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至1933年的十几年里，我除了务农之外，农闲时也做点小生意，有时也应聘到小学里当教师。和王荣宣父子几个回合的较量，不仅使我长了见识和胆略，而且在运南也有了点名气，在群众中有了一定的威信。
秦茂彬原是万仓乡的副乡长，因官司在押几年，一直都由王学猛之子王长济一手遮天。为装潢门面，想找个副乡长“帮帮忙”。33年12月某日发出通知，于某日到王长济家选举副乡长。这时我在孙庄当教员，褚思惠找我商量说：“你带几个学生，我带几个村长，在途中商量好，到王长济家我先说话，就说正副乡长一起选，选你当乡长，选李金山、褚庆福当副乡长。”
这天’下午三点，三十多人到了王长济的父亲王学猛家。客屋里拾掇得窗明几净，王学猛泡了龙井茶，拿出一条哈德门牌香烟，他父子俩倒茶递烟十分殷勤。人到齐后，褚思惠站起来说：“乡长招呼咱们来选举副乡长。”转过头去问王长济：“是不是？”王长济忙答：“是的。、”王学猛也连声说：“不错不错。”褚思惠又说：“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次投票连正乡长一起选。”话还没落，大家一起拍手说同意。大家写票期间，王长济父子把烟茶拾得一千二净。选的结果我是正乡长，李金山、褚庆福当选副乡长。褚思惠等人把选票带到区公所，请区长报县政府加委。而区长宋俊卿却说，没有上峰的指示选举无效。诸思惠等人说：我们是门后的铃铛听梆声，王长济叫我们选的，选上他有效，选上别人就无效。我们到县政府讲理去，我们还要查查区公所要的地方垫款，县政府是否同意摊派了。这下正戳着宋俊卿的要害，他一面叫人锁门，一面叫助理员张兆林托陈本朝找我们说事：“三日内由县政府按选举结果加委。”我们也答应不查他的帐。这样，我就一面当小学教师，一面当万仓乡乡长。
万仓乡全境计有郝楼、刘庄、万年闸、万年仓、楼子、大小花场、新河涯、丁庙、孙庄、顿庄、谢庄十二个村庄，南靠新河，北靠大运河，年年受淹。我任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修水利。34年春，动员全乡村民从郝楼到孙庄开了一条排水沟。沟的两岸不再积水，全都变成了良田。乡境内有万年闸、丁庙闸和顿庄闸三座大闸，五条从运河往外出水的南北沟，即万年闸的对沟子，万年仓的凤凰嘴，小花石场的破桥子，孙庄东的金沟子和顿庄西的三碑桥这五个出水口子。
1935年夏，黄河在兰考县决口，黄水流入运河。7月，峄县县长刘化庭接到韩复榘的命令后通知沿运各乡迅速就地取材，将河口堵上，免遭水患。我接到通知后，立即召集十二个村的村长研究分工。动工后我巡回检查指导。我们采用了先打木桩，排好秫秸，然后填土的办法，直到把土屯到和堤坝一样高。7月上旬动工，河水天天上涨，7月下旬运河就满漕了。我日夜警惕，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一天早上六点，我看见人、畜、鸡、狗自西边跑来，知道三义乡境内的河堤决了口。我马上找来我胞弟承惠，套上三犋牲口，在对沟子东岸耕起松士，叫来人加高东岸，逼着洪水顺对沟子入河。不久北岸也开了口子，往北四、五里地都是水，唯有我乡安然无恙。对沟子东堤成了拦水屏障，也成了交通要道，行人车辆畅行无阻。八月初一，水势基本稳定。村长褚思惠提出：“一个多月连个集都没赶，口子已经堵住，河堤已经修好，请放一天假，让大家休息一下，五个口子如果有一处开的，由我负责。”我也认为不会出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中午，我正在涧头赶集，忽接到孙庄的报告，金沟子有地方漏水。