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党组织
反“会考”失败后，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暂时平静下来。这个时期，我除了继续在学校读书以外，还联络进步同学组织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只是由于我幼年即患眼疾，长期得不到治疗，视力很差，大量阅读有些困难，不能博览群书，至今引为一生的遗憾。
我结交的朋友大多是进步青年，其中可能有共产党员，也可能有受其他党派思想影响的青年，但均未能通过他们接通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于是我便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寻找党组织而不再只是个人的活动。我和苏长中、徐鸿轩（徐运北）开会商量后，便各自分头行动。徐鸿轩曾去北平找到了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山东党组织，这样我们就与赵健民同志取得了联系。
在同本地党组织联系上以后，才得知在我个人广交朋友的阶段为什么没能与党接上关系的原因。原来，党组织在“九一八”的救亡运动中早就注意我了，并通过观察分析我的政治立场，认为我既反对托洛斯基派，反对国民党各派系，也不同意邓演达的第三党，但又怀疑我不是共产党为什么革命这样积极，是不是有其他什么背景；还发现我经常在熄灯以后，一个人到路灯下去学习，曾认为我可能在从事一种秘密的活动，故曾确定了对我的活动进行监视，但又没发现什么。我虽然与本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比个人活动强多了，但与党中央接不上关系，总认为在地方党的活动中很容易失去方向，因而仍然一面做革命工作，一面寻找与中央相通的党组织。我曾想过到东北义勇军、察北同盟军和中央苏区去找党，或通过参加硝盐暴动寻找党，而均未进行。后来我又和苏长中、徐鸿轩三人从济南到青岛、烟台，想从那里搭海轮去威海卫，认为威海卫胶东人多，或许能够找到党的组织。当我们到达青岛、烟台后，才知道航线均已中断，又没有那样多的钱乘火车去，不得已又返回济南。当时有许多同志，为了寻找党，盲目地四处活动，结果白白献出了生命。我们这次幸好没有成功，不然，就会像鲁迅在《秋夜》一文中说的，在夜间一些小青虫寻找光明，有的穿过窗户空隙朝着灯火飞来，跳到油灯上，被火烧死了。鲁迅最后还特意加重说：“而且这火是真的。”当时党内有一种怀疑一切的错误倾向，把不少怀着满腔革命热血进入苏区的革命青年，当成了国民党派来的AB团分子进行残酷打击。
在继续寻找党组织的期间，1935年上半年，我在长山县中附小当了半年高小教员。为了扩大影响，我在讲课中宣传唯物辩证法和革命的三民主义，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思想。这时，我发现校长马耀南多次听我的课。后经了解，马耀南在北洋军阀时期是天津国民党左派的地下秘密组织负责人。因为反对蒋介石，被开除了党籍，而加入了汪精卫派。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他回到长山县创办了长山中学。起初我曾担心他会有什么对我不利的举动，可是在一起生活中发现，此人不为一官半职去蝇营狗苟、出卖灵魂，而是重军习武，奋发读书。蒋介石跑到贵阳督战追击红军时，他说：“不打日本打内战，算什么英雄。”他还订阅英文报纸，对中国报纸不登日蒋勾结的消息表示十分气愤。夜深人静时，他大声朗读史可法写的《复多尔衮书》，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忧忿沉痛。通过这些，我知道他有一颗爱国之心，是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活动，也没有找到通往中共中央的党组织。这时，本地党的负责人赵健民对我说，他没有办法了，只好我自己再找吧。于是我就设想去北平寻找党的关系，并于1935年夏考上了山东省保送北平的北平师范大学公费生。行前，我将几年来所进行的组织工作，交由林浩同志负责，并把他介绍给本地党组织。
说来也巧，我考上北师大公费生也十分偶然。原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没料到竟也一试成功。在选择学科时考虑到革命的需要，我报考了历史系。从考取的可能性来说，自然还是按教科书的要求答题好些，但自己觉得不应丧失革命立场，坚持利用我在读书期间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心得，老实而认真地答了试卷。几天后，有同学告诉我：这次考试有一份试卷非常突出，可能就是你的。我却不信，但报纸登的录取名单中果然有我。原来，我们同学中有人与教育厅代师大招生的主考人熟识，得知这位主考入乃是我的试题作文的评卷者，是一个国民党左派。这种人既要做官也要革命，思想还比较进步，他可能是赞赏我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答卷，将我录取了。这说明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对革命也是有好处的。
