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杨在浩。往事不堪回首。我对父亲的回忆，无论多少次的重复轮回，每次总觉亲切、新鲜、可敬，会从心灵深处轻轻呼唤他的回归。
凝固的檀香
在我们老家管香皂叫胰子或香胰，包括我的父母亲都曾这样称呼过。1日社会农民买不起香皂，多由集市上买来土造的猪胰脏加白碱混制成“肥皂”，故叫“胰子”。那还是几年前的事。一次到外地看望孩子，在帮着把晾晒干的衣服放入衣橱的抽屉时，突然闻到淡淡的幽香，这种香味是再熟悉不过了，我瞥了一眼拉开的抽屉，目光落在了一块咖啡底色、饰有金黄色花纹图案的纸包装外壳的香皂上，它静静地倚在角落边上，咦！是一块香皂一一蜂花牌的檀香皂！我不由地一阵惊奇。我知道孩子是用檀香皂的气味来熏衣橱的。看到它，父亲生前洗脸的样子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从自己记事起，父亲洗脸的动作就一成不变地印刻在脑海里了。先是用水把脸打湿，再用手搓上香皂后，然后闭上双眼，两手上下使劲地搓脸部各个部位，稍后，再用脸盆里的水泼洗掉脸上的香皂沫沫，最后，用干毛巾擦净脸，所以，父亲的洗脸毛巾总是千千的。后来，自己回过几次父亲的老家，一些亲戚洗脸时的程序和动作也都是这个样子。我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跟着爷爷，等大了些接回到自己身边时，才突然发现小家伙也是模仿着爷爷的动作来洗脸的，而且惟妙惟肖，在用水泼洗脸上的香皂泡沫时，当稚嫩的双手滑过小嘴时，还故意发出“噗噜噗噜”的响声来，一问他，说是跟爷爷学的。望着儿子天真的模样，自己会心一笑，心想：这老话还应该再添加一句“有其祖必有其孙”，一点也不假！
也许是长期工作、生活在基层的缘故，所以父亲平时不太注重仪表，一年到头总穿着宽松的蓝色干部装，冬天就当作棉袄的外套。有时工作一忙，就忘了换洗，常常让母亲唠叨半天，才肯脱下来换上干净的。记得“文革”中刚复出的一段时间里，父亲还穿过单位发的用进口尼龙包装袋做成的工作服，尽管己染成深色，但包装袋上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不修边幅的父亲却很注重个人的卫生，没有时间去澡堂，就在家里洗。使用热水器洗澡是后来的事，在这之前，不上澡堂去洗，就只能到江河里或在家里洗，我们从没见过父亲游泳过，也没有问过他会不会？所以，每天在父亲下班之前，家里几只热水瓶都要盛满烧好的开水，以备父亲洗澡用。父亲最常用的是上海产的蜂花牌檀香皂，其香味独特，闻之特别舒服，沁人心脾，而且还很耐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不论他是在顺境时还是逆境中，只要天气许可，父亲一般都在家里擦身洗澡，既使在“文革”中每次被批斗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也忘不了用热水擦擦身，解解乏，借以洗去政治厄运所带给的愤懑、苦恼与无奈。尤其到了天热，每天晚饭之后，他就关起门来，一个人在屋里擦身，完后，就换上干净的衣衫，手里拿着大蒲扇到屋外去乘凉，从我们身边走过时，会带过扑鼻的檀香味儿来，久而久之，这香味儿就凝固在我的嗅觉中，一直到今天。
父亲生前最后一次来看我们，那时自己的小家已经用上了燃气热水器，父亲觉得好奇，一个挂在墙上不大的铁皮箱里，竟能流淌出源源不断的热水来，还好好地体验了先进科技带给的便当、快捷和舒适，说回去后也要买一个装上。两个多月后，父亲突发脑溢血走了。出事那天是一个寒冷的早上，父亲晨练刚回到家，想用热水擦洗一下身子，不料弯腰低头去拎热水瓶时，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回家奔丧时，看了一下父亲出事的现场：一个新买的热水器还没来得及安装，斜靠在墙角边上。脸盆架上的皂盒里，一块用了一大半的浅咖啡色的檀香皂静静地躺在里面，仿佛在期待主人再来享用它。此刻，自己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胰子”一一父亲当年对香皂的这种称呼，至今还会在我的忆想中隐约回荡。
闪光的本色
