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齐河县人。一九二O年春十四岁时，从原籍到济南考入了正谊中学，暑假又考入了省立第一中学。一九二一年参加了邓恩铭、王尽美同志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九二二年秋，经贾石亭、王杲(注一)介绍，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党员。一九二四年暑假毕业后，因为家里没有钱，考大学念不成，一九二五年我就考上了一师的数理专修科，念了两年，还没毕业，组织上因为邮政局没有党员，就安排我报考邮局，考上了邮务佐，先分配到高密县邮局，后又调到周村邮局，在那里工作了将近半年。下面就我的经历和所知道的有关淄博早期工运的情况作些简要介绍。
关于一九二八年周村邮局的罢工斗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从高密被调到周村邮局工作。那时周村是胶济铁路上一个比较繁华的手工业城市。我去之前，那里还没有党的组织；我去了之后，首先是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先后在邮差里面发展了一个姓刘的和一个姓芦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们都比我年纪大一些。这样，我们三个人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由我任书记，这就是周村地区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这个支部直属省委领导。那时我们还兼做团的工作。后来还在邮局附近的“涌泉居”酒店里发展了一个姓张的店员入党，名字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们掌柜的姓于。
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周村正是南军北伐的年代。我们支部成立后的活动，首先是响应上海邮局工人的罢工，发动周村邮局的工人职员也举行了罢工。当时邮局工人的工资较低，中午没有休息时间，午饭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吃饭，相当紧张劳累。罢工中我们就提出了增加工资和午休时间的要求。这次罢工仅三天时间就取得了胜利，每人每月增加了二元工资，中午争取到了二小时的午休时间，成果虽然不大，但在周村地区的影响是很大的，她初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在此期间，省委曾派宋耀亭、朱霄、刘一梦等同志到我们那里检查过工作。刘一梦同志当时是团省委的秘书长，他和朱霄等二十一位同志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在济南被国民党杀害了。
当时周村邮局的局长叫李豫华，他看我有点学问，对我比较好，还让他儿子跟我读书识字。在罢工胜利后，他知道了我是共产党员，对我们搞罢工活动很不放心，一九二八年八月间，他以“人地不适”为名，让省邮局把我调到诸城县邮局去了。我离开周村后，支部书记就由刘×X担任，以后的情况就不了解了。
关于淄博早期工运人物的情况
我在周村邮局工作时，张店火车站的党员谭玉堂、邹光中等都曾到我们那里去过，是省委介绍他们去的，做什么事情记不清了，我也到张店附近的洪沟村去过两次，那时洪沟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不少，我们叫那里是党的大据点，我认识的除邹光中外，还有孟金山、邹光军、孟冠军等。有两个人我特别说一下：一个是高光宇，他也是洪沟人，过去我们并不认识，一九三O年一月九日，我被捕入狱后不久，高光字也被捕入狱，和我们关在一起。后来伪法院判了我二年徒刑，他被判了十一个月，起初我们都被押在济南普利门外的“模范监狱”里，当时大约有八、九个党员。在监狱里，因为给一个挨看守欺负的青年学生打抱不平，我们几个党员联合了其他政治犯，搞了三天韵绝食斗争。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国民党成立了反省院，也设在挤南监狱里，高光宇的刑期快满了，也被送进了反省院，先后共进去了我们十八个人。一九三三年初，高光宇被关了三年才放出去，我在反省院一直待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才出来的。是十八个人中最后一个了。
