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玉真是高密党组织创始人傅书堂的同胞二妹，1911年1月生于高密城北关狮子口那个贫苦的“傅锢炉子”之家。尽管家境贫寒，但深明事理的父母还是节衣缩食，供子女们进学堂读书。玉真小学毕业后即辍学，为生活所迫，13岁即进洋行网子厂干工，受尽了封建把头的欺凌之苦，经常被揪着小辫子拽到作坊外，甚至拳脚相加。年幼的玉真恨透了万恶的旧社会。
1925年8月，哥哥傅书堂因在青岛领导工人罢工遭通缉而返回家乡，创建了高密第一个党组织——城市党支部。党支部创建的日子里，哥哥忙碌异常，白天外出联络，夜间便在如豆的油灯下刻蜡板，油印传单和党的文件。玉真见状主动上前帮忙油印，印好后埋藏在后院里备用。有时也被哥哥遣去送信或散发、张贴传单。传单散发的目标是旧政府的机关和学校，张贴传单的地方多在交通要道的墙上，通常于高密大集的前夜贴出，次日让赶集的人传看。这种宣传方法虽富危险性，但宣传效果极佳，面广速度快。不长时间，城乡纷纷传言：共产党来到高密了，穷苦人就要见天日了。城市党支部建立后，兄妹二人又刻蜡板翻印了《共产党宣言》，装钉成袖珍本，倍受同志们欢迎。
她家既是党支部的机关驻地，又是过往同志的交通站、联络点，除高密火车站的党员和进步工人经常进出外，省执委的刘子久以及青岛方面的党员于维功等同志也不时光临。玉真每天下班回家，遇有客人在，就遵从哥哥的暗示，到家门外站岗放哨，或外出送信，成了党支部的业余警卫员和交通员。久之，进出她家的同志从不避她，甚至当着她的面拆阅上级或外地信件。那时为了保密，通信内容都是密写，她亲眼看见哥哥和同志们用药水刷，用阿摩尼亚熏，从中懂得了党的保密知识。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受熏陶的。同志们对她也视同亲妹，在讲革命道理的同时，教她补习文化。在哥哥和同志们的帮助教育下，她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1926年春，哥哥傅书堂奉中共山东地执委指示赴青岛，协助邓恩铭整顿青岛的党团工会组织，傅玉真遵兄命一同前往。到青岛后，傅玉真被哥哥介绍到铃木丝厂做工，以此公开职业作掩护，配合隐蔽在东镇工业区内的原青岛团地委妇女委员赵鲁玉秘密开展工运工作。赵鲁玉通过傅玉真了解丝厂工人的情况，有选择地和丝厂工人交朋友，并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赵鲁玉有时将传单交给傅玉真带到厂内散发，工作之余，还帮助傅玉真学习革命理论，阅读进步报刊。赵鲁玉的言传身教，对傅玉真树立革命人生观起了重要作用。8月，赵鲁玉调往济南工作。此时，哥哥傅书堂整顿青岛党组织的任务基本完成，遵照邓恩铭的指示回高密，玉真随兄回了家。
傅书堂回高密的任务是筹建县级党组织，倍加忙碌。玉真重进洋行网子厂干工，下班回家后依然是站岗放哨或外出送信找人，忙个不停。
1927年10月，傅书堂被选为省委常委，并任农民部长和工人部长。为保证省委机关和省委负责人的安全，省委决定傅玉真和书堂夫人李淑秀到济南做省委的掩护工作。傅书堂改姓张，对外佯称车队长，住处门口挂有“张公馆”的牌子，傅玉真和嫂子李淑秀就住其中。彼时敌人监视很严，为防敌人破坏，她们必须经常迁居。傅玉真记得，居住时间最长的是普利门外大窑后的一所房子，省委的邓恩铭、李振瀛、刘子久、王元昌、李建池、卢福坦、丁群羊等同志，以及团省委的顾作霖同志经常在此碰头开会，姑嫂二人便担任警戒任务。除此外，姑嫂二人还担任通讯联络、保管枪支文件和散发传单的任务。她俩虽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但在党的教育下，在斗争中逐步锻炼得更加坚强，不管条件多么艰苦，她们都坚定不移，圆满地完成任务，受到省委的信任和依赖。
