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鲁南地区国共双方就地谈判。谈判地点设在临城。因为是和国民党直接对话，陈毅军长和大家考虑到我长期做国军工作，就决定让我前去。我也没含糊，当时就答应了。军长对谈判中可能遇到的情况作了设想，甚至连吸烟、吃饭这样的生活琐事都作了指示。大概是十四五号，一早，我带着军长现写的信出发，临分手，军长还给我壮胆：“对这些人不要看得多么高大。草包！”
国民党住临城的队伍是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是陈大庆，停战令生效前他就回徐州调兵遣将部署队伍去了。副总司令叫李铣，这个人既顽固，又是菜包子。到临城谈判，我们去了12个人，12匹马。这些人里有作战科长、敌工部长、城工部组织科长，都是搞敌情工作的。他们都以我的副官一类的身份当随从。
当时枣庄到陶庄一带是我们新四军七纵防区，纵队司令是谭锡令，政委是曾希圣。过了七纵防区，就到了临城东北一个小庄子。这里大概是两军结合部。庄子上只有一间屋，别的都拆光了。一接触他们的阵地，就听着枪栓稀里哗啦一片响，还吆喝：“哪来的？”明知故问，抖威风。我说：“共产党新四军那边来。”“几个人？”我说12个人，都到了。问：“带武器了吗？”我说：“除了我的警卫人员带武器，其他人都没带。”有人把我让到屋里。屋里只放着一张八仙桌子，几把椅子，算是临时休息室。没多会儿，开来了一辆小卧车，接我的是总司令部的副官长，是个少将。他是我们的同志，叫徐光。跟来两名副官，都是校级军衔，一个是比较进步的，一个是共产党员，大概是个中校。这次我带专搞城工组织的冯凯余同志来，接党的关系也是一项任务，因为平时不能直接来往。我到这间小屋来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人了，其中有我们的共产党员，主要记得有孟庆元，还有个朱会生、徐天民。不便公开接头。我和副官长商量，去谈判是不是去的人太多，留下几个？他明白我的意思，说：“随你吧。”我就把冯凯余同志留下了。这是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
副官长把我接到临城北的一个车站，一直送到火车上。那个火车的客车是客厅式的，前头象客厅，后头还有休息室，有沙发。专门布置的。坐在车上到了临城火车站。站外边排了一大溜接我的人，总司令不在，从副总司令起，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排到三十六师参谋长。我一出站，就听一声“立正”口令，一边还有一个仪仗队。李铣讲了几句话。车站上没有其他人，他就把参加欢迎的人向我一一介绍。他没让我到房子里去。转了一圈，还是把我领到火车站上，又换了一节车厢。
这节车厢布置得很讲究，桌上摆着美国香烟，一坐下他就吸烟。我就随口说：“尝尝我们的烟吧！”我就把陈军长教我带的烟（我的警卫员皮包里没装别的，全是“大鸡”烟）拿出来，每人一支递给他们。那时，咱的大鸡牌烟也有锡纸了。他们吸着说：“你们这个烟丝不是自己做的吧？”我说：“是的。是解放区工厂自己做的。”他们不相信，直夸烟好，我就把我们的烟一人一包送给他们了。他们的烟一支也不吸了。该吃饭了，果然是西餐。虽说这西餐也不是太好，还是比较考究。酒瓶上都是外国字，有白兰地、威士忌。我不敢喝，强调不喝酒。他就拼命让，车轮战术，就是想把你弄得迷迷糊糊。
谈判，先是从副总司令个别谈，最后是集中起来谈。最狡猾的是八十三军的军长，黑瘦的样子象是抽过大烟。说话声音不高，能讲歪巴理儿。和我坐对面的是副总司令李铣，是个结巴嘴，说话口吃。他们在我下首坐着，我就专面对李铣谈，避开他们，省得他们胡搅蛮缠。李铣口口声声说陈军长是他老师，他说：“陈毅军长是我的师长。”我不好表态，就问：“总座过去跟我们陈军长认识吗？”他说：“他是我的老师。他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我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我这才知道是真的。后来我跟陈军长讲说“碰到你的学生了”，“他是我的什么学生？”我说：“黄埔军校第×期的学生，叫李铣。”“我哪知道他？他那时还是个毛娃子。”
