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霏霏，清明节又快到了。父亲己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10年来，他的身影总在我眼前闪现。
父亲有两件遗物，很普通很普通，一个是铝制的烟盒，一个是套着塑料网的玻璃茶杯。睹物思人，父亲生前与烟和茶的那份情缘，那段过程随着岁月的延伸，在我的心里越发地清晰、越发地透亮，它常常引发我对他的思念和孩童时享受在父爱里的温馨和怀念。
烟盒很不起眼，盒盖上镌刻着樱花树和穿着日本和服的女子，图案十分精美，这是和父亲同年入伍的胞弟、我的一位叔叔在战时作为小小的战利品送给他的纪念物，生前一直珍藏在身边。
端详着烟盒，父亲抽烟的神态又会跃入我的脑海。中等身的父亲，一顶藏青单呢帽下，前额宽宽微凸，消瘦的脸庞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常年爱穿一件宽松的，而且是洗得退了色的蓝布中山装，这也是共和国创业时期干部们的标准装束。平时，衣服下面两只深深的大口袋总是鼓鼓囊囊，烟盒便揣在那只从不系钮扣的口袋里。每次抽烟，先将香烟朝烟盒盖上轻轻墩几下，点燃烟后，夹烟的手捂着嘴，深深地吸足一大口，过片刻，一缕缕烟雾才慢慢吐出，脸上溢出一种满足的表情。父亲第一口烟总是重复着这个一成不变的习惯动作，它，己永远锁定在我的记忆之中。
父亲何时学会抽烟，我们没有问起过他，但是可以肯定年龄不会太大，因为在父亲老家一带，10来岁的男孩会抽烟很普遍。父亲自幼家境贫寒，年少时就给村里放牛，帮衬着我爷爷奶奶养家糊口。我的老家在沂蒙山区，四周都是大山，几十户人家零零星星分布在山谷中一块洼地上，远远望去，整个村子犹如镶嵌在巨人的手掌心，先辈就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一一“掌平洼”。房前屋后，满山遍野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家家户户低矮的屋棚围墙都是用石块一层层垒起来的，与大山的颜色浑然一体。每到冬天，村子附近方圆三五里的山上秃秃的寸草不长，勤快的父亲就赶着牛群，到十多里外去放牧，那儿还能看到稀稀拉拉贴着地皮的茅草。每天，父亲天不亮就出门，带着干粮，也带着烟叶，一去一整天，掌灯时分才回到村。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除了吃饭睡觉，烟象粘在他手上似的，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个烟盒也就一直随身带着。
三年困难时期，香烟是凭票供应的，很紧张，父亲烟瘾又大，一个月几盒烟是远远解决不了问题的。身边的一些同事时不时就送上几张烟票，他也不推辞，但还是不能满足要求，后来，我们就经常看到在部队工作的叔叔想方设法也给他用木盒邮寄来各种牌子的香烟，有“大前门”，有“红牡丹”、“绿牡丹”，还有“中华”牌的。当时，小孩们中间兴起玩香烟盒，而且相互间还比看谁的多，谁的精致，谁的别人没有。不用说，父亲用完的花花绿绿香烟盒自然又成了我们争先的抢手货。
父亲一直是搞政治工作的。那时，政治运动多，会议自然也多。上班开会、下班开会、星期天也开会。经常是白天没有开完的会，晚上就挪到家里继续开，开着开着到了后半夜也是常有的事，抽烟便成了大人们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最好佐料。当时，家里只有三间睡觉的屋，没有客厅，刚开始的那段日子，会议占用我们的房间，一到开会时，我们弟兄几个就都挤到另一间屋里，等大人们开完会了再进去，后来会越开时间越长，实在太咽只好耷拉着脑袋进屋睡觉，可大人们却全然没有一点儿察觉，仍旧吐着烟雾，热烈地讨论着。那阵子，陪着大人们熬夜不说，而且还要“享受”没完没了的烟熏。每次，少则五六个，多则八九个大人开会，个个都抽烟，尤其到冬天，南方的天气潮湿阴冷，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小小的房间，灯光下烟雾越聚越浓久久散不去，我们被熏得直咳嗽，迷迷糊糊醒来，还当是自己在云雾之中。第二天，我们只好一边嘟囔，一边不情愿地把满地的烟蒂烟灰清扫干净。现在，吸烟有害健康，被动吸烟对身体更不利的科普知识深入人心。如果当时就开展宣传，那该多好啊！我们也会加入到禁烟的行列，一起来劝说父亲把烟戒掉的。
