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嫡母宋氏去世，我只好辍学务农。当时，土匪很多，群众有强烈的平匪愿望，于是就出现了“白旗会”这样一个组织。“白旗会”带有相当浓重的迷信色彩，打土匪时戴上一个大兜兜，内装一块白布，白布中央用朱砂写一个草体“佛”字，左右两边各写有“天地相护，无量真佛”八个字，据说戴上这样一个兜兜就能枪刀不入。入会要花钱拜当家的。百多个入会的人凑钱摆一桌供和香烛之类的东西，再买一碗香油。点上香烛和香油灯之后，入会的人光着膀子，到供桌前跪下，教的人说：“向王爷磕头。”接着又说：“张爷、韩爷、白爷和宗爷。”磕完头，教的人向香油灯上吸一口火，从左到右喷到入会人的膀子上，就完了。我虽然也磕头入了会，但不大相信，尤其不相信那个兜兜有如此神奇的作用，回家后把它挂在秫秸上，用土枪打了一枪，见上面的洞密密麻麻。不信归不信，还是跟着趁热闹。我识字，而且写得也还可以。大当家的叫权太贤，要我跟他画佛。我先后跟着他到过古邵、核桃园、褚家堡等运北几个村子。白旗会还能治眼疾，方法是念个咒，迎着太阳吹一口，说是能治好。我还是不信，但信的人却大有人在。我碰到不少被逼着给人家治眼疾的尴尬场面。这样胡混了几年，认识了不少人，对当时的社会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这时我是一家之主，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我的肩上。我专心务农，耕耙摇耧等庄户活很快就都学会了，而且还学会了木匠。种地我也讲点科学，注意选择良种，又兼我身高力大、年轻力壮，故收成总是比别人的好。农闲时再做点贩运生意。殡我嫡母宋氏和弟、妹的婚事所欠的债务也逐渐还了一些。只是由于禀承父亲的耿直性格，又能读会写，不攀附豪强，敢于仗义执言，得罪了一些人。他们明着不敢，就暗地里算计我。1925年冬，土匪张培元向我喊钱（绑票喊价一编者）五百块现洋。我那有这么多的钱，只好逃到台儿庄租房子住，等打跑了土匪才敢回家。
1926年5月26日，北伐军打到万年闸，奉军望风披靡。我想看看北伐军是什么样，从我家到万年闸只有三里路，走到中途，从一片坟地里地站起一个奉军的士兵，大声说：“我缴枪。”我得了这支步枪，高兴得没顾及其他，往天上打了一枪。万年闸南二里刘庄的王学猛，当个段长（社长之下），听到枪声后，带了几个人大步流星地走了来。他大声喊：“把枪放下！”我听了怒不可遏。大声地骂：“你瞎了狗眼，我是孙承才，你不认得？放下！放你娘的屁！”王学猛见我不买账，只好悻悻地走了。我问清楚这个当兵的是徐西半坑人，声言回家没有盘缠，我七凑八凑凑了三块钱给了他。从此，因为这支枪，引起了一连串的麻烦。
第二天侯孟的刘克成带了三、四十人，找我村的村长到我家要枪。我问他：“我缴的枪为什么要交给你？你讲的什么理？”刘克成说：“你是私人，不准夺枪自用。”我说：“你是公？你是谁的公？你硬要！就是要不去，想夺？试试看。”我端枪站在当门，“你有胆，不怕死，来夺吧！”
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第三天涧头的姚公敏，第四天李待聘都带着人找村长领着向我要枪，都被我以同样的办法打发走了。
三十日清早，我借了路费去找北伐军想办法。到了台儿庄北伐军的驻地，找到连长，连长不问，找到营长和团长，他们都说不过问地方上的事。我回到家得知北伐军在我村号房子，我赶忙写了红绿标语贴上，表示欢迎。黄昏，来了两个连，连长虽然表示不问此事，但他告诉我团长在刘庄，叫我去找。我到了刘庄，得知团长就住在我的朋友张玉田家里。在他家里又遇到徐庄的徐澄深、徐澄澍兄弟二人。我向张玉田说明来意，想找团长谈谈，徐澄深认为不便，不如叫徐澄澍代写个呈．文，让张玉田送去，或许有点希望。徐澄澍写完后，我也没看，张玉田趁送茶的机会，送给了团长。团长批完，又叫张玉田带了回来。批文是：该枪我们不要。团长黄焕华（印）。我再看正面的呈文是：具呈人，年二十六岁，为交上一支步枪事。窃民于五月二十六日在北伐军和奉军作战后拾得步枪一支，恐流落匪手，甘心交上，此请团长麾下。具呈人孙承才。中华民国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一看知道徐澄澍是在糊弄我，有气也不好发作。赶忙对张玉田说：“请你安排徐氏兄弟休息。”他两人休息之后，我自写了一张呈文：“具呈人孙承才，旧历五月二十六日北伐军同奉军作战，我乘北伐军胜利之际，夺得奉军步枪一支。周围土豪劣绅终日强讨硬要，无日或间，为此请团长发张枪照，留作御匪之用，实为公便。谨呈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麾下。中华民国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具呈人孙承才。”
