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八月间，我从周村调到了诸城，公开职业是诸城邮政局职员。负责信件挂号和收发邮包工作。这个邮局只有两名信差和四名邮差。约在二八年冬季，我经过几个月同他们的交往和考察，我发展了个党员叫傅维谨（日照人），他是一个信差，负责城关地区的送信工作。随后，原高密城市支部的一个党员单际祥同志，因高密车站支部遭受敌人破坏，跑到诸城我那里，（因我在二七年春在高密县委分工任监查委员兼城市支部书记）于是我们三人成立了诸城县城市支部，直接与山东省委联系，直接受省委领导。省委曾派于晓辉（于庆孝）和牟洪礼（牟修五）先后给我们送过两次通告和文件。这些文件就放在傅维谨家中。因傅维谨住在他岳父家，他岳父是卖馒头的，家中比较严密。
当时诸城国民党县党部在邮局派有两个信件邮包检查员，随便拆检群众的信件，报刊和邮包，我们就要他们重新封固和盖章，否则我们信差就不予送递，但他们仍往往把群众订阅的报刊带走，据为己有。
我们支部当时任务是对群众做些反国民党和反军阀的口头宣传并主要是根据省委指示做扩大党员的工作。
当时驻在诸城的部队是二十九路军杨虎城部的一旅，旅长是冯钦哉。我借着一个在一团一营当排长的陈鸿庆的同乡关系，认识了冯旅的一团一营营长，我就把单际祥同志介绍到他营部当书记。从此我们逐渐介绍了排长陈鸿庆，陈文多（是一营长的侄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我们又介绍了冯旅一团团副纪××参加了党。于是单际祥和他们建立了一个支部，在杨虎城部队里发展组织。到一九三四年冯钦哉部驻在潼关期间，他们还曾和我联系过一次o（当时我出狱后住在济南）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当时省委工作的王复元和王用章（叛变后改名王天生）先后叛变，省委遭受了很大的破坏，王天生知道了我在诸城（当年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王天生就认识我），到了二九年冬季他派了两个叛徒特务到诸城，于一九三O年一月九日把我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傅维谨，并在他家里搜出了省委的一些文件。傅维谨同志是新党员，没有什么斗争经验，一被捕他就承认了是共产党员。叛徒们把我们两个在当天从诸城押解到高密，第二天从高密又押解到济南，先押解在济南市伪公安局，后又转押到山东省伪高等法院看守所里。这时我对傅维谨同志说： “叛徒认识我，不认识你，你可以在法院审判的时候翻案，咱们两人都打官司，不如一个人打官司，一个人出去再干。王天生认识我，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是脱不了啦，你翻供吧，你不要承认是共产党员。要是法院问我呢，我也说你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他们问你文件的事，你就说文件是我放在你那儿的，因为我是邮局职员，你是信差，你不给我存放不行，不给我存放，我就会开除你”。我们就编了这么一套谎。这样，法院审判结果，就对傅维傅同志予以不起诉处分把他释放了，他又回到诸城邮政局工作。
马馥塘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于北京
附；马馥塘同志有关回忆录摘抄
《回忆大革命时期党在高密的活动》一文中：“我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到高密的，公开的职务是高密邮局的职员。我原来的组织关系是在济南第一师范，到高密后，由省委把关系转到高密县委。因此，我参加了高密县委的工作。并兼任城市支部书记。当时，参加县委工作的还有夏庄宋国瑞同志。
这时，我党在高密的组织，由城市、车站逐渐扩大到乡村，如门家芝灵、曹家郭庄（南郭庄）窑头、伏家庄、夏庄、前后埠口、葛家庄、小王家庄，都建立了党支部，开展了党的活动。这一时期，高密县委和诸城县相州党的组织（王翔千同志在相州）取得了联系。
…．曹家郭庄支部有曹克明（后叛变）等。
…”王元盛同志负责高密工作时，高密县委曾领导曹家郭庄一带的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组织潍河暴动。……省委曾派刘子元同志到高密南乡组织贫民会，对地主进行斗争。
一九二八年冬，我又调到诸城工作。一九三O年一月九日，在诸城被捕。从此，我与高密党组织的联系断绝。
附；马馥塘同志《我的一段经历》-文摘抄：
四、在诸城
一九二八年八月间，我到了诸城县邮局，在那里我又发展了一个党员叫傅维谨（日照人），他是一个信差。后来，单际祥也从高密县跑到诸城。我们三人又成立了一个支部。这个支部和省委发生联系，直接受省委领导，省委派于晓辉（于庆孝）和牟洪礼（牟修五）给我们送过两次文件。这些文件就放在傅维谨家中。
一九二八年，王复元和王天生先后叛变，省委遭受大破坏。王天生知道我在诸城，就派了两个特务到诸城，于一九三O年一月九日把我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傅维谨、并在他家里搜出了省委的一些文件。傅维谨是新党员，没有斗争经验，一被捕就承认了，他们把我们两个从诸城押到高密，第二天从高密又押解到济南，押在法院里。那时我对傅维谨说： “叛徒认得我，不认得你，咱们两个打官司，不如一个人打。王天生认识我，他知道我是共产党，我脱不了啦D你翻供吧，你别承认是党员。问我呢，我也说你不是党员。他们问你文件的事，你就说文件是我放在你那儿的，因为我是邮局职员，你是信差，你不给我放不行。不给我放，我就开除你。”我们编了这么一套谎话。这样，法院对傅维谨就予以不起诉处分把他释放了，他又回诸城邮局工作。后来，他调到青岛邮局干了信差。
五、在 狱 中
我在诸城被捕后，伪法院判了我二年徒刑，押在济南普利门外模范监狱里。
……我在反省院一直呆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才出来的。
附：傅玉真同志《回忆青年时代的一段革命斗争》一文中摘抄：
一九二五年三月，青岛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会址设在四方机厂内，哥哥傅玉堂在总工会工作。这年爆发了“五卅”运动，哥哥领着青岛工人大罢工。总工会被反动派封闭了，并下令通缉他，他回了高密。那时我家住在北关(现在的交通大队)。哥哥和同志们在家乡进行革命活动，我常见他和尚鲁辰（鲁民）、程云祥、管宗学（后叛变）、刘子久、于维功、宋国端等在我家开会研究工作。我家是支部驻地，也是交通站。……幸好，马馥塘同志化名张静，在诸城邮电局工作，我们和他取得联系。在这期间，玉堂哥哥和馥塘同志寄来的信、物都是邮电局张玉堂同志偷偷送到我家。一九三〇年初，哥哥和馥塘的信，不幸落入高密国民党手内，馥塘同志在诸城被捕入狱，我家被抄，三妹被捕，我们再次和党失掉联系。
来源《诸城党史资料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