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3岁那年到高密大隆洋行网子厂干工，封建把头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小辫子我把揪到外头。在人家拳头底下过日子，真干够了！可是家里穷，不做工有什么办法呢？生活的逼迫，使我在童年时代就恨透了旧社会。
1925年3月，青岛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会址设在四方机车厂内，哥哥傅书堂在总工会工作。这年爆发了“五卅”运动，哥哥领着青岛工人大罢工。总工会被反动派封闭了，并下令通缉他，他回了高密。那时我家在北关。哥哥和同志们在家乡进行革命活动，我常见他和尚联辰（鲁民）、程云祥、管宗学（后叛变）、刘子久、于维功、宋国瑞等在我家开会研究工作。我家是支部驻地，也是交通站。大哥失业，家里穷，生活很是困难。但父亲和母亲拿着同志们当自己的孩子看待，把打铁（父亲是个铁匠）挣的钱照顾大家的生活。环境的熏陶，使我在少年时代就有机会接受革命的教育。
我下班回家，就给他们站岗。晚上哥哥刻钢版，我就给他油印。每次印好文件，先埋在小后园里，用的时候再取出来。
有时，也叫我去送信、散发传单。传单多数发到机关、学校，交通要道也贴上一部分。这些活动，大都在夜间进行。
那时，正当国共合作进行北伐。山东还在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下，高密驻着张宗昌的队伍。我们每撒过一次传单，敌人就惊慌一阵，到处查户口，抓嫌疑犯。只要一引起他们的注意，同志们就马上转移一下，愚蠢的敌人就找不到了。
寄来的信，有时我见同志们用药水刷，或用阿摩尼亚熏，后来知道这是党的秘密文件。为了保密，哥哥还告诉小弟弟不要讲家中的事。他很听话，别人问他：“您家里来过人吗？”他总是回答：“没有！”
1926年春天，哥哥把我介绍到青岛铃丝木厂做工，这是为了给赵玉章、赵鲁玉二同志做外围工作。他们很关心我的进步，经常讲一些阶级斗争的道理给我听。这对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帮助很大。后来，两位同志转移了，我又回到高密。
不久，我哥哥和淑秀嫂嫂结了婚。从此，我们姑嫂二人就一起进行革命工作。革命同志如一家，俺和对哥哥一样亲密地对待同志们。家里有时断炊，我那一点工资也要用来补助家庭生活。在这艰苦的年月里，大家都很乐观，同志们有空还给俺上文化课和政治课。
1927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我和嫂子被调往济南做中共省委的掩护工作。哥哥改姓张，对外假称车队长。住处门口写上“张公馆”三个字，我和嫂子也住在这座房子里。那时敌人监视很严，机关不断被破坏，我们经常要迁居。记得在普利门外大窑后住时，省委的邓恩铭、李振瀛、王元昌、李建池、卢富坦（后叛变）、丁群等同志常到那里去。团省委的顾作林、刘子久等同志也在那里开过会，我和嫂子都是担任警卫。有时我俩还担任通讯、保存文件和散发传单的工作。由于党的教育和在斗争中的锻炼，使我们逐渐坚强起来，组织上便把更多的工作交给我们去做。有一次，省委要淑秀嫂子和我保存了3支枪。
省委的同志工作很忙，生活很艰苦，除了在一起开会，就分散进行活动。因为有些不坚定的分子开始叛变，所以同志们一般都不发生横的关系，地址不固定，但组织上对俺这两个非党群众还是很信任的。
1929年初，形势更加恶化。由于党内出现叛徒，省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书堂哥哥被派往苏联学习，我们不能在济南继续住下去了。这年春天，我和淑秀嫂子一同被调往青岛。
我俩到了青岛之后，刘子久同志接我们到乐陵路住下，我被安置到鸡子公司干工。当年四月，经田泗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组织上经常派济南站的司机王臣亭同志送钱来接济我们，这样有时还吃不上饭。
