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李士英同志为第一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1950年2月，他调任华东公安部部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们这些原上海市警察局的地下党同志曾在他领导下工作，时间虽不长，但他对我们政治上培养教育，工作上信任放手，生活上关怀备至，至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4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们这些历经磨难的老同志相聚一起回忆这一段难忘的日子，心情都很激动。正如有的同志说的：“在士英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这段时间，斗争最复杂，工作最紧张，但心情是最舒畅的”。
“工作很有成效，为接管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自1930年我党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建立党组织开始，公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日伪、国民党警察局中的地下党员，一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利用矛盾，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通过斗争，打击了敌人，锻炼了党员，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至上海解放前夕，成立了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领导了1个总支、20个支部，共有党员470余人。在斗争中，有的同志遭残酷迫害，有的被迫远离他乡，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9年5月25日，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光芒，大家心情无比激动。都以主人翁姿态和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为做好接管工作建立革命秩序而日夜奔忙。可是，“警委”系统的党员，都是以旧警察作职业掩护，而旧警察在人民群众中形象是丑恶的，因而有的同志对南下干部将怎样看待在旧警察局中工作过的原地下党同志，今后在工作上南下干部能否与我们心心相印，和睦共事，心存疑虑。在“警委”同志和以李士英为首的南下接管干部接触过程中，这些疑虑很快就被消除了。
士英同志对警察系统地下党组织和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早在1948年底，他在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兼华东警官学校副校长时，就通过华东局调了刘继霖等3名“警委”党员到华东警校工作，给予信任重用。学校领导倾听他们对警察业务教学意见，采用他们撰写的业务教材，安排他们讲授交通、治安管理等课程，并要他们向师生介绍上海国民党警察局和“警委”地下斗争的情况。他们在解放区生活和工作，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倍感亲切温暖。1949年5月，当南下接管干部在江苏丹阳集训时，士英同志对“警委”派去联络的干部刘泮泉等同志热情接待，请他们向负责接管警察局的公安干部介绍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机构设置、任务分工以及人员动向等敌情。
5月25，士英同志率领首批接管干部进入上海市区的当晚，他就亲自去“警委”书记邵健家接关系。翌日，他又到威海路原国民党宪兵团部驻地与“警委”正副书记邵健、刘峰会面，听取情况汇报，讨论接管警察局的步骤和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同志会师事宜。当晚，由邵健带领“警委”所属总支、支部骨干到达交通大学市军管会公安部驻地，士英同志和南下干部一起迎上前去，鼓掌欢迎，紧紧握手，亲切慰问，许多“警委”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接着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士英充满激情地说：‘警委’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在敌人心脏里，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坚持斗争，工作很有成效，为接管创造了很好条件”。他又说：“地方同志对情况、业务熟悉，有丰富的经验，南下干部要谦虚谨慎好好向地方干部学习”。当邵健向大家汇报，解放前夕，为配合上海解放和接管所做的多项工作时，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两条战线战友胜利会师的热烈场面，给“警委”同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会后，士英同志又组织“警委”同志与南下干部一起，商讨接管的步骤、方法和分工。根据“警委”介绍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调整了在丹阳制订的接管方案。
5月27日和28日，接管干部分头到市警察局和各分局召开大会，宣布军管会接管命令，开展接管工作。在宣布接管市警察局的大会上，士英同志要邵健穿上人民解放军的军装主持会议，“警委”同志受到很大鼓舞。从这一天开始，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同志为了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卫人民政权，在一条战线上并肩战斗。在工作中，相互学习支持，结下了革命情谊，一些同志原来的疑虑和担心烟消云散。士英同志高度评价“警委”工作，团结和发挥地下党同志作用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地下党同志的信赖和爱戴
“每个处和分局领导班子都要有地下党同志”
士英同志十分信任地下党同志，为了及时接管清点移交工作，他提出将“警委”在解放前夕组织的“保管委员会”改为“清点委员会”，与南下接管干部一起和原警察局负责人共同清点武器弹药、档案财物。至6月15日，既快又好地完成清点移交工作。