写完后仍由张玉田送给团长。团长说：“请孙先生进来一谈。”我进屋后，团长起来让座，团长是个青年，说话很和气，广东人。团长问我“两张呈文为何不同？”我据实告之，又问我、土豪劣绅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这个地方文化不太发达，土豪劣绅比较多。我夺了一支枪，三天就有五、六个土豪劣绅来要，由此可见一斑了。”团长又告诉我，他们要停止北上，奉命回武汉。枪照’由政府发，他只能发临时枪照，将来到政府去换。他叫秘书打开箱子取出印信，给我办了临时枪照。“查得孙承才夺得奉军步枪一支，可留作御匪之用，仰候县政府成立之后，以此照换取枪照可也。”下盖黄焕华的印章。办完后已过夜半，我即起身告辞。
第二天早晨，刘克成和姚公敏两人又各带武装找郝楼的村长带着到我家要枪，村长拿出枪照，先叫看左边，后叫看右边，就是不撒手恐怕他们毁了，枪也没要去。从此再也没人来要。不久，这支枪被我的族孙景萃借去发展革命武装，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这支枪一直没有还我。
1927年秋，奉军又回来了，驻在万年闸，招安了大量土匪，又出现了兵散为匪，匪聚为兵的局面。我弟媳主氏出去放牛被土匪胡九绑架，放在穆庄王氏的大娘家。我托人说情，只要放人，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胡九概不答应，后来几经周折，由孙伯英的内弟马玉山把王氏领回家。
有一天，我从韩庄坐船回家，船到庞家渡以下，船户上岸拉船，遇到一支步枪，．剐拾起来，他妻子急忙说：“你板（扔的意思一编者）了。”我说：“你拿上来我要。”这是一支老套筒。有的地方上了点锈。我同船户拉起家常，船户姓于，家在离济宁不远的于门屯，船上断粮多天，只靠打点鱼度日。我这才明白他的饭为什么全是鱼，不过他们做的鱼非常好吃。船到万年仓，我邀船家夫妇到我家去认门，他俩也没推辞。在我家吃完饭后，我又用驴驮了一口袋绿豆把他们送到船上。三年后，他们买了东西到我家看了我一次。我也曾想到济宁去看望他们，别人劝我：“船户不种地，脚跟无线，怕找不到。”所以没去。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1927年冬的一天下午，五个军人向我打听村长住在那里。经询问知道是五个逃兵，想筹路费回家，我说：“当兵的没饭吃，不如卖了枪回家。”当兵的说：“没人要。”我说：“我要。”当兵的表示“你如果真要，叫我们如何办，请你给个说法。”我接受前次的教训，决定办得隐密些，说：“天快黑了，你们到东南有石猴子的石碣处一停，天黑后我在庄子头等你们。”天黑后，这五个人果然来了。到我家吃完饭，议定三十元一支。我领他们走了十八里路，到了贺窑，找到张文斗和他的亲戚苗振生，商定我买两支，张文斗买两支，苗振生买一支，安排五个当兵的住在张文斗的炮楼上。我第二天回家卖了麦子，第三天凑足钱又送去。这五个人悄悄地离开了贺窑，我们三人买枪的事外人谁都不知道。
当时郝楼是奉军能去的地方，涧头集是北伐军能去的地方。奉军团部不见五个要给养的士兵回来，知道是卖枪逃跑了。为破此案，就派当兵的下乡假装卖枪，万年闸东三里楼子村的王化邦，买了这些兵的一支枪，被抓去送到县里枪决了。郝楼的黄孝德只问了一句多少钱一支，也被抓到奉军的团部里，后来被保释放。 ：1927年10月，我被联庄会委任为专打土匪的排长。我的三支枪用不着了，卖掉后，把债务还清还剩百多块钱，买了一辆红车子。我这个排长不打土匪就没事，到山里贩来一车子柿饼、山楂等干果准备到安徽阜阳一带去卖。货买齐后回到家，准备好衣物就上路了。刚出庄不远被联庄会拦了回去，说是要去打土匪。所贩来的东西只好在当地贱卖。第一次是打运北住在上屯的土匪，打了一天，夜间土匪出水（即逃走），牺牲了一个会员。第二次打杨滩。把村子包围后，等到下午三点，从村子里走出三个光膀子的土匪，这三个土匪持枪直奔正西，向我们排跑来。其他各排的会员都吓跑了，独有我一个排听了我的安排坚守不动，照准发枪，这三个土匪吓得扭头跑了回去，结果大获全胜。我向联庄会其他各排介绍了经验。待以后打白山前棠梨树、贺窑北小楼子、万年闸杨公祠等地的土匪时，都学我排，没出现伤亡。
1928年3月，中央军贺耀祖北伐，5月济南发生了“五三”惨案，这时土匪相对的少了。我也不大出去，我和弟弟承惠分居，只想在家安心种我的四十亩地。
一九二九年旧历三月二十七日，有个国民党士兵请假回家，途经运北大刘庄，钱财衣物被土匪劫去，这个士兵连夜跑到韩庄，卧轨拦住一列军车，车上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师长听了这个士兵的报告后，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二十九日派一个团，由这名士兵带领，到达大刘庄。上午八点，我听到枪声，便招呼十几个农民携带枪支，前往万年仓。万年仓和大刘庄隔河相望，什么情况都看得清清楚楚。部队对大刘庄从西、南两面施行包围，齐头并迸。号一响，部队便向前冲；号一停，士兵就卧倒射击；连着几个冲锋，部队接近了大刘庄。土匪不敢坚守，全部向东逃跑，跑了约半里路，就到了楼子湾。运河在这是由东西转向南北。一百多名土匪，脱衣泅水过河。部队到大刘庄里找不到土匪，就立即集合，返回了韩庄。