在这以后，我和丁维樽结了婚。我搬到云南路汇兴西里，和嫂子李淑秀住在一块。丁原在高密车站当擦车工，是共产党员，因工作关系常到我家来，因此早就认识。高密形势恶化的时候，他跑到青岛当了排字工人。我们结婚不久，丁就被白色恐怖吓昏了，在叛徒王复元的引诱下，竞走上了可耻的叛变道路。他背着组织和我们姑嫂二人，经常到车站和日本大庙（这是党员接头的地方）去查车捕人。他的罪恶活动，开始我们没有发觉，直到田泗同志被捕，才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原来田泗同志从济南来青岛时，被叛徒暗中指出，落人敌手，因他说是姓张，不承认是田泗，敌人没有证据，定不下案来。但由于丁出面作证，田泗同志遂被下狱。田泗同志被捕的情况，丁维樽对我嫂子李淑秀谈了。从此，我们就注意防范他。这时王复元和丁维樽要到高密，我借夫妻之名一同前往。到了高密车站，我一看见程云祥和管宗学就示意叫他们逃走。其他的同志因没有来得及防备，竟遭到了毒手。
丁维樽是叛徒已肯定无疑，我气愤极了。为了对党对革命负责，回到青岛以后我和嫂子马上向市委领导牟洪礼同志揭发了叛徒丁维樽的罪行；汇报了田泗同志被出卖的情况，并要求组织通知王臣亭同志不要再送钱来。
为了制裁叛徒，这年夏天，党中央派张英（马宗宪）同志来到青岛。我们在云南路与张英同志会面，他指示我俩“要提高警惕，不要露出一点痕迹，不然叛徒会对付你们的”。第二天在前海崖见到张英同志，制定了处决丁的计划。接着，在一天夜里，张英同志到我们的住处来了。他装作不知丁已叛变的样子，说中央来人了，要找他谈话。丁知道不好，赖着不走，我与嫂子再三劝他，他才离家外去。这个残害革命同志的叛徒，当天夜里就在滋阳路被处决了。
丁维樽走后，我们抓紧安排了下一步的工作，同时告诉房东孙玉亭夫妇（玉亭两口是同情共产党的），有人来时，问起丁维樽，就说他昨晚没有回家。大约3点钟的时候，敌人果然牵着警犬来叫门。房东按照我们的嘱咐没有起来。我就披着头发出来，开门先问：“维樽回来了？”敌人以为我还不知道，就告诉我：“丁维樽已被共产党打死了。”我就装作象遭到晴天霹雳似的放声大哭起来。
狡猾的敌人并没有放过我们姑嫂二人。他们先是到房东与邻里那里了解我和丁的关系怎样，又把我和淑秀嫂带到警察局实行软禁，三番二次地分别审问。如问“丁维樽被害前谁到你家”？我俩都一口咬定：“是王复元到过我家！”“他被害的晚上因查车没有回家。”敌人的伎俩用完，信以为真。还登报说：“丁维樽被共产党杀害，其妻如何悲痛等。”
丁维樽被处决，王复元来我家要我到国民党市党部工作，“替夫报仇”。我生计应付说：“象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寡妇，丁家不能准去。”王复元又让我嫂子到济南去住，由他养活，还说：“快叫大杠子（哥哥的绰号）回来吧！把你们扔在家里受苦，苏联也是牢笼政策，他在那里也受罪！”这些情况，我们都迅速向牟洪礼同志汇报了。
不久，又见到了张英同志。他说：“根据组织的决定，我们要立即处决王复元。”为了让两个同志认识这个叛徒，我说明了王复元来我家的规律。要牟洪礼同志在我家对面的一个茶馆里等着，到时我以提水为暗号通知他。第二天上午，王复元果然来了。淑秀嫂子在家里陪他坐着谈话，我拿着壶去提水，见牟洪礼穿着灰色大褂，手里拿着草帽，站在茶馆附近。我装作不认识牟的样子，说了声“来了”，提着水就过去了。一会儿，我与嫂子出来送“客”，只见洪礼同志摇着草帽跟在他后面。张英同志在就近也和他打了个照面。
以后，叛徒王复元到街上买鞋，走到保定路被张英同志遇上了，跟到中山路新泰皮鞋店内，当场把他击毙。附近的警察听到枪声赶来，被王云庆同志鸣枪击退。这个万恶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张、王两同志趁着街上混乱的时候，消失在人群中。
王复元死后，敌人又把我们姑嫂二人传到警察局盘问。我们有了前次的斗争经验，敌人没有找出破绽，只得让俺俩回家。
张英、王云庆同志完成了除奸任务，离开了青岛。王云庆同志去东北，张英同志回中央去了。从此，我们也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只得又回到高密。幸好，马馥塘同志化名张静，在诸城邮局工作，我们和他取得联系。在这期间，书堂哥哥和馥堂同志寄来的信、物都是邮局张玉堂同志偷偷送到我家。1930年初，哥哥和馥塘的信不幸落人高密国民党部手内，馥塘同志在诸城被捕入狱，我家被抄，三妹被捕，我们再次和党失掉关系。我曾到青岛，一面在大康纱厂做工，一面找党组织，没有找上。1934年，马馥塘同志出狱，我们才取得了联系。1935年春，馥塘同志回到高密。我和他一同去莱阳、禹城、泰安等地坚持革命工作。后来，我因生孩子留在地方，到1938年才到部队，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参加了党的组织生活。
刊登于《高密文史选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