一九三三年底，我从原籍回到济南找党组织，又见到了高光字，还有邹光中、陈希堂等人，我们和新认识的丁孟荪、丁适存等一起活动，一九三四年还办了个" --线文艺社，”出了个刊物叫《一线》，只出了两期就被封闭了。一九三五年春，我到莱阳乡村教育实验区当主任，就把高光宇、陈希堂介绍到莱阳中心小学当教员，我们借乡村教育的名义在二十多个村庄里成立了农民武术团，准备将来搞暴动的，结果被人告密，国民党又要逮捕我们，高光字和陈希堂就跑到青岛去了，我也坐汽车跑回济南，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在沂蒙山才又见了而。另一个是邹光中，这个人情况很特殊，一九二八年我在周村时，省委就介绍他到我那里去过。一九四三年初在济南办“一线文艺社”时和他见过面，当时他在胶济铁路上开车，我们都没有组织关系。听他说，一九二八年底王复元叛变后，带着捕共队在胶济沿线逮捕共产党员，他被迫跑到大连去了，大约待了半年，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他老婆一个人拉着三个孩子，生活实在没法维持，又回到淄博。当时捕共队的王天生：王明志等人，邹光中都认识，还和王明志是老乡，他想要求再干司机，王天生知道他家确实困难，虽然答应让他开车，却又逼他参加了捕共队。以后他名义上是捕共队的人，暗中却掩护过我们的人，一九三五年我从济南到莱阳去，都是坐他开的车掩护我们去的。
抗日战争初期，他和张天民同志办第五战区工会，他是正职主任，张天民同志是副职，一些党员不了解他，有些事情当然就背着他，有时他就到我那里去发牢骚，说：“只有共产党革命，别人就不能革命吗？”还埋怨组织上不给他解决问题。我曾劝他要正确对待，一不要发牢骚。听说他在淄博拉了个张博铁道大队，还当了司令，这是我从他们出的布告上知道的。一九三九年六月，大“扫荡”后，成立了大鲁南区党委，我曾到淄博的太河一带检查过工作，当时那里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武中奇同志的四支队一团，另一个就是邹光中的张博铁道大队，后来我们带着这两支队伍到滨海时，邹光中就没有去，被留在了地方上，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好象还干第五战区工会。以后鲁中行署成立，住在马牧池时，我听一个人讲邹光中死了，我问是怎么死的，那人讲，他听通讯员说邹光中是托派，已经被处决了。以后负责处决邹光中的杜明同志调到鲁中行署，我曾问他为什么要杀邹光中，、他说： “朱玉千说邹光中是托派、特务，让我们去处决的，那都是假的。”
我认为：邹光中在肃托中被错杀是个冤案。当时省委组织部对他有些看法，一直没给他解决组织关系。邹光中的情况也确实比较复杂，他又常发牢骚，所以才被错杀了。后来对邹光中的问题不少人都说过话，证明是错案。邹光中的二女儿邹健当时调山东纵队工作时，刘子超同志亲自给她说过：“你爸爸那个事（指肃托中被错杀）是个冤案。”邹健也曾写信找过我，我为此还找过黎玉同志，他也讲这个案子是错的。抗战胜利后，我们行署驻博山时，一天晚上有三个铁路工人从张店跑来找我，问我为什么把邹光中杀了，还要求给他立碑，这说明他在铁路工人中的威信是很高的。邹光中是入党很早的人，大革命时期为党做过一些工作，听说他在“二七”大罢工后，还当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委员，以后又在坊子、烟台等地发展过党员，作过地下交通，干过特支书记，这些都要认真查一查，作出合乎历史的结论。
我所知道的有关邓恩铭同志的情况
我和邓恩铭同志是在一九二O年暑假考入省立一中后认识的；他比我长三岁，高两级，我们都住在文庙后面的一个学生宿舍里，他常到我们宿舍去玩，所以就熟悉了。因为邓恩铭同志是“五四”运动时省立一中的学生领袖，又是一中学生会的负责人，所以他在学生中间威信很高。我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就向邓恩铭同志请教。他的见识高，待人又热情，一对我提的问题总象老大哥那样，耐心解答，对我帮助很大。那年年底，经我的同乡贾石亭（贾乃甫）介绍，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负责人就是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这样，我和恩铭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一些了。
一九三O年一月九日，我被捕入狱后，大约待了半年，我在狱中与邓恩铭同志见过一面。恩铭同志自一九二二年我在一中时，就经常离校，到淄博、青岛等地开展党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恩铭同志担任淄博特委书记，由于王天生的出卖，在济南被捕，关押在第一监狱。他听说我也在监狱里，就要求看守让他跟我见一面，看守答应了，让我们在“放风”的时候见见面。见面后他和我谈了两件事：一是告诉我监狱里情况很复杂，有两个叛徒，一个是徐元龙（徐先登），一个是跑号的谭克乎，那时这个人年纪比较小，我们常找他代买东西。恩铭同志嘱咐我要特别注意，提高警惕。二是告诉我监狱也是个学习的地方，要我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他还问我有书没有，入狱时，我只带了一本书，他就送给我一本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以后我和同狱的难友就经常阅读这部著作。一九三一年春，恩铭同志被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郑敏、吴茂杰整理）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来源《淄博工运史料汇编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