1928年底，原在省委内担任重要职务的王复元及其兄王用章叛变投敌，致使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空前破坏。省委决定，将傅玉真、李淑秀调往青岛，继续做党组织的掩护和联络工作，配合党组织铲除叛徒，公开职业及住处由刘子久负责安排。傅玉真和嫂子一起先回到家中，将哥哥存放在家中的文件掩藏好，并把省委内出了叛徒的事向父母作了交待，然后告别二老去了青岛。和刘子久取上联系后，姑嫂被安排在乐陵路住下，嫂子看孩子守家，负责接待过往联络的同志；玉真被安置到鸡子公司干工，以此公开职业做掩护，一来可减轻党组织的经济负担，二来可以广闻社会消息，随时向党组织提供情报。为了让姑嫂能生活下去，省委定期派济南的火车司机王臣亭送钱接济。尽管这样，姑嫂有时还吃不上饭。
1929年1月的一天，青岛市委派曹克明来到傅玉真住处。曹克明是高密县曹家郭庄人，早年在北京入党，1927年夏回乡建立了党支部，并任书记，因工作关系到过傅书堂家几次，因此，熟悉傅玉真。这次受市委之托，除接关系外就是发展傅玉真入党，经过一番交谈后，遂作介绍人介绍玉真加入了中共。
不久，玉真又与丁惟尊接上关系。丁惟尊是日照涛雒西赵家庄人，是年22岁，曾在青岛职业中学读过书，后到高密火车站当工人，1925年冬入党，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傅玉真家，所以，二人非常熟悉。1928年底，丁惟尊调到青岛铁路印刷厂当了排字工，这次接上关系后不久二人便结了婚。姑嫂二人遂搬至云南路汇兴西里居住，这是所二层楼的铁路宿舍，一门住两户，另一家住的是铁路工人孙玉亭夫妇。
就在这时，大叛徒王复元也到了青岛，5月找到了丁惟尊，经过一番威胁利诱，迫使丁惟尊叛变。为了掌握党组织更多的内部情报，他令丁惟尊仍留在党内，不露声色，暗中活动。从此，丁惟尊走上了可耻的叛变道路，死心踏地地为王复元效劳，经常到火车站和日本大庙等接头的地方实行抓捕任务。并对李淑秀威胁说：“我要灭你九族。”李淑秀毫不示弱，怀抱两岁的儿子反驳道：“我家这里就有两族，你灭吧！你敢？！”6月，丁惟尊先是向玉真、淑秀打听中央派来的张英的隐蔽处所，后来又威胁玉真道：“你的亲戚都是共产党，现在共产党不行了，咱可得早打主意。”玉真的心一下子凉透了，终于相信了不久前党组织的忠告——丁惟尊已经叛变，心里又气又恨。但眼下还没有证据，只能把现实告诉嫂子，以便处处留意提防。
8月7日，担负除叛任务的中共青岛市委军事特派员田泗在天津路被已叛变的小学同学李庆霖（原名李毅民）和国民党特务于兰亭逮捕，遂押至国民党青岛市公安局。敌人审讯时，田泗概不承认，只说自己姓张，是到青岛做买卖的，更不认识李庆霖。敌人拿不到证据，很难定案，便找来丁惟尊对证。田泗是高密人，1925年入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6期学习，1927年冬参加了广州起义，战斗中负伤，伤愈后回高密搞农民暴动，因此为丁惟尊所熟悉。丁惟尊当庭指证田泗是著名要犯，在广州暴动时负伤，左腿尚有伤疤。田泗从此被定为“胶东著名共产党，风闻有主持暗杀事宜之说”的要犯。丁惟尊做贼心虚，情绪异常，回家后只把田泗被捕的事告诉了李淑秀，他当庭做证的事却只字不提。李淑秀又把丁惟尊的话告诉了傅玉真，姑嫂二人对丁惟尊产生了极大怀疑。
8月8日，丁惟尊要陪王复元到高密，傅玉真为了看个究竟，便以夫妻之名一同前往。到了高密火车站，傅玉真早就看见程云祥和管宗学两位党员了，用眼神示意他俩赶快逃走，程、管会 意，消失在下车的旅客中，其他未来得及防备的同志竟遭到了毒手。
丁惟尊是叛徒已肯定无疑，玉真心里气愤极了，当天回青岛后，和嫂子一起向市委领导人牟洪礼揭发了丁惟尊的罪行，汇报了田泗被出卖的情况，并要求组织通知王臣亭不要再送钱来。
青岛市委当即研究决定，开除丁惟尊党籍，给予最严厉的处分，并请中央特派员张英相机尽快执行，傅玉真姑嫂给予配合。
