们当时还有个公开的机构名称Hq。新四军、山东军区津浦前线办事处，这个名称也是军长和傅秋涛定的。目的是让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以及敌占区的进步人士，与我们的部队联系时好有个接洽的地方，另一方面也为了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有个接头联系的地方。
当时的国军工作部与城工部仍是合在一起的，各工委也好，县委也好，国军部和城工部的任务都是物色对象，布置打入，目标是徐州。我记得在国军工作委员会的时候，军长总是鼓励我们，要大胆往里进，不要怕花钱，只要是需要，经费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他还把后勤部负责人蔡辰峰找来，当面交待说：“他（指韩去非）要花钱或要什么，你就直接给他。”并说：“给他一部份黄金。"我记得给我们黄金的数量是很大的。另外，新四军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部份大烟土，他一下子就给我们近百斤。军长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意思是不要怕花钱，对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多花点钱，他们是什么事都敢干的。
关于要炸徐州国民党飞机场的事，军长说无论花多少钱都要炸掉，给国民党一个沉重打击，扩大政治影响是很重要的。我亲自布置给大老权（权兴周），他说：“在飞机场只有一个情报关系，还是在飞机场外边摆小烟摊的，恐怕不行。”向军长汇报后，军长指示，通过这个做小买卖的，多花些钱，利用飞机场里边的人，也一样把飞机场炸掉。他又重复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话。当时我也讲过两句话；叫“远交近攻、广种薄收。”后来因情况有变没有炸成，而把九里山国民党军的军火库炸了。
这里再把国军工作的一些同志提一提：
叶超：依靠其社会关系（国民党军队一个少校）打入五十一军，在五十一军被消灭后，到徐州找许天民请示今后去处，许天民将叶的关系转交到郑汴工委。
宋丹林：他和弟弟（称小宋，名字记不清了，是我鲁中武工队员）一同打入五十一军，在枣庄战役前的一天，小宋从里边跑出来，给我们送来一份情报，内容主要是敌人兵力工事部署情况，．攻打枣庄要从什么地方打，哪些地方容易打进去等，这个情报在战役中起了很大作用口这个关系是华东局城工部交给我们的，记得宋丹林原是郭洪涛的警卫员。
鹿世涵：又名鹿鸣，这个关系是徐州市委交国军工作部派入的。我曾和他谈过两次话，布置如何打入问题。他原是五十一军的电台台长，在历史上（可能是1932年．）曾参加过徐州郊区的一次暴动，后来跑到东北军那里，但我们没有怀疑他，对他很信任，因他没有被捕过，在东北军搞电台工作，中间曾离开过五十一军。后来五十一军来淮海前线，他到国军工作部找我们联系，说他可以打入五十一军，通过五十一军电台和我们联系，提供情报，我们表示同意，他就打入五十一军内部去了。后来又出来汇报过一次，说在里面很安全，没有什么问题，依然干电台工作，但不是台长了，我们的电台在接收技术上有些问题，无法解决，以后如何联系的，他提供过什么情报，记不太清楚了。后来他在五十一军被捕了，但没有暴露身份，后又被派到南京去了。这是打入国民党五十一军的几个同志的情况。
在枣庄国民党五十一军的某部，有一个连长（名字忘记了）同我们有联系，当时我们和徐州的联系相当困难，就通过他进行联系的，有一次华东局交给我们一个上海的地下党女同志，也是通过他送出去的。
江涛声是董老（董必武）从重庆派到徐州的民盟成员，任国民党陆军医院少将院长，到徐州后就和佟震武挂上了钩，又找到了丁老伯（丁志刚的父亲）替他在徐州找房子，说要做买卖，开书店。同时他曾要求来解放区工作，我们认为他这样有地位的人打入不容易，所以要他转到济南去工作，因为他和济南的国民党军队有关系，又是济南人，所以他从徐州又去了济南。他对徐州的地下工作帮助很大，他毅然离开徐州，主要与顾祝同有矛盾，不是一个体系之故。顾祝同的本家顾柏衡和江涛声很好，顾柏衡很受顾祝同的重用，江涛声曾通过权兴周给我们送过关于国民党军队调动的重要情报，还帮助解放区购买过药品和医疗器械。
（二）关于情报工作：