上世纪60年代初，共和国正处在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粮油十分紧缺。由于营养不良，许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父亲也是如此，卷起裤筒用手指朝腿上一摁，立刻会凹陷下去，而且许久才能复原。那时到处闹饥荒，进城要饭的人特别多，每天一到饭点，经常是堵着门来讨要吃的。每次有人来要饭，父亲都会接济他们，将餐桌上和锅里的饭菜拨出一些来，好让他们没有白来一趟。那个年代全家的口粮不够吃，顿顿饭都是以稀的为主。由于我们弟兄几个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时段，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对父亲的做法难以理解。后来，才渐渐地明白，父亲自己也是苦出身，他是不忍心看到穷人的苦难遭遇啊。
当时上级提倡城镇居民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包括厂区内外的一些闲置地，就连沟沟坎坎和犄角旮旯都种上了瓜果蔬菜。一到星期日，大人们扛着锄头、铁锨，小孩们端着脸盆提着水桶，都兴高采烈地到自家开垦的地里去劳动。家家户户的积极性都很高，付出的汗水有了可喜的回报，丰收后的瓜果蔬菜多少也填补了粮食的短缺。
我们家只是在房前围垦出一块不大的菜园，稀稀拉拉的竹篱笆围着园子，伺候菜园子的事，基本上由父亲一个人来承担，园子里大白菜、南瓜、豆角、葱之类的什么都种。那时，我们弟兄都小也不懂事，整天只顾着贪玩，很少跟着父亲一块劳动，偶尔才会拿着橡皮管接通自来水帮着浇地，也是当作好玩而己。作为世代农家的儿子，父亲确实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每天有早起的习惯，早饭前，总是看到他弯着腰在园子里忙活着。平时，只要一有空闲，就在菜园里捉虫除草，浇水施肥，甚至忙到天黑才罢。经他摆弄过的菜秧，郁郁葱葱，长势一天一个样，惹来路人羡慕的眼神。当时闹饥荒，常常发生庄稼被偷的事，不是李家种的玉米棒子让人掰了，就是王家种的地瓜被人刨了，有一阵子，邻居家的菜地也遭小偷“光顾”了，虽然我们家的菜园子安然无恙，可还是有些担心。俗话说：怕啥来啥。没过多久，不幸的“灾难”也降临到了我们家。一天早晨天刚亮，父亲起床后突然发现菜园里己尺把高的十多颗大白菜一夜间不翼而飞了，光秃秃地上只留下被削得齐刷刷的根茬。望着昨天还是丰收在望，而今天却是一片狼藉的情景，父亲却没有发火，只是长时间一语不发。是啊，几个月的劳动汗水没有得到回报，怎能不心疼呢。但没过几天，又看见父亲蹲在菜地里补种上一株株新的菜苗，每天下班后照旧要到菜地里转转看看。
又不知过了多久，上边下来规定不让种自留地，包括我们家在内的所有大小菜地都被平整了，四周环境又恢复到先前的样子，这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商品供应不那么紧张了，农贸市场也热闹起来，主妇们紧皱的眉头又舒展开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此时的父亲，看到儿女们能吃上集市上买到的菜蔬，不仅欣慰了，而每天再不为孩子吃不上青菜下地操劳了，从此时起，父亲上班后忙到很晚才回家，翌日很早已走出家门。打那之后，父母亲再不为全家改善伙食而发愁了。父亲这种为国分忧、为后代茁壮成长而辛勤劳作的优秀品格，使我永不忘怀。
手枪的故事
听母亲说，父亲在战争年代配发给他的手枪，从不离身，好像他的命根子。
“文革”之前，父亲有一支精致的德国造的手枪，乌黑的枪身隐约透出淡淡的瓦蓝色亮光，用一块红绸布包裹着，插在牛皮枪套里。空闲的时候，父亲就会摆弄起这支枪来，还熟练地把枪拆解掉，用布沾着枪油仔细地擦拭。父亲没有和我们说起过这支手枪的来历，只听说过南下之后他曾拥有两支手枪，另一支是驳壳枪，后来，把驳壳枪上交了，就留下了这支小手枪一直带在身边。翻开家里早己发黄的老照片，有一张是父亲身着粗布戎装端坐着，一支驳壳枪直立地按在腿上。想必照片上的这支驳壳枪就是他上交的那支。
