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196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师大中文系，翌年8月下放至临沂。此后，虽辗转多处，仍然还是在临沂地区工作。三十余年中，我从一个举目无亲的外乡人，结识了许许多多的人，其中印象很深的一位就是薛亭同志。
我下放的时候，山东师大中文系的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可以选择单县和临沂两个地方中的一个。其时，我从上海来山东才一年多一点，饮食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就问：哪里有大米？领导答曰：临沂有的是大米。我表态：就到临沂去。这样，我只身一人，冒着炙人的热浪，转道兖州来到临沂，而至今没有到过“鸡鸣听三省”的单县。
到临沂后，分配在临沂师范任教。令我惊喜不已的是，大米的确很多，米质比上海的大米要好得多。当时临沂师范是地直学校之一，每次地委、专署召开大会就通知全体教师去参加。在我来临沂不久，我们又去开会。这一次大会在临沂历史上大概是非同小可的一次。是陈永贵同志来临沂作报告，中心会场在专署礼堂，我们则在分会场临沂剧院听报告。会后，大家要一睹陈永贵的风采，蜂涌而出。那时候的人穿戴都很朴素，陈永贵头包羊肚巾，远远地向人们招手，他身后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人们告诉我，他就是那个在临沂地区首倡“学江南种水稻”的地委书记薛亭。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成了一种普及的平民行为，而各级领导则备受冲击。当时，我也有一个红袖章。因为在当时你只有拥有这种时髦的红箍， 方能被人认可而自由出入各种“革命”场合。有一次，我在地委门口看到一群人正在围观。进去一看，原来那里放着两辆车，一辆是苏制伏尔加轿车，一辆是军用吉普车。有一个人在做义务讲解，说，这是薛亭的车，是修正主义，是做官当老爷。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人们“幼稚”得可爱，形而上学得可笑。堂堂一个地委，管辖着七百多万人民，就这两辆座车，不正是有点寒酸吗？而就是这辆吉普车，二十余年后，薛亭的女儿在一篇文章中记载道，薛亭是从来不许子女们坐这辆车的，他自己也极少坐。到郯城出发，居然骑了一辆大国防自行车，风里雨里，来回奔 波。更为巧合的是，就是其中一辆小车，前几年，我在一家修理厂里又见到了它。这家修理厂是我一个学生开设的，他指指趴在地上的伏尔加说，修修，还能在临沂城跑跑。我不知道这辆曾是临沂地区最高领导的座车，怎么辗转来到这么一个小小的修理厂的。前后相隔二十余年，与它再度相逢，车在人亡，真叫人生出无限感慨。
再以后，我成了家。岳父家在城隍庙附近，与薛亭家所住的地委家属院，仅为一墙之隔。我妻子的姑姑是一位街道干部，闲谈之间，说起薛亭、田致祥(当时的地委宣传部长）等领导干部。殊不知，他们之间十分熟稔，仿佛就是一般邻居。据姑姑讲，薛亭、田致祥称呼她为“大娘”。其实，姑姑与他们的年纪不相上下，只不过是她满头白发使她沾了便宜。 薛亭、田致祥有时还上她家坐坐，唠唠家常。这就使我有点惊讶，一个地委书记居然还到平民百姓家去串串门子，嘘寒问暖，使我想起了焦裕禄的作风。我感触很深的是，薛亭在临沂人的心目中是一位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好领导。文革初期的临沂人在思想感情深处并没有被当时铺天盖地、连篇累牍的批判性文字所左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他们谈起薛亭，语调多是称颂的、轻松的、公道的，谈论的地点是家庭、学校。而此时此刻的薛亭，正处在他生命的艰难时分。对薛亭的初步印象，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如此这般的潜移于我的意识中的。
薛亭复出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去视察临沂各地的水利工程。临沂是有名的革命老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沂蒙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的业绩，在中国的农业史上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页，这就是：以愚公移山精神，重新安排沂蒙的山山水水。临沂地区稻改的成功，使沂蒙山的名字再一次在长城内外引人注目。而这样的稻改，正是薛亭在主持临沂工作期间搞起来的。他带领地委一班人，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经过几年的努力，把江南的水耕作业奇迹般的北移到沂蒙山区，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此，沂蒙山人吃上了白灿灿、香喷喷的沂蒙大米。上海市农业展览馆设在原中苏友好大厦，我大学毕业后已知道分配到山东。去附近书店购书，曾跑马观花地看了一遭。可惜，我当时对临沂毫无印象，而且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到那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去度过一辈子。若干年后，回想起来，对临沂的展览版面依稀有点朦朦胧胧的印 象。其实，我在上海的时候，临沂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大米了。薛亭跋山涉水，看到因文革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水利设施后，心情格外沉重。有一次，他谈起这件事，焦虑的脸上挂着一种惋惜和遗憾。他认为，这样的设施，无论什么时候也是不该破坏的。