张英，原名马宗宪，潍县人，自幼习武，枪法超群；曾在冯玉祥部当过骑兵，升任排长；1924年参加革命，被派往苏联学习，就读于基辅红军军官学校；1926年加入中共，1928年底回国，在党中央机关做保卫工作；曾任周恩来的警卫员，并参加中央特科的“打狗”队，惩叛除凶。这次受周恩来的指派，偕山东省委派往上海党中央锄奸训练的王兆恭一起，到青岛执行锄奸任务。经与青岛市委研究决定，兵分两路，王兆恭先去济南，与省委除叛侦察人员一起摸清叛徒的行踪；张英随后赶到。当时济南盘查甚严，无眷属的单身人租房住店，极易引起警方的怀疑，青岛市委正为此伤神，决心找一位聪明坚定而且叛徒不认识的女同志扮作张英的眷属作掩护。急切之下，市委书记王景瑞找李淑秀和傅玉真商量办法，正踌躇为难间，玉真的大姐傅桂兰叩门而进，她是奉父母之命前来看望二妹的。李淑秀喜出望外，拍手道：“成了”。尽管20岁的傅桂兰尚未婚配，突然间作陌生人的“妻子”颇感难为情，但经不住嫂子和妹妹的劝说，更为兄嫂和妹妹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便毅然答应。遂改名单娟，绾起纂，开脸换装，与张英见面后结伴乘火车到了济南，住进了老悦来栈16号。次日清晨，张英便去剪子巷找开铁匠铺的老乡去了。在老乡家用过早饭后，又聊了一个时辰，约定张英租寓所时请老乡作保。约10点钟张英回到客栈，不意刚进客房即被十几个预伏内外的警探逮捕了，带往警察一分局。此时傅桂兰早已被抓来了。原来叛徒王复元兄弟已经侦知我党的锄奸计划，就在张英到济南的那天深夜查抄了八卦楼省委秘书处，从焚毁的余烬中搜得张英的联络信，得知了老悦来客栈16号这个地址。
傅桂兰在警察一分局遭到严刑拷打，拶指逼供。然而她坚贞不屈，一口咬定张英是新婚丈夫，自己名叫单娟。警察局一郭姓局长（诸城人）见傅桂兰姿色出众，又问不出有用口供，不忍再打，遂生邪念，硬是收作儿‘媳妇’。傅桂兰被解到诸城婆家后，不准外出，也不准回娘家，天天以泪洗面，忧郁寡欢，没过3年便郁闷而故，为革命献出了青春年华。
张英更是倍受酷刑，两个凶手水蘸皮鞭，轮番抽打，浑身被打得皮开肉绽，又用老虎凳、压杠子等非刑逼供，几次昏厥，张英始终不吐一言。敌人见他被打得半死不活，就给他砸上脚镣，扔在三元宫的看守所内。好在张英自幼练过软硬武功，虽终夜呻吟，但除皮肉受损外，伤势不算十分严重，他决心迅速逃脱。到了半夜，他大喊要上厕所，看守不耐烦地说：“你自己能走就去，老子没工夫架你。”张英故意称谢，连爬带挪，提着脚镣来到三元宫北墙跟的露天厕所。他从鞋底内抽出早备的钢丝，捅开脚镣，提气耸身，翻过庙墙，又连翻几道院墙，在一所荒废的大家花园躲过半夜，白天又藏在院内不常用的厕所踏板之下，直到黄昏人静，才在泉水边洗净血渍，抹上泥巴，雇了辆黄包车来到剪子巷裕祥铁铺老乡家。老乡惊问，他只说是执行军务，常要易服化妆。老乡听是军务，自然不疑，就借给他100元钱和一身衣帽。张英赶紧换装，连夜返回青岛。
张英回青岛后先到李村路得胜里找到王景瑞，战友重逢，悲喜交加。悲的是傅大姑娘生死不知，喜的是张英虎口逃生。王景瑞见张英遍体鳞伤，就让他藏在自己家里养息。不久传来消息，王兆恭等锄奸组的同志已在济南被捕，组织决定调王景瑞去淄博工作。张英怎么办？王景瑞劝张英回上海养伤，张英则表示：不诛叛贼决不离开山东！王景瑞决定，让省委交通王科仁跟张英学习保卫工作常识，协助张英除叛。将张英安排在科仁的姐夫曲学尧受雇的青岛邮政局局长家中隐蔽。这个局长叫金指一郎，是日本人，酷爱中国武术和烹调，曲学尧就是他的厨师。当科仁找姐夫商量时，曲学尧慨然答应，让张英当他的“下手”。
张英来到金指家，故意脱去上衣，在曲学尧卧室，曲学尧一边与张英说着话，一边擦着张英的伤痕。金指走进来，一脸狐疑，曲学尧上前解释道：“他是我的师兄弟，也是个练家。这不，为练金钟罩铁布衫让师兄弟打得伤痕累累，真是自讨苦吃。”金指一听金钟罩，就对张英进行考问。张英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金指闻所未闻，顿生敬意，遂用鹰爪力功夫抓住张英手腕，要到院子里比划一番，以武会友。张英笑道：“那就向局长领教了。”借迈步之机用了个金丝倒缠腕。金指顿觉手虎口酸麻，不得不松手，心里明了，此人功夫比他高强。待张英将四派各具特点的螳螂拳一一表演完，金指五体投地，定要拜张英为师。张英谦辞不受，答应只作半师半友，从此以厨师帮办身份留在金指家。两个月后，王科仁也学成练就了神手。