父亲对枪一直情有独钟，自参加革命起，就与枪结下了不解之缘。1940年春一个漆黑的夜里，父亲冒着危险，秘密起挖出顽军逃逸时在村中偷埋的数十条长枪，并迅速转送到我八路军部队。父亲在战争年代，上级配发他的短枪，几乎不离手，走到哪里，就把枪带到哪里。正是手中有了武器，他才不止一次地化险为夷，躲过劫难。许多年后，曾与父亲当年在一块的老同志说起过，1949年父亲南下到浙北山区一个县任职，那时刚解放，匪患严重，国民党暗藏的特务非常嚣张，经常出来搞破坏，还暗杀我新生红色政权的工作人员（注：在该县大事记上都有记载），包括父亲在内的县委和县政府一些主要领导都是敌人重点袭击的目标。那时，父亲除了自身携带武器外，身后总是跟着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员。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炼，父亲的警惕性一直比较高。1953年父亲奉调走上工业战线后，只要外出有事，总会习惯地把手枪带上。四五岁时的我朦胧记得，夜幕降临，父亲要去市里开会，走之前必带上手枪，并且把子弹推上膛。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以后就很少看见他带着手枪外出了，而是把枪掖在了睡觉的枕头底下，枕戈待旦地陪伴着它。
我清楚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早晨，天刚麻麻亮，还没起床的父亲忽听到屋外有动静，就从枕头底下抽出手枪，翻身下床推开门就往外冲了出去。那个时候正值建厂初期，工地四周荒无人烟，夜里经常有一些野兽出没。我们全家都住在临时搭建的草席棚里，席棚周围是一片乱坟岗，父亲在离席棚不远处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小窝棚饲养了一只鹅。我们被父亲的响声吵醒了，一骨碌爬起床揉着惺忪的眼睛跟着跑了出去。这个时候，只见父亲正提着枪飞快地从养鹅的窝棚边穿过，又往前追出去几十米，然后停住脚步朝四下看了一会儿，又从原路返回来了。我们好奇地走到窝棚跟前，满地是散落的鹅毛，地上还有一滩滩的血迹，我们什么都明白了。饲养了几个月的大鹅再也不见了，不禁惋惜起来：在那个生活极度困难的年代里，一只鹅能带给一家人什么？！
父亲用他的这支手枪射物，我所知道的有两次，一次是个星期天，他难得有空闲，便领着我们去野外拿枪打鸟，可是树上的鸟儿远远听见动静，都一只只地飞走了。 “鸟儿没有了，还能打什么呢？”我们一边思忖一边跟在父亲的后头，这时走到一个池塘边，见池里有不少鱼在游动，偶尔还能看到几条大鱼露出水面来，只见父亲慢慢地端起手枪瞄了一会儿，忽听“啪”的一声枪响，水面上鼓起一个小水窝，随着漪涟一圈一圈地扩大，半晌也没见有鱼浮上来，我们有些失望地望着父亲，他叹了一口气，朝我们笑了笑。另一次是用枪射杀自家养的一只狗。这只狗从小就与我们朝夕相处，有了感情，还给斗也起名“六郎”，意为排行在我们5个孩子之后，视作“小兄弟”看待。随着“六郎”一天天的长大，也越来越不听使唤了，只要有生人远远走过，斗也就狂叫个不停，扰得四邻不宁，有时还会挣脱锁链扑出去咬人。父亲觉得长此下去群众会有意见，几次说要杀了斗也，但是都不能说服我们。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都没在家，等回来时，父亲笑着对我们说，之前他朝狗开过一枪，现在还没有完全断气。原来他用手枪刚抵住狗的脑袋准备勾动板机时， “六郎”似乎察觉到什么，脑袋突然扭过来，子弹就从耳根擦了过去。等我们看到“六郎”时，斗也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奄奄一息十分痛苦的样子，微闭着双目，眼角处挂着泪珠，鲜血还一点一点地从枪口处渗出来。见到此景，我们兄弟几个都伤心地蹲下身子围着“六郎”，一起“呜呜”地哭了起来，都埋怨父亲不该背着我们杀死“六郎”，而父亲连一句安慰话也没有说，转身就走了。后来， “六郎”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我们都从心底里庆幸父亲的那一枪不是致命的一枪。
父亲用这支德国造的手枪壮过胆，杀过敌，成为他生活中的最爱物。十年浩劫前夕，父亲己预感到这场政治运动的复杂性，便连同持枪证一起把手枪交公了。为了这支早己上交的手枪，“文革”中造反派为了诬陷和加害父亲，几乎把父亲整死。
父亲做了爷爷后，帮着我们带养过小孩。男孩儿从小生性喜好舞刀弄枪，他就买来玩具刀枪，或亲手用木头、竹片制成长刀短枪，来满足孩子们的兴趣。我儿子还珍藏着一把爷爷生前给他买的仿真玩具左轮手枪，现在，他又把它拿给自己的儿子去玩了。
派克牌钢笔
