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生时代
一九一九年寒假我十三岁那年，从齐河县小学毕业，一九二O年春到济南考上正谊中学。正谊中学没有学生宿舍，学生在外面赁房子住，很不方便。我在那里上了半年，到了暑假，我又考了山东省立第一中学。
第一中学在文庙后面有一个学生宿舍，我们新生就住在那里。我在那里住了半年。我记得就在那一年底，经贾石亭（贾乃甫）介绍，我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我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后，还发给我一个马克思头像像章。我根据这段历史的回忆，我是在一九二O年下半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领导人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贾石亭等。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一个是学习（当时主要学习《共产党宣言》），一个是宣传。我记得有一次马克思诞辰，五月五日，我们在省议会礼堂开纪念会，我还撒传单；还有一次，在济南人民公园召开收回胶济铁路庆祝大会；还有一次反帝大同盟开反帝大会。
一九二二年秋，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育英中学开的成立大会。那时，我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转为党员），当时每人填两张表，填两个介绍人，我填的是贾石亭和王杲‘¨。我记得有一次在千佛山开会，陈为人讲话，他讲张国焘在北京被捕‘2]，这是我最早知道张国焘这个名字。
一九二四年暑假我从第一中学毕业，因为家里没有钱，考大学念不成，一九二五年我就考上了一师的数理专修科，那也算是一个大学班。我的党的关系也从一中转到一师。当时一师的党支部书记是马守愚，党员有孙兆鹏、刘兆勋、张洛书、孙善师等。
我在一师念了两年，还未毕业，组织上因为邮政局没有党员，就安排我报考邮局。我一考就考上了邮务佐。考上以后，分配我到高密县邮局。
二、在高密
一九二七年一月，我到了高密。党的关系由一师支部经由省委转到了高密傅书堂同志处（傅书堂同志当时是省委特派员）。我到高密以后，在傅书堂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县委会，由尚联辰（尚鲁民）任县委书记，尚是胶济铁路的一个司机。我参加县委，是监察委员兼高密县城市支部书记。当时支部的党员，记得有傅书堂、单际祥、张玉堂、李云红、谭景普等。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八七”会议以后，我们县委发动过一次“胶高独立”。那时，蒋介石和孙传芳发生战争，孙传芳的军队北撤，孙部陈义燊旅和陆殿臣旅撤到胶（县）高（密）一带。我们就去做陈、陆的工作，鼓动他们独立。我们县委的力量很薄弱，他们两个旅，有两三千人，我们控制不了他们。所以这个“胶高独立”搞了两个多月就失败了。
后来，一九二七年冬，我们县委还派了县委军事部长宋奇到高密城北夏庄一带搞土匪工作。宋奇是黄埔军校毕业生，高密人。县委派他和城市支部的一个党员单际祥去做土匪工作，也因掌握不了他们，跑了回来。
这两次活动，都是搞军事投机，我们自己没有力量，总想动员别人的力量起来搞革命，所以都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邮局又把我调到周村。
三、在周村
那时周村没有党员，我去之后，首先发展组织，先后在邮差里面发展了一个姓刘的，一个姓芦的，名字我都忘记了。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这样，我们三人成立了一个支部，我任书记。这是周村的第一个党支部，这个支部直属省委领导。那时党支部还兼做团的工作。
支部成立以后的活动，首先是响应上海邮局的罢工，我们就发动周村邮局的工人、职员也举行了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争取中午的休息时间。这次罢工仅有三天即取得了胜利，每人每月增加两块钱；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原来中午没有休息时间，晌午一边吃饭，一边工作。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虽然不大，但在周村影响是很大的，显示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这期间，省委曾派宋耀庭（平原人）、朱霄（肥城人）、刘一梦（沂水人）等同志到我们支部检查过工作。刘一梦是团省委的秘书长，他和朱霄等同志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在济南被国民党杀害。
周村邮局局长李豫华，在罢工之后，他看我那样活动，很不放心。在一九二八年八月间，由他提出，省邮局就把我调到诸城县邮局。我离开周村以后，支部书记由刘××担任。
四、在诸城
一九二八年八月间，我到了诸城县邮局，在那里我又发展了一个党员叫傅维谨（日照人），他是一个信差。后来，单际祥也从高密县跑到诸城。我们三人又成立了一个支部。这个支部和省委发生联系，直接受省委领导，省委曾派于晓辉（于庆孝）和牟洪礼（牟修五）给我们送过两次文件。这些文件就放在傅维谨家中。