这般土匪的匪首是王兆明，运南马安人，在逃跑途中，拔枪自杀了。其余一百多名土匪大部分淹死在运河里，余下的十余人，多被群众击毙，只有两三个跑到库山上去了。
第二天，七八个庄上的农民都到运河里捞枪。顿庄捞到枪之后，马上到峄县县政府登记备案，领取枪照。其他庄上的农民不懂这些，枪都被联庄会长王荣宣勒去。王荣宣是当地望族小山子王族中的人头，其父当过满清的督司，他本人在高上社当了一辈子社长。峄县共分三十．三社，运南五个社。王荣宣又是运南五社的联庄会长，有营长五人，连长二十多人。俗话说：“明朝的太监，清朝的社长。”又何况他又有地方武装呢？王荣宣与匪首王兆明早有勾结，王兆明驻大刘庄，离王荣宣的傅庄不足五里，王荣宣一不报告县政府，二不去剿拿，就是这次国民革命军攻打大刘庄，他也没发一兵一卒。
这次捞枪，刘庄捞得最多。刘庄地主王学猛，一心想依靠王荣宣的势力欺压别人，买了两条哈德门牌的烟到王荣宣家去认本家，并撺掇王荣宣迅速抽刘庄的枪，免得夜长梦多。王荣宣随即委派王学猛来干这等差事；王学猛则认为是狐假虎威的面子事，于是就极其认真卖力地干了起来。
刘庄离郝楼仅一里之遥，我听说这件事非常有气，遂到刘庄劝说有枪户不要交给王荣宣，要学顿庄到县政府去登记备案。我走到张玉田门口的打麦场上，见许多捞枪的人正准备向王荣宣家送枪。他们见到我，便都围了上来，有个农民姚立法问我：“这枪可以不交吗？”我说：“完全可以。首先，王荣宣不帮军队剿匪，他和匪首王兆明有勾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吧！第二，王荣宣怕刘庄枪多，，团结起来，于他不利，但是刘庄是涧头社，王荣宣是高上社，他联庄会只有御匪的任务，其他事他管不着，这个枪他不该抽。第三，大家知道，我弄一条枪，有多少豪绅恶霸想抽，只我一个人，就顶住了，你们这么多人，怕什么？”人们登时议论纷纷。我进了张玉田的家，见张玉田正把自家原有的土枪上的零件倒换上捞来的枪的零件。张玉田字蓝亭，有五百亩左右土地，无胆无主意，比较本分，在豪绅恶霸眼里是块肥肉。他怕得罪不起王，荣宣，乖乖打发人把捞来的四支枪送去了。他一送，别人也不敢不送。枪送到王学猛家里，王学猛见换零件，登时大发脾气，向送枪的人说：“你回去对张玉田说，若不把原零件送来，我向王荣宣报告张玉田不光有四支步枪，还有两支短枪，叫他难堪。”张玉田听说后，觉得事没完没了，真后悔烧香引鬼。他这才拉着我和我商量。张玉田说：“王荣宣欺人太甚，大叔，你说怎么办？”我说：“如果枪不交可以学顿庄，现在已经交出去了，很难要回来，只有组织众人去告他，别的法没有。”张玉田说：“行，告他，穷人不出钱，出钱都算我的。”我说：“好！你通知捞枪的人，明天下午在你大门前的场里开个会，听听大家意见，都愿意告就告。”
第二天下午，天气暖和，晴空万里，捞枪的人都到了，约有三十余人。张玉田说：“承才叔！你讲吧！”我说：“大家捞枪费了不少力气，联庄会长王荣宣，既没打土匪，又没捞枪，不费吹灰之力把枪抽去了。我们不是青草，不是木头，由人去踩，由人摆布。俗话说，是鳖还要扒扒沙呢！我们这么多人都是出力吃苦的，比王荣宣有本事。王荣宣仗着几个臭钱欺负我们，若真打起官司来，他怕我们，因为我们有理。我知道大家恨王荣宣，是不是敢告他？”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敢告！”我接着说：“告王荣宣不是一帆风顺的，万一碰到挫折你们抽梯我不干。”我这样一说，当时就有不少人打退堂鼓。我也在想，我与王荣宣素无仇隙，如果弄个半途而废，也只能是空结冤仇，想到这里我又说了一句：“这样就不如不告的好。”大家又都说：“还是告好。”我说：“我见当官的一上任，便搞就职宣誓。我们平民百姓，不搞宣誓，但是也得发个誓愿。”他们当中有的人当时就发起誓来，有的说要是不告到底叫我碰炮子，有的说要不告到底就五雷轰身等等。我说：“这样迷信的誓愿没人信，谁见过打雷轰过说谎的人。”顾白银说：“我要是不告到底，你们见面就骂我孬种。”大家都说这个誓还可以，于是形成了口头决议，谁中途退出谁就是孬种。当时推庞招才、张文喜等人第二天到峄县请人写状子。告王荣宣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庞招才等人到了峄县，先后找到徐广达、刘鸿湘等人，他们都不写，原来王荣宣请了他们的客。我找熟人董世纯写了状子，主告“联庄会长王荣宣遇匪放过，恃强勒枪”，原告十七人，花了两块钱，董世纯要求我们不要对外人讲。过了四、五天，批语贴了出来：“张玉田等人控告王荣宣勒枪一案仰候联庄会长具复，再行核夺。此批，县长吴云祥。年月日。’’我们一看，知道了事情的烦难．