后来，父亲发觉长此下去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和休息，便向单位借了隔壁的一间空置房专门用来晚上开会，这样，我们终于免除了熬夜特别是烟熏的苦恼，但大人们仍然关在那间封闭的屋里，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开着他们总也开不完的会。
回想当年的情景，我们从小不知被动吸了多少烟，可是，我们从来也不会埋怨父亲的，他那是为了消除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才如此不顾一切地抽烟。如果他当年就知道吸烟的危害，我想，他一定会为我们全家，也为他自己的健康早早戒掉烟的。
上世纪60年代初，一些化工企业接连不断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许多企业开始实行厂区禁烟制度。当时，父亲作为一家化工企业的党委书记必须带头戒烟，他没有半点迟疑，立即在全厂干部职工大会上公开表态：戒烟就从他开始，欢迎大家监督！父亲一言九鼎，说到做到。从这以后，就没见他再拿起过香烟，那个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烟盒被他悄悄锁进了抽屉，家里的空气也变得清新许多。
对于己吸了半辈子烟的人来说，戒烟需要勇气，更需要毅力。为了戒烟，父亲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折磨。多少次，来家串门或谈工作的客人、同事给他敬烟，其中也有的是在试探他，都被他笑笑摆摆手挡掉。以茶代烟，特别是以饮浓茶来抵挡烟瘾的袭来，没过多久，父亲终于把烟给戒掉了，后来，饮茶成了他终生唯一不变的嗜好。
父亲一生饱经风霜，平时的喜好也不多，要说最大的“爱好”算是饮茶，尤其烟戒掉以后，他的工作依然繁忙紧张，会议仍1日一个接着一个的开，在家里、办公室、会议室有三件东西绝对一个不能少：茶叶、杯子和开水，每天饮茶成了他“独一无二”、 “至高无上”的享受了。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发现父亲对茶叶情有独钟，尤其搞到好茶真是如获至宝，特别的高兴。每当新茶快要上市，他就坐不住了，托人采购好茶。江南潮湿多雨，茶叶不好保管，容易受潮霉变，新茶的存放成了头疼的问题。他为此动了不少脑筋，在家里他准备了大大小小的铁皮空桶，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还把生石灰装进信封放在桶里作干燥剂。每只桶都要贴上标签，注明茶叶是什么时间买的，这样可以按时间顺序先买的先取用，尽量保持茶叶新鲜。那时，茶叶都是直接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的山区茶农家去买的，诸如什么地方的“云雾茶”、“高山茶”、“毛尖茶”等等的冠名，也都是他和喜欢喝茶的同事在买茶、品茶的不断切磋比较中，慢慢叫开的，至今仍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中间这么叫着，当然也没有经过“商标注册”。
父亲爱喝热茶，家里天天要为他准备着当天烧的开水，不能误他喝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家户户烧的都是煤球炉，有时，炉子有意和人作对，你越是有急事，它不是火熄灭了，就是火不旺。有好几次，我们在外只顾着玩，忘了回家烧开水，等到想起来后，心急火燎赶回家，打开炉子风门，老半天火上不来，眼看快到下班时间，真急煞人！情急之下，就往炉子里不断添些干柴禾，又是大把大把地撒盐，又是使出浑身的劲不停地煽着蒲扇，满厨房呛人的烟熏得眼泪直流。最糟糕的是，等父亲到家了，水还是没烧开。瞧见我们慌张忙乱的模样，他明白了，什么也没说，拎起空空的热水瓶，到附近的伙房买开水去了。望着他那步履匆匆的背影，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文革”开始后，父亲和母亲都靠边站了，成天不是被批斗，就是劳动改造，再就是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喝茶的时间更少了。每次，长达几个小时的批斗会，父亲只能站着低头弯腰，不要说喝茶，连喝一口白开水都不让。回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喝茶，一喝半晌，现在想想，那段日子，他是把各种滋味和感悟都搅在茶水里一古脑地咽下去了……