一九二八年，王复元和王天生先后叛变，省委遭受大破坏。王天生知道我在诸城，就派了两个特务到诸城，于一九三O年一月九日把我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傅维谨，并在他家里搜出了省委的一些文件。傅维谨是新党员，没有斗争经验，一被捕就承认了。他们把我们两个从诸城押解到高密，第二天从高密又押解到济南，押在法院里。那时我对傅维谨说：“叛徒认得我，不认得你，咱们两个打官司，不如一个人打。王天生认识我，他知道我是共产党，我脱不了啦。你翻供吧，你别承认是党员。问我呢，我也说你不是党员。他们问你文件的事，你就说文件是我放在你那儿的，因为我是邮局职员，你是信差，你不给我放不行。不给我放，我就开除你。”我们就编了这么一套谎。这样，法院对傅维谨就予以不起诉处分把他释放了，他又回诸城邮局工作。后来，他调到青岛邮局干了信差。
五、在狱中
我在诸城被捕后，伪法院判了我二年徒刑，押在济南普利门外模范监狱里。
大约有半年，我在监狱里和邓恩铭同志见了一面。我在第一中学时和邓恩铭同志是同学，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也在一起，他是负责人之一。他也是在王天生叛变以后被捕的，那时他是淄博特委书记。他听说我也在监狱里，就要求监狱看守让他跟我见一面。看守答应了，我们才见了面。邓恩铭同志跟我谈了两件事：一是他告诉我在监狱里有两个叛徒，一个叫徐元龙（许先登），一个叫谭克平，让我注意；二是他告诉我被捕以后也是个学习机会，在监狱里没有事，就好好地学习。他问我有书没有，我说我被捕后就带进一本书。他说：“这样吧，我给这个看守五块钱，托他把一本书送给你。”邓恩铭送给我一本列宁著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那个时候，在监狱里只要有钱就好办事，我们在里面也能看报纸，也能买书。看守一个月才挣八、九块钱，只要给他一元钱，他就给你买一份报。你要买书，你给他开出书名，比方这本书定价两块钱吧，你就给他五块，他就给你买一本来。这样，他可以赚三块钱。我们就这样通过看守买书买报学习。
那时在监狱里，有八、九个党员，尚联辰也被捕押在里面。还有李树枫、孙惠卿（孙聿修）、郭嘉瑞、高升、李志英、金谷兰、田化宽等，还有惠民中学的三个学生李殿楹、闫树芬、朱大诰。我们在狱中搞过一次绝食斗争，起因是为了给王晴士打抱不平。王晴士是青岛的一个青年学生，人很老实，因为共产党案被捕。监狱看守净欺负他，别人在说话，他说是王晴士说话，反正怎么也不叫王晴士舒服。后来，这孩子病了，很可怜的。我们就给他打抱不平，先由尚联辰和那个看守吵了起来，监狱的看守来了好几个和我们吵架。事后，看守对我们进行报复。本来监狱一天放两次风：早晨起来放风，顺便出去倒马桶；晚饭后出去放风，就把马桶提回来睡觉。我们跟他吵架以后，放风时就不让我们出去了，不让我们倒马桶，也不让我们拿马桶了。我们几个党员商议了一下——绝食！我们就号召我们那个号里所有党员和政治犯进行绝食。绝食斗争搞了三天，监狱长亲自到我们号里，和我们说好话，把那个看守批评了一顿，并把他调走，以后也让我们放风啦。这样，我们才停止了绝食。
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国民党成立了反省院，也设在济南监狱里面。我在监狱里刑满以后，他们也不释放我，把我送进了反省院，和我一起第一期进反省院的一共十八个人，后来那十七个人都出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不让出去。我在反省院一直呆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才出来的。
六、办“一线文艺社”
从反省院出来以后，我就回原籍看家。我在家也呆不住，年底又回到济南找党组织。我找到了过去的老同志邹光中、高光宇、陈希堂等人，和新认识的丁梦孙、丁适存等一起活动。我们在一九三四年办了一个“一线文艺社”，出了一个刊物叫《一线》，就是一线光明的意思，在黑暗统治下看到的一线光明。《一线》出了两期，就被封闭了。先找职业才好活动，于是后来我就考上了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办的社会教育服务人员训练班，到年底寒假结束。那时我的同学杨希文在那里兼课，他当时是教育厅第三科科员。结业后，派我到莱阳县乡村教育实验区当主任。一九三五年春，我就单枪匹马地到了莱阳。在我之前是于一川在那里当主任，我去接他的事（那时于一川是党员，有组织关系，可是我不知道）。我去了以后，于一川感到很奇怪：“哎，这个主任怪啊！会计、事务都没带，光一个人来了。”所以，我们两个只谈了谈就算交接完了。
七、在莱阳
一九三五年春，我到莱阳以后，又把陈希堂、高光宇二人介绍到中心小学当教员。我们就借乡村教育的名义在二十多个村子里成立了农民武术团，准备将来好搞暴动。在一次二十村乡村小学学生运动会上，由陈希堂同志起草了一个宣言，内中有些革命的语句，结果叫人告密了。国民党省党部还派了一个检查员叫方觉慧的，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事情闹大了。当时国民党莱阳县县长梁炳琨——那个家伙很坏，就想逮捕我。幸亏那个教育局长苏×义（名字忘记了）是我的同学的哥哥，他在头天晚上打电话给我，他说：“馥塘，不好啊，县长想派骑兵逮你，你赶紧走。”那时我们实验区设在义谭店，离莱阳城有四十里路，离水沟头近，八里路，陈、高二人跑去青岛；我把衣服、被褥、书籍等等东西全都撇下，只身跑到水沟头，坐上汽车跑回济南。这次我在莱阳呆了不到一年。这时我们没有上级党领导，还不懂得隐蔽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八、在禹城
我回到济南，又去找了杨希文。他说：“你自己力量不够嘛，你闹什么？”我说：“怎么办呢？”他说：“你等着吧！”我说：“没工作，没法吃饭啊！”他又介绍我到禹城县城内小学当教导主任。