到了北平入学不久，原在济南一起秘密活动的赵化炎等同志来找我，他们认为我一到北平就可能找到党。当我谈起我拒绝了有人要我参加胡汉民在广州组织反蒋抗日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抱怨我放过了一次机会，认为应当为抗日反蒋多做一点统战工作。于是，我们就正式开会，统一认识，并作了力争前往参加的准备。如能成行，就在将来找到党组织时详细报告，并郑重说明这是我们在组织上作的决定。于是由我、赵化炎和另一同学3人，各冒充一个省的代表，前去广州开会。
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在“九.一八”爱国救亡运动过程中，我主动结识了一些革命积极分子。当我基本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后，我主动结交革命朋友的目的是想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但是当时党组织经常遇到破坏，我已结交的朋友或准备结交的对象，很多都被逮捕了。我最早结交的朋友是济南第一乡村师范的刘渠川，也就是后来的潘复生。在发生南京请愿事件后，韩复榘用学校放假免费乘车回家的办法瓦解救亡运动，各校学生纷纷回家。我与刘渠川是老乡，一同回到老家，但他从家乡返回济南不久就被捕了。在济南高中学生会的领导成员中，有一个很活跃的人叫孙善帅，我正准备与他建立友好关系时，他也被捕了。我听同学们说：他可能是个共产党员，很有活动能力。他是独生子，被捕后他家用巨款保释而未成，据说很快就被杀害了。我经常接触的另一位老乡叫高世俭，此人从相貌上看，年龄好像很大，可能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隐瞒了年龄到学校来的。有一天，我发现他突然失踪了，有人对我说高世俭发现受特务监视，就从济南乘火车北上，想甩掉“尾巴”。后来又听说尾随他的特务是受过高级训练的，高世俭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选择了跳火车的方法脱逃，在火车开出车站刚开始加速时，他就跳下来，等特务发现时，飞快的车速已不允许特务跳车了，但这个受过特殊训练的特务还是开枪将高世俭打死了。以上所说的这些危险事情在白色恐怖下是常见的，我只是用这几个事例说明寻找党组织关系的困难。这是我开始寻找党组织关系的第一阶段。
我寻找党组织的另一个办法是扩大与进步青年的联系范围。我有意识地利用同学和老乡的关系作掩护进行活动，目的是避开特务的监视，也是为了万一出事，好在法庭上进行合法斗争。我还有一种活动方法：除了组织同学们读书和研究理论问题外，还在图书馆结交那些谈论革命的同学。我和林浩同志第一次相识就是在图书馆里。和于敬怀相识，也是用的和老乡交朋友这种方法。
我寻找革命组织的最好办法是把思想上已经互相了解很深、大家都可能成为党员的同志组织起来，开展有组织的活动，和几位最亲密的朋友共同提出寻找革命组织的行动计划。在1933年的秋冬之交，我与苏长中、徐鸿轩开了一个小会，作了一个寻找党组织的决定。这个期间由于革命组织被严重破坏，党的外围组织普遍转为秘密活动。虽然如此，不久我还是设法与赵健民同志正式见了面。我们见面后，他说：“现在山东省委早已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我们现在只能自己建立党的组织，但对下级组织不要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一二.九”运动一开始，同学中一些积极分子很快就结合起来了。他们中包括有了一定觉悟的左派青年和多年同党失去联系的同志。“一二.九”运动开始前，在北平的共产党员中只有少数几位党员同党中央保持着联系。他们在新的革命高潮中，通过一些与党失去联系的老同志在左派青年和爱国青年中建立一种群众性的爱国组织形式，形成了坚强的革命堡垒。在广大革命群众和左派青年的掩护下，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已无法辨别谁是爱国青年，谁是共产党员。因此，党组织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在“一二.九”运动革命高潮中，我深信很快就会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但我没有想到仅仅在一个星期内我就跟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主动与我联系的头一个人就是曹鹏翔同志。他第一次同我谈话就敢于谈到党组织问题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仅仅从这一件事，我感到他在做地下秘密工作方面确实有丰富的经验。