后来，只要看到父亲去参加批斗会，我们哪儿也不去，留下来烧开水，把家里所有的热水瓶都灌满。有时，为了让他能一到家就喝上不烫的热茶，我们就轮流到批斗会场看动静，只要估摸着会议快要结束了，马上飞跑回来报信，立即泡好几大杯茶水凉着，盼等他回家。记得有一次，批斗会开得特别长，天都擦黑了，仍然不见他回来的影子。盼呀，盼呀，又过了一顿饭的工夫，终于，父亲拖着沉重的双腿，手撑着腰回来了，推开门，第一眼就瞧见桌上飘逸着清香热气的茶水，愁容一下消退了许多，嘴角露出了不易被察觉的一丝微笑，我们注视着他，慈爱的目光慢慢从茶水移到了我们的脸上，此刻无言胜有言，做儿女的多想替他分担一份忧愁啊。当父与子心灵交汇的一刹那间，理解和信任拌着亲情熠熠闪光，蹦出的火苗在燃烧，在升华，穿越时空，与日同辉。良久的沉静之后，便是咕嘟咕嘟的喝水声，这声音，带走了郁闷，带走了惆怅，随风越飘越远。
“文革”中有一件事却勾起了我痛楚的回忆。当时，有许多老干部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体罚，悄悄离家出走躲藏起来。父亲和母亲也被折磨得心力交瘁，长时间的弯腰站立，甚至被毒打，以至都落下了终身的伤残。刚毅的父亲是个有着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对某些人的一举一动都能看到骨子里去。一天夜里，两个有严重报复心理的恶棍突然窜进家里，硬是叫因伤卧床不起的母亲下地站着，对着母亲又是辱骂呵斥，又是抡耳光揪头发，还一个劲地用脚踢着母亲瑟瑟发抖的双腿，临走时恶狠狠地命母亲次日晚上准时参加她的“批斗会”。这两个人的异常表现引起了父亲的警觉：再不能被动地让这伙丧心病狂的歹徒没完没了地揪斗了，得赶快避一避，不然，真的要出人命！当晚，便和母亲合计了一下，并对我们做好交代，两人便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连夜赶到了离厂区十多里的县城，在一个很偏僻的旅店里住了下来。果然不出父亲所料，第二天晚上，见母亲没有按时去开批斗会，那两个居心叵测的家伙纠结一帮人气势汹汹地闯到家里来，不见母亲的人影，便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一个劲地追问去向，我们当然佯装不知。这时，我们暗自佩服父亲的眼力，不然，母亲真的要大祸临头有去无回啊。当时，县城已实行了军事管制，并作出规定，不管是抓人还是召开批斗会都要经过批准，无论怎样，比起厂里，这里还算保险些。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因为有几次父亲曾看到过几张熟悉面孔的人在旅店周围东张西望地转悠。为了不暴露目标，父母亲白天是绝对不敢出旅店大门半步的，住处也对外人保密，只有我们弟兄几个知道。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们每次进县城，不径直去旅店，而是迂回绕个大弯，看看身后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了，这才进去。现在想起来还挺好笑，真像过去搞地下工作似的。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父亲和母亲一边养伤，一边等待厂里局势的好转。
父亲和我们约好，隔十天半月要来一趟县城，除了送些日常生活用品外，特别叮嘱要想办法带些茶叶来，因为，缺什么，也不能缺茶喝。
困难时期，全国各行各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蔚然成风，那时，基层单位是不备接待用的“公家茶”，不管来的是客人还是领导，都用自己花钱买茶叶来招待，清茶一杯，父亲也不例外。每次去省城学习或开会，他也是自带茶叶，若待的日子长，就多带一些去。每年托人代购茶叶，他总要备足全年的用量，其中包括寄给外地亲朋好友的、自己喝的，还有接待客人用的……一次买上十斤八斤也不算多。后来，父亲知道经常喝茶对健康有益处，就动员我们也喝，有时还托人捎一些来，多年之后，我们也喜欢上茶了，但都没有像父亲那样钟爱喝茶。
茶，几乎伴随了父亲一生，无论是在他顺畅的时候，还是在他坎坷的时候，一杯清茶成了父亲在我心里的影…
父亲一生不知用过多少只茶杯，从最早的粗瓷碗，到后来的玻璃茶杯、搪瓷盖杯，还有带瓶胆的保温杯，而这个套着塑料网的普通玻璃杯却是他生前用的最后一只茶杯。看着它，仿佛能感受到父亲那双大手的温暖，隐约听到他咕嘟咕嘟的喝茶声。
2002年清明于宁波镇海
注：此文曾刊于2002年上海金秋文学社出版的金秋文学丛书《春华秋实》一书，本书重刊时作了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