李铣出面谈判，很象惊弓之鸟，对于打，丧失了信心。看样子他的上级也没给他多少明确指示。他指出了几个问题，想起来也挺有意思。一个问题，说我们的武工队扰乱他，叫我们把武工队撤走、解散。我说，武工队这个事我闹不清，它和游击小组、游击队一样。是地方上群众的自卫组织，我们不领导他们。你说他们扰乱，你们军队的纪律好一点，对他们损害不太大，也不至于扰乱你们，老百姓武装自卫嘛。他说他们没有粮食吃，要我们动员当地政府给他送多少万斤麦子。我说，我们吃的都是瓜干什么的，走到哪里，到处有老百姓给饭吃。从来没有提着口袋把群众的粮食拿走过。你说把粮食集中起来送到你这里，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我们也没有这个习惯。第三问题，他提出要我们向后撤退，因为我们的军队把他包围得很紧，他只有临城据点，没法动弹，就要求我们后撤三十里。我说撤退是双方的事情，互让嘛，互相撤退，假如你们从临城撤走了，我保证周围都没有军队，你不占谁也不占了。别的记不清了，哕哩哕嗦的事还有，五六个人围着我胡扯，也是车轮战术。大概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我按军长“无论如何不要住下去，争取回来”的指示，离开谈判桌往回返。
到了陶庄我们七纵司令部的时候，我马也不能骑了，劲头都用完了，加上风大、天寒，浑身象散了架。李新同志和孙参谋长看出我疲劳到了极点，天色已晚，就把我留下休息。第二天早晨，我急着回赶，知道军长要听情况汇报。这次谈判也是为徐州谈判开辟道路。回到军长那里，我的感冒很重了，觉得头疼、难受。正好王世英同志也在那里，他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国民党军装，高统皮靴，佩戴着国民党少将军衔。我把这趟任务完成的情况汇报了一遍，军长说“对着哩，对着哩！”说谈判中回答得很好，转脸叫把卫生部的人找来，说：“赶快给他治好！他还要出发。还要上徐州！”
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要动身。我实在起不来了，体温一直未降下来。上徐州就有执行小组了，三人执行小组，韦国清同志负责，有魏玉国同志，那一个记不清了，他们三人去的。
停战了，和平了，我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军长临离开峄县的时候曾交代：舒同同志是书记。可是舒同同志也要走。我就问舒同同志：“你们走了，我的工作怎么办？得有个依靠呀！”他说：“一个是靠鲁南区党委，一个是靠你自己大胆作主。”又说：“你还是请示一下军长，看看组织形式怎么办。”我给军长谈了一下，他说：“并不是我陈毅在这里领导你，党领导你嘛！我们走了，你的工作还得抓紧做，还要把徐州这些工作做好，不能因为和平谈判把工作松下来。”军长对徐州工作和国民党军队工作的指示是：城市工作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军队最好能调转（即起义），能够配合我们作战。
这时我还兼着铁路工委书记。工委到枣庄的时候，中心攻势已开始了。王继美住在中兴公司，外头住着我们的队伍。我们到枣庄就住在火车站，工委就在票房里头。要修铁路，我们建立了铁路局，靳怀刚同志是局长。铁路局的人多，就住在车站后头过去鬼子的商行里，那里楼顶板炸塌了，现修现用。鲁南铁道大队番号撤销后，刘金山同志任铁路局副局长。铁路局设立了警卫股，一部分铁道队的同志担任工委和火车的武装警务。
