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为了发动抗日武装，我曾从临沂三次进博山。
第一次是1937年10月，是在兰陵武装搞起来之后，由李程九（阳谷人，徐化鲁同乡）提供的情况，说曾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过营长的徐化鲁，在博山联庄会训练处担任大队长。此外博山的道会门首领翟汝鉴、吴鼎章也有武装抗日的要求，也同韩复榘的第三区专员张里元联系。张里元便派第三民众教育辅导区主任苏叶之和我，以第三区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的名义，由李程九陪同，到博山活动。我们一行三人住在苏叶之单县同乡开设的煤矿华东公司。由程九介绍同徐化鲁会见后，在博山最好的一家饭庄设宴招待了徐和他的同僚魏拓夫，与徐某互相了解了意图和情况。苏希望时机到来能跟张里元一起干。在个别交谈中，他们知道我在冯玉祥部西北军教导师（军校改编）任过职，我也了解到魏拓夫是保定师范学生。在此基础上，我向他们明确表示：(l)从来统治阶级在民族斗争中是不彻底的，不能依靠统治者解决抗战大计，要抗战必须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依靠人民群众取得胜利。时机一到就要干起来，到时派人来协助（以后曾派汪洋前去，时问是在博山失守前）。(2)保定师范出了不少共产党人，同山东曲阜师范一样，是进步力量主办的学校。河北高阳、蠡县农民暴动，与保定师范培养的人才有关。(3)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发扬了西北军时代国共合作的传统，西北军有不少共产党员，要发扬吉鸿昌等共产党人坚决抗战的精神。魏是知识分子，越谈越投机。徐化鲁随后提出了博山有党的组织，就是找不上。我说不能强找，免生误会。有了进步行动，当地党自会找你。化鲁同志不轻言笑，冷静沉着。但明辨是非，一诺千金。这一次博山之行，打下了以后如何行动的基础。至于翟汝鉴、吴鼎章，我未参加同他们的联系，就托词有事去济南，去找省委了。路过淄川，还到大潢地了解了煤矿情况，矿井被炸毁，煤矿停产，矿工失业。在小饭铺遇到张天民同志，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煤矿工人，知道他是党的秘密工作者，这里有党的工作，也就不再作什么打算了。
在大潢地还遇到三专署的视导员王葆先（字念初，泰安人，曾留学日本，任过山东工业职业学校校长，是机械工程师）．他拿着皮尺，正在量矿上的大小钢材。他的任务是收集器材，准备为张里元建立兵工厂。
第二次是1938年1月，兰陵十字路两支武装被张里元整编为独立营之后，问题更加复杂，如何解决才好，急于向省委请示。我穿上棉袍，骑着自行车，带上一床被子和几本书。经蒙阴坡、鲁村、下庄，到沙井找到徐化鲁同志，这时他已经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部队，是人民抗日军某部的一支武装，他任大队长，谭克平任政治部主任，张敬焘任副主任，郑兴任参谋长。郑兴曾在东北干过义勇军，他身着西装，绅士派头，谈吐带江湖味道（后来离队），其余同志自然都是一见如故，只是魏拓夫不见了，化鲁说他同保定了。这次见面，化鲁同志在党领导下有所成就了。这次还同他一起到博山东南八陡附近的一个村庄，看望了一下住在群众家里的夫人和儿女。可见他的群众关系是很广泛的，部队的发展寄予很大的期望。
找省委必须去莱芜。到了响水湾，在王庆堂处见到博山县委的乔某（麻子），说省委已分南北两路向新泰、淄川行动，秦启荣的势力正在向四支队逼近，一时弄不清楚，只好先回临沂，免得家里出问题。
这次博山之行，认识了一些地方同志。
第三次到博山，回到临沂后，张岗同志也从诸城到了临沂。不久，诸城敌情吃紧。三军团庞炳勋命令张部开赴汤头、河阳一线。张有依靠这个营向北发展的意图，并让我去新泰联系梁竹航，委他为新泰县长（时蒙阴、新泰两县已被敌占），这正是我为部队北上与省会合作准备的大好时机，便同张岗一起去博山，查明了省委已到淄川的马棚，争取时间先后在淄井、口头等处考察了李兴唐、吴鼎章等部，认为这两部难以改造，例如我们会吴鼎章后，当晚他的一个连长在屋内试枪，很不在乎地朝屋顶放了一枪。吴若无其事。李兴唐既是土匪出身，参谋长赵锡钧又是“兰衣社”分子。我们以前派去的党员徐方辰、徐茂福同志及进步分子带去的某同志，都受李的监视。都无改造的可能。即决定在李部的迅速相机撤出，我们即回到鲁村，与北上的独立营会合。这时已到二月下旬。会合后的当晚，即召开了党组织及骨干力量的会议，决定了次日宿营下庄时驱逐营长代星三的行动，驱代后部队在西石马稍事整顿，便继续北上，到淄川的马棚与省委会合，编为四支队第三团。不久，四支队南北两梯队在莱芜城会师，这时徐化鲁同志率领的那支武装，便成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教导大队了。
此后，我在战争期间再没有去博山，以抗日饭店著称的两位热心抗战人士，博莱边响水湾的王庆堂先生，下庄客店主人任锡三先生，那种热情待人的面容，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博山抗日烽火》黄河出版社二O—O年八月出版的，中共博山区委党史办公室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