1949年6月2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宣告成立，市局各处和各分局需要配备各级领导班子，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有个决定，各个单位正职均由南下干部担任，副职可从地下党员中挑选任命。士英同志不折不扣地贯彻华东局决定，提出市局各处和各分局领导班子都要有地下党同志。除决定邵健、刘峰、马益三、姜敏、苗雁群等“警委”成员担任市局各处副处长和分局副局长外，并要邵健、刘峰从地下党员中提出可担任领导干部的名单。当时市局设7个处、31个分局，而“警委”所辖仅1个总支、20个支部，有的是几个分局设一个联合支部，有的分局连党小组也没有，要从地下党骨干中挑选这许多领导干部是一个难题。刘峰把这些情况向士英同志作了汇报，士英同志对刘峰说，没有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也可以，没有支部委员，党小组长也可以，没有党员的分局可以从其他分局抽调。士英同志充分信任地下党同志的一席话，既使我们感到温暖，也使我们得到启发，遵照他的意见分别作了安排。这件事在“警委”党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深深体会到士英同志是搞五湖四海。可是，地下党同志过去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理论和政策，政治理论和政策水平都比较低，更无领导政权工作的经验。有的同志原来是个交通警，文化程度也不高，现在一下子推向领导岗位，要管辖一个地区、一个方面的公安工作，困难是不少的。士英同志了解这些情况后，耐心地做培养教育工作，他在历次会议上，一再号召地下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理论政策水平。1949年8月，在公安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要人事处抽调几十名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原地下党员去市委党校，进行短期学习，使这些同志得到了培养深造。
接管以后，百废待兴。旧的反动机器打碎了，有些旧警察解放后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或持有怀疑态度，虽未逃跑，也不到机关报到，在家中观望等待。新的人民公安机关正在组建之中，但维护社会治安的管理工作一天也不能停止，需要立即运转起来。而南下接管干部才1000多人，加上原来地下党同志也不到2000人，偌大的上海，靠这点力量维持社会治安显然是不够的。士英同志对旧警察深有了解，生活在最低层的一般警察，他们既是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也是受压迫者。如果将这些一般警察动员上班，是一支庞大的力量，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为此士英同志找邵健、刘峰等“警委”领导商量，提出地下党员与旧警察人熟，由他们上门做动员工作比南下干部去做工作效果要好。经地下党员上门动员教育，宣传党的政策，果然不出所料，不来上班的旧警察很快到机关报到。
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士英同志一次在局务会议上说：“接管告一段落。今后应提倡学习法令，按章办事。凡公安局的干部员警，应视工作好坏为准则，以忠诚为人民服务为最高标准。不论什么人，只要他愿意革命，即应与他合作，不应有任何歧视”。士英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9年7月1日，北站分局留用警察黄伟生，在围捕盗匪时，被盗匪开枪击中，光荣牺牲。事后，公安局隆重召开追悼会，士英同志亲自到会讲话，宣布经市政府批准黄伟生为革命烈士，号召全局警员学习黄伟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并从优抚恤黄的家属。而同年8月，士英同志发现榆林分局南下接管人员欧震利用职权，对国民党军官之妻敲诈勒索、诱迫同居的严重违法犯罪问题后，报经陈毅市长批准处以极刑，并在《解放日报》上公开报道。两件事形成鲜明的对照，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精神，在公安系统内部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广大留用警察更受到了深刻教育。士英同志确是表里如一，说到做到，更加深了我们对他的爱戴。
“同意你们要求，但只限你们四人”
解放初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南下干部，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可是对地下党同志和留用警察的生活，士英同志却关怀备致。1949年6月，警察工资制度尚未制定，也无现金可发，但考虑到地下党和留用警察均有家庭负担，要养家糊口，士英同志指示供给处从机关自用粮食中每人发给一些大米和2000元钱（旧币），作为生活费，以解暂时之急。不久，警察工资制度确定对地下党员和留用员警全部实行薪金制，许多地下党员随着职务变化，收入明显高于南下干部，有的同志过意不去，向领导提出要求和南下干部一样拿供给制。邵健、刘峰、姜敏、马益三等4个“警委”委员直接找士英同志提出要求，士英同志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说：“南下干部现在家都不在上海，而你们都有一家老小要抚养，况且供给制也是暂时的，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南下干部也要拿薪金制，你们只是按实际情况先走一步而已，也不要过意不去。”但邵建、刘峰等认为拿得太多，一再要求减薪。士英同志拗不过他们，就说同意你们要求，但只是你们4人，别的人由你们去做工作。这件事一时在公安局内成了美谈。士英同志对干部住房也经常过问。有些同志因过去是一般警察，住房狭小、简陋，有的还无定所，士英同志要供给处切实关心地下党同志的住房，帮助解决困难。如刘峰，住处离办公地较远，士英同志知道后要供给处解决住房，供给处就给他在威海路找了两间房子居住。不久，士英同志问刘峰住房解决了没有？刘据实相告，士英又出于安全考虑，认为不妥当，亲自要供给处安排刘峰搬到了建国中路26号，与许多公安局领导干部住在一起。
在士英同志担任公安局长期间，原来“警委”的同志当时尽管任务重，工作紧张，生活也很清苦，但事通人和，为了祖国繁荣富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共同目标，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作出自己的奉献。这是一段美好的日子，我们将牢牢铭记心中。
（作者刘峰原任中共上海南市区委副书记，刘效良原任上海市航道局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