我在“一二.九”运动中的革命活动，已经不像在五年前“九.一八”事变后救亡运动中表现得那么激烈和锋芒毕露，而且在表面上也看不出像一般青年所表现出的那种革命热情。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在革命运动一开始的几天里，曹鹏翔同志就发现我是做过革命秘密工作的。可以想见，曹鹏翔同志当时能下决心同我接触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国民党的残暴屠杀、无情镇压，迫使我们党不得不深深地隐蔽起来。要发展一个党员，不经过长时间的了解和行动的考验，是不敢冒然行事的。即使在革命高潮中，我们党也不轻易在没有较长时间互相了解的情况下对任何一个人轻易暴露自己的革命组织。在中国革命的恶劣环境中，严守党的秘密，提高警惕，避免吸收动摇分子入党，是我党一大组织原则。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于曹鹏翔同志突然主动同我联系感到意外的主要原因。曹鹏翔同志当时是北师大历史系学生，与我同系。解放后曾任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我对这件事感到意外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在几个月前从山东来到北平，当我要离开济南时，发生了一件与上述情况相反的事情。那就是我从“九一八”运动起，通过四年的革命活动，在最后两年才找到了秘密党组织和与党组织有直接联系的左派青年组织。在我把我组织的革命团体介绍给本地党组织后，我才发现本地党组织的同志表示要正式介绍我入党。因为我跟本地党组织一开始见面以及以后一系列的见面都是讨论党组织怎样与中央取得联系的问题，或讨论在与中央未取得联系时我们自己如何活动等问题。但在我离开济南时，却没有同意这位介绍人愿意介绍我入党的意见。我不同意的理由是：我们是要恢复与中央联系的党组织，已失去联系的山东党组织就没有必要介绍我入党；其二是我认为既然本地党组织过去不认为我是党员，所以离开时也就没有必要再参加这个组织。在我内心里主要是我在思想上没有弄清为什么本地党组织的同志过去较长时间内不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山东地下党组织同志的这种表现，我在当时感到意外，但后来回想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当时党组织是绝对保密的，为免遭敌人破坏，必须小心谨慎。而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该而且有权利根据自己的认识进行革命工作。就我自己的认识而言，我既不会采山东同志的做法，也不会采取曹鹏翔同志的做法。我同他们做法的不同之处还有一点，就是在绝密情况下，我不轻易吸收人人党；如果在革命形势有利、组织安全有保证的情况下，我原来不同意吸收的人，这时我就会很快同意。
对我的入党时间，1939年12月中央山东分局的成员黎玉同志（此前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到胶东区党委视察时问我：你填表（指党员登记表）为什么用那种填法？我说：我当时不是党员。他说：你们在山东做工作，中央与你们取得联系后才把我派到山东来。我来山东后成立的省委是在你们山东原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你们自己不承认当时的工作，将来山东的党史就不好写了。我一听到他这个说法，就知道他从中央到山东后有人把我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因此在1940年以后，我在填组织登记表时就把我在山东地下党未与中央取得联系前这个时期写成了正式党员。
我改变党员登记表的填写方法，原来认为很有道理，后来证明还是有缺陷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尽最大可能要把我打成叛徒、反革命、假党员。在外调时，那位当初愿介绍我入党的同志，因为我拒绝过他的介绍，自然不承认我是党员。造反派如获至宝，非常满意地找到了我是“假党员”的根据。但当他们找到了曹鹏翔同志时，曹鹏翔同志不顾他们的威胁，明确承认是他介绍我入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正处困境的赵健民同志，在向那些别有用心的外调人员提供我的情况时，依然肯定了我所做的工作，并承认我在离开山东时曾把愿意入党的同志介绍给了他——当时是党的一项重要组织工作。我填表的缺陷就是没有得到过去一起工作同志的书面同意，而决非如有些人那样纯为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而有意修改入党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