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亭同志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二十年来，薛书记的音容笑貌依然不时浮现在眼前，他对文艺工作和文艺人才的关怀和爱护，至今使我们难以忘怀。
我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一直从事文艺工作，直到离休。同薛亭同志接触是从1964年开始的。 那一年，地区要搞革命现代戏，把我从费县文化科长的工作岗位调到临沂地区剧目工作组，担任导演工作。
第一次见到薛亭同志，跟他对面交谈，是在我调到临沂的那年7月。全区文艺会演即将开始，薛书记要在地委常委会议室接见与会各县剧团的编导人员， 我也有幸参加。那天，我的心情很不平静，薛亭同志 身为地委第一书记，工作那么繁重，心里还能装着我们这些搞文艺工作的，怎么不让人激动呢？因此，那天我特意去得很早，谁知薛书记早在那里等着大家了。见我到了，就很热情地打招呼，一副和蔼可亲、温良恭谦的儒雅风度。虽是第一次见面，待我却像故旧重逢，让我倍感亲近。他问了我一些工作、生活情况之后，又特意安慰说：“老庄同志，我听说你在1958年受了点委屈。参加工作难免有点坎河，我也遭遇过坎坷之事。已经过去了就算了，今后好好干就是了。”听了薛书记情真意笃语重心长的话语，我的心顿时暖暖和和，眼泪不由人地落了下来。我既感激又纳闷，1958年我由地区京剧团长调费县文化科，11月底又被要回临沂参加整风补课无端批斗我50 天，直到腊月二十八才放回费县。当时薛书记还没有到地委，怎么也轮不到他来安慰我！再说，他是怎么知道我这段经历的？一番话，多年压在胸中的郁闷冰消雪化，心里无比温暖、舒畅。一番话，使我体会到一种和煦春风的温暖，使我看到了一种宽厚、仁慈、体恤下情的高尚的领导者形象。从此，薛书记的形象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薛书记关怀文艺工作，可不是一时一事，他是时刻放在心上，拿在手里。每次剧团排演新戏，不管是地区剧目组或是剧团自己创作的，还是跟外地学的，他都亲自看彩排，看演出。他看戏十分认真，看完戏总是把全体演职员留下，谈自己的观感，跟大家商量改进的意见，对演职员道辛劳进行表扬和鼓励，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剧团人人都说：“薛书记太好了，真体贴咱。”
1964年山东省要搞戏剧会演，对我区参加会演的剧目，从主题思想到情节结构，甚至一段唱词，一句道白，薛书记都费心斟酌，提出修改意见。对编导人员平等相待，从不强加于人。参加演出的剧（节）目都浸透了他的心血。
会演期间，适巧他在省里开会，有空就到临沂代表团驻地看望大家，还特意安排我们去参观山东女排训练。女排的训练十分刻苦，我们都不忍心睁眼，人人掉泪。参观完后，薛书记把我们召到南郊宾馆，让我谈感想、说体会，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叮嘱说：“不论干什么工作，不下点苦功夫是不行的。剧团要学习女排精神，苦练基本功。对青年演员要求要严一些， 除了打骂、体罚不能用，其他一切合乎情理的方法都可以用，要提高剧团的技艺，提高演出水平。”
临沂的治山治水和稻改，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全国各地参观者络绎不绝，为了鼓舞人民不骄不躁，继续奋进，在薛亭同志和宣传部长田致祥同志的倡导、关怀下，1965年成立了以演新唱新、宣传大好形势为主要任务的“专署文化工作宣传队”。宣传队虽然由于“文革”而解体，但在成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上山下乡，深入基层演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文革”给国家、人民造成极大灾难，文艺工作者受到严重冲击。对于这种状况，薛书记可以说忧心如焚。记得1968年春夏之交，有一天一位同志到我家传个口信说，薛书记要我到他家去一趟。我当即到了他家。薛书记见到我很高兴，先是问寒问暖，我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便转入正题，详细询问了剧团的状况，还指名道姓问了一些主要演员的境遇，关心的程度胜过家人，令人感动。我分别作了回报：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薛书记听了，面孔严峻，锁住眉头，一言不发。我知道他在为演员们担心，为这种行径而气愤。最后，他恢复了平静，对我说，运动不会无休止地搞下去，等过去以后，咱还得把文艺工作搞起来。话虽然不多，但我完全理解内中的含意。薛书记虽然被“炮轰”、“火烧”，倍受摧残，但他心里一刻也没忘记党的文艺工作，时刻把文艺工作者牵挂在心上。后来，我把薛书记找我的事向剧团 和受迫害的人们作了传达，大家都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此后还有两次，薛书记通过我了解剧团情况。
一次是1970年春节过后，我到莒南看县里的农村会演，在招待所遇到薛书记，他热情地把我拉到房间里，问我来千什么，我说看县里会演，选拔节目。薛书记连说：“好，好。”然后又说：“我再交给你一个任务——选拔文艺人材。”我问他：“选拔哪方面的文艺人材?”他说：“哪方面的都要。”随后又询问了剧团状况，晚上还由县委书记严立乾陪同观看了演出。
另一次是1972年春天，我去省里查病，那时地委常委正在济南办学习班。薛书记从省广播局长李新雨那里知道我在济南查病，就要我去他的住处。我晚饭后到了山师，薛书记十分高兴，先问了我的病情，又问临沂的形势和剧团的情况。我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一直谈到晚上10点多钟。临别时，他又安排了第二天要我跟地委小车班李班长的车回临沂，对我的照顾真可谓无微不至。
以上几次接触，薛书记给我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这不单是对我个人，而是对党的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和关怀。
薛书记是党的高级干部，肩负着近千万人口地区的领导重担，竟然能把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时刻挂在心上，决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而是出于对革命文艺工作的负责，对革命事业的负责。我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足可说明。
1965年的10月，地委领导在豫剧团观看彩排。一位省报记者和薛书记并肩而坐。演出开始前，那位记者问薛书记：“您这样重视文艺工作，是不是有人会说您这是在搞功利主义呢?”薛书记笑着说，“是的，我搞功利主义，我搞的是革命的功利主义。战争年代，毛主席就提出要在抓枪杆子的同时，抓笔杆子，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现在虽说是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也同样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我们搞一些戏剧、节目，宣传大好形势，宣扬新人新事，团结群众，同心合力搞好建设，这是很有必要的，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一番话明明白白道出了薛书记坦荡的胸怀和他全心全意为了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薛亭同志英年早逝，他走时我没有机会见上最后一面，实在是终生憾事。可他给予文艺事业的关怀，给我的呵护，却使我永生不能忘怀。
(本文作者曾任费县文化科科长、临沂地区剧目 组导演、临沂地区艺术馆副馆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