只得回家再同大家商量。到家就听说王学猛放了不少厥词：“张玉田这些人放着日子不过，活作死。现在批到王荣宣手里了，这一回吃不了兜着吧！这些傻瓜听孙承才的话，什么日子过不穷。他有什么本事，能和王荣宣比吗？王荣宣的朋友刘永寿当律师，儿子王克均是将来的区长，他们要能打赢这场官司，太阳就能从西边出来。”这些话对于那些本来就信心不足的人又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为了提起他们的精神，我说：“批到王荣宣手里，这很正常，不要害怕。如果咱告的是一般的人，他必定得诉，告王荣宣，也一个样，也得让他诉，让他具复就是让他诉的。他没有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场官司有曲折，但不能说打不赢。”我叫张玉田把联名的都找来商量商量如何办，找到门上，他们不是说走亲戚去了，就是说生病了，不愿来的大多是些中农户或年龄大些的。来了不到十人，大家分析原因，商量对策后，我自报说：“我写状子，试试看。”张玉田说：“使不得，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试不得。”第二天我和张玉田到运北李家河湾找李瘸子老头写状子。这个老头很乐意地接受了，并告诉我们：“要告王荣宣这样的豪绅到法院去告就批不到他手里去了。”在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付了三块钱拿了状子的草稿，到了峄县，买了状纸，我抄好后送到了法院。第三天就批出来了：“张玉田等控告土豪劣绅恃强勒枪一案。查属地方法院受理范围，本检察官碍难受理。此批。检察官张丕绂，中华民国年月日。”我和张玉田回家再召集联名的人商量，大家认为王荣宣有钱有势，衙门里有人，颇有畏惧之意。我说：“我问了懂法律的人，知道告土豪劣绅的官司实行四级三审制，地方法院是第一审，高级法院是第二审，最高法院是第三审。不是王荣宣有钱有势的问题，峄县法院批得明明白白，属地方法院。”他们问：“地方法院在哪里？”我说：“在泰安。”他们说：“这么远我们去不起，就是张玉田拿钱，我们也不，能去，眼下得割麦耪地，张玉田自己去吧！不摊忙时用着我们，我们就去。”最后结论了一句：“用得着大家再和大家商量。”
张玉田意在踌躇，但是已经开了头，怕告不倒，王荣宣会欺人更甚，告吧，又怕势单力弱。我又给他找了两个人联名，一个是万年仓的王平田，五十来岁，有文化，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个很有民主思想的开明人士，只是家里穷。另一个是刘庄的张裕法，二十来岁，有豪气，有胆识，他父亲是饿死的。这两人都地无一垅，又都乐意帮忙。商定我和张玉田先去泰安，他俩在家听传不误。
我和张玉田到了泰安，在旅店里见了徐澄澍。此人在清末废除科举之前曾在两级会试中名列第一，被称为案首，在地方上很有些名气。状子由徐澄澍起稿，我俩拿回住处，买了状纸抄好，递进了地方法院。次日没事，我俩便去登泰山，将近南天门，张玉田央我回去。我说：“要么不来，既来了就一定要爬到顶，不能半途而废。”上十八盘时我俩累得气喘吁吁，休息的时候我说：“蓝亭，从爬山看出，你办事没韧劲不彻底，知难而退，恐怕今后你也要走庞招才的路。”张玉田被我一激说：“我非干到底不可，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最后我俩爬上了极顶，又忍饥受渴返回旅店，第二天两条腿简直迈不开步。我俩在旅店里．休息了三天去看批语：“峄县张玉田等控告主荣宣土劣一案，听候传讯究办。此批。”我俩喜出望外，当天晚上我就要回家约王平田、张裕法去泰安。不几天，泰安红枪会会首冯昆，率众攻迸泰安，地方法院人员逃遁一空，无人办公，张玉田也只好回家，等候旅店老板的来信。直到这年九月才接到店家的书信，马鸿逵进驻了泰安，法院开始办公。我和张玉田到了泰安，知道须另写状子催办。我要写，张玉田恐不要，只好随他徒步到济南再找徐澄澍。 ，， ‘
从泰安徒步去济南，必须走泰山山后。我俩夜宿牛栏山口旅店，半夜里听到枪声，张玉田折身就起，起来就喊。“快跑，土匪来了。”店家闻声赶来，看到张玉田张惶失措的样子，赶忙解释说：“这一带人家大多数以养羊为业，每夜都有狼来咬羊，羊见了狼就挤在一起，狡猾的狼就钻到羊肚皮底下不动，狼不走，羊就不散，枪就一直放起，直到羊散开，枪才停止。如果听到动静不放枪，一个冬天，羊就剩不下几只了。所以我们这里夜晚枪声不断。”我听说过狼，就是没见过狼，心想，俗话说‘‘要见狼，去放羊；要看姑娘当货郎”有他一定的道理。