在圆珠笔问世之前，父亲是用钢笔书写和记录文字的，钢笔也就常常别在父亲的上衣口袋里。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常用一种笔杆很粗、笔帽是旋拧式的，全身黑里镶有金色滚花，看上去挺雍容华贵的自来水钢笔，后来才知道是“派克”金笔。以后他还陆续用过“金星”、“永生” “英雄”几种牌子的国产钢笔，但是这支“派克”牌钢笔，父亲使用的时间最长，所以也一直当作宝贝似的珍爱。
父亲没有正规读过书，但是，天生聪慧的父亲靠后天发奋自学，用了不太长的时间就达到相当于初级文化水平。父亲是个急性子人，写起字来飞快，不太讲究章法，但自成一体，尽管有些潦草，多数字还是容易认得。
上世纪50年代父亲踏上工业战线后，全新的领域对他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那时他刚去一家省属机械制造企业担任厂长，为了尽快进入角色，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他白天深入生产一线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晚上就请技术人员到家里开“小灶”，讲解生产技术上的一些难题。在一段时间里，每天晚饭后，就能看见一位年轻叔叔准时来到家里为父亲授课。灯光下，父亲和年轻叔叔围坐在我们平时吃饭用的餐桌上，叔叔手里拿着书边看边讲，父亲握着钢笔边听边记，两人时而有问有答，时而切磋讨论。那时我们都还小，天黑了，只要叔叔一到家，父亲就叫我们到别的房间去玩，我们就只好乖乖地站在远处，望着灯光下两个大人在餐桌上“办公“。父亲就是用这支“派克”钢笔记录了许多学习体会，很快从一个业务上的门外汉转变成通晓生产管理的行家里手，他领导的工厂也在很短时间内扭亏为盈，一跃成为省、市先进企业，为此父亲还受到上级的褒奖。
我远赴边疆下乡插队后便离开了家。那个时候，和家里联系方式只能是书信，所以，每次接到父亲亲笔写的家书，看到的仍1日是用钢笔写的，当看到粗粗的、再也熟悉不过的笔迹时，会带给自己一种家的温暖，一直到自己组成家庭后，依然与父亲保持着书信来往。现在，自己手里还珍藏着父亲用蓝黑墨水写给我的最后一封家信。那是父亲去世前20天写来的，他刚从山东老家回来，喜悦的心情跃然纸上，诉说着改革开放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封信我不知道看过多少遍，每次翻开它，怀念父亲的情丝便油然而生。
我每想到父亲用这支派克钢笔写字姿势，总感到父亲还在伏案工作着，还在给分散在各地的儿女们书写家信。
忆物思父，热泪难止！
口琴声遐想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
地下开红花呀
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
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呀
这是一首上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时期风靡全国的歌曲，今天听来仍然感到亲切、怀旧。每当欣赏自己从网上下载的这首《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的歌曲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起一段往事来。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除了偶尔听听京剧段子外，好像没有其它的文艺爱好，在他的身上似乎看不到有音乐细胞存在。可是，作为他的子女，我们弟兄几个却对音乐有着特别的喜好，而且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吹口琴，即便是在那疯狂的年代里，也会偷偷地、轻轻地吹起一些当时被视为黄色、颓废的歌曲，包括前苏联歌曲。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我们在家里又饶有兴趣地吹着口琴哼唱着歌儿，忽然间父亲下班回来了，听到口琴声，他推门走了进来，这时，琴声和歌声戛然而止，大家面面相觑了一会儿，接着都冲着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这时，我下意识地将口琴递给父亲，想让父亲也试试吹吹看，原以为父亲会推辞掉，可万万没有想到，父亲一点也不迟疑地接过口琴含进了嘴里，两只手握住口琴，试吹了几个音调后，非常用劲一口气地吹完了这首《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的曲子，而且一只手捂住另一只手，一开一闭地在打着节拍，我们被他娴熟动作惊呆了，震撼了，原来父亲会吹口琴，而且吹得那么好，真不简单呀！大家围住父亲要求再吹一个曲子，他却笑了笑把口琴还给了我们。自从那时起，父亲在儿女心目中的形象又高大了许多。