我骑车急忙赶到，见丁庙的贾大义等二十多人正用麻包装土堵口子，口子还在扩大，离沟百多米的一座坟子，眨眼之间被冲光。这时西边驶来一只黄侉子船，我把船叫到岸边，问船主这只船值多少钱，船主要价五百元。我没迟疑叫速卸下货来，撑到决口处，往上装土，水流基本被堵住。又拼命地干了一夜，才完全堵住，大家松了一口气。但又议论纷纷，议论最多的是孙庄的地主孙三，他家有三百多亩地，一夜没出工，连个面都没见，要求我一定要处理他。我把此事报请县政府，县政府下传票传孙三“限日内来府听审不误”。孙三急忙托人说情，愿出五百元现款偿还船钱。我同意遂呈文撤销此案。
自7月至9月，河水天天见涨，我乡河堤不断加高加固，方保无虞。东边的草桥乡、太平乡、花山乡却黄水横流，花山乡乡长王锦文向县府控告我“对顿庄三碑桥口子不管不问，有以邻为壑之嫌”。县府批示：“呈悉，查顿庄所开口子为万仓乡最东，亦为花山乡最西，两乡出夫均有不便，拟由受灾乡出款，无水乡出夫，县建设局督办。不日派员到顿庄同各乡协商。此批。县长刘化庭， 1935年9月×日。”
峄县建设局王震九到顿庄后，召集三乡乡长和我开会商量堵口事宜。草桥、太平、花山子三乡出款，旺庄、多乐、影山三乡出夫，由我负责工程指挥。我当场讲了施工方案，急用的三百元钱由建设局暂支，以后由三乡偿还；建设局派员监工。
经过认真准备，三乡的民夫和乡长按我通知的9月13日齐集工地。我讲：“黄河开口子运河两岸受灾，多乐、旺庄和影山乡来人筑堤实为邻里相助，确有不少麻烦，我想麻烦要分担些才好。我们三天就能把口子堵上，今明两天装袋子，两人一天装满五包土，缝好。每天早完成早回家，晚完成晚回家。15日用船装袋堵口子筑堤，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全靠大家出力流汗，使草桥、太平、影山三乡能把麦种上，确为人定胜天之功。”我讲完，大家干得非常起劲，三百袋土两天装完了。15日船一到，每船五十袋，六船装完。二百袋筑堤，一百袋堵口子，一上午就完成了，大家高兴得直拍手。
当乡长期间，我深刻地体会到，由于当地教育落后，农民中识字不多，政令难以执行。尤其当他们受到欺侮的时候，不是逆来顺受，就是束手无策，所以豪强劣绅得以恣意妄为。农民虽然有上学识字的要求和愿望，但是，学校太少，且多被土豪劣绅把持着。当时运南属峄县六区，六区范围内有不少无僧庙产，我就没收这些庙产，筹办高等小学。这些庙产大都被地主豪强所占有，王荣宣等想告我正愁找不到茬口，于是他们就借机兴风作浪。他们把其他庙里的僧人安排到无僧庙上，就说庙里有僧，鼓动庙里的僧尼和施主一齐告我。我应诉最多的时候，一天出庭七次，全都一庭或两庭了结，唯有三义乡乡长张兆棠指使的姚德法的老婆告我一案迁延的时间长。张兆棠是圣府的女婿，运南巨富，时任六区联庄会会长兼三义乡乡长。35年10月峄县县政府要三义乡派两辆牛车去河南兰考县运石头堵黄河决口，张兆棠越乡向我万仓乡要了一辆车。我和车主张玉田告到峄县县政府，县长判他拿五百元将这辆车和牛赎买下来，因此他挟嫌找我的麻烦。