郭宜廷是华东军区的徐州情报站站长，兼徐州市委情报科科长，具体工作是他抓的，上面还有华东军区情报部，应该让他们谈谈做这项工作的情况。很多具体工作，个别打入的干部、社会人士的情况，我说不清楚，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谈一些。
当时做情报工作，一个靠国军工作内线关系来搞情报，象孟庆元，江涛声，顾柏衡等都提供过重要情报。五十一军在我军发动进攻的前夕，就是由内线关系小宋送出来了重要情报，一个靠地方党的同志，从飞机场，郊区，铁路、搬运，商业界等方面和各种社会关系中来获取情报，再一个是派出情报工作人员和发展情报工作关系，~专门去搞情报。有的情报关系就是给他一笔钱，叫他通过关系去进行活动，搞个什么情报。党员阎士义（严华）、戴××，王敬朋、权兴周、权兴思和非党员权兴汉、权兴豪、周仑等都做过情报工作。权兴豪（他儿子在我军当政治指导员）的朋友赵候为，是国民党陆军总部电台台长，他通过赵为我们搞情报，当时建立的情报关系是比较多的，有些人员也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他们有渠道和办法搞情报，我们也就运用这些人。
鲁南系统开展徐州地下党的工作。1944年以前市内还只有少量地下党员。后来派入一批，又在城里发展了一批，数量就多一些了。到1946年6月，市内关系有55人，其中党员42人，非党员13人。国民党发动内战后，抓徐州工作的领导机关后撤，但仍尽力保持与市内的联系。以后国民党向山东重点进攻，大举进兵鲁南，战争向鲁中发展，我们的领导机关，也就打起游击来，在游击中坚持徐州的各项工作，中间曾一度被迫撤至滨海，致使市内的联系受到影响。 1947年7月中旬，粉碎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形势好转，我们派入一批骨干，充实与健全交通，便逐渐恢复加强了与市内的联系，加强了领导，工作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1947年夏末，我们又打入市内26人，其中党员22人（内有女党员2人），非党同志4人，绝大多数都是解放区的干部，丁平就是这时打入市内的，担负市内的核心领导，这时在市内又发展了一些党员。市郊地下党组织原属运河县委（后为铜山县委），也划归鲁南区党委城工部领导，1945年初即配合我们开展市内工作，1947年底，又划归市委直接领导，组成市委铜山工作部。徐州郊区工作，也是为了开展市内的工作，至1948年夏，市郊地下党组织有8个支部、党员55人。当时市委领导的徐州市地下工作同志的职业掩护，都是根据各人的条件结合工作的需要，尽可能有计划地安排的。如有文化的就向教育这方面打入，能做买卖的就经商，有劳动力的就干苦力、拉洋车、地排车等。当时地下工作同志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有些在教育界的中学，小学教书，有些就开店，开转运公司、米店，盐槽子、酒坊等，有些打入军政单位干职员或警卫、士兵。如在市政府、市警察局，城防司令部、飞机场等；有些在交通方面工作，干铁路职员或工人、汽车司机，火车站脚夫等，有些在各处干工，如洋面坊工人，建筑部门木工、戏院茶房、澡塘工人、教堂工人、商店店员等，有些于小商贩，如磨面，卖布、卖馒头、卖稀饭、卖青菜，卖香烟，瓜子、花生等；还有些在市郊种地。
地下党的同志中，有这样几种人：一种是作为领导骨干派入的，如丁平、丁志刚等；一种是作长期隐蔽打算的，如张子善、程××等，一种是做内部交通工作的，如杨光、曹秀林，韩××、岳岐等，再一种是对外开展工作的同志，其中一部份是做国军工作或情报工作的，大多数是在各方面深入扎根，做各阶层群众工作的。开始时市委贯彻的十六字方针，要求树立埋头苦干、长期建党的思想，搞好职业隐蔽、巩固合法地位，密切联系群众，当时强调能打入进去，有社会职业安家落户，站稳立足点就是胜利，如果能团结几个群众那就更好了。
1947年我军反攻以后，形势愈来愈好，胜利已经在望，我们便要求全体地下工作同志，利用各种形式，如拜把兄弟等社会活动的习俗，大胆地团结教育和组织群众，广泛开展反蒋爱国求生存的斗争，并做好社会中上层的统战工作和对敌人内部的分化争取工作。市内地下工作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青年学生、铁路工人、洋车夫、搬运工人中的工作更为突出。洋车夫党支部提出“穷帮穷”的口号，组织带子会、面会，团结教育了广大洋车夫积极开展斗争。
