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新思想传入山东，当时济南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的新杂志有《新青年》、《曙光》等。
一九二O年暑假后，我进济南第一中学读书，由同乡贾石亭（商专学生）介绍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一个公开的进步分子的组织，会址设在当时省教育会，门口挂了一个长牌子，上面写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数字，每个会员还有一枚瓷质圆形小徽章，上面有马克思的像。研究会一起开会的有三四十人，后来有的逐渐离开。会员大多数是学生，第一师范四五个人，第一中学、商专都有学生参加。此外，有一个国文教师王翔千，还有一个从法国回来的华工王杲（王杲又名王用章、王天生，曾在法国参加共产党，回国后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参加党。大革命时叛变，出卖了许多同志）也参加了。王翔千和邓恩铭（一中学生）、王尽美、贾石亭是研究会的负责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主要是思想工作，会内组织读书，开报告会，记得曾读过《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工钱劳动和价值》等书。对一些政治事件，发表宣言和传单，表示态度。“五一”节时开纪念会，那次纪念会上，还有一个会外的记者上台讲演，他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把我们贴在会场四壁的标语“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等联成一气念了一遍。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没有讨论过党章。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之前，山东没有其它“共产主义小组”。党成立后，研究会中部分会员可能参加了党，我因年龄很轻，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研究会起了分化，有的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有的参加了国民党。一九二一年下半年，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人数不多，王翔千也参加了，那时他已经三十多岁，说自己是“特别团员”。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秘密的，成立会在育英中学开。以后开会，有时在山头，有时在大明湖的游艇上。青年团以学校为单位成立支部，第一中学支部有四五个团员，其中有工友王复元（后叛变）。团刚成立时，学习过团章，平时学习《向导》上的一些文章，组织生活主要讨论发展团员事。王用章曾被派去广州，回济南后，曾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给我们讲话。
后来，有的团员转为党员，有的党员兼做团员。
一九二二年，中央派吴慧铭来济南，被公安局抓去了。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见到了王尽美（在此以前，我不认识他），他在会上用俄文唱国际歌，大概那时他刚从莫斯科回来。关于莫斯科民族会议，没有听说宣传什么。
一九二二年或一九二三年，王翔千等办了一种三日刊，叫《晨钟报》（版面相当现在《人民日报》的二分之一），可能是党的刊物，在当时影响较大，宣传进步主张，也有国际消息，还刊载小说。这个报纸大约办了一年。记得有一次，我到晨钟报馆找王翔千，王说党准备派一些干部到苏联学习，还问过我愿去否。
那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也知道得很少，只是向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觉得很好。我把《共产党宣言》、《向导》等带回家去，我父亲看了，极为称赞，说马克思是“圣人”。（国民党王乐平等在一九二四年前，办“齐鲁书社”，也卖了不少宣传新文化的书籍，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的书）
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乡下也有了党支部，党员多数是学生，也有农民。当时，党在农民中宣传社会主义的理想，说将来土地公有，农民不受欺侮，有事也不打官司了。直至大革命后，山东农民运动才有更大的发展。
当时，军阀镇压共产党，污蔑共产党“共产公妻”，老百姓都不反对我们。共产党能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在群众中有威信。譬如说我们到陌生的地方找党员，不知道详细地址的话，可以同拉洋车的或街头泡茶水的人拉话，他们提起街坊上有某某先生，为人挺好、老实、肯帮助人，大概就是党员。我们的同志被军阀枪杀时，老百姓都惋惜，说他是好人。
一九二五年，我在一师（高等专科学校性质）读书，当时一师党支部有党员十来个人，经常讨论发展党组织的问题，对发展对象，反复调查了解，多次讨论，还要支部书记亲自谈话，很慎重。
（一九五七年王来棣访问整理，一九八O年四月经马馥塘本人审阅、修改。原载《“一大”前后》），也登载《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总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