我和姚德法之间的嫌隙本为一件极小的闲事。34年初夏，万年闸孙葆献之子孙承耀，同王嬷嬷的外孙，姚德法的长子姚大孩一起到地里捉蚂蚱喂麻雀，一只蚂蚱飞到一个土坑里，他俩把蚂蚱捉住后，发现一块硬东西，不像泥土。两个十来岁的孩子用手把这东西挖出来，这东西的形状极不规则，就像是一锅稠糊肚倒在地上所成的形状，上面铸有“大闸吴仲必”五个字，我看是一块紫铜，但乡民们一传可就厉害了，说是块古董，比白银黄金都贵，是块无价宝。姚德法听到这些虚诞的传言到万年闸把这块铜背到了自己家里。有的乡民又撺掇孙葆献：“这块铜有你的一半，姚德法把这个东西弄到上海能卖个成千上万块钱。他指地无有，不憨不傻，能把钱给你一半吗？”孙葆献觉得有理，要了几次没要来，越要越不给，后来找到我。因姚德法不是万仓乡的村民，我推之再三，实在推不掉了，就叫防匪游击队队长王化林持我的名片去叫姚德法。我在名片背面写着：“邢成吉村长如握，今有我乡游击队队长王化林前去招呼姚德法，前来调处铜的事情，请你把姚德法介绍给王化林。”姚德法兵痞出身，软硬不吃，双方顶了起来。王化林一气之下用绳子把他绑了来。调解结果是：这块铜轮流保管，每家一月，在没出卖前就这样办，如不同意即以作霸论。双方都同意，事情到此也就完了。然而我和姚德法却结下了宿怨。姚德法的妻子王氏本来就蛮横不讲理，能说能骂，还会撒泼装死，极其难缠。有王荣宣、张兆棠教唆撑腰，更加有恃无恐。她到峄县法院告我在颜庄捆绑其夫姚德法，侵犯了人身权利，县法院判了个不起诉：她去临沂地方法院去告。我到庭应诉时检查官没问别的，只问：“孙承才你打这官司干么？”我答：“我不是原告，她告的我。”检查官又说：“你托人说说就算了。”我答：“我没犯法，我也不托人。”检查官说：“你怎么不犯法？”我说：“我没到颜庄绑她的丈夫。’’检查官有意大声说：“你去不去都一样。”接着又小声对我说：“你用人不当。”问完我就传王氏。检查官问她：“你告孙承才干什么？他又没去颜庄。”王氏说：“孙承才去与不去都一样。”检查官对书记官说：“记好这句话。”遂连双方的证人都没问就结了这场官司。学校还是建了起来。
1935年9月，山东省政府命令撤区并乡，六区原来的二十乡一镇并为九个乡。万仓乡、影山乡和涧头镇并为影山乡，选黄敦德为乡长，我为副乡长，区长宋俊卿离职返乡。36年6月，六区成立乡农民学校，派来的校长一个叫张昭吉，一个叫张侠村。孙次纲负责民政，领导教育。农民学校一是建立一年制速成班，另一个任务就是训练武装干部，半年一期，结业后分到各乡训练一个月的壮丁。
这年9月张昭吉约我去峄县建设局交贷款，在县政府门口遇见孟子英，他对我说：“办公室正等你呢！”我到办公室一看黑板上写着一个题目：“用何方法领导乡村生产？”我写了“妇女放足，兴修水利”八个字的答案。晚上九点张昭吉回到旅店对我说：“你考上花山乡乡长啦。”因为当时又改为大乡制，六区分为四个乡，考取了三个乡长。
花山乡由原来的花山、万仓、草桥、太平、多乐五个小乡合并而成。乡驻地有农民学校，校长由乡长兼任，所以我既是乡长又是农民学校的校长。乡长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管理田亩赋税，一年催纳两次银子；二是登记各村人口，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等，也就是编制户口册子，还要登记有大车的户主姓名。大乡乡长的月薪为二十五元六角，另有每天伍角钱的出发费，领则有，不领则无。我又定了几项土政策，一、不受请、不收礼，到各村去饭包里装着饭，自行车上挂个水壶。二、村长到乡里开会吃一顿饭交三角五分钱。三、每十村选出一个庄长主任，一般公事只召集他们开会。四、止边向乡公所摊派的捐税，乡公所向各村张贴布告，完成任务不额外增加。五、辞退乡警，催要田赋或办其他公事自己亲去，实在忙不过来就临时找人，不付报酬。我这些办法减少了开支，公开透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很得农民拥护，但是王荣宣总忘不了找我的麻烦。
