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英同志是公安保卫战线上的老战士、老领导。在全国解放前后，我很幸运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几年。1961年他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到江苏省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我在省公安厅工作，从此又能经常见到老首长。4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当年和士英同志相处的日子，他那敌我分明的人民卫士的战斗风貌，满腔热情关心部属的阶级情谊，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终生难忘。
为建立新上海的革命秩序呕心沥血
1949年5月，我随士英同志离开济南，到了丹阳，为上海解放后，接管国民党反动警察机构，组建人民公安机关做准备工作。在上海全市尚未完全解放的炮火中，他就率领南下接管干部进入上海。公安局成立以后，他任公安局长。我担任了秘书组长，和他朝夕相处，亲眼目睹了他为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维护社会治安，迅速建立革命秩序，费尽心血。旧上海被称为“冒险家乐园”，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重要基地。刚解放时，上海情况错综复杂，敌情严重，帝国主义势力大量存在，国民党特务、散兵游勇、流氓恶霸、以及从外地逃亡来沪的反革命分子等有数万之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院、赌场、舞厅、游乐场等“污泥浊水”还在继续毒化社会风气。治安交通秩序也很混乱。因此在入城之前，士英同志就一再对我们说：“上海是国际性大城市，情况复杂，今后你们在工作中要百倍提高警惕，慎重处理各方面的人和事，要严格遵守纪律，多请示汇报。”到上海后，种种事实证实了士英同志的预计和判断，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接踵而来。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接待联络，处理案件。在我接待的人中，有来投案自首的；有来检举揭发特务、反革命的；有来寻找被敌人逮捕的革命同志的亲属；也有我情报部门派到上海的工作人员来找接关系，等等。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士英同志面对上述情况迅速作出部署，对散兵游勇，公安机关要积极会同驻军进行收容和审查；对特务分子破坏捣乱，要遵照党中央、毛主席肃清一切特务分子，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策方针，坚决打击；对社会治安方面问题，要求治安行政处迅速制定有关公安法规，依法严格治安管理。遵照士英同志的意见，当时的工作卓有成效。在7月6日全市举行庆祝上海解放暨纪念“七•七”抗战大游行前一个多月内，公安机关主动配合驻军收容散兵游勇1万多名。治安行政处对妓院、舞厅、游乐场、旅馆等特种行业分别制定颁布治安管理法规，依法严格管理，社会治安秩序很快有了明显改观。士英同志对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的态度，一是要我们快速查明情况，防止搞错；二是情况查明后，该捕的立即逮捕，不能让他们继续作恶；三是快审快结，移送军法处严厉惩处。有些案件还要及时向社会公布。1949年6月，以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执法处少将处长姚安涛、安徽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胡利人为首纠集一批国民党警察特务分子，改名换姓到市公安局要求局长接见，自称与我地下党组织有关系，曾帮助维护社会秩序，表示要继续为公安机关工作，要求发给证件。士英同志听取我们汇报后，立即指出，现在有一部分特务和散兵游勇相勾结，冒充人民解放军进行接管，对姚安涛、胡利人这些人要提高警惕，先稳住他们，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不要轻易表态，先要他们每人填一份简历表，迅速查明真伪，然后再决定对策。经过查证，弄清了这伙人企图混入我公安机关，披上合法外衣，掩护其特务活动。士英同志决定先逮捕为首分子姚安涛、胡利人等几名骨干分子，并从他们住地搜获了枪支弹药，伪造的关防等罪证，其他罪犯也一一被逮捕归案，移送军管会军法处处理，并在《解放日报》发布判刑和处决的报道。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公布处决反革命罪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鼓舞了群众，震慑了敌人。又如有个民主党派成员宋某，解放前与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情报部门负责人吴克坚有工作关系，曾向我提供许多情报。解放后，吴克坚同志将宋介绍给士英同志。后来发现国民党潜伏特务邬子斌等，企图利用宋的关系混入民主党派。士英同志得悉后，即要我们查明邬子斌周围一伙人的情况，并将情况通报有关民主党派负责人，要求他们提高警惕，防止特务混入，以保持民主党派组织的纯洁。在士英同志部署指挥下，公安局将邬子斌等40余名特务全部捕获，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宣传机关公布了军管会军法处处决邬子斌等几名主要罪犯的消息。
士英同志还亲自指挥逮捕原国民党保密局安徽站少将站长张宇仓、浙江站少将站长童襄和原国民党28军中将军长刘秉哲，以及侦破一些重大武装匪特案件。
回顾这一段紧张激烈的对敌斗争，我深深感受到，士英同志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换来了社会的安宁。
对同志充满真诚的爱心
士英同志在担任济南和上海公安局长期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给他配备了秘书、警卫员、驾驶员、炊事员，当时我们这些在士英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到了大城市，一切都很陌生。士英同志在政治上严格要求我们，思想上耐心诱导，生活上关心照顾，大家都感到十分温暖。特别是到了上海以后，随着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大家的工作生活日益安定，他更时刻关心这些青年人的将来，老警卫员杨培良，家庭贫困，从小没读过几年书，文化较低，士英同志就把他送到速成中学加以培养，毕业后分配到煤炭科学院工作。
士英同志对我的关心爱护更是无微不至。我随他到上海不久，他就要我到侦察大队和刑警处四科担任领导，后到华东公安部工作，又和他在一起，他分配我到政保处担任侦察情报工作科的领导。1952年初，他离开华东公安部到山东工作，从此我们分别了几年。1961年他到江苏工作，我在省公安厅工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我患了肺结核和浮肿病，他得知后，几次派人给我送来鱼肝油之类的补品。特别使我感动的是上海有位老同志知道士英同志身体不太好，托人给他捎来了100只鸡蛋，他原封不动要驾驶员送给我，并亲笔附了一封信：“这一点鸡蛋请你收下，现在你比我更需要营养。要树立信心，困难是暂时的，相信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当我接到这封信和鸡蛋时，真是万分激动，热泪涌流。原信虽在“文革”中丢失，但留在我心灵中的记忆，则永远难忘。
士英同志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是充满阶级感情的。在江苏工作时，曾在他家做保姆的周某，收入有限，士英同志就安排她到工厂做工。后来这个青年得了癌症，我到医院看她时，她流着泪对我说：“李省长对我太好了，我这辈子报答不了他，只有来世报答李省长。”
对子女严格教育
士英同志在单位里是个好领导，在家里是个好父亲。对子女和霭可亲，但严格要求。在他家里挂着一张条幅上写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八个大字，其中一个“严”字，既是对自己，也是对子女提出的要求。凡是熟悉士英同志的老同志都知道，士英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生活节俭，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对5个子女从小就教育他们自强自立，培养他们生活自理的能力。他不准子女在学校里说是领导干部的孩子，不准使用公家轿车接送孩子上学，因此学校老师、同学都不知道
他们是省委书记的孩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士英同志和他爱人受到残酷迫害，相继被关押或隔离审查，“造反派”侵占了士英同志住房，把四个子女叫去办所谓“黑帮子女”学习班，“扫地出门”，统统赶到苏北最贫困的农村劳动。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由于他们从小养成生活自理、劳动光荣的习惯，很快就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后来，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走上了工作岗位，成家立业。每当我碰到他们谈到过去时，他们都异口同声说“：我们兄弟姐妹的健康成长，是和严格的家庭教育分不开的。”
（作者原为江苏省公安厅史志办公室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