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英同志在政法战线上德高望重，深受广大干警的爱戴和尊敬。他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一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原则，勇于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一切错误倾向作斗争。他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和得失，是我们的学习楷模。
我在士英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有7年时间，深受教益。由于我一直做机关后勤工作，对具体公安业务知之甚浅，无法全面综述，现回顾士英同志在几个地区工作中印象深刻的片断，予以叙述。
1945年9月，新四军三师主力在苏北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淮阴，同年11月苏皖边区政府和公安总局成立。公安总局是由淮北、盐阜两地区公安局合并组成。边区政府成立之初，虽然日本侵略军已投降，但社会秩序极不稳定，汉奸、伪军、反革命分子等反动残余势力尚未彻底消灭，形势很严峻。就在这个时候，士英同志从延安经北平到达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任副局长，当时公安总局局长是龙潜同志。1946年4月，龙潜同志离职养病，士英同志就任局长。
边区政府当时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镇压汉奸、反革命，士英同志到边区公安局后就同机关广大干警一起承担了这项除奸任务。根据边区政府颁布的《惩治叛国罪犯（汉奸）暂行条例》，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会同有关方面，镇压了一批汉奸、反革命分子，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稳定了社会秩序。此时此刻，国民党军队正剑拔弩张，准备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但为了掩人耳目，继续搞假和谈。在北平设有美国人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淮阴有军调组。为了给军调工作以方便，公安总局承担了修建飞机场的任务，士英同志讲了修建任务的重要性，要我具体执行。我雇用500多民工，和工头共同研究设计一个图案，就干起来了。在老机场基础上很快建起一个新飞机场，飞机能起能落。在修建过程中，碰到很多难题，都是我当面请示士英同志，一一得到解决。不久，国民党军队要大举进攻了，边区政府为防止敌人空降，决定将刚建成的飞机场破坏掉。破坏的任务仍要公安总局去执行。于是，我又雇用了原修筑的工人，在几天之内把机场扒得一塌糊涂。士英同志风趣地说：“你建得快，破坏得也快，真行呀！”。
1946年5、6月间，蒋军已在苏皖解放区外围各主要交通线上集结12个军的兵力。从7月中旬起，以淮阴为目标，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从苏中、淮南、淮北三个方向进攻苏皖解放区。边区政府各机关于1946年9月19日撤出淮阴城，在外围坚持斗争。公安总局机关大部分人员撤到乡下，而士英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和便衣队仍坚持战斗在淮阴城。1947年3月边区政府机关200多人组成一个黄河大队，分为10个中队，北撤山东，实行战略转移。公安机关也分三批北撤，一批是士英同志带少数干部和便衣队在淮阴边沿坚持战斗一段时间后北撤，一批是黄赤波副局长带一部分干部和一个警卫连保卫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北撤，还有一部分干部直撤大连。我是随黄赤波同志一起走的，后来我们和士英同志分别到了山东，但已不在一起工作。
1948年4月山东潍县解放，改为潍坊特别市，成立特别市公安局，开展新区治安保卫工作。6月，华东局、华东军区决定成立昌潍保安司令部，士英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机关设在昌乐，主要是为了加强昌潍新解放区的治安和剿匪工作。
士英同志在昌潍工作中，大刀阔斧，在新解放的七八个县境内采取追、剿、堵、挖的方法开展剿匪斗争。他掌握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恰如其分。地委指示：“生产与剿匪要双管齐下”。士英同志说：“我们主要是抓剿匪、抓治安，但必须把好政策关。”为了搞好各县的工作，司令部抽调100多名公安干部，组织10个工作队分赴安邱、寿光、临朐、昌乐、昌邑、昌南等县开展剿匪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斗争，到9月底，各县都建立了公安机关，剿匪战果辉煌：消灭17股匪特，击毙7人，捕获33人，受降30余人，抓获其他犯罪分子118人，依法处决罪大恶极的匪首13名，还对国民党员、三青团员1300多人进行了登记，有效地维护了新区的社会治安。在短时期内把新区治理得井然有序，建立起我基层政权，让人民安居乐业，这当中充分显示了士英同志运筹帷幄和指挥战斗的才华。昌潍保安司令部成立后，为了迅速建立新区的革命秩序，当时受士英同志指挥的部队有近万人。这些部队打击敌人，维护新区社会治安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要解决这么多部队的供给是个大问题。当时除基干团的供给仍由各军分区负责外，其余部队统归保安司令部供给处负责。士英同志对供给十分重视，要我主持供给处的工作。他随时给予具体指示，要我直接与华东军区后勤部联系解决。后勤部很支持，领来了第一批物资、经费、弹药，解决了部队的供给。士英同志和参谋长都很高兴。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6月2日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士英同志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长。
