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二月底，我们的部队由张岗、汪洋同志和我率领，在淄川马棚与省委直接领导的第四支队会合，编为四支队第三团，到这年六月初我从劝礼离开四支队为止，三个多月的战斗生活，是紧张而又愉快的。
部队会合后，三团驻马棚南面的山王庄进行休整，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教育，登记与发展党员，调整干部，还接收了不少淄博的青年学生和农民入伍，并建立了团政治处。政治处成立后不久，由燕洪、刘军等同志给大家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时，地上的雪还没完全融化，全团干部、战士围坐在一个场园里。当演到老头用鞭子抽打姑娘时，忽然从群众中窜出一个青年，非常气愤地进行了“干涉”；演到老头哭诉了他在日寇侵占家乡后的痛苦遭遇，台下的许多同志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次演出，对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休整的半个多月中，战士们还学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歌子，给部队增添了不少活泼气氛。我们几个团干部，除忙于同干部谈话，安排部队生活，接待新战友外，还不时地到支队部去洪涛、林浩同志处汇报工作、领受任务。这期间虽然相当紧张，但心情却很愉快。
过了些日子，廖容标、姚仲明等同志率三支队一部从胶济路北来马棚会合。他们是为支援四支队而南下的．这时开了个军事行动会议，洪涛、林浩、廖容标、姚仲明和我（代表三团）都参加了。会议决定，立即南下莱芜，同孙陶林、赵杰、程照轩等同志领导的南梯队会合，兵临城下，迫使国民党县长谭远村做出让步，以利开展工作。原来，在四支队分为南北两个梯队后，由洪涛、林浩等同志率领的北梯队，因为国民党县长谭远村封锁给养，并调动部队步步压迫，而被逼出莱境。如今有了三支队的支援，乃决心采取这一行动。
会师莱芜城
第二天，部队即沿章、莱边境经灰堆、茶叶口南下，在口镇休息了一天，于第二天拂晓，到达莱芜城东面的官厂和故事（村名）宿营。我们很快得到消息，南梯队第二、五、八中队在这天拂晓突进城里，未发一枪，就把谭远村的武装缴了械，俘获了县长谭远村、县大队副景大麻子。
四月初的一天上午，召开了支队会师大会。会场设在一个广场上，部队从东到西一个连队一个连队二路纵队排开，大约有两千人的样子。开会前，大家唱起歌来。歌声此起彼伏，整个会场一片欢腾。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孙陶林同志宣布开会后，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司令员洪涛同志、政委林浩同志、副司令员赵杰同志，然后对各部队的负责人逐一作了介绍，他们是：一团团长程绪润，政委景晓村；二团团长赵杰（兼），副团长程鹏，政委程照轩；_二团团长汪洋，政委张岗；教导队队长徐化鲁，政委谭克平。
大会在林浩同志讲话之后结束。
这次大会也是进行整编的大会，除以上宣布的之外，这次确定职务的还有：支队参谋长赵玉（国民党员，后逃跑），参谋王纪武，秘书燕遇明；支队供给部主任马馥塘，科长李子敬、程子栋，卫生部负责人张一民，医生韩豁（韩复榘的侄女）。
团政治干部也得到加强，一连指导员陆干，二连指导员王一平，连指导员蒋方宇，还有政治干部李焕、彭子芳等同志，都是这时来到三团的。
芜莱会师扩大了我军影响，也扩大了部队。吴镜、亓玉等同志都在这时参加了三团。统战工作也有发展，一些进步人士更加靠拢我军，如进步教授田佩之同志，就是会师后同我们公开会面的。在蒙山办“青年民族自救学校”的梁竹航、杨希文等同志，也派人送信同支队联系，大谈发展抗日工作的见解。
土楼、方下两次战斗
部队在莱芜城休整不久，到寨里住了几天，又去鲁西镇一带开展工作。支队司令部和一团驻鲁西，三团驻鲁西东南面的茅埠，二团驻汶河南岸的牛王泉。这一带以鲁西镇为中心，完全是会门硬拳道的势力范围。硬拳道大宫长亓象德（鲁西镇人），受到地主亓朗轩等人的支持，打过秦启荣部何进步部队，他害怕秦启荣的土匪队伍来报复，看到我们部队纪律好，有力量，开始欢迎我们驻这里。几天后，秦启荣自邹县率部北上到达莱芜。我军为了避免发生摩擦，决定动员地方威望素高的人士出面调停。当时政治部统战科长赵笃生同志，先请了泰安的范铭枢老先生，又通过亓象岑同志请了莱芜的亓养斋老先生，经他们奔走调停无效，后以张川、亓汉英为中间人，由我方代表孙陶林、赵笃生，同秦部代表孙均野、董贡如在卜里铺直接谈判，也破裂了。于是，一场两军对战的局面出现了。