8月9日，张英根据青岛市委的决定来到云南路与傅家姑嫂见面，共同制定了处决丁惟尊的计划。并指示姑嫂二人，“要提高警惕，谨慎小心，沉着应对，不要露出一点痕迹，不然叛徒会对付你们的”。
8月10日晚，丁惟尊已经睡下，张英叩门而入，笑道：“快起来，中央来人了，在前海栈桥等你，有重要工作和你谈。”丁惟尊心里有鬼，借口已经睡下不愿去。傅玉真一边帮腔道：“既然上面来人准有要事，你还是去一趟吧，天怪热的，反正也睡不着，谈完了快回来。”丁见妻子神情平和，又想到中央来人，可能有重要机密，可以刺探向主子献媚，领功加偿。遂穿好衣服跟张英而去。走到滋阳路口，丁惟尊忽然发现张英神色严峻，猛然扭头往回跑。张英却冷笑举枪，这个可耻的败类就地倒毙。
丁惟尊出门后，傅玉真、李淑秀抓紧准备下一步的应对，同时告诉对邻孙玉亭夫妇，有人来问时，就说丁惟尊昨晚没回家。
大约午夜3点，敌人果然牵着警犬找上门来。对邻按照玉真的嘱咐闻声不起。玉真披散着头发开门便问：“惟尊回来了。”敌人告诉说：“丁惟尊已被共产党打死了！”玉真装作遭晴天霹雳的样子放声大哭起来。
敌人并没有轻易放过，先是找四邻了解丁惟尊和傅玉真的关系怎么样，后又将玉真和淑秀带到警察局审问：“丁惟尊被害前谁到过你们家？”姑嫂一口咬定：“只有王复元到过我们家。惟尊被害的那晚因查车没回家”。敌人信以为真。
姑嫂二人回家后，王复元又来了，先是要傅玉真到国民党市党部工作，“替夫报仇”。玉真应付道：“像我这样一个年轻寡妇，丁家不能准去。”后王复元又要李淑秀到济南去住，由他养活。并说：“快叫大杠子（傅书堂的绰号，因高大魁梧而得）回来吧，把你们扔在家里活受罪。苏联也是牢笼政策，他在那里也是受罪。”王复元走后，玉真、淑秀将王复元的言行向青岛市委及时报告了。
王复元虽已成惊弓之鸟，但张英和王科仁始终未见过其面，只是见过王复元的照片，那是青岛市委委员徐子兴借职业之便在分检信件时获取的。为了核准，必须目睹其人。8月12日，张英又来到玉真家，说：“组织决定立即处决王复元，但我还未见他真人。”玉真向张英说明了王复元这几天来她家的规律。为了让同志们认清王复元的真面目，约定从明天开始，张英和牟洪礼就在玉真家对面的茶馆附近守候，到时玉真相告。
第二天上午，王复元果然又来到玉真家。李淑秀先和他搭上腔，玉真拿起壶去茶馆提水，见牟洪礼已在那里等候。相遇后玉真说了声“来了”，提上水就回家了。一会儿，淑秀和玉真出门送“客”，牟洪礼摇着草帽跟在后面，张英就近早已看清，只是机会条件均不得当而没出手。
丁惟尊的毙命早已使王复元心惊肉跳，他深知党组织对叛徒的态度是坚决的，因而，次日凌晨便急火火地逃回济南。他与胞兄商量，决定再也不回青岛。但这个贪利忘义而又爱耍小聪明的家伙，忽然想起在青岛定做的西服和皮鞋尚未取回，灵机一动，便决定秘密潜回青岛，神不知鬼不觉地取回西服、皮鞋立即返回济南。他的决定秘不透风，连青岛同党也不让知道。
尽管王复元行踪诡秘，但他的怪癖早已为我打入敌人内部的徐子兴所掌握，他回济南的车次、时间以及在青岛定做西服、皮鞋的事，徐子兴尽知。徐子兴断定王复元还会回青岛，只是时间难定。徐子兴将自己的判断通报了青岛市委，市委遂做部署，昼夜监视火车站，组成秘密信息传递线，并请张英和王科仁在店铺守株待兔。
8月16日上午，王复元回到青岛。他已变得有点神经质，身佩双***还是处处留神小心，右手始终插在裤袋里紧握******。出门即坐上黄包车，大热天还得放下车帘，生怕被人发现。下午，他先去四方路“日需实业所”取回西服，接着又去山东路110号新盛泰皮鞋店取皮鞋。下车后贼眼环顾，见无异常才进了鞋店。店老板是他的熟人，不知他心中有鬼，故一面分咐店伙计包装皮鞋，一面沏茶敬烟，劝他休息会儿再走。他却无心喝茶，两眼直盯着店门口。忽然王科仁走进店来，直奔货柜与店员侃着鞋价。王复元不由一惊，觉得来人有点面熟，遂握紧了裤袋中的******，见来人若无其事，才起身告辞。他左手拎着包装好的皮鞋，右手抽出正要推门时，王科仁举枪向他背部射击，王逆应声倒地。王科仁又向他头部连击两***，结束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叛徒的一生。
