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至1951年12月，李士英同志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期间，正值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李士英同志与其他部领导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组织公安政法干警，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深入开展了华东地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了反革命破坏活动，有效地清除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全面掌握敌情 明确斗争方向
李士英同志担任华东公安部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全面掌握华东地区的敌情，明确镇反斗争的方向。他布置华东各省、市公安机关组织力量，深入开展调查摸底，系统收集敌情资料，并亲自实地考察，听取汇报，尔后，将情况汇编整理，发给华东各级公安机关，作为部署工作的依据。
当时的华东地区，由山东、浙江、福建、上海、南京、苏南、苏北、皖南、皖北9个省、市、区组成，面积60.1055万平方公里，人口1.396亿余人。海岸线长达6700公里，有大小岛屿2600多个。南京曾是国民党反动统治20多年的中心。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国民党维护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基地。国民党在南京、上海及华东各地建立庞大的反动党团、特务间谍组织。广大农村，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三位一体”，是一股反动凶残不容忽视的恶势力。我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之后，华东地区相继解放，国民党被赶到了沿海岛屿，但遗留下来的大量残余反革命分子，伺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特别是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是肆无忌惮。有的与盘踞在岛屿上的特务机关遥相呼应，组织“敌后武装”，进行“游击”袭扰；有的进行凶杀暗害，制造恐怖事件；有的组织武装暴乱，阴谋推翻人民政权；有的反攻倒算破坏土改；有的制造谣言，煽惑群众。皖北地区1950年6月有土匪2000余人，8月迅速聚集到8000余人，他们到处烧杀、抢劫、袭击破坏。无为县几个恶霸地主与特务分子相勾结，组织反动武装，夺取了这个县花桥西黄村政权，杀害了两名揭发他们罪行的农民。盘踞在浙江沿海岛屿的武装匪特700余人，于1950年11月在玉环岛登陆，冲入县城，打死、打伤我干部群众20余人，还打开拘留所放走在押犯100余人。1950年10月2日至11月20日，福建发生登陆匪特33股2600余人。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在文化工作座谈会上被混入部队的反革命分子开枪打死。上海开往崇明的船上，6名解放军干部被预伏的匪特枪杀。台湾特务机关派遣号称“行动能手”的职业杀手刘全德等8名行动特务潜沪，阴谋暗杀陈毅等市领导人。正姬毛主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反革命分子穷凶极恶的破坏，构成了对人民政权、广大人民的极大威胁。
针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李士英同志认为，必须切实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在华东地区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统一计划部署掀起镇反高潮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指出，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匪帮，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指示》又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已经发生了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这种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遵照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李士英同志主持起草了《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出了贯彻中央镇反指示的8条措施。经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通过后下发各省、市执行。11月10日和14日，华东局先后召开了省、市、区党委书记扩大会议和华东公安、检察、司法联席会议（简称三长会议），进行了传达部署。在“三长’’会议上，李士英同志作了《公安保卫机关执行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具体任务与计划》的报告，并在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检查了右的偏向。他说，华东地区在镇反中的右倾表现，主要是镇压不够严厉和及时，该捕的未捕，该判的未判，该管的未管，该登记的未登记，有的在剿匪中六擒六纵，轻易释放，继续危害人民。这些右的表现，已造成群众不满，抱怨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政府讲‘宽大’。”他要求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必须精心研究与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反革命分子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依照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切实纠正右的偏向，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这是华东全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他还强调指出，对待反革命分子，必须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按其罪恶大小，悔悟程度，立功情况，分别予以“杀”、 “关”、 “管”、“宽”、“奖”等办法处理。