催办的状子递上去一个星期，批语贴出来了：“静候传讯，此批。”过了半个月，不见任何消息，张玉田又要去济南找徐澄澍写催状。我说：“本为易事，何必徒劳往返，耽误时间？我先写个稿子，你看行吧。”这次的状子我写完投了进去，不，几天批示：“准即传讯，此批。”过了几天，我俩接到传票：“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上旬×日开庭。”张玉田交给我三十元钱，让我回家招呼王平田、张裕法。开庭前我们三人赶到，王荣宣没到庭，我们越发有气。我也经常向懂得法律诉讼的人请教，多少懂得了一些。一传不到发拘票，二传不到饬警押解。于是我叫张玉田买状纸，再写催呈，递进法院后马上批了出来：“候将王荣宣拘传到案报到。’’我们一面写呈词催办，一面向法警和其他法院人员宣传穷人如何受欺压，生活如何苦，土豪劣绅如何肆虐为害，鱼肉百姓，如何飞扬跋扈蔑视法律等等，他们这些人也同情我们。趁此我再写催呈，两天后批出“仰候峄县法院饬警将王荣宣押解来泰’’。
• 1930年1月上旬某日，王荣．宣被押解到案，法警和法院下层工作人员见到王荣宣无不气愤，有的指着王荣宣说：“你以为地方法院像县法院一样，都是你说了算。”无情的讽刺挖苦和大声训斥，使王荣宣十分狼狈。
开庭后，只传张玉田到庭。上了堂，法官例行问了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之后，继而问张玉田：“谁教你来泰安告王荣宣，”张玉田说：“你教我来告王荣宣的。”法官说：“我为什么教你来告王荣宣呢？”张玉田说：“泰安不设地方法院，你不当法官，当然我就不来喽！”法官说：“王荣宣不是土豪劣绅。”张玉田说：“你说王荣宣算什么我到什么地方去告？”法官说：“我管不着，你下去！’’接着打铃下班了。张玉田的回答不策略、不妥当，应当抓住法官的第一句问话历数王荣宣的犯案事实，肯定是王荣宣逼来的，，是法律教来的，是地方法院秉公执法教来的，以事实、法律来巧妙回答，又给法官高帽戴，后果可能会好些。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说王荣宣的金钱和势力不起作用。在这里虽然没赢，但也没输，我们决心另想门路。辞了泰山还有庙，过了泰安也烧香。四人商定到济南高等法院继续告，连地方法院都告着。
把王平田打发回家后，我和张裕法、张玉田三人到了济南，在丁家涯乾城街四号租两间房子住下，继续告下去。张玉田说：“等家里寄钱来再递状子。”我说：“你的钱寄不来我先给家里去信卖东河涯的五亩地，把款寄来先用着。”他两人坚决不同意，张玉田接到汇款摊牌了。“官司不打了，还了房钱还剩十块钱，三一三剩一地分开，今天就回家走路。”我听了后不由得火起：“你不愿打官司谁有打官司的瘾？你为什么早不提出来？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欺骗我们。”我说着摸起一把椅子向张玉田砸去，幸有张裕法拉着。
我回到家里，蒙头睡了三天，悔、怨、恨、羞齐上心头，决心与张玉田葛藤永断。正在懊恼之际，回家后第四天早上六点左右，张玉田的叔伯哥张文学到了我家，我赶忙挟柴禾给他烤火。他开口说：“玉田不好意思见你了。”又说了很多赔情话。我有火也不能对他发，只随口说“我想得开，人的思想不能一样，我对玉田没有意见”等等一些面子上的话。张文学说：“法警来下传票了，王荣宣告张玉田诬告他，这事还得你帮忙。”我料定会有此事，既惹了恶狗，没把它制服，它岂能善罢甘休。张玉田今日不比前番，被迫对簿公堂，我岂能袖手，忙说：“谈不‘上谁帮谁的忙，只要用得着我，我万死不辞。”我随后到了张玉田家，见了法警杨俊领，我说：“俊领，你吃过饭回峄县，实对你说，张玉田不会在县法院打官司。”饭后，杨俊领留下传票回峄县去了。这回该张玉田发火了，他怒火中烧道：“王荣宣说我诬告他，还有天理吗？”央我去找王平田、张裕法，商量再去济南。我找到他俩，一说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俩初衷未改。
告王荣宣的官司虽然没赢，但在当地引起的轰动不小，尤其王荣宣被法警押解去泰安，更是当时的农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一时在运南运北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三一年阴历三月三，我去马兰屯赶会，在途中听几个人对此谈得正热，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我褒贬不一。其中有一个人，高身材，黑面皮，深眼窝，年龄约比我大三、四岁，说话声音洪亮，斩钉截铁，很有见地。他说：“我拥护告王荣宣，一次告不倒两次，两次告不倒三次，没有推不倒的捻捻转。”这时我接过话头说：“对，一直告下去’，总有告倒那一天。”我又把王荣宣在泰安的狼狈相说给他们听，他们这才问我是谁。我把高个拉到路边，经问知道他是孙庄的褚思惠。我俩越拉越投机，他也是被王荣宣勒枪对象之一。最后说定，他愿出庭作证人。回家说与张玉田，他倒担心起褚思惠没后劲来了，，哉笑着抢白了他两句：“你不能以你来量褚思惠，我和他素不相识，只谈了很短时间，不见得了解得很深，他有没有后劲，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当证人有原因，他也被王荣宣勒过枪。’’