“跃马横戈长江口，夺取东南第一洲”。“第一洲”的大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如何治理好这座城市，是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注目的大事。人民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士英同志作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他胸怀全局，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清除反动残余势力+，维护社会治安，保卫经济恢复和发展，充分显示了依法治理大上海社会治安的才能。
”当时散兵游勇尤如丧家之犬，有的同流氓土匪特务相勾结，兴风作浪，甚至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还有的打着人民解放军旗号搞接收。二在我们接收队伍还未进城时，有些散兵游勇就参予土匪特务策划接收邑庙、蓬莱警察分局和长宁、徐汇四个派出所的活动，并接收了一些工厂。当我们队伍进城后，已经建立了新政权，他们仍毫无收敛继续冒名接收。例如公安局分配给我们供给处在北京西路鸿慈医院隔壁的一所房子，当我带几个人去接收时，发现里面驻有一帮便衣队，有旗帜，有袖章。我问：“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军管会接收大队。我急忙回到市局向士英同志汇报，他指出：“那是反革命，立即抓起来”。我即向刑警处要了一辆车，带了几个刑警前往逮捕。那伙人听到门口我们的汽车声，翻墙逃跑了一些，我们抓到未逃掉的五六个人。
为了清除战争遗留下来的残敌，军管会成立了上海军警联合办事处，李士英和民政局局长曹漫之任副主任（警备司令宋时轮任主任），采取军、警、民联合行动，张开大网，连续搜捕，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战果累累。这一仗打得好，在短时间稳定了社会秩序。
进入上海后，我们共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和各分局员警14，308人，加上从丹阳编队进城的干部600多人，华东警校师生800多人，合计15，700多人，再加上1个警卫旅，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要吃饭，要穿衣，要花钱，要补充枪支弹药，因此需要一个后勤部门来管理这些事情。供给处就应运而生。士英同志仍要我主持供给处的工作，刚进城几天，虽然政府已有各种工作班子，但秩序尚未走上正常轨道。我请示士英同志，我们找谁要钱、要物？他说：“你抓紧找市政府财委负责人”，又加上一句话：“无论如何要保证供给”。他对1万多人的供给问题是十分重视和关心的。当时这支队伍的供给情况也比较复杂，旧员警需要发工资，从解放区来的干警仍是供给制。穿衣问题也麻烦，旧警服不准穿，新的警服什么样，又没有规定。枪支弹药从哪里来？这都是新问题。在士英同志支持和具体指示下，首先解决冬装。供给处自己设计出警服式样、颜色，经中央公安部批准，解决了第一个年度的冬夏服装。后经过协商，公安系统的枪支、弹药补给，警卫旅的供给全部由华东军区后勤部负责。并与市工资部门研究，逐步解决了员警工资问题。在士英同志直接领导下，后勤部门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士英同志一贯兢兢业业为革命事业奋斗，不知疲倦地紧张工作。上海解放，他任市公安局局长，由于公务繁忙，有一个时期吃、住都在办公室，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华东公安部工作时，他一上班除开会和与干部谈话之外，就是伏在办公桌上批阅文件。凡送给他审阅的文稿，他都认真细致地审核。华东公安部副部长王范同志说：“李部长这个人一天到晚伏在桌上写东西，能吃得消吗？早晚要累病的”。是的，他从来就是废寝忘食地工作，这种苦干实干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他使用干部，大公无私，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宗派。生活上他不占公家便宜，在实行供给制的时期，吃饭、穿衣和大家一样，实行工资制后更是公私分明。
他为人热忱、豪爽，同志们有错就善意批评，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是有口皆碑的。
他襟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个人得失。1951年底决定他调任华东公安部副部长兼山东省公安厅厅长，他顾全大局，从无怨言。在华东公安部召开告别大会时，他的心情轻松、平静、欢畅，谈笑风生，感人至深。
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士英同志都坚决拥护，身体力行。他耄耋之年，拖着多病之躯，担任高检院咨询委员会主任，仍南跑北奔，调查研究，写出一篇篇有份量的调查报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贡献力量。他是为无产阶级事业终身奋斗的典范。
（作者原任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