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四个字——实事求是
我和薛亭同志早就认识，真正接触是1958年。当时，他任临沂地委副书记兼郯城县委书记，我在《临沂大众》报社做记者。
这年8月的一天，报社编辑部接到郯城曹庄区的一个电话，声称：xx社亩产早谷2万斤，在鲁南地区放了一颗大卫星。编辑部决定派我去采访，准备发号外。
天色阴暗，细雨蒙蒙，我骑上自行车从临沂出发，沿着台潍公路向南飞奔，不到三个小时，就到达了曹庄区委。尔后，在区委秘书陪同下，到了这个合作社。该社社长听说来记者采访他们丰产丰收的事迹，喜形于色，没来得及让坐，就领我们来到村西打谷场上。
场院里新割的早谷堆积如山，穗大粒满。熙熙攘攘的人群，布满场院。有的写生，有的拍照，有的参观，有的介绍经验，也有不少看热闹的群众。社长指了指场上的谷堆，兴奋地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你看，一亩地就收了2万斤。”我眉头一皱，吃惊地问道：“没有脱粒过秤，怎么能知道产量呢?”社长淡淡一笑：“估计的嘛! ”“估计的，那就不会完全准确，可能多，也可能少。”“多点少点，还不就是那么回事。”“那可不行，得实事求是。”社长瞅了我一眼：“莒南县xxx亩产玉米1万斤，临沂汤头林子村亩产水稻2万斤，莒县xxx亩产地瓜55万斤，都脱过粒、过过秤？你们报纸不照样发号外了吗？”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却振振有词：“你看怎么办吧?”我也生气地说：“只有脱粒过秤，才能得出准确数字。”
社长看我生气，却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我只知道在农村要反‘右倾’拔‘白旗’，真没想到，在你们上级机关也有‘右倾’、‘白旗’啊?”我再也沉不住气了，指着他说：“你……你……你……”。
社长面带怒容，语无伦次地说：“我怎么啦，大跃进，放卫星嘛，兴人家放，就得兴我放。我怎么啦，大跃进，放……放……”他的话再也没有说下去。我抬头一看，薛亭同志已站在面前。我和社长两人几乎同时喊道：“薛书记……”社长自知理亏，接着叙述了争论的经过。薛亭同志笑了笑：“不要再说啦，我全听到啦。”他停顿了下，问那位社长：“你是庄稼人，种了半辈子地，亩产多少斤粮食，心里难道没数?”社长面色绯红，慢慢地低下了头。
薛亭扳起手指，心平气和地说：“我算过一笔帐，亩产两万斤就等于在这块地上铺了几指厚的粮食，这恐怕连秸棵算上，也达不到这个程度吧? ”社长抬起头来，怯生生地说：“薛书记，我看着人家都放卫星，心里馋得慌，也就放了一个。”薛亭同志面色严肃:“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做老实人，说老实话，是我们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作风。”
待社长心服口服后，薛亭同志又转过脸来对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想一想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决不应该盲从，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我点头称是后又问道：“报社准备出号外，你看这个典型应该怎样宣传?”薛亭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送你四个字 ——实事求是。”
薛亭同志走后，我回到区委，拨通了报社编辑部的电话，要求回机关后做详细汇报。
第二天，我刚回到报社，报纸就登出了消息，标题是：《X X社早谷亩产四千斤》。
我手持报纸，又拨通了郯城县委的电话，向薛亭同志作了汇报，他轻轻的叹了口气，深沉地说：“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善于刮风，当一阵风刮来的时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啊!”
重要的是向前看，往前走
1960年，临沂地委书记朱奇民同志因病休养，薛亭同志主持地委工作。
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五风”的严重破坏，临沂地区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十分严峻，困难重重。
薛亭同志主持地委工作后，团结地委一班人，带领广大群众，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中央七千人会议精神，致力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时，我作为报社的记者，有幸跟薛亭同志出过几次差，深入农村，做社会调查。
这年春天，一辆旧式美国吉普载着薛亭、杨廷谷(地委秘书长）和我从临沂出发，越过沂河大桥，奔上台潍公路。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残破的村庄，瘦弱的麦苗。公路两旁的树上的嫩叶已被采光，树皮已被扒掉。汽车穿过九曲店，进入太平镇，一伙采树叶、扒树皮的群众，无精打采地躺在公路两旁休息。薛亭同志让司机停车后，走到路边。躺在地上的群众，有气 无力地围拢过来，默默地望着这位陌生的来人。当他们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地委书记时，就七嘴八舌地打开话匣子：有人说：去年年景不错，粮食全部叫“五风”给刮走了。有人说：你们这些当干部的也不想想，砸鏊子锅炼钢铁，咱老百姓用什么办饭？拆了床制“轱辘马”，咱老百姓在哪里睡觉？有人说：去年春天，我到费县薛庄走亲戚，听那里干部说，光这个区就饿死了不少人。有人说：提人家干什么，咱村死的就不少。俺娘要有饭吃就饿不死了。
薛亭同志面色深沉，眼闪泪花。他动情地说:“群众受罪，干部有责。我们对不起大家，应做深刻检讨。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应该接受。”他叹了口气接着说：“重要的是向前看，往前走。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在场的群众纷纷点头。薛亭同志看了看荒芜的田野，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这里都是涝洼地，能种水稻吗？”这句普通的话，却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说：从古到今，从没听说咱这里种过稻。有人说.•该吃糠的命，别想吃米，地瓜干能填满肚子，就谢天谢地了。有人说：水稻，水稻，关键是水，只要有水，就能种稻。有人说：前两年在沂、沭河上游修了很多水库，蓄了那么多水，如果把库水引下来，保险能种水稻。只是远水不能解近渴。
薛亭同志仔细地听，耐心地记，最后向大伙挥手告别。
吉普车继续北进。突然，薛亭同志回过头来，像自言自语又像问我们：“如果把水库的水通过沂、沭河引下来，临、郯、苍不就可以种水稻了嘛。看来就得全区一盘棋，上下一条鞭，沂、沭河两条线，临、郯、苍一大片啊?”