从1944年开展徐州市的工作，我们也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先在市郊隐蔽发展，然后打入市内。市郊地下党组织在掩护市内工作，发展市内关系和打入市内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在市郊发展党组织，组织农民斗争，团结各阶层人士，分化争取国民党乡、保长及上层人物等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到1948年夏，掌握了伪乡、保武装40多个（其中党员亲自掌握的武装30多个）还有外围武装，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市内工作。市郊地下党组织，对市内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
此外，在1948年时，还布置市内地下工作同志，调查徐州国民党的全面情况，包括各行各业的情况，就连徐州市电话局的电话薄也设法买了出来，编印了（（徐州概况》一书，内容分六部分：政治概况，特务概况，经济概况，文教概况，社会概况，人物调查。每一部份又分若干项目，材料很具体，为解放徐州，接管徐州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1944年秋至1948年夏，对徐州市内和市郊的地下工作担负过领导责任的同志有：周南、丁平、冯克玉、刘金鼎、董尧卿、李益民、蓝名述，文菲、陈瑞生、郑阳、王新、刘向乙，沙振乾，等等。1948年秋，我离开徐州市委，华诚一调来任徐州市委书记。
我们后来在外头靠敌区的边沿地方，建立4个联络站（也说交通站），公开的名义是新四军，山东军区津浦前线办事处。任务一个是担任联络工作，一个是具体负责一部份地下工作。有了这4个站，来往交通就便利多了，中途有个专门的地方接待市内出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国民党地区有些进步的人士来找我们也好找了。有些具体的地下工作也可以就近地抓起来。其中较重要的一个站，就是设在临城附近的夏镇工作站，这里靠津浦路很近，和徐州市来往很方便，可以利用铁路员工的关系和跑单帮，做小买卖的关系。这个站的负责人就是刘金鼎，他做了不少工作。郯城码头也有个站跟徐州联系，是文菲负责的，码头是个商业重镇，做买卖的多，通过做买卖的，到徐州跑单帮的来和徐州联系。还有两个站我记不清楚了，这是采取公开和秘密结合的一种交通联络方法。
在交通工作方面，我们一开始就选了一些同志担任政治交通，联系市郊、市内和市外做市内工作的关系，传达目前形势和工作任务，并带回地下工作的情况。那时开始也是没经验，我们的交通很分散，进去一个人，外头就有一个人当交通，围绕着里头的支部、党员、非党同志、工作关系。外头搞交通的人很多，也忙得很，以后中途有了交通站，行动起来就利索多了。丁平又进入市内，逐渐建立市内领导中心，市内也设立了地下联络站(张子善开的永泰米庄就是一个),这样交通的工作量就减少了。另外，有些市内的同志，也可短期出来到解放区住几天，汇报、学习后赶快回到蒋管区，后来的交通工作就比较正常完善了。
除了陆路交通外，我们还建立了海上交通，由山东日照的石臼所，乘轮船到上海再到徐州，这条线的交通是由岳岐担任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有经验，在上海也有立脚点，交通工作还有具体东西，怎么样联系，什么联系信号等。
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则，这是地下工作必须严格执行的，它关系到整个工作的成败和全体同志的安危。进去的同志一定不许发生横的关系，如果自己违犯了，一定要受批评，要检讨，这是．很严格的一条纪律。对里面的每个党员、每个同志，他们之间过去认识不认识，可能不可能碰上，都作了细致的分析与安排。每个党员、每个同志在里头是这个名字，在外头是另一个名字。譬如在里头叫张三，外头称李四，这样不至于暴露，也怕我们从外边暴露，怕通过某种渠道传到蒋管区，这样地会出问题的。对里头工作同志的住址、工作情况，我们都要保密。由于重视保密原则，解放战争时期徐州地下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
关于组织地下工作的力量，当时有一种提法叫“广种薄收”。做地下工作的基本力量，是原在市内的地下工作同志，我们派入的同志和他们所团结的基本群众’其次，我们曾在我区发动组织了各方面的进步人士，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向徐州打入，此外，还在蒋管区各个方面广泛地建立了工作关系，对象有下层的，有中层的，也有上层的。即便在徐州是个士兵，只要他愿意靠拢我们，我们都推动他做些工作。