提出了抓紧侦破案件、进行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取缔打击反动会道门等10项任务。这是一次全面部署镇反运动的会议。会后华东地区的镇反运动步步推向了高潮。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早在1950年4月，根据中央的指示，李士英同志就在华东公安会议上，布置各级公安机关集中力量肃清残敌，围歼武装匪特，侦破特务案件，进行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取缔反动会道门。在短短几个月内，全区破获各类特务案件1000余起，歼灭武装匪特3.3万余人，缴获轻重武器2万余支，击溃和歼灭匪特武装登陆70余起，镇压处理大小骚乱或暴动300余次，予敌以沉重打击。中央《双十指示》下达后，华东公安部又指示各地对危害较大的暗杀、爆破、暴动案件要立即破案，予以惩处；积极配合驻军歼灭海陆匪特；对在押反革命犯进行判决清理。仅1950年11、12两个月，全区共破获潜特案690余起，捕获特务分子3380余名，歼灭海陆匪特9200余人。1951年1月至6月，配合部队，对武装匪特全面清剿，歼灭匪特3.5万余名，捕获匪首1900余名，缴获炮50余门、各种枪支1.6万余支，子弹62.7万余发。
摧毁反动组织。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李士英同志在1950年4月和11月召开的华东公安会议上，两次部署和检查了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华东备省市普遍开展了对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登记工作。李士英同志强调，登记工作必须掌握特务重于党团，上层重于下层，机关重于社会的原则。全华东地区登记工作于1951年底基本结束。在登记中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电台、反动证件、派令、文件。经过这场斗争，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反动组织，揭露分化和打击了敌人，进一步教育了群众。群众反映“现在好人坏人分清了”，受到社会各界的拥护。
取缔反动会遣门。华东地区反动会道门的组织广布，人员众多。尤以皖北、出东、苏北、福建为甚。据皖北阜阳专区统计，参加会道门者达七八十万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一些人全家入道。会道门中以“一贯道”、“先天道”、“天门道”、“刀会”等活动最烈，有的遍及全华东地区和其它地区。全国解放后，他们仍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据统计，1951年上半年共发生反动会道门暴动14起（已遂7起、未遂7起）。福建平潭县“大刀会”反动会道门于1950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一）纠集暴徒1000余人，组织暴动，袭击我军，杀死我军人员15人，杀伤34人，气焰极为嚣张。我驻军坚决反击，始将暴动平息。
1950年4月至11月，在华东公安会议和“三长”会议上，李士英都对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做了部署。他明确指出，反动会道门是敌人所谓的“敌后游击”力量之一，是匪特骚乱暴动、破坏革命秩序的社会基础，必须公布其非法，办理登记，彻底取缔，逮捕为首者，教育道徒和落后群众，严防其骚乱暴动，胆敢盲动者，则予以坚决镇压。除上海于1953年5月明令取缔反动会道门外，各地结合实际于1951年起，分别列出反动会道门名称，明令宣布取缔，进行了全区性的道首、办道人员登记、道徒退道。粉碎了反动会道门的组织和活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集中统一大逮捕行动。毛主席1951年1月21日和2月12日，对上海、南京镇反工作作了重要批示，李士英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报经华东局批准，精心组织了华东城市镇反统一行动。首先布置山东济南、青岛等市于4月1日统一行动，逮捕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类反革命分子。接着布置上海、南京、无锡、苏州、镇江、常州、杭州、温州、宁波、金华等16个城市于4月27日黄昏至28日拂晓统一大逮捕。事后，李士英同志签发了《关于追捕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各地重视对外逃反革命分子的缉捕工作，各公安机关要密切配合，组织追捕外逃的反革命分子。
召开控诉、公审大会，扩大战果。1951年3月30日，毛主席又对上海镇反作了批示。根据毛主席指示，在统一行动大逮捕后，华东局和各省、市、区党委分别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向代表汇报大逮捕情况，讨论镇反工作，作出镇反决议，成立“反革命案件审查（理）委员会”，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抓紧审理案犯。选择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在全市、全区典型的反革命罪犯，押赴会场召开控诉大会或公判大会，组织苦大仇深的直接受害人到会控诉揭发，深深教育了广大群众，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接着，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青岛市在大逮捕后，先后召开141次规模不等的控诉会，会后22天公安机关收到检举揭发反革命材料2200余件，400余人到公安局口头检举。南京市召开公审大会，组织51万人收听实况转播，5小时内收到要求严惩反堇命和慰问被害人家属的电话1200余次，来信7200余封，其中检举反革命线索600余件。上海市4月27日大逮捕后，《解放日报》于4月28日和29日连续发表《全上海人民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全上海、全华东一齐起来，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的社论，29日，市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接着召开1万余人大会，对封企曾、陆杏生等9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和公审，300万人收听电台实况转播。大会接到群众电话6200余次，来信7100余封，纷纷要求严惩反革命分子。4月30日，市军管会军法处对一批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押赴刑场处决。为了更好地动员群众，教育群众，震慑敌人，深入揭发反革命分子，在李士英同志倡议下，华东公安部还举办了华东公安工作巡回展览，利用图片、实物、电影等形式，先后在济南、青岛、蚌埠、合肥、芜湖、无锡等城市巡回展出100余天，观众达72万余人，电影观众54.4万余人，广泛深入宣传教育了群众，规模很大，影响很深。
