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父亲调到上海工作，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副市长。一年后爆发了“文革”。“文革”初期上海市委是受到周总理保护的。父亲那时代表市委与红卫兵联络。红卫兵成立组织他都要签字，拨银子，不论哪一派，一律打“支持”牌。所有的斗争会他也都代表市委上台挨斗。因为他是工人出身，往往第一个问题：“什么出身？” “工人！” 就无法让红卫兵同仇敌忾。父亲每每回来都有几分胜利的自豪，说“他们不过是娃娃，开完斗争会就叫我叔叔，搬凳子给我坐”。有一回，红卫兵要他揭发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父亲说：“党内有规定，第一书记是不能反的。”红卫兵说：“那我们要把你打翻在地。”父亲笑着说：“还要再踩上一只脚？那我也不能反啊。”他反反复复向红卫兵宣传：“我们工作中有错误，但我们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受到中央肯定的。”但是父亲的努力仍然保卫不了他的堡垒。
“一月革命”后，父亲被没日没夜地批斗。他每天要被拉到几个批斗会场。听说为了要得到他，造反组织之间干起仗来，他成了造反派显示自己势力的棋子。后来，公安局警卫处也成立了造反派，平时这些忠诚的保卫战士成了造反派就变得凶神恶煞起来。有一天他们闯进家里，大喊大叫要父亲滚出来，楼下没找到就往楼上冲。父亲从卧室躲进了浴室。 趁那些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前，父亲从浴室的另一个门出来轻轻地下了楼。这也许是父亲在战争环境中反敌特工作的本能反应，而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父亲能往哪儿逃呢？果真，父亲还没走到底层，就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上去扭着他的胳膊，一巴掌打在头上，骂他是“老狐狸”，“居然想逃脱革命群众的斗争”。
市革会后来成立了专门审查父亲的专案组，每天要他回答专案组的审问，晚上就按照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写检查。从红军三次反“围剿”，写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有的历史和解放后担任的所有工作的表现，以及与黑帮分子的关系。他身体不好，我不得不帮他。实事求是地写，写着写着就变成了“自我吹捧”，或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总是通不过。可帮他上纲上线，帽子大了，他又受不了，冲我发脾气。
谁知进了家门，保姆说我父亲得了癌症，妈妈和姐姐都赶到北京去了。我愣住了，父亲被抓三年了没任何信息，获得的第一个消息竟然是……我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原来母亲接到北京的通知，立即带着姐姐以及在北京工作的二哥到北京军区医院看望被监视住院的父亲。在探视父亲之前，专案组向妈妈交待：“梁国斌得了肺癌，顶多只能活半年。梁国斌的问题是敌我矛盾。”
在军队的看守下， 母亲见到了骨瘦如柴的父亲。父亲问了我们几个孩子的情况，最后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公安工作，我懂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严禁逼供信，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我相信党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无论给我做什么样的结论，你们都要跟党走。”
半年后，我们获知囚禁中的父亲又患了膀胱癌。周总理、叶剑英元帅亲自批示要我们全家进京探望。 那天，我们以极其紧张的心情等在北京军区总院的接待室。专案组的一个团级军官向我们宣布父亲是作为敌我矛盾审查的，要我们与他划清界限，劝他交待问题，但不准询问案情，不准讲外面的事，也不准哭哭啼啼。
