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英同志是1946年2月随谭震林同志从延安到淮阴的，先后担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副局长、局长。这时我在总局侦察部工作，在他领导下约两年时间，受到很多教诲，他的崇高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巩固后方支援前线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发动内战，扬言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我军。当时蒋介石特别垂涎与沪宁地区隔江相望的苏中、苏北地区，把它作为夺取的首要目标。他集结了15个旅，约12万人，包围我苏中解放区，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配合其军事进攻，敌人不断派遣武装匪特、地主、还乡团进入我前沿地区，收集情报，骚扰破坏。根据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解放战争期间，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军事行动，严厉镇压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好社会治安，保障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华中局指示，李士英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工作组到苏中前线的江都、宝应、高邮等地了解敌情，检查工作。当时，我和黄克（后在东江纵队任保卫部长时牺牲）等同志随他前往。每到一处，士英同志都详细了解当地的敌情动态，社会治安状况，以及公安保卫机关对敌斗争的对策措施，并教育公安保卫干部一切为了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配合前线做好各项保卫工作，维护好社会秩序，使我们的部队有稳固的后方。那时环境艰苦，一路上他对同志们的生活十分关心，工作上总是身先士卒。因此同志们都很敬佩他、尊重他。
苏中战场我军七战七捷后，我们回到淮阴。这时，蒋介石把他的王牌军七十四师（张灵甫部队）调来进攻淮阴城。敌机对淮阴市轮番轰炸扫射，市内地痞流氓和犯罪分子也乘机抢劫捣乱，破坏社会秩序。例如，我们存放在仓库的5000袋面粉竟被哄抢一空。当时公安总局兼管城市卫戌司令部的工作，既要维护城市秩序，又担负边区政府首长、机关的安全警卫，只有一个营的武装力量，任务十分繁重。尽管如此，在李士英同志组织下，公安机关集中力量，及时镇压了一批敌特和流氓抢劫等犯罪分子，维护了城市秩序，保障了后方安全，有力地配合了淮阴保卫战。
领导新安镇土改
淮阴失守后，战争形势日益严峻，华中地区的主要城市被敌人占领。在国民党重新占领的地方，各种反动势力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残酷镇压。当时我淮北地区区党委被敌人冲散。为恢复敌后党的工作，开展游击战，华中局负责人邓子恢同志当面向李士英交代，要他返回淮北重建区党委并主持区党委工作。这时去敌占区开辟工作，条件更为艰苦，危险性更大，李士英同志甘冒风险，二话没说，接受了任务。并带领公安总局部分人员到宿北县潼阴、新安镇一带活动，待机南下。在此期间，李士英同志领导我们参加了土改工作。
李士英同志与华中局农村工作部部长李坚贞同志一道领导土改工作，组织工作队的同志，深入发动群众，调查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当时参加土改工作的公安干部，主要任务是办理案件。根据群众检举揭发，收集整理恶霸地主的材料，提出处理意见。对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恶霸地主，请示上级批准交人民法庭公开审判，依法处理。如恶霸地主郝七的材料就是我们整理上报，交人民法庭公审处决的。处决郝七在当地影响很大，震慑了敌人，发动了群众。在土改过程中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以及“搬石头’’等“左”的口号和做法。士英同志头脑清醒，不盲目认同。他对当时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及时向华中局反映，引起了领导重视，并及时纠正了各地“左”的错误作法。土改工作中，他坚持贯彻中央的“五四”指示和华中局的指示，要求干部对群众中发生的某些过火行动，认真进行诱导，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引向正确的方向。由于他和李坚贞同志的正确引导，土改工作进展顺利，没有发生大的偏差。我们几位青年同志也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言传身教鼓舞斗志
苏中战役打响后，在不到一个半月时间里，我军取得了歼敌5万余众的重大胜利。当时一些公安保卫干部受到了很大鼓舞，因而产生了速战速胜的情绪。但是，我军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不断向后撤退，而国民党军队则步步紧逼，不断向北进攻。由于一些同志对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产生了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个别同志甚至讲怪话发牢骚。当时在一些干部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什么“反攻、反攻、反到山东，高梁煎饼卷大葱”。为使公安保卫干部正确地认识战争形势，深刻理解我军的作战方针，坚定胜利信心，李士英同志对公安保卫干部积极进行思想教育。尽管当时战事进行得紧张激烈，他还是设法利用一切机会采取不同形式向大家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李士英同志所谈的问题，也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因此，一些思想不通的同志听后茅塞顿开，认识到我们现在后撤，是有战略意义的主动后撤，不是打了败仗，而是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大家思想通了，劲头也大了，更加坚定了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念。有的时候，大家要求李士英同志讲讲他三十年代在上海搞地下斗争的情况。李士英同志总是谦逊地一笑，不愿表露自己。有一次，他实在奈不过同志们的请求，讲了他在一次打叛徒中被捕，后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死刑的情况。同志们听了以后都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李士英同志说：“那时我只有一个信念，共产主义一定能够胜利。马列主义告诉我，这是历史的必然。入党时我向党作过保证，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任凭敌人怎样折磨我，用电刑、老虎凳等，我就不承认是共产党，咬定是为了生活替别人打架报私仇。国民党认定我是共产党地下武装，坚持判死刑。后来在党组织和律师的营救下，才得以改判无期徒刑”。听了介绍，同志们无不为之感动，对他更加敬佩了。
几十年风风雨雨过去了，他的英勇顽强，坚贞不屈，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平易近人，对同志循循善诱，热情关怀等方面的优秀品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作者原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