这时的张玉田与以前判若两人，又积极又主动也有胆了。他安排我和褚思惠在家听传，去济南的事由他和王平田、张裕法三个人。我告诉他：“听说韩复榘要到鲁南各县视察，你们三人徒步赴济南，在什么地方碰到韩复榘就在什么地方告，我写个稿子，碰到韩复榘就当状子，到高等法院就买状纸抄了投进去，王荣宣的儿子王克均已在区长训练班里学习，连他都告着。”原定四月中旬动身，张玉田偏又被驴踢伤了腿，只好让王平田、张裕法两人先走。他两人走后的第二天，峄县南门里旅店一个跑堂的骑着自行车到我家送信：“张王二人住在峄县，韩复榘来了，昨夜把状子递了进去，今天传你和褚思惠出庭作证，今天十二点过堂，王荣宣父子被押了起来。”我一面叫跑堂的去通知张玉田急赴峄县南门口刘锡俭的旅店聚齐，一面去孙庄找褚思惠。’我和褚思惠跑了五十多里路赶到峄县，已是下午两点半了，韩复榘的车刚走了不到半小时，到刘锡俭的店里得知：韩复榘于十二点在大街上过堂，王荣宣父子拒不承认勒枪一事，张裕法、王平田二人历数勒枪事实。韩复榘将原被告押了起来，说：“我等你的证人到下午两点。”只可惜我们迟到了一步。我到县衙的的影壁上一看，有韩复榘的批示：“因有王平田、张裕法控告王荣宣父子一案，因供辞各执，案难论断，倘有控告原被两告者限三日内来辕控告可也。此批。主席韩复榘。中华民国二十年四月×日。”王荣宣父子被押招来满城风雨，街谈巷议，韩复榘的批语实为招告，原告张裕法、王平田是两个穷光蛋，自然无人控告，然而控告王荣宣父子的人一时云集。一为张玉田同村的刘怀清、顾白银等人；二为孙庄周围几村的孙凤标、谢恒彩、谢富堂、李金山、王化成、李成斌等人；三为旺庄附近几村的褚敏斋、李克己、赵云盈、谷绍松等人；四为涧头附近的徐澄澍、李待聘等人；还有运北一些人我都不认识。峄县的旅店住不下了，就到农民协会去住，农民协会负责人王子清到处借铺盖，其他人都尽义务帮忙。能起草稿的起草稿，能誊清的誊清，能抄写的抄写。而王荣宣父子、却无一词控告原告，这时王荣宣的狐群狗党以保王荣宣到省报到为名，将其保出，又在街上宣传王荣宣被释放，原告仍在押。我到师范讲习所，找到郭子民、刘茂森，说明不放原告而放被告于理于法皆不合，请他二人发动学生组织请愿。三四十个青年学生写了保状赴县衙找县长刘国斌讲理，这样才把张、王二人保出。
这一折腾，告王荣宣的人更多了，都有联合起来的愿望，几个为主的人商量，开个会研究一下诉讼费的分担问题。会前我动员褚思惠准备发言，会上褚思惠开了个头：“打官司不能怕花钱，尽量少花是必要的。我认为三百亩地以下的户不要出诉讼费，诉讼费由五百亩以上的户公摊。这是我个人意见，大家商量决定。”褚思惠说完，我接着说：“张玉田出一整份。”褚思恕也愿意和张玉田一样，徐澄澍代表龙希贞表示也拿一整份，大家认为龙希贞虽然地多，但他状告无词，决定让他出一整份的三分之一。褚敏斋表示虽然不到三百亩地，但要自告王荣宣，自费自告。诉讼费有着落了，但人多心不齐反误了时间。
韩复榘招告限三日内来辕控告，徐澄澍不采纳我派人把状词送去的主张，坚持由县里转送。三天后省里来文，提走原被告，我们只好跟到济南。．
到济南，原被告都被押在济南市公安局司法科里，三个星期没过堂，每到星期日才准许我们去见张裕法、王平田二人。以后再想见，越来越困难。先还准两人去见，后来只准去一个人。这时我提议给他俩五十元钱，大家都同意，唯有徐澄澍坚决反对，说是怕被管狱的勒去了。再后来就不准见了，而王荣宣每天都有人看望，出来进去很随便。 _ 、，将近麦收，传案过堂，我和褚思惠出庭作证，证明王荣宣何时何地抽枪，抽谁的，抽多少；证明他遇匪不打，放匪上山。王荣宣只说了一句：“都是你打的？”法官什么都不问，只说农民应当回家种地，不打官司为好。原被告还押，证人回去，就算过了堂。
我们四、五十人住在济南，有的去千佛山、趵突泉，有的去砸石子一天挣一角钱，有的去给农民拔麦子，有的看报纸，有的去看打台球。这时我出主意：拦车喊冤，十几个人手持状纸，站在省府门口，拦住省主席韩复榘的车喊冤。徐澄澍又是不同意。
我们住在旅店里，真是急不可耐。一天，在济养蜂学校上学的孙雅庭到了我们住的旅店，告诉我们王荣宣父子已被放出，又说见王荣宣父子在理发店里理发，言之确凿，不容不信。正说话间，张裕法、王平田进来了，进门就说：“承才叔，为什么不给我们送钱，要是有一块钱吃饭今天也不具结撤诉。两天过了三堂，司法科长每次都说正在农忙；农民还是种地为本，撤诉回原籍吧，要是有一块钱吃饭，今天也不和王荣宣父子了结。”这时大家才明白王荣宣、刘永寿的贿赂起了作用，法院的久拖不决，原来是一场大诡计。王平田对张裕法说：“我们二人在济一 南已没有用了，我俩回去吧！”徐澄澍每人给了二十元钱，大家心里都不高兴，内心直抱怨徐澄澍，只是没出口。
他俩走后，徐澄澍叫李世佑写信请国民党峄县县委书记胡仲霖出面，胡仲霖到了济南，李世佑说：“我们三、四十口子农民不能回家收麦，官司还没定，请你见见韩主席，快快处理此案。”胡仲霖当晚去见，十点钟回到我们住的旅店。胡被韩复榘训了几句：“你负责党务，对官司的事不要多管。’’胡当夜搭乘火车返回了峄县。