在百般焦急的等待中，门被推开了。两个军人架着一个满头白发、抖抖索索、摇摇晃晃、干巴瘦小的“犯人”进门，他不停地颤抖着，不知所措，神经兮兮。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我一贯腰杆挺直、干练利落的父亲？那当官儿的喝令他“坐下”，把他重重地按在了椅子上，父亲这才抬起头环视我们，尽管我们的内心百感交集，却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当父亲的眼光停留在我脸上，我怯生生地、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父亲惊奇地盯着我看，结结巴巴地问：“你是桂枝啊？”（我二嫂的名字，他从未见过面）这时，我强忍着泪水，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哥哥说：“爸爸，那是小云啊！”父亲也呜咽了。 那军官不耐烦了：“这么哭哭啼啼的干什么？讲讲你们各自的情况嘛！”我们向父亲只报喜不报忧地讲了各自的境况，却不敢涉及外面的时局。
我们走后，父亲又经历了强化的审讯。专案人员也担心父亲会死在手术中， 他们威胁他说：“我们不是要你这个人，而是要你的交待。如果你不明不白地走了，你全家都会蒙上说不清的罪名，影响他们一生……”手术当天，我们赶到医院。父亲没顾上跟我们说什么，却急急忙忙向专案人员重复着“我最后的申明留在了枕头下，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 我们弄不懂他们要父亲交待什么。
我父亲到底犯了什么重罪？“文革”结束后，我们才了解到他是被作为“整江青黑材料的罪魁祸首”，“侦控、窃听林彪”被秘密囚禁、审讯的。这是一个大冤案！
父亲长期在政法战线工作，他忠于职守，但没想到他在职权范围内所做的一切却使他成了江青、林彪的眼中钉。事情回溯到1954年，中央某高层领导的夫人写匿名信给毛泽东，揭发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所作所为。经毛泽东批示，公安部长罗瑞卿转发此件，要当时负责华东公安部工作的父亲，予以查办。爸爸立即布置了侦破任务。年底中央调父亲入京工作，他再未过问此事。正是为了毛泽东的权威和江青的名声，调查的材料一直被封存在上海公安局的特密保险柜中， 没有上报。
还有，江青的哥哥李某经常带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出入中南海中央首长驻地，让中南海保卫局头痛，要求公安部查清那女人的身份。父亲明知此事棘手，可能得罪江青，但为了保卫国家机密，为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的安全，父亲布置了山东公安厅负责调查曾在山东当过伪警察的江青的哥哥和那女人的情况。这本是公安机关应尽的责任和正常的工作，何况有毛泽东的首肯。
可这批材料在“文革”中被公安局的造反派抄出，向江青献忠心。江青竟命令销毁了这批档案材料，还在无数次讲话中提到：“上海公安系统是一个反动黑司令部，他们陷害我，迫害我，整我的黑材料，就是陷害毛主席，他们是埋在党内的特务，比国民党还坏，要彻底砸烂……” 我当时是个中学红卫兵，听过江青的这个著名的讲话，但并不知道我父亲正是被江青大骂 “反动黑司令部”的成员，恐怕连他本人也没想到。然而，没有毛泽东的指示，有谁敢调查江青？父亲不过是执行者。江青没胆量向毛泽东试问，而将执行毛的指示的我父亲以及参与负责办案的同志，动用军队秘密囚禁审讯。
所谓“侦控、窃听林彪”更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他们把父亲布置国庆保卫工作的会议编造成布置侦控、窃听林彪的黑会，又把一卷上海公安局侦控的录音偷梁换柱地改造成林彪和林立果的录音，硬说那是梁国斌等人对林彪安置了窃听器是“铁证如山的罪证”。
于是，江青和林彪联手成立了由吴法宪主管的军方专案办公室。1980年10月，在审判“四人帮”大会上吴法宪出面作证：江青指定要他抓梁国斌、黄赤波、王鉴和王济普（（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局长和警卫处长）。吴法宪到上海给张春桥看了授权书，张春桥交代要狠抓这个案子，说：“侦控问题解决了，文化革命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于是空四军驱车到我家，带走了父亲，当天乘军用飞机押送到北京军区看守所。
父亲在看守所里，睡的是在水泥地上铺的草垫，吃的是窝窝头、腌白菜，仅仅一年时间因为恶劣的生存条件患了肺结核，发烧，咳血。因父亲始终不肯招供陷害过江青、林彪，他们怕他在结案前死去，只好将他转押到北京军区医院边治病边审案，但医院根本没进行会诊，就当作肺癌用放射治疗。放射线对肺脏的直接杀伤使原来浸润型的结核发展成了空洞型的结核和肺的纤维化。当医生想到去查痰中的结核菌时，父亲已患了三期肺结核，并继发胸椎结核，体重下降到了四十公斤。结核病经久未愈，他又开始尿血，被发现患了膀胱癌。 “林彪事件”后，吴法宪等同案犯也被监禁。吴法宪手下的军队这批办案人员不敢不向周总理汇报父亲的病情。周总理指示他的保健医生吴阶平和吴蔚然尽快为父亲动手术，并特别嘱咐要通知全体家属来北京。专家精湛的医术为爸爸除去了膀胱的恶性肿瘤，他得救了。
