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开始，梁国斌先后任长汀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清流县保卫局长，汀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国家保卫局侦察部长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梁国斌奉命留在闽赣边坚持游击战争，编入福建军区游击队。1935年4月20日，福建军区游击队在长汀与武平交界的梅子坝，突遭福建、江西的国民党军合围，梁国斌、罗化成等人被俘，后押解到瑞金。因为敌人以为他俩只是一般的游击队员，都是福建长汀人，所以又被押解回长汀处理。
6月初，国民党派出一个班的武装，押送梁国斌、罗化成上路，他俩一个左手一个右手被铐子锁在一起。瑞金至长汀约40公里，梁国斌一路沉思，到了汀城认识的人多了，身份暴露了怎么办?于是暗下决心寻找时机逃脱。下午3时，到达距长汀县城仅10多公里的山箭脑，刹时乌云密布，大雨倾盆，梁国斌计上心头，看见不远处有一厕所，即报告要求上厕所，经同意梁、罗同去厕所(因两人互铐在一起)，他俩在厕所里趁敌人不注意，迅速撞破厕所的后竹墙，滚下荆刺丛生的山崖。他俩脱险后，砸开手铐，在山里隐藏了20多天，然后摸到梁家庄一老接头户家，请他将有关情况转告城里的弟弟梁友三。
梁友三得知情况后，立即转告城关地下党支部书记毛钟鸣。毛钟鸣是毛铭新印刷所的老板，左右上下的关系都搞得很好。他得知梁国斌的情况后，千方百计为他俩筹备钱物并领取“良民证”和“路条”，将他俩转移到香港好友邓芳处(邓芳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国家保卫局长邓发的哥哥)。
1935年11月，梁、罗化装商人抵达香港，在偏僻的七姐妹山下租了一间小屋居住。1936年春，他俩与香港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10月又达成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经南方局批准，梁国斌、罗化成回到了闽西。梁国斌被任命为新四军二支队驻龙岩办事处主任。
1938年2月，梁国斌随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历任新四军军部教导队科长、江北指挥部军情处长、独立团政委、新四军政治部锄奸部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梁国斌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在淮海和渡江战役后，他奉命准备上海的接管工作。因此，他广泛搜集情报，掌握国民党的各种组织情况，研究新解放城市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组织培训了一批干部，为胜利接管大上海作了充分的准备。上海解放后，梁国斌任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长。
1949年7月，梁国斌奉命随十兵团南下解放福建，8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任公安厅长和社会部长。
1951年冬调任华东局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社会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公安局长。1954年调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公安部副部长。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主管政法工 作。
60年代，梁国斌的工作非常繁忙，虽然与子女们相处很少，但教育很严格。中央颁布《高干生活待遇条例》后，他即召集全家人开会，检查是否有特殊化之处，要求秘书、司机帮助监督执行。他的夫人沈爱萍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他总是要她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上班。他还规定了儿女们的零用钱，念初中的每月5角钱，念高中的1元，念大学的3元。并对儿女们说：“钱是一种好东西，也是一种坏东西，应注意这个问题。”他还一向认为：“不该让孩子们知道的事，就不要让他们知道，不该让儿女们享受的，就不要让他们享受。”
后来，梁国斌的儿女们都参加工作，而且都入了党。春节儿女们回家时，他拉着他们的手说：“我们家有6个党员，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现在我们不仅是父子关系，而且是同志关系。但是你们不要骄傲，不要把入党当成一种荣誉，应该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要成为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新起点。”许多老战友都说：“在高干群体中，梁国斌的家教堪称典范。”
“文化大革命”期间，梁国斌不可避免地被打倒了。1968年2月24日早上，几个军人闯进了梁国斌的家，高声喝令：“梁国斌跟我们走一趟!”梁国斌心想，这一走可能一时回不来了，就郑重地对妻子说：“第一，我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第二，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如果有人说我自杀了，你们不要相信。第三，无论家中多么困难，你们也要给我的老母亲寄钱。”话没说完，就被押上汽车走了。
梁国斌被秘密关押在北京一处监狱中长达7年之久。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他不断受到残酷折磨，不久就得了膀胱癌。周恩来和叶剑英了解到情况后，连夜指示要尽快抢救。总理专门指派名医为梁国斌动手术，并通知家属赶到北京探望。叶帅亲自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手术动了没有?要抓紧。”梁国斌的手术很成功，病情天天好转。但是，仍被关押。
粉碎“四人帮”后，梁国斌被任命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梁国斌得了穿洞型肺结核、膀胱癌等多种疾病，经医治无效，于1980年3月5日在上海逝世，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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