父亲去世后，一次，叔父在怀念我父亲的一篇诗作中，提及父亲从小聪明过人，年轻时不仅工于篆刻绘画，而且吹、拉、弹、唱都会，尤其擅长拉二胡、吹口琴，在村里是一个文艺活跃分子。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很早就会吹口琴了，只是在我们记事后，父亲却忙于工作，没有再拿起口琴，所以压根不会有他吹口琴的印象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都说人类有遗传基因存在，不假，我们喜爱吹口琴不正是从父亲身上遗传下来的吗？
虽说父亲不是一个音乐人，但他喜欢过音乐，爱好过音乐，至少在他年轻时与音乐有缘过。也许是心灵相通的缘故，我一直以来特别喜爱聆听《你是灯塔》这首歌曲，真是百听不厌。歌曲<你是灯塔》诞生于1940年6月间的抗大山东分校，不久，这支气势磅礴、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从鲁中根据地唱响，又迅速传遍了全国整个抗日战场。1941年3月，父亲被派到抗大山东分校为期11个月的学习生活，正逢这支歌在校园里和根据地唱红的时候，现在再也不能当面向父亲打听他是否熟悉这首歌了，但是，凭着父亲曾喜爱过音乐，想必他不仅熟悉而且一定会熟唱这首歌！“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这激越的歌声曾伴随父亲冲破黑暗，奔向光明！如果父亲还活着，一定会让他用口琴吹奏这首歌给我们听的。
父亲的口琴吹得如此好，至今《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欢快的曲调，常在我脑际中回旋。
收音机情结
父亲与收音机有割舍不断的情结，是他一生中最喜欢的生活用品之一。上世纪50年代，家里就有了收音机，而且是电子管的那种。父亲经常收听新闻，偶尔也听听戏曲节目，收音机里经常播放的《全世界人民团结紧》、 <志愿军战歌》以及<歌唱二郎山》等歌曲，我就是从那时起慢慢耳熟的。
上世纪60年代初，家里又更换一台电子管的“熊猫”牌塑胶外壳的台式收音机。父亲是搞政治工作的，每天早晚他都会按时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新闻联播节目。时间一长，我们也都养成了听新闻的习惯，当时发生的许多国内外大事都是从收音机里了解到的。中苏两党大论战时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送长篇的评论文章。夏天的晚上，屋里太热，父亲就特意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些，干脆坐到屋外一边乘凉一边收听，如果我们功课做完了，也会搬出椅子和父亲一起收听，尽管播送的内容听起来似懂非懂，但是一些名不见经传人物的名字和评论文章的题目至今还能记起来，如“陶里亚蒂”、“多列士”等人名和“九评”中<关于斯大林问题》、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等文章的题目都还记得，同时，也记住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夏青、铁城、葛兰、雅坤等一些著名播音员的名字。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己也慢慢地开始关心起时政来了。