然而，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父亲为此悲痛极了，反反复复地说着：“总理救了我，要我活下去。总理却不顾自己，走在了我的前面……”
三、 宽容
父亲虽在1975年底被解放，可他的问题一直审查到“四人帮”倒台后。一天，父亲过去的秘书李庸夫陪同新上海市委的有关人员到华东医院向他宣布彻底予以平反，并恢复党籍的文件。他们走后，父亲突然抑制不住地嚎啕大哭，心中的冤屈和压抑如泄洪般冲出了胸膛。一个坚强的保卫战士，在经过了党的长期严酷的审核，他视为生命的忠诚终获认可时，他只剩下了喜极而泣的悲情。
父亲总算等到了洗清冤屈的一天，但他的身体却再也没恢复过来，他在医院里度过了最后的几年。不仅是身体，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总觉得到处都是窃听器，每当我们问到他在监禁时的遭遇，他马上神经质地指着天花板，咬着牙关使劲摇头，让我们不要多问。1979年夏天父亲回家住了一段日子。我陪他到院子里散步时，想着他不必担心窃听器了，就赶紧打听他坐牢的经历。我才刚开始问监狱里是不是睡硬板床，他已不耐烦了，只说了一句：“ 哪里有床？睡地上，每餐给很小的窝头。” 接着就说：“问那么多干什么？” 以后他再也没提过监禁的日子。
那年，陈丕显等两位老同志来家看父亲 。他们谈着谈着争执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在院子里散步时，父亲主动地告诉我：在北京关押期间，专案组一直逼他承认给林彪安窃听器，他一次次坚持自己的清白。可有一次在他发高烧，神情恍惚时，办案人员拿出陈丕显等人签了名的检讨书，说：“别人都承认了，就你这个老顽固还不见棺材不掉泪，你是唯一一个要抗拒到底的反党分子！你的子女都会恨你一辈子！” 父亲居然相信别人都动摇了，他也顶不住了，签了字。过后他神情恢复了又去翻供。可他哪里知道，专案组就是用陈丕显的假签名骗到了他的签名，又去逼陈丕显和其他人。这件事使父亲非常内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他在手术前再三申明，他从没有做过任何被指控的事，要他们撤还那份签过字的由专案组写的假口供。
父亲知道他对这件事的辩解是没有用的，他们最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已经不可能恢复如初。他叹着气说：“共产党的监狱不好坐啊。他没有坐过这个牢，他怎么会懂？天下哪有一贯正确的人？”
经过了“文革”，立场坚定、嫉恶如仇、敌我分明的父亲变得十分宽容。当那批审讯他的军人遭到隔离审查时，父亲被多次要求揭发他们是如何粗暴地对他逼供的。他居然为他们说话： “他们不过是按照上级的旨意做了他们必须得做的事，我不记得有什么特别行为。” 连我都不理解父亲，我说那个团长对你那么凶，你为什么不揭发？他却说：“这样整来整去，还有完没完？他们也是没办法的。”
父亲用一切机会去看望或问候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老同志。记得扬帆（上海市公安局长，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被捕）在1979年出狱时，他从医院里跑出来和妈妈一起去见扬帆。本应是一场幸会，谁知扬帆被关了二十四年获自由了，精神却已经错乱了，让他们不胜唏嘘。父亲为此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四、生命的极限
1979年的春节，父亲要我们五个子女，加上配偶和孩子们都回来。这是自1965年家搬到上海以来的第一次团聚 。父亲从医院请假出来，在丁香花园的小礼堂拍了一张全家福。
1980年春节前，父亲的身体比往年的冬天还好，他时常出席市里的会议，每天仍有精力看文件。但在他有一天探望了得重感冒的病友后，自己也发烧了，而且很快陷入呼吸衰竭。在一个月以后，1980年3月5日清晨5时， 他终于心力交瘁， 离开了我们。
父亲被授予了烈士称号，因为他是“四人帮”的直接受害者。同年10月，“四人帮”遭到公审。吴法宪亲口交代：是江青要他把梁国斌等人抓到北京的。审判会上也读了父亲对江青、张春桥迫害导演郑君里的旁证材料。父亲却没有等到他自己被抓的真相大白的这一天，他始终在推敲整个案子的不合理性，但直到生命的终结他都不知道是谁为何非要置他于死地。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我不知道人的灵魂在生命消亡以后是否还存在，但我知道父亲的灵魂长在了我的心里，这也许就是他留下的遗产。三十四年过去了，直至今天我才写出对父亲的无法忘却的回忆，也算疏解了沉淀在我心中的那份沉重。(梁小浣完稿于201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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