薛亭复出后，我们之间的接触并不多。他是一位言行谨慎的干部，尤其是他在那所谓被“结合”的时期，因此给人一种深沉、厚重的长者的感觉。只是有一次，他脸色庄重地告诫我们几个年轻人：往后说话要小心，运动总是运动。其实，薛亭凭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眼光，“文革”伊始，他虽然不理解，但他内心自有一定之规，相信党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评价。所以，他处惊不变，在艰难的时刻，心里装着人民的事业。他的这种态度，使我想起文革初 发生在我们学校的一件事。
1966年6月，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后，人心大乱，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加惶恐不安。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氛围下，我校有个教师，可能被这种声势吓昏了头，也可能由于过度紧张，身不由己，她居然承认自己是个特务，而且还有一个特务网络、联络图什么的。说得煞有其事，十分玄乎，声称要与中央首长直接对话。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件特大案件。然而，薛亭得知此事之后，十分沉着，他并没有动用公安，而是委派宣传部长田致祥前往我校调查。田致祥慎言谨行，接触面很小。当时, 我在学校教书，根本不知道有此“大事”。田致祥一一落实，在落实所谓“联络图”时，经查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他向薛亭汇报后，薛亭说：这是个假案，到此为止，不要再查了，不要再扩散了。一锤定音，风波顿消。对那位教师也只是批评教育，没有任何处分。我感到惊奇的是，到了文革中后期，全国各地的所谓“特务案”、“叛徒案”多如牛毛，而且动辄 牵连到成千上万的人。临沂地区的这类冤案也不在少数。而我们学校却一直没有在这个假案上做文章，至今有的老师还知之不详，那位教师也免遭劫难。可见，薛亭、田致祥在处理这起假案时的高超水平。
1972年我再度下放，在鲁南一隅的一所劳动大学任教，很少回临沂，与薛亭的交往自然少了。我最后一次见薛亭是在1977年夏，临沂清查帮派体系， 薛亭被错误地停职检查。其时，我已调回临沂商校任教，通知我们去开会，到了会场，才知道是批判薛亭。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会。文革已经进行了十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人们，已经是“曾经沧海难 为水”了，至少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去的。开会的时间很长，发言的人也很多，内容我统统记不起来了，而薛亭那天的表情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坐的位置，离薛亭约有二三十米，从他进入会场到退场，我一直默默地注视着他。只见他略带樵悴的脸上带着几分无奈，却又镇定自若，没有一丝颓丧。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偶尔托起下巴沉思着。这就是身处逆境、横 遭批判的薛亭。当他走出会场时，已是薄暮四合，我突然发现他的步履有些蹒跚，心中不免生出几丝悲凉。事后，我专门询问了当时监护薛亭的姓宋的同志。他对我说，薛亭当时患有轻度老年痴呆症。他才五十出头的年纪，怎么会得了这种病，可想而知。谁料，这一别，竟是与薛亭同志的永别，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他在省城，我有时听到他的一点信息，但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望他。两年后，得知薛亭同志病逝泉城，我只能遥望北天，在心中筑起一座祭坛。
历史是公正的，一个为人民贡献毕生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文革之后，强加在薛亭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被全部推倒了。现在，薛亭同志魂归故里, 终于可以在静静的大山里，在生他养他的故土安息 了。
(本文作者曾任临沂教育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 临沂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