原来张英与王科仁早已商量好，由科仁进店相机出手，如不得手，再由张英在店门外诛杀。这既为锻炼科仁，又可保证任务的完成。呵退前来干预的岗警巡察，两英雄消失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隐蔽了些时日后，张英先回潍县老家住了段时间，然后辗转回到上海。
一周内发生两起处决叛徒的事件，令全青岛市愕然，反动政府的官员和叛变者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连市长吴思豫都多日不敢回家，躲在军舰上过夜。当局大失脸面，极为震怒，公安局惩戒在事警察官警，第一分局长朱斌训、第一分所办事员欧阳钦撤差留级，值班岗警田宝德送局严押，限七日内破案，逾期仍将负责人员惩戒。同时，悬赏千元大洋缉拿刺客。公安局依然不肯放过傅玉真姑嫂，将二人传去详细盘问。不过姑嫂有了前次的斗争经验，从容对答，敌人终未找出破绽，只得放她二人回家。
除掉叛徒后，青岛的形势更加严峻，敌人的搜查日益严厉，党组织原与傅家姑嫂接头的同志转移外地，从此姑嫂二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得回到家乡。此时高密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县委成员有的被捕，有的转移外地，保留下的也不敢公开活动。幸好，原中共高密县委监察委员马馥塘因社会职业变动已调诸城邮局工作，任诸城邮局党支部书记，玉真又与他取得联系，得以连续党的关系。其后，马馥塘多次来信，哥哥傅书堂也从苏联传来沟通信函。在那个苛政严邮的岁月，这些信件都是高密邮局的地下党员张玉堂秘密送到傅家的。1930年1月，傅书堂、马馥塘寄来的信件不幸落入国民党高密县党部手中，马馥塘因此被叛徒王明智、郭金祥逮捕，押至济南，判刑4年；傅家因此遭抄，正上初中的三姑娘傅秀云被逮捕，致成精神分裂症，幸在校长的义助下始得释放。马馥塘被捕后，玉真又一次和党组织失去联系。
无奈中的傅玉真不甘寂寞，她又去了青岛大康纱厂，一边做工，一边继续寻找党组织。白色恐怖下的青岛党组织屡遭破坏，数易负责人，要接关系谈何容易！在屡寻不至的困境中，玉真不甘忍受日本资本家的压榨剥削，只好辞工含恨回家。
1934年春，傅玉真和马馥塘结婚，从此，两人踏上了寻找党组织的漫漫长路。先是去莱阳，以开展乡村教育为名宣传革命思想。不意为国民党县政府所不容，要逮捕马馥塘。为防迫害，她随马馥塘去了济南。马馥塘经老同学杨希文（早期党员）介绍，到禹城县第一小学任教导主任，玉真一同前往。不久，他俩被国民党捕共队发现跟踪，幸在县教育局长的掩护下安全脱身，只得回到马馥塘的家乡齐河县。在朋友的帮助下，马馥塘到晏城街小学任教导主任，干了不久，因揭露校长的问题被辞退。1936年下半年，玉真随马馥塘到泰安一带活动，馥塘当上了泰安民众教育馆馆长，并在民众教育实验区办起了三处民众夜校，组织民众习文练武，玉真担任了夜校的文化教员，通过教农民学文化，向农民宣传抗日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馥塘借势争取了进步人士范明枢的支持，又与中共泰安临时县委取上联系，共同组建了泰安县抗敌自卫团，并任团长。10月，又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取上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11月24日，傅玉真生下第一个女儿。双喜临门，这对颠沛流离了4年多的夫妇喜不胜收。然而，一个月后的12月27日，日寇侵占泰安，又给这对忧国忧民的夫妇增添了无限愁肠。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徂徕山直接领导了抗日武装起义，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泰安县抗敌自卫团编入四支队，马馥塘担任了四支队经理部（即后勤部）主任。