大家都叫徐澄澍出主意，这位徐先生始终默无一言。我说：“还是得拦车喊冤。’’我又详细地说了如何做。徐先生不再反对，最后大家决定：就这样做。我把状子写好，只等第二天行动。
次日早饭后，男女三十多人刚到省府门前，里边出来了一辆小车，外边站着一个当兵的，都说韩主席来了，快准备。车到跟前，见里边坐着个女人，大家不准备拦，李成彬的母亲已行动在前跪到路当中了，这就不得不拦了。汽车一停，当兵的把状纸接了过去。回到旅店大家好生后悔，议论纷纷。浦台县的一位先生听了我们的议论，过来告诉我们：“车里坐的是韩复榘的老婆，你们不知道人家说韩复榘不怕老蒋就是怕老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管，反正是第二天就贴出了批语：“张玉田等控告王荣宣父子一案，移送高等法院议处，此批。”开庭前半个月接到传票，只传张玉田一人。我们留下张玉田、徐澄澍两人，其余的每人发给一块钱的路费，回家农忙。这些都是三一年六月的事。 、、
山东省高等法院开庭，先传张玉田进去。例行问过姓名、年龄等之后，问王荣宣有哪些罪恶事实，张玉田回答：他抽我们的枪，敢告的有哪些人，不敢告的还有哪些人。另有私自收捐，吊打谢恒彩等，把罪恶历数了一遍。又问有证人吗，张答有，孙承才，褚思惠等人可作证。继传王荣宣父子，问了姓名年龄之后又问：你抽过张玉田的枪吗？王答没有。又问王克均，你父亲王荣宜是联庄会长，军队在大刘庄剿匪，放走土匪不打，有此事吗？他父子俩都答参加打土匪了，检查官又问，打土匪不是一、二人的事，你有证人吗？他父子俩都答没有，检查官带气地说，把王荣宣父子取保候审。
检查官名叫张作辙，出身贫寒，他父亲同地主打官司气死，他对张玉田说，给你添传原告找证人，能临时找到证人报到也行，回去传诉，就退堂了。我们都以为胜诉有望，没想到张作辙突患脑溢血身亡，一拖又是几个月。这年十月，原被两告和证人齐集山东省高等法院候审室，检查官换了个姓李的。先传张玉田，循例问完之后，提出了个荒唐的问题：抽枪有收条吗？张玉田说：“恃强抽枪给什么收条？”又问有人见吗？张玉田说：“有孙承才、褚思惠作证。”我说：“我见了，王荣宣抽张玉田的枪，是用驴驮着的，经过我村郝楼，我还让他喝茶。”接着又传贺有秀作证，问他是否看见抽李金山等人的枪。贺说没见，也没’听说过，检查官回头叮嘱书记官：“记好。”褚恩惠见贺有秀伪证，没等传他，就跑到大堂上去了，说：“王荣宣不光抽李金山等人的枪，还抽了别人的。’’他述说了一遍。检查官问完褚思惠后，又传褚敏斋、谷绍松等人。这两人不仅控告王荣宣抽枪，而且还控告他借孙殿英过境之机勒索迫击炮捐等犯罪事实，并说：“我们都是村长，都交过此类捐税。”贺有秀就是证着没有见。在大堂上被谢恒彩臭骂了一顿。
后来法警送来了判决书，多为不起诉。张玉田等所控抽枪，均被判为子虚，依法不予起诉。判决书上还写着“如不服本判决，接到本书之日起，于十日内上诉最高法院。”于是大家商量上诉，声请再议。由徐澄澍起稿，读了两遍，修改后即送高等法院。
三二年二月，张玉田接到“准予再议”的通知，我和张玉田先到济南。褚敏斋、李克己、徐澄澍等也先后赶到，看到的是“准予褚敏斋等再议”这样几个字的批语，实际上只含褚思恕一人，其余人所告条款因无收据，均被高等法院批驳了。褚敏斋和褚思恕最后也由人调处和王荣宣说和了，百多人奔波三年多的官司，就这样不了了之。讼事虽然宁息，但王荣宣父子威风扫地，在当地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了。
‘ 三二年春，峄县警备队队长张人焕，带百多人到运南剿匪，在运北周官庄将土匪刘憨三擒获，又回运南丁庙向村长要茶要饭。张人焕住在秦多智家，要茶要烟，铡草喂马，搅得一家人不得安宁。秦多智的大儿媳赵氏很不高兴，不是打狗就是骂鸡。张人焕小人见识，恨在心头，回到峄县连夜审讯刘憨三。问他在丁庙秦家住过没有，刘憨三说没住过，张人焕就令人严刑拷打，直到刘憨三说“在秦家住过”方才住手。有了刘憨三的口供，第二天张人焕就带人到了丁庙，把秦多智的长子奏茂彬捕走。不几日，县长开庭，罪名是窝匪，秦茂彬坚决不承认，张人焕叫刘憨三出庭对质。刘一口咬定在秦家住过，住在院子东北角的炮楼上。秦茂彬说：“我家东北角根本没有炮楼，只有一个猪圈请县长明察。”案子到此本已真相大白，但是因县长张裕良是回民，听了这话，大为不快，喝令退堂，从此既不判也不放的搁置了起来。