（三）
我们党对徐州的工作是很重视的。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就陆续派重兵驻扎在徐州一带，其中包括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蒋介石先后派出他的高级将领薛岳、顾祝同、刘峙、陈诚、杜聿明等来这里指挥。顾祝同还曾以陆军总司令的身份在这里坐镇。徐州这个地方，历来是重要战场，拿近代来说，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战略要地。徐州是北方的屏障，也是南方的门户，是联系华北、华中的战路基点，又是陇海，津浦两大铁路的交叉点，是苏鲁豫皖边区的中心，所以徐州这个地方，在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上都是很重要的。我在1945年冬被调到新四军军部以后，在陈毅身边工作了很长时间，陈毅军长不仅把我军同徐州国民党部队的军事斗争放在主要位置，而且对徐州的地下党工作也是很重视的。
军长很强调徐州地下党工作的重要性，引导我们认识这一点，努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他一再讲，这些同志现在看是一个人，他的作用到一定时候比我们好多人的作用大。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到徐州的某个地下党员的工作时，他就指出，你看，他一个人就比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作用都要大。一个干部、一个党员、一个同志，他在敌人那里做个事情，一旦做出来，就比我们多少军队都重要，他能起到我们多少军队起不到的作用。本来我们对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是不足的，有时还不太安心工作，军长把重要性提得很高，对我们的鼓舞很大，都觉得要克服一切困难来做好这个工作。
关于徐州的地下党的工作，军长是亲自过问的，我是经常向他汇报请示的，什么同志来了，或是政治交通员来了，谈了什么情况，我也常常向他汇报。对于国军工作，他常常说，对反动派韵军事进攻，我们一定要打，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厌战情绪和派系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做好争取团结工作。国军工作好多事都是军长亲自抓，抓的很紧。譬如和三十三集团军张克侠的联系工作，他都是具体听汇报和作指示的，说的话往往并不多，可是很重要。1947年的夏天，在军事斗争尖锐的时候，孙炳超（派往三十三集团军的政治交通员）回来说：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突然向蒋介石请假离开徐州了。我向军长汇报后，军长叫我分析冯治安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离开部队，我说，他是躲避战争，如果他的部队打败了，他既可以向蒋介石推脱责任，又可到上海去保他的黄金和老婆。军长同意我的看法，然后他估量了冯治安走后部队的形势，认为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利。指示说，他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好机会，抓紧做工作。于是我们就大胆地跟张克侠联系，积极开展工作。
对于徐州来的情报，军长是要亲自听的，有一次权兴周送来一个关于杜聿明、黄维这些人的大兵团调动的情报，关系到以后徐州整个战略的部署。军长当时一听，马上说：“好！这个情报重要，要记他一功！”权兴周这个同志在军事情报上做了很多工作，军长很重视他，说他有经验，他在旧军队里干过，懂得旧军队那一套，有时军长问，你们徐州那个权大个子来了没有？又有什么情报！我说：他哪有那么多情报，有些小来小去的东西，意义也不大，有的还是道听途说的。军长并不完全赞同我的看法，说：“嗳，道听途说有时也可以参考嘛，我们也可以分析嘛!”