土楼战斗
大约是在四月底的一个早晨，我们接到命令，部队从鲁西一线分三路向东推进。三团居中，前进村庄为嘶马河；二团为右翼，沿汶河南岸向汶南前进；一团为左翼，向方下前进。司、政机关率教导队、特务连等预备队在中路之后指挥策应。但命令并未交代敌情情况，三团的行进序列是：二连为前卫，三连、一连依次跟进。当我团行进到冶河以东时，李冠亭（李华舫同志的弟弟）从北面跑来说，岭北有红枪会出动。我们将此情报告诉一团，一团立即向左方移动，以保障左翼的安全。在二连行至土楼村西附近时，遭到占据围墙炮楼秦部鲍峄山梯队的突然阻击。鲍是老土匪，打枪很准，我尖兵班伤亡数人，二连被火力压在开阔地，进退不得。一、三连听到枪声，由于急进失去控制，也被压在麦田里。我们立即向司令部报告这一严重情况。天过午，教导队王分队长带一门迫击炮前来增援。因炮手操作技术不熟练，第一发炮弹打出去未爆炸，第二发炮弹在阵地后边爆炸了。打第三发炮弹时，加大了药包，大家都以为这下要打中敌人的炮楼，结果，“轰隆”一声炮筒爆炸了 ，炮弹虽未命中，炮的声响却震撼了敌人。我们随即吹起了冲锋号，宣传队高呼着“冲啊，捉活的呀！”的口号，三个连一跃而起，跑步前进。敌人慌作一团，放弃了炮楼围墙，没命的向东逃窜。我团紧追不舍，一气追赶了二十多里。这次战斗是胜利的，但是没有缴获，我们损失了半个班。
方下战斗
土楼战斗的第三天，司令部和三团进驻时家方下。当天下午，敌人从东面包围上来。洪涛同志因病躺在担架上不能指挥战斗，赵玉不会指挥，林浩同志指定汪洋同志指挥。我随三团行动，先控制了围子东南的一带树林。在敌人靠近时，撤进围子里，指定几名射击能手射击。二连战士崔顺德（莒县人），原是猎手，善打跑兔。当敌人离围墙一百多米时，他说近了再打。一百米了，他说不忙。敌人跃进几步趴在地上，再跃进几步义趴下去一这样，又跃了两次，再起来向前跑时，只见崔顺德把枪一端，一勾枪机，说声“我叫你跑！”“啪”的一响，敌人应声倒地。第二个敌人爬起来向前跑，崔顺德又是一端一勾，说一声“我叫你跑！”敌人又丧了命。第三枪又打死一个。敌阵慌乱了，一群群爬起来，猫着腰向后狂奔，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战斗。
赶跑了张里元的说客
在土楼战斗的前几天，三团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人叫高鸣岐（泰安人），在国民党张里元的教育科当过事务员，他拿着黄心一（名承印，金乡人，平大法学院毕
业，曾在掖县法院任职，抗战开始任张的军法主任）写的一封信来找我。过去黄曾帮过我们不少忙。这次来信的大意是：张里元已委他为博山县长，只要部队开到博山，马上可以成立一个支队，打开博山局面，请求我们务必对他大力支持。我们分析，这主要是张里元打的如意算盘。因为张对我们的武装曾施展过限制、缩编的手段，任命了他的亲信戴星三来当营长，在博山的下庄被我们驱逐了。张里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使出黄心一来，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来拉笼我们这支武装。也是黄心一官迷心窍，才派高呜岐来奔走?一高在谈话之间，透露出不达目的决不返回的意思。
这种明目张胆地瓦解八路军的行为，实在狂妄。我当即向他表示：我们欢迎你来，更欢迎心一来，大家在一起抗战到底是好事。但是，如果要我们跟你走，那是梦想。一开始，高呜岐不死心，说要找我们其他同志再谈。接着我说：“如果你去连队活动，出了问题，由你负责。”他看到事态发展不妙，才绝望地离去了。
水北休整穿新装
为了避免同秦启荣纠缠下去，我们部队于五月初转移至鲁西镇西北水北、祝阳一带这时三团驻水北镇。这一带是泰莱平原富庶之区，给养和舍营条件都很好。为了扩大影响，我们还到山口住了几天，山口距泰安不远，当地群众从未见到过抗日武装活动。我们到了之后，群众看到八路军纪律严明，和蔼可亲，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对他们的抗战信心鼓舞很大。