这年春，王荣宣的儿子王克均从区长训练班上回来，当了峄县六区区长。8月某日万仓乡丁庙村孙茂友开的旅店里来了四个房客，两辆红车子推着大席包。店东问是什么货，说是炒米，但见车子很重；一人推一人拉，孙茂友怀疑，遂报告给了乡公所。李金山等人以查店为名查出车上装有大宗烟土和两支步枪，车夫以受雇为辞百般推诿。乡公所当夜派人看守，烟土流失不少，天明过称，烟土还有整整四百斤。遂连烟土加步枪送往涧头区公所，区公所将二百斤烟土和车夫押送峄县县政府，其余的烟土和枪支被区长王克均私自留下。王克均匿枪吞烟，目无法纪，但知情人畏于权势，不敢控告。我个人到山东省政府，以匿枪吞烟罪告了王克均一状。不久贴出批语：“峄县孙承才控告区长王克均匿-枪吞烟一案，如果属实，殊属憨不畏法，令该县查明具复，再行核办，此批。”接着县长令四区区长汤干卿调查，查的结果是“查孙承才控告区长王克均匿枪吞烟一案无实据。”我因经济困难没继续告，后峄县县长刘国斌调省，张裕良接任，农会负责人王子清告诉我：“因王克均终日不到区公所办公，张裕良对其印象不佳。”我又以前词状告王克均。状子递呈县府后，次日就批了个“仰候查究”。
王克均知我告他，自知贿赂无门，便呈词辞职。张裕良很快批了出去：“准如所请。”批语贴出当天，张调任，刘化庭继任。王克均后悔辞呈递早了，便使其胞弟王克信组织人递呈挽留状。刘化庭批了个“碍难收成命”。至此王荣宣父子在运南彻底丢掉了行政权力。
刘化庭继任后，秦多智家再递呈状，说明案情，此案或者可以迅速了结。但是秦家一向不涉诉讼，根本不懂官司，秦多智，徒名多智，终日展不开眉头，生怕其子秦茂彬被判刑坐牢。王克均得知后，找人把秦多智招呼到他家里，王荣、宣连唬带诈说：“你家的官司比较危险，弄不好得枪决。你没打过官司，有理讲不出来，不懂得法律非吃亏不可。”秦多智更没有了主意，说：“你说的一点不假，我对官司二点都不懂，一点主意都没有，还是请二叔（指王荣宣）想个办法。不管花多少钱，只要小臣（秦茂彬的乳名）能出来，我去要饭也甘心。”王荣宣更是老谋深算，进一步唬诈说：“你听你克均弟说了吗？不懂得法律怎么打官司，写错了呈词，说错了话，那就难办了。你的孩子被押，官司不打也得打，是不是叫克均给你雇个律师，这样的官司没有律师是不会打赢的。”秦多智心急如焚，听到这话岂有不应的道理，忙说：“那就请幼平（王克均的字）弟费心，给我请个律师吧。”王荣宣又对秦多智说：“雇律师起码得两三千元，还得交一部分办公费。”秦多智急处所使，只得饮鸩止渴了。
没过几天，王克信送给秦多智一张聘请律师的合同：“秦茂彬被刘憨三仇咬窝匪一案，兹请刘永寿为律师，先交办公费五百元，俟秦茂彬释放后，再交两千元。立此合同，各执一纸为凭。立合同人秦多智、刘永寿，中保人王克信。中华民国二十一年×月×日。”秦家手底无钱到孙庄褚思惠家借钱，顺便把请律师的事说了一遍，褚思惠听完气得乱跺脚，说：“多智叔，你为什么不早说一声？你这个钱花得冤枉。等我见了孙承才问问他，刘永寿有什么本事叫县府把秦茂彬放出来。”秦多智听他这样一说钱也不借了，忙催褚思惠到郝楼去问我。
次日，褚思惠专到我家去问我。我说：“刘永寿这个律师管什么用，行政衙门不准雇律师辩护。秦家受害，我不知端底，雇律师是受骗。先拿出五百元等于没拿，这个合同一点作用都没有！秦茂彬不出来就拉倒，出来了就得再给刘永寿两千元。秦家的事写个申诉呈词，提刘憨三对质，秦茂彬的供词有道理，很有释放的可能，他请律师，就指望律师，等来等去就等到茄棵里去了，子宽（褚思惠的字）你想想，对不对。再说秦家的案子归县长刘化庭问，不归法院，刘化庭与刘永寿的后台张绍唐（省政府秘书）有矛盾，刘化庭要知道刘永寿插手这件事，反会更麻烦，不会很快了结此案。”褚思惠听我说得有理，说：“生个什么办法不让刘永寿、王克均骗钱才好？”我说：“其他办法没有，只有秦家控告刘永寿，把合同取消。”褚子宽说：“我回去向秦多智说明利害，他若愿告刘永寿，我领他禾见你。”褚思惠到秦家把我的看法一说，秦多智是急上加气，明知上了当，但不敢控告。其次子秦茂彩则不然，坚持要告。他向他嫂子要了两人的车费，和我一同到了济南，以“律师揽讼诈钱”为主词写了一张状子，递呈省政府。没几天贴出批语：“候该管县政府查明具复。再行核办。”我和秦茂彩立即搭车回来，到家不几天县政府委四区的两个人到丁庙调查。秦多智拿出合同，有了物证，刘永寿、王克均只好作罢。
三三年二月，秦茂彩邀我和褚思惠再去济南，因川费不足只买了一站的车票，在泰安跳车时褚思惠站立不稳，一头抢到地上，虽没摔伤，但前额的头发向后竖了起来。我随口取笑：我没见过为朋友两肋插刀，可亲眼见褚子宽为邻居一头射地。一路说笑到了济南。
到了济南，我们三人商量写呈催办，主词是：“刘永寿和王克均阴谋诈财，违法揽讼，请予究办。”内容是：“我兄秦茂彬被匪所供，于事实不符，可一一查清，而王克均伙同刘永寿藉律师之名，阴谋诈财，实属不法。请求查办律师刘永寿，并请释放秦茂彬，实为德便。呈请省政府……”一星期后批出：“已查明刘永寿身为律师，插足行政诉讼，订立合同，阴谋诈财明知故犯，候令该管县传讯追究，尔兄茂彬被押，亦令管县讯实结案。此批。”秦茂彩即写信告知其父，其父回信称：“前天县政府传刘永寿、王克均二人均没到案，由王克信顶替，当堂交出五百元和合同，王克信被罚了跪……”
随后县政府提审秦茂彬和刘憨三，查实秦茂彬无罪，随即取保释放。
我们和王荣宣父子先后斗了将近八年，尔后王荣宣父子再也不敢飞扬跋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