1937年春，韩复榘向各县要壮丁，规定有三百亩以上土地而且家有四十岁以下男子的户应征，本人不愿当兵的可觅人顶替。我查看原草桥乡移交的选民册，王克均正好四十虚岁，符合应征条件，据此写条子通知王克均当兵。王荣宣从未出过差、出过钱，他一面按条子上的要求花了一百元钱觅了个姓蔡的顶替，一面找刘永寿控告我。罪名是挟嫌报复征四十岁以上的人当兵。他是县里告、专署告，告到省里还不算完直告到中央。把我写的条子照了像贴在状子上当物证。而户口册子上写的明明白白不满四十周岁，铁证如山。告了一大圈子，最后得到三个字的批示：“应当征。”
37年“七七”事变全国震动，11月撤销了农校，12月川军将领王铭章率部在运河南岸构筑工事。韩复榘弃守济南、黄河、泰安和汶上至济宁的运河防线，38年1月24日在武汉被蒋介石枪决，地方形势日趋不稳。三八年旧历二月十六到四月十六三个月里，峄县全境内二十四个乡长有二十三个不干的，只有我还坚持着。王铭章在运南驻防几个月，他的军队装备很差，但纪律很好。我白天协助部队工作，夜间还要向逃反来万仓乡的老百姓发放粮食，安顿生活。三八年二月王铭章将军在滕县壮烈殉国，两下店相继陷落，二月十七峄县沦陷，运河两岸战事吃紧，两军以运河为界成对峙局面。同日，日军进攻台儿庄、顿庄等沿河要塞，顿庄暂时失守，不几天又被蒋军夺回，重修工事，增兵拒守。三月上旬，日军又进攻台儿庄和顿庄，在台儿庄巷战数日，日军败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此后蒋军撤退，运河南北陷入日军魔掌。
三八年旧历五月初十下午两点左右，日军轰炸涧头集。一架黑色的飞机在天空盘旋数周后投下十几枚炸弹，炸死多人，其中多为逃难者。涧头集有一座德国办的天主教堂，教友视教堂为保险地，多聚集在那里。然而日军的飞机专以教堂为轰炸目标，光教堂内就被炸死十四人。
五月十二晚上八点我到涧头集北郊向北一看，目光所及，到处火光冲天，大批蒋军垂头丧气地从运北开来。其中有个青年军人说：“孙乡长跟我们走吧！我军用血肉换来的台儿庄放弃了，日寇马上要过来了。”我问：“你们的仗不是打得很好吗，为什么一声不响地撤退了呢？”他说：“日军南北几路对徐州形成了包围，不退就要全军覆没了。”我说：“我不能跟你们走，还得通知老百姓逃反”。我回到涧头，立即通知老百姓：“日军要渡运河占领徐州，从何处渡河，走哪条路不清楚，我们逃向哪里各自选择。”我和酒店的负责人张玉田商量：“日军过涧头去徐州不经过杜安集就得经黄邱，绝不会向正南去，我们北去许阳，那里有熟人，又隔着李山口。”于是，我们用牛车拉着粮食衣物和二十多支步枪向北许阳迸发。走了一夜，到北许阳时天已大亮，找到熟人，住在了那里。第二天傍晚，又有逃去的人告诉我们，鬼子正在北面不远的李山口。我们听说后都慌了，一边出村躲避，一边找人埋枪，其他东西就顾不上了。忙活了一夜，我跑到北许阳庄东的麦地里躲了起来，卧倒后，拔了几棵麦子，盘个圈戴在头上以便观察情况。不久见北边过来一队穿黄呢子军装的军队，掺杂着一阵阵的说笑声。一个骑在马上的军人喊着一千米放，八百米放……的口令。随着口令声，一发发炮弹落到了西山上。三发炮弹响后，我想，鬼子怎么喊中国口令，是不是孙连仲的二十六旅？二十六旅也是一色的黄呢子军装。但二十六旅没有这么多的人啊！后来走近了，吱嘎吱嘎的皮鞋声，使我确信是日本鬼子了。这时不断的有鬼子到麦地里搜索，前两次都没碰到我。我身边带了只小狗，它一声不叫。为防止它乱叫，我还要小声地唤着它。我就这样唤着狗在麦地里爬着，躲着，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鬼子第三次搜索走到我的跟前，我只好站了起来。鬼子问我多大岁数，我多说了三岁，说四十一岁。