天气逐渐热起来，我们还穿着棉衣，不少同志把棉衣抽去棉花当夹衣穿。领导决定由马馥塘同志会同各团组成募集工作队，募集抗日经费，解决单衣问题。募集的方式，是由募集队的同志分头到各村拜访有声望的热心抗战人士，会同村的首事人召开抗战人士座谈会（实际是富户），向他们宣传抗战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由热心抗战有声望的人物带头认捐。他们交款后，募集队填发盖有供给部公章的收据。这次募捐活动，从平原地区扩展到山区黄前一带，除了解决全部单衣和药品之外，还储备了部分经费。不久全师都穿上了黄色单军服。
迎接延安的亲人
大约是五月十七、八日的下午，我团奉命移驻山口东南的渐汶河。十九日接师部通知，要我们派一个战斗力较强的连，南师部派员率领到泰安城南，掩护延安干部过津浦路，并指定我团向南移至颜张。各连干部一听说迎接毛主席派来的大批干部，都争着接受这一光荣任务。最后我们决定派二连去。他们在政治处几个干部的协助下，于十九日傍晚出发。二十日，他们即顺利地完成任务回到了颜张（师部驻南上庄）。政治处的同志说：省委书记郭洪涛带来了大批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还有电台，过铁路时，因联系得好，没发生任何问题。不久，师部便派钱钧同志来我团任副团长，他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骑兵团长，大家都对他非常敬佩。他给我们讲述了不少红军和苏区的故事以及张国焘的一些错误事实，帮助我们提高了敌情观念和政策观念。
郭洪涛同志来山东后，独立师又改称八路军四支队，孙陶林同志调任省委宣传部长，周赤萍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彬同志任四支队参谋长。省委对外以四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的名义出现，郭洪涛改名郭洪甫。
悲喜交集的时刻
郭洪涛同志带领大批红军干部的到来，加强部队领导骨干，给山东抗战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从上到下，大家都怀有无限喜悦的心情。
五月二十六日早晨，突然接到通知，我们的司令员洪涛同志不幸于二十五日病逝。他为革命事业操劳而得了肺结核病，当时医疗条件和营养条件低下，加之战争环境险恶，造成不治之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大家感到万分悲痛。
当天上午，我们在劝礼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孙陶林同志主持，林浩同志率大家举行了悼念仪式并讲了话。汪洋、程照轩同志也讲了话。在肃穆悲恸的气氛中，把这位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山东八路军四支队第一任司令员安葬在徂徕山下劝礼村的村边。
分赴新的战场
在这期问，郭洪涛同志作过一个《为创造山东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的要求，把延安来的干部和四支队抽调出来的干部一起，先后分配到各地开展工作。当时组织决定要我去临郯帮助工作，为三团南下大发展作准备。张岗、刘居英同志被派到六十九军高树勋部做友军工作。
六月上旬的一天，我和孙陶林同志一起，自劝礼出发去龙亭，他的任务是与十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友渔、教导总队袁也烈等同志取得联系，和石友三谈判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问题。同行的有省委派往临沂任工委书记的杨士法和肖芳洲、蓝启新同志，还有沂水的知名人士耿光波。
就这样，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告别了令人难忘的徂徕山，跨上了为创造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征途。
（作者附记：本文根据黎玉、林浩、景晓村、孙陶林、王彬等同志的意见修改定稿）
刊登于《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五年第一期（总第十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