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苏联和台湾国民党电台的广播是不让收听的，也没有人敢公开收听这些电台。在家里，大哥的年龄要比我们大些，也许政治上成熟得早，出于一种猎奇心，有时趁父亲不在家，会偷偷地收听短波频道里的外台广播。一天下午，大哥又一个人关在父亲的房间里收听广播，而且声音拧得很轻，不料，父亲有事突然中途回家来了，大哥慌忙关掉了收音机，还没有来得及离开，父亲已经推门进来了。一看大哥慌张的神色，再扫了一眼桌上的收音机，又用手摸了摸还有余热的收音机外壳，随即拧开收音机，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大哥慌乱中关掉收音机时，调谐旋钮仍停留在原来的短波频道和电台的频率上，只要一打开电源就知道刚才收听的是什么电台了。这时，父亲严厉地把大哥训斥了一顿，后来再也没有看到大哥单独在父亲的房间里摆弄收音机了。
以后，市面上又出现了半导体收音机，小巧、便携、实用的功能，引起父亲的神往，又先后买了多部大小不一的半导体收音机，有的还送给了我们。我至今还保存着一部父亲1971年购买的“熊猫”牌多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尽管以后又修理了好多次，直到最后不出声了，我也舍不得扔掉。那是父亲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给的，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单调的年代里，曾用它来打发过枯燥乏味的日子。
有一年冬天，父亲患病到省城住院治疗，我和大哥前去陪护。治疗期间，父亲在病房里觉得挺冷清，嘱我们到商店里买一部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解解闷，于是，我们弟兄俩左挑右选，最后买了一款巴掌大的半导体收音机，也是“熊猫”牌的。父亲很满意，每天爱不释手地拿着它收听新闻和戏曲节目。父亲去世后，在下葬他的骨灰时，我们也把他最后使用过的这部袖珍收音机一起入殓，让父亲在天堂里继续享用吧！
最后的相处
自己永远也忘不了和父亲相处的最后几天日子。
那年，父亲在参加完他上世纪50年代工作单位邀请的厂庆活动之后，顺道来看望我们。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围绕家庭、事业、世风影响等问题和我们谈了许多，尤其语重心长、反复地提醒我们： “现在物质上的诱惑越来越多，而领导手中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稍不谨慎，很容易出事。”“你们千万不要在经济上栽跟头呀！我就是放心不下这一点……”父亲的遗训一直鞭策着我们去做人做事。20年过去了，我们谁都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生前的期望。
父亲要离开的那天早上，我和妻子专门请了假去送父亲，临行前，妻子还特地为父亲准备好了在火车上可口的午餐。我们一起坐上来接送父亲的小车，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由于一路颠簸，我瞥见父亲一会儿低头瞌睡，一会儿又抬起头向车窗外望去，当小车驶过香港著名爱国人士包玉刚的故居村庄时，他还和我们讲起解放初期有关包氏家族的一些轶事来。我们一直送他上了软席车厢，安顿好后又叮嘱了旅途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就转身离开了车厢。当我们下车回望时，父亲站在车厢的门口处笑着朝我俩摆了摆手，示意我们放心回去就是。没曾想到，这一别竟是我与父亲的永诀！
逝者如斯夫。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整整20年了，自己只能在梦里见到他。父亲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每当思念起他的时候，心情悲痛难忍，一个人有时会哭出声来，不能自己。有关他点点滴滴的往事虽然平淡，却又刻骨铭心，它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和模糊，相反却越发地清晰、深刻和鲜活。以上这些隽永的回忆将相伴自己的每一天，如果真有天国，那该多好呀…
2011年3月写于上海雍景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