鬼子又问我哪里有花姑娘，我向东一指说都在那边山上。鬼子走了，我却吃惊不小，因为我身上还藏了一把手枪，若鬼子搜身，我就难以幸免了。我还是顺着麦垅向前爬，但转念一想觉得不合适，既被发现，再爬怕引起鬼子的怀疑，站起来也不合适，正在两难，突然有头牛从东边跑来，后面跟着夫妇二人和一个小孩。我乘机装着逮牛，站起来追着牛向东南跑去，一气跑到新集子，见到了我村一同逃出来的人。这天夜里我全家和同村的人住在东朱古，第二天夜里住在大吴家，第三夜住孙楼，第四夜住在郝楼不远的核桃园。这才知道郝楼的家和我与张玉田、褚思恕贷款在涧头开的酒店，早被鬼子烧得精光，酒店里的缕缕浓烟还在不住地冲腾。
1936年3月，我和褚思恕合伙用五百元钱买了涧头集孙李氏的一处房子，开了个木厂，张玉田又伙同我利用信用社的贷款开了个酒店。蒸酒很赚钱，用一斤粮食蒸出的酒能卖二斤干粮食的钱。当天出的酒当天卖光，又不纳税，每天都有千余斤粮食的收入。我好打麻将，都输掉了，两头生意都没余下钱。他两人却办了不少事，褚思恕买了一片宅基场园和一百多亩地，张玉田用来送了一场大殡。我的两处产业和家园都被鬼子化成了焦土。
夜里住在人家的打麦场上，因为吃饭要紧，白天就到核桃园北一里多路我的地里割麦子，运来搓掉想办法吃。十几天后才回到郝楼，仍然提心吊胆，吃饭时端着碗面朝北瞅着有没有鬼子，发现鬼子丢下碗就往南跑。日本鬼子在万年仓开始是用帆布桥过的河，两天之内在万年闸搭起一座木桥，坦克、汽车都可以通过。大部队过后仍留部分鬼子看守，一住二、三十天，直到韩庄的铁路桥修好才撤走。这些鬼子不敢单人行动，出则至少两人，且出没无常，村民们常常是一日三惊。一天上午，三个鬼子从万年闸向郝楼走来，全村男女老少扶老携幼，拎包袱抱孩子，一齐跑出了村，紧跑慢跑，一气跑到核桃园南的新河涯，直到看不到鬼子了，大家才敢坐下来喘口气。
日军沿途烧杀淫掠，灭绝人性。烧的事例不胜枚举，所到之处，房屋几无所剩，我的两处产业都被烧光即为一例。杀，仅我所知，十五里内就有十八位无辜百姓惨遭杀害。顿庄岳邦峨兄弟四人被杀了三个，还有田兆吉、王元礼、龙丕玉、袁杨义和李大松的母亲，万年闸有刘公道等四人，刘庄有刘恒一，万年仓有一个姓冯的，杨闸关一个卖豆腐干的。逃反的人被杀了多少不好统计，只知在涧头附近的一棵大柳树底下，一家三口全被杀死。男的身边有一副挑子，里边放着锅碗瓢勺等吃饭的家什。女的像是牵一头驴，驴也被刺刀刺死，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始终不知是哪里人。百姓何辜，抛尸野外，岂不让人抚膺垂泪而三思呢？淫，更不用说，日军不管到哪里都要问“有没有花姑娘”。抢，日本军阀实行以战养战的野蛮政策，所过之处，十室九空，粮食、鸡鸭、猪羊、牛驴一概不能幸免。
从我亲历，知道日本侵华蓄谋已久。一、日军在万年仓架帆布桥的地方，是韩庄到台儿庄运河段最浅的地方，连当地人都不十分清楚。二、从万年闸到徐州，当时只有李山口能通过坦克，日军径直奔赴此处，无半点踌躇。三、日军烧我的家和酒店不是盲目的，因为我作了抗日的准备。台儿庄大战前，日军从顿庄败回峄城，我曾在运河里捞出十几箱“六五’’子弹，此前还从徐州李明扬处领了十几箱“七九”子弹。后来我在枣庄看到日军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峄县第六区地方有力者，第一王荣宣，第二张兆棠，第三孙承才。”可见日军侵华的谍报工作做得何等全面、细致、周密、准确。