不久，傅玉真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随夫参加了四支队，在被服科任干事。在那艰苦的年代，部队初创，被服供应的困难难以想象，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傅玉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务，对保障部队供应做出了贡献。1941年4月，玉真调任省工商贸易局会计员，1942年1月又调任鲁中军区毛织厂会计员。1943年7月，玉真进鲁中区党校学习半年，1944年1月结业后被分配到鲁中区工商管理局财务科任出纳员1年。
抗日烽火中，傅玉真随军转战南北，历尽千难万险，受尽千辛万苦，但她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迈着那双“解放脚”，走在队伍的前列，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分配的任务。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她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了，期间遭受的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这是他人不可想象的。战争的逼迫，她生下的每个孩子只能是寄养在老百姓家，她的孩子也都经受了抗日战争的洗礼。
1946年1月，形势相对有了好转，鲁中行政公署办起了托儿所，将革命战士的子女集体收养，任命傅玉真为托儿所所长。从此，她为抚养革命后代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在保育战线上，她的5个孩子也得以团聚，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缕缕温暖。1949年5月，随着党政军机关进城，傅玉真担任了济南市托儿所所长，在这里奋斗了6年。1956年10月，马馥塘调中央水利电力部工作，傅玉真随调进京，担任了水电部幼儿园主任，一干就是8年。她在保育战线一共奋战了近20年，对保育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1964年10月，傅玉真调任水电部财务司福利处副处长，8年之后的1982年12月，她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主动申请离职休养，安度晚年。
离休后的傅玉真不甘清闲，尽管身体欠佳，还是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乡情，多次热情接待家乡党史工作者的造访，即使躺在病床上也一丝不苟，将伴之奋斗的青岛、高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业绩，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原原本本地、完整地口述于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地方党史资料，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党员的高贵品质，让高密党组织、高密人民骄傲和自豪。
1997年10月17日，傅玉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她的老战友、时年90岁高龄的全国著名书法家武中奇将军闻耗后悲痛不已，节哀挥毫写下了“坚贞卓绝 为党为国 堪称楷模 艰苦朴素 相夫教子 可谓英雄 傅玉真千古”的挽联，表达了由衷的敬佩。（ 鞠维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