为了修复铁路，调了许多懂铁路的干部来，停战令下达后一登记，就调来啦。还有一些是铁道学院毕业的。沿津浦铁路线，凡已解放的车站，铁路员工都接收下来。铁路中断，工人失业，没人发工资。我们发小米，铁路员工和家属不能饿着。当时聚集到枣庄的铁路员工大概有五、六百人。除了搞作风整顿，纯洁队伍，华东局还批准办了个铁路学校，培训铁路建设人才。校长是华东局城工部的副部长王见新同志，我是副校长。后来，到了形势紧张的时候这些铁路职工统统跟我们撤到黄河以北去了，以后都成了修复铁路的骨干，当站长的很多。
我的主要任务还是谈判。我们参加枣庄执行组的代表除甘重斗同志是执行部派的以外，曾希圣同志代表华东，我代表鲁南，除了美国人梅西亚，对方还有段之经、王刚。每次谈判都是有规定的，哪一天的几点到几点在什么地方谈。在对方谈就在中兴公司里边，在我方谈就在我们铁路局楼上。甘重斗同志就是在去中兴公司谈判的路上被打伤的。
谈判桌上的时间要求很严，说到三点钟，一看时间到了，不谈了。其实，实质性的问题谈得很少，多数时间是闲扯淡。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地拖；我们有时也拖，我们拖是想打他，把枣庄这个据点拿下来。临城以东只有枣庄这一个据点了。王继美在中兴公司西南筑了一个碉堡，很高，伪军经常放冷枪杀伤老百姓。我们就挖地道准备炸他。所以谈判时我们就设法争取时间。有一天，我方代表负责人曾希圣同志说：“今天我们招待大家吃饭。”我们摆了几桌子，上了不少菜，预备了多少种酒。还准备了山东老白干，60度，很厉害，掺上带颜色的酒，准备到一定情况干几杯。主要对付美国代表梅西亚，这个人很狡猾。喝酒的时候，记得有王见新同志，还有谁，都准备好啦。一开始，我应酬他们，后来梅西亚端着高脚玻璃杯过来了，他知道我是秘书长，来碰杯。喝葡萄酒的玻璃杯比我们平时用的酒盅子大，一般说喝果酒三杯五杯不至于醉。我给他碰了一杯，返手就拿了准备好的白干酒给满上了，带着颜色，他也看不出来。我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就下来了，他也喝下去了，虽然觉着不是滋味，说不出口。接着王见新，还有谁又给他碰了一两杯，他就醉了，跳起舞来。就这样闹闹哄哄，这次就不谈了。
6月9日，打王继美那天，谈判是在我们铁路局住地。也吃了酒，还看了点枣庄的小戏，戏唱的不怎么样，我们陪他看，主要是熬时间。这时，我们已经把地道挖到他的碉堡底下了。碉堡里的脚步声都听得清清楚楚。炸药也都摆放好了。在谈判时我们看预定攻击的时间到了，就强硬地提出马上解散伪军，不行就打！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事很坚固，很保险。梅西亚非常得意：“哈哈，你们是拿不下来的！要拿下来得付出很大代价喽！”王刚象是有心事，不敢说我们拿下拿不下的话。后来他们看我们变脸色了，真要打了，沉不住气了，起身要走。曾希圣同志说：“不要走，还有5分钟我就把碉堡拿下来！”梅西亚笑了：“还有5分钟？”5分钟几句话就拖过去了，他看我们的脸色，知道是真的了，5分钟一过赶紧下楼钻进吉普车就走。他们往北拐还没过铁路，“轰！”真是惊天动地，好大一股黄烟冲天而起。他们过了铁路去看工事，那么大的碉堡不翼而飞了。就摆头把车调回来。梅西亚上了楼向那里一坐，说：“真不象话！”我们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我那块表是我的订婚纪念。”这呀，那呀，就怕他的东西少了。那个王刚也是往那里一坐，闭着眼睛，什么也不说。他们都住在中兴公司里边，离碉堡不远。
到了晚上，打得差不多了。我们请他们去查点他们的东西。梅西亚一回去，赶紧上楼找他的东西，结果一样也没少。我们在打的时候下了一道命令，不准损坏美国代表的财物。他门口的岗，由我们的一个排长给他站着。这一次梅西亚对我们部队的纪律很佩服，诚心诚意地赞扬了一番。
文章刊登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出版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枣庄市中区文史》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