这次事变也暴露出农民的愚昧，使我彻悟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的重要。万年闸西四里杜庄有个人，外号于傻子，信奉天主教，脖子上挂块领喜牌子，对日军千方百计的讨好。鬼子一进村，他都要杀鸡摆酒，敬如上宾。群众恨之入骨，他本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1940年2月杜庄战斗中，他又提着酒去奉承鬼子，结果被鬼子刺死。兵乱之年，思想安居乐业，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不能迄求。万年闸的刘公道见于傻子如此办理能暂得一时安宁，也步其后尘而效尤，向逃反到万年闸的百姓筹款，买了口肥猪，杀好刮净劈成两半，又买了五十只小鸡，一篓子鸡蛋，找人挑着随他送给日军。适巧站岗的日军去大便，刘公道等四人擅越警戒线被当场杀死。后来找人去抬尸，没人敢去，有人想了个主意，求天主教堂的神甫带去。神甫为显示面子带着十几个人去了。离涧头半里之遥的大柳树下，有个站岗的日军，神甫没理睬，径直往前走，被站岗的日军抓住，动手就要杀，幸被同去的人以手势说明来意才放开。
刘公道等四人的尸体抬回的当天，正巧下了小雨，我正在涧头集和张玉相等四人打麻将消遣。看二行的人当中有个王平仲，他看了这家的牌再看那家，还乱指点。他胆小如鼠，出名的吝啬，凡为公益，他是一毛不拔。张玉相有点生气了，不显山不露水地说：“平仲啊！你要想弄几个钱很容易，就怕你没有这个胆。”王平仲没听出弦外音说：“怎么弄法？’’张玉相说：“还要说吗？你没听抬尸的人说，刘公道送给鬼子的东西还在那里。别的东西就不说了，光那两劈子肉你有种扛来，煮一煮卖给在场的这些人，不马上就来钱了，一个钱的本都不要花，干赚。”这些话都是戏谑他的。王平仲一声不响，我们也不知他什么时间走的。八圈麻将过后，已是半夜了，万籁俱寂，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大家都庆幸一夜的平安。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大家一惊，忙问是谁。王平仲在外面应道：“是我。”大家听懂了声也放下了心，王克冉忙去开门。只见王平仲弯身曲背极费力地端来一个直冒热气的大盆，进屋后说：“猪肉来了，趁热趁热。”大家都惊讶得面面相觑默不作声，为不使他过于难堪只好每人都买点。张玉相问王平仲：“你扛猪肉时看见鬼子了吗？’’王平仲说：“鬼子可能在柳树底下，我没看见。到那里我看见发白的东西，一摸，是猪肉，我扛起来就来了，也没听到什么动静，我一歇没歇，一气走了七里路。”张玉相十分后怕，也十分庆幸，若王平仲万一碰上鬼子是绝对不能生还的，事情该如何交待呢？我反复地捉摸：王平仲哪里来的胆，一句玩话，竟能不顾生死？结论只有四个字：利令智昏。孔子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当国家民族遭此奇耻大辱的时候，这些人想的些什么呢？我虽然真的“三月不知肉味”，然而那天晚上的肉实在咽不下去。
守桥的鬼子走的那天下午，郝楼的苗振标被鬼子抓去送青菜，到了万年闸，又被逼着带路。苗振标回来讲，鬼子从峄城带来很多民夫，把他抓去也是充数的。看起来一百多人，实际只有几个鬼子。鬼子临出发前，把子弹箱都扔进了运河里，可能都是空的二为保密，在路上见到人就用机枪扫射。兵不厌诈，固然是兵家常识，然而百多人被几个鬼子所驱使，却令人深思，假如这百多人有觉悟、有组织，有一个振臂一呼，一齐行动，几个鬼子岂能是对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