城内小学的校长姓王，是国民党员，我当教导主任。我去了以后，首先给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隔了几个月，又成立了一个教员读书会。有个教员叫尉景平的，我也把他组织到读书会里来。读书会有十几个小学教员，由尉景平和我共同负责。有一天他到我的宿舍去和我谈读书会的工作，我觉得他挺进步的，其实他那时已是共产党员，我却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他把我在禹城的活动还向省委写了报告，抗战以后他是鲁西北特委组织部长。
读书会组织教师主要看些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还没有干半年，捕共队又找我去了，是两个叛徒，一个高密人姓田，一个潍县人姓任。他们对教育局长说：“马馥塘现在有了宣传机会啦！”他们还直接找我谈话，说：“你的教员为什么看那些刊物？”我说：“你最好不叫他出版，你不出不就完了吗？卖给人家，人家买了当然要看。”到了晚上，那两个叛徒走了。后来，教育局长（姓名忘记了，他弟弟在城内小学当教员）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最好你快走，你要不走，他们要捕你。”我打那里又跑回济南。
九、在泰安
回到济南，我又去找杨希文，他说：“怎么搞的，又跑了？你上泰安吧！”他设法给我开了个委任状，让我去泰安县民众教育馆当馆长。杨希文那时虽然还不是党员，可是挺进步，因为我们是同学，他很帮我的忙。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到泰安去当民众教育馆馆长。我又借民教馆的名义，开办了三处民众夜校，一个在城内，两个在农村。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抗日高潮。我想在泰安发动抗日，想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出来带头。那时，范明枢老先生正在家中休息，他是泰安人，是一个出名的老校长、老教育家。他不认识我，我就冒充是他的学生，登门拜访他。我说：“老师，你忘了吗？你在曲阜二师当校长的时候，我在那里上学。”我哪里在曲阜二师上过学，只是为了把他动员出来抗日，说个谎罢了。他的学生很多，也认不出我是冒充的。我对他讲了前线形势很紧张，各地都成立抗敌后援会等等情况。并把救国会给我的几本抗日宣传的小册子送给他。我说：“老师，咱们也得成立抗敌后援会。”他说：“好啊！”我说：“具体工作我做，名义你担着，抗敌后援会主任是你，我当秘书。”他都同意了。于是老先生出来一号召，泰安县抗敌后援会就成立起来了。
泰安县抗敌后援会成立以后，我看还不行，还得发展队伍，就起草了一个泰安县人民抗敌自卫团简章，发动队伍。我在过去成立的三处民众夜校，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那时于一川也在泰安，我先动员他参加，以后又吸收了朱玉干和倪冠英，人民抗敌自卫团发展了三百多人，有教员，有学生，还有农民。我是自卫团团长。自卫团共开了两次代表大会。
当时，泰安有党的县委组织，县委书记是鲁宝琪（我以后知道的）。鲁宝琪和地方上一些党员都参加了人民抗敌自卫团，夏天庚（夏辅仁）、张伯华、周明、程照轩（程金鉴）、崔子明等同志也都先后参加了抗敌自卫团。他们是共产党员，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还组织了一个抗战剧团，我担任团长，剧团团员有汪瑜、范立兰、范莜文等十余人。以后平津学生会流亡到泰安，驻在泰安三中校内，我主动去拜访了他们，还给他们募捐了三百元钱，补助了他们的生活，并建议他们要在泰安城里和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于是负责人孙陶林还派三人（有孟英、孙朝佐）参加了我们剧团。剧团经常到农村演出。
十、抗战开始
一九三七年十月，山东省委从济南迁到泰安。这时泰安县委就跟我谈话。原来，他们把我在泰安的活动都报告了省委。经过这次谈话以后，给我恢复了组织关系，我又重新和党接上了头，找到了党！那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份的事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见着了省委书记黎玉同志。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省委领导下举行了徂徕山起义，成立八路军山东第四游击支队，泰安县人民抗敌自卫团也参加了徂徕山起义，是四支队的一部分。铁路西的一些团员就参加了第六支队。徂徕山起义当天，开会选举洪涛任支队司令，黎玉任政委，我任经济主任（以后改为供给部）。
在徂徕山期间，有一次我和黎玉同志谈话时，他对我说：“你出了反省院那几年，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我说：“你怎么了解的？”他说：“我们的地下党员都报告了。”
这是抗战以前，我的一段经历。
注释
[1]王杲，即王用章、王天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叛党，长期干特务。
[2]张国焘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被捕，即他从上海回到北京的第二天。
刊登于《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总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