当时，我们虽满口称是，但对薛亭同志的意图并未完全理解。直到1963年，随着沂蒙山区治山治水的全面发展，沂、沭两河成了大灌渠，东张屯率先实行稻改，临郯苍一百多万亩涝洼湖变成旱涝保丰收的稻田后，我们才理解了薛亭同志的‘沂、沭河两条线，临、郯、苍一大片’的真正含义。
汽车缓缓北行。薛亭同志不时地下车观看农田，走访群众。进入莒南王家沟时，路旁两伙农民正在吵仗。一伙手握斧头、菜刀要扒树皮；一伙站在树旁掩护树林。看到薛亭后，纷纷围拢上来，争着叙说理由。一伙人说：“公路上的树木是国家的财产，任何人都不应砍伐和破坏。眼下国家有困难，还给咱们送来救济粮，咱们应该为国分忧。”另二伙人说：“国家 是发了救济粮，可没有柴草做不成饭，总不能生吃吧？扒树皮，是难看，就因国家不供应炭。”
薛亭同志听完双方的申述，既没表扬护树的，也没批评扒树皮的，只是深入浅出地讲了“饮鸩止渴”的故事。两伙群众听完了薛亭同志讲的故事，沉默了片刻，护树的群众先说：“这位同志说的对，再没柴烧，不能扒树皮，再干渴，也不能喝毒药。”扒树皮的群众也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收起了斧头、菜刀，双方握手言和。
薛亭同志笑了笑：“回临沂后，我和矿务局商量下，能不能调剂点炭来。”他的话语一落，路边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天，我们7点钟从临沂出发，走了六个多小时，才到莒县的夏庄。夏庄区委书记是薛亭同志的老部下，知道他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汇报完工作后，他赶忙让炊事员擀了两碗面条，炒了四个鸡蛋。可是，当炊事员把饭菜送到区委办公室时，薛亭同志不在室内。炊事员只好端回伙房。当他走近饭厅时，只见薛亭同志坐在石桌旁，左手顶着胃部，右手拿着地瓜面和地瓜秧蒸的窝窝正在吃饭呢。
炊事员心中一热，忙把饭菜摆在薛亭同志面前。
薛亭同志摆了摆手，让炊事员把饭菜端走，诙谐地说：“一家人不吃两家饭嘛!”
不看这样的好典型，我睡不着觉
1961年冬天，北风扫地，雪花纷飞。
我随薛亭同志到沂水县出差。白天，看了城区的副业生产/看了杨庄的封山造林，看了夏蔚的治山治水。晚上，沂水县委的负责人向薛亭同志汇报工作，我们旁听。
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有概括，有分析，有例证，有数据，既实事求是地讲述了工作的进展情况，又认真负责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当汇报到新近发现的一个典型时，薛亭同志停笔插话，“请详细讲讲。”县委负责人点了点头，详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沂水县经过勘查，决定在崖庄区修建沙沟水库。修这座水库，程家官庄的800亩好地将变成库底。当区委书记王春松将这件事告诉程家官庄党支部书记程恩新时，程恩新不由愣住了。他思忖一阵后坚定地说：“过去打鬼子，打老蒋，咱程家官庄人是好样的。 如今，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全局利益，咱程家官庄人应该让地。”
王春松赶忙拉住他说：“恩新，国家准备了粮款，补偿你们因修水库占地造成的损失。”程恩新感慨地说：“国家建设到处都需要钱，我回去和大伙商量一下，我们自己的困难还是自己解决!”
他回村后，连夜召开了支委会。接着，又召开了党员会和群众大会，决心学习厉家寨人愚公移山的精神，向荒山进军，向秃岭要粮，以补偿800亩良田的损失。
在程恩新的带领下，程家官庄的群众兵分三路：第一路在南山上深翻整平土地；另一路开山辟岭，扩大耕地面积；又一路也是人数最多的一路，男女老少齐动手，挖地三尺，硬是把即将压在库底的熟土搬运上山，大搞人造地。
程家官庄虽然被淹没了800多亩良田，但他们却 通过双手，苦干了三年，终于把穷山沟变成了富山村，粮食亩产量比修水库之前翻了三翻。程家官庄献出了 800亩好地，沂沭河下游却有几十万亩土地免除了洪涝灾害，变成了高产稳产田。
薛亭同志听到这里，连声夸赞。散会后，他决定连夜去见程恩新。县委同志建议，天黑路滑，明天再去。薛亭同志却说：“这样好的典型，不马上去看，我睡不着觉。”
风越刮越大，雪越下越厚。吉普车在风雪中奔驶了 40公里，经过崖庄区，带着区委书记王春松