军长很重视徐州地下党的长期建设工作，当我向他汇报徐，州地下党的工作以后，他曾经说，党的长期建设工作要做好，这是个基本力量，没有党的建设基础，我们的工作就是空架子，空虚得很。工作要做细，要使这些同志有个长期打算，他还指示要扎扎实实做好隐蔽自己，团结群众，发展党员、健全组织、开展斗争等工作，牢固树立长期建党的思想。
陈军长在具体工作中，常常及时地指出关键所在，对待地下工作同志，他总是强调要信任干部、信任同志。地下工作与解放区的公开工作不一样，地下工作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处境险恶，斗争尖锐，情况复杂，而且敌人也有丰富的反革命经验，所以进行地下工作是很困难的，有它的特点和规律，不能象解放区的公开工作一样来要求，也不能随便怀疑他们。军长很理解这一点，时常对我们讲，要信任他们，使他们也信任你这个领导，让他们放手干，做错事是经常有的，但是不要轻易批评，他本来就提心吊胆，你一批评，他就更提心吊胆了，工作就做不好了。军长对我们也是这样，很少批评，鼓励很多。在国军工作中，对待国民党军官，军长强调取信于他。军长说：这些人一般是靠不住的，蒋介石教育他的军官，都是不说实话的，但我们要取信于他，他不说实话，我们跟他说实话，我们不随便说，但是说一句就要算数，这样我们的话就有威力。所以通过国军工作内线或交通传过去的话，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军长又强调国民党军官和我们共产党员不一样，他说，象这些人，枪杆子是他的命，黄金是他的命，太太也是他的命，咱们共产党员，不是为了黄金和势力来革命的，什么个人利益都可以抛弃，命也可以不要。军长又向我们指出，国民党里头亡命之徒有的是，只要有利于他，他就能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只要把钱花到了，就有人敢于啊l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共产党员是靠觉悟的。军长这些话，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启示，使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能够抓住要点。
军长的工作作风，既细致又很大胆，对于关系很大的事情而把握又不太大，他总是反复考虑，最后仍然不轻易下决心。可是对于可以干，应该干的事情，他又是当机立断，大刀阔斧，敢作敢为的，他对徐州工作也是这样要求的。他经常讲，只要革命需要的事情，就放心大胆去干！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要光埋头做党的细致工作，大胆点的工作也要做啊l要大胆，要放手，要敢于工作。开始我对于国军工作也好，情报工作也好，地下党的工作也好，恐怕担负不了这些工作，胆子还不大，思想上一直是谨小慎微，怕出毛病，觉得弄不好干部损失了，工作损失了，要担风险。所以我们一些地下工作同志，开始活动圈子很小，也不是那么大胆，进去时只顾保密啊，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啊，不敢大胆接触一些人，不敢大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因为军长对我们有这个口气，我们对他们也有这个口气了，叫他们大胆接触，敢于开展活动，只要出污泥而不染，就不要顾虑，按照你的身份能接触哪一层，就大胆地向哪一层接触。那时兴请客送礼，拜把兄弟，这个也可以嘛，以前哪敢，认为共产党员嘛，要洁身自好，哪能搞那一套，这时在社会活动方面也广阔了。
开始，花钱也不大胆，在军长的启发下，花钱才敢花，才会花。那个时候派一个同志打入蒋管区很困难，化装呀，弄～个国民党地区的身份证明呀，也不知要费多少事，花多少钱，贿赂乡保长，买通他们。原来认为这些钱是浪费啊，这时舍得花了。那时给张子善几两黄金，叫他到徐州开米店，做个买卖，这个同志开始也不敢花，说万一给党赔了怎么办？这时我们说话也不一样了，说：“你大胆放心，拿出去就准备丢它，做买卖不能怕赔本。”于是有时几百块钢洋、几斤大烟土、几两黄金都敢花了。