执行收缩方针巩固镇反成果
华东地区镇压反革命运动，至1951年四五月间形成高潮，纠正了对待反革命的右的偏向，依法逮捕处决了一批称霸一方，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革命，极大地调动了全区人民生产工作积极性，取得很大成绩，运动发展是正确的、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逮捕的一大批反革命罪犯需要审结清理，随着群众镇压反革命情绪的高涨，在某些干部中开始滋长多捕多杀的“左”的情绪和审结案件粗糙草率现象。
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公安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定对镇反运动采取收缩方针，在几个月之内，除了对进行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捕办以外，暂停捕人。抓紧清理已捕人犯，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有计划地清查混入“中层”和“内层”的反革命分子。李士英和华东各省、市、区公安局长参加了会议。6月初，李士英同志主持召开了华东公安会议，传达了全国公安会议精神，认为全国公安会议对镇反运动成绩的估价及指出的问题，符合华东地区的实际，作出的决议是适时的，正确的。会上，讨论制定了贯彻执行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要求。接着李士英同志又主持召开部务会议，研究决定派出镇反工作检查组，分赴华东各省、区、市检查镇反工作。根据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纠正措施。
严格限制捕杀反革命分子。逮捕批准权一律收到地委、专署，杀人批准权收到省、市、区党委，对在共产党、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教育、宗教、工商、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部反革命的逮捕和判决必须报经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主要对象，必须报中央批准，对捕杀反革命分子作了严格收缩和限制。会后逮捕、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主要是现行破坏活动的，批准手续齐全，符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规定。
清理积案。对逮捕在押的反革命分子，要求各省、市、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抽调大批干部，吸收民主人士参加，认真审查材料，正确掌握量刑标准，充分发挥清理积案委员会或反革命案件审查（理）委员会的作用。经六七两个月突击清理，对一批反革命作出了判决处理。
筹建劳改场所，组织罪犯劳动改造。根据中央劳动改造罪犯和解决监狱困难的指示，1951年7月，华东公安部召开了劳改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各省、市、区分别建立劳动改造指导委员会，公安厅、局设劳改处，专区设劳改科，县、地区、省分别设置劳改场所，采取按级分工的办法对罪犯进行就地改造。规定送劳动改造的罪犯必须是判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青壮年人犯，上海、南京由中央、华东局统一调度，分别从事农副业生产和在治淮工地劳动改造。并相应落实了管教干部、医务人员、守卫部队及劳改经费。
普遍建立群众性治安保卫委员会。为了更有效地发动依靠群众，担负起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选举产生，普遍地逐步地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至1951年8月底，山东建立治保会1657个、福建500个、浙江125个、上海1829个。经过几个月努力，至1951年10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取得了显著成绩，使镇压反革命运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正如李士英同志在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会议作镇反工作报告中所说：“华东地区镇反运动”始终将镇压的锋芒对准罪恶昭彰，人民极端痛恨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国民党军政官员中坚决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明确了打击对象，所以才打得“准、稳、狠”。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反革命活动情况，分清主次先后，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严厉打击，发展是正确的、健康的，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和错误。嗣后，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华东地区又连续进行了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3年已相当彻底地肃清了残余反革命势力，华东城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执笔人于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