在军长的启示下，我们也组织地下党员对敌人搞破坏，以前也没有大胆地抓这项活动。军长讲，要敢于破坏敌人，他破坏我们嘛！他杀害我们多少共产党员，他派一些特务破坏我们嘛！我们对敌人也要狠嘛!我们要不破坏他们，就是对敌人的慈悲，为什么不破坏他呢!国民党做反革命事情做了多少？他用多少万人向我们进攻，他到解放区杀了我们多少老百姓，烧了我们多少村庄，为什么不敢破坏他？不敢向他进攻？今天我们报复他一下，算报复他么？后来他经常见到我，经常讲，哎，你怎么不好在徐州给他搞个破坏呢？
于是我就选了两个人，一个是权兴周；一个是权兴汉（权兴周的兄弟）做这个事情，后来权兴周来汇报，接触了一个国民党队部的副官，是看守九里山军火仓库的，这个人是他的旧相识，他对国民党很不满，牢骚满腹。军长听了‘汇报说，这个人重要，抓紧。军长叫用钱把他买过来，权兴周来汇报了几次，后来工作做好了，把九里山军火库给炸了。
军长总是引导我们思考问题，把徐州的工作做好。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见他，不去的日子很少，每次见到他，总是要谈一下，也不是一次跟你谈很多东西，但总是让你开动脑子，多考虑问题，哪怕没有事坐在那里，也要叫脑子里想问题，也不是叫你在那里玩。有对他给我们说说笑话，其实也不是纯笑话，都是有教育意义的，这一点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我记得有一次是收麦子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那时住在邳县的一个村子（可能叫戴家庄）里，中午我休息了，军长派警卫员去叫我，军长说：“哎，睡什么觉，打仗么，枪一响就不要睡觉了。”天很热，就坐在他住的屋当门里，警卫员拿来些黄瓜、黄杏让我们吃。军长说：“你能派个女干部进去吗!"我想，国民党军队很坏，派个女干部怎么行，我问：“派女干部干什么? ”他说：“哎，派到张克侠公馆里去，做他们高级将领的老婆太太们的工作，把他们的老婆太太做过来。你不要小看这些老婆太太，把她们的工作做好了，他们也能起很大的作用啊。当然他们的老婆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老婆是革命的，他们的老婆讲命、讲钱啊！”军长又说：“我们的女干部不是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员是黄金买不去的，牺牲生命也不怕啊！”军长的话对我来说是个新问题，我脑子里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说：“哪也不行，鲁南的女干部文化程度比较低，干不了这个事。”军长说：“你老婆子啊！”我说：“我老婆子不行，高小文化程度，只能做农村妇女工作，这些场面也没有见过。”军长又问：“哪里人？”我说：“山东小城镇人。”军长又问：“那个妇女工作头（按：指鲁南区的妇救会长）呢?”我说：“她倒是个中学生，可也没在城市呆过，对城市生活也不熟悉。”军长又说：“哎呀!我老婆子张茜要在这儿就行了，你有本事把她派进去，做她们的工作那是没有问题的。”我说：“张茜同志在这儿我也不能派，要是军长的爱人暴露了那可麻烦了。”我又笑着说：“军长是不是想张茜同志了? ”他也笑了说：“哎，开玩笑，开玩笑。”接着我又想了半天，想不出适当的人来，没办法，军长又风趣地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这个鲁南这么糟糕，文化程度这么低。”我说：“我们这些女干部，文化程度还算不错的呢，可是干这个不行。”军长的话把我提醒了，做国军工作还要考虑国民党军官家属问题。我们就要李连城与何基沣商量，相机做这方面的工作。后来在三十三集团军起义前，把他们一批高级军官的老婆和私人积蓄，提前送到了解放区，解除了这些军官的后顾之忧。
军长对待同志的作风也是平易近人的，非常和蔼，不认识他也跟认识一样，决不是叫我们见了感到紧张。他见了我们很随便，我们也可以和他无拘束地谈话，甚至说说笑话，可是我们对他还是很尊重的。
我在军长身边的那些日子，他对徐州地下工作上的支持和教导，他的音容笑貌和形象，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多少年过去了，我一想起这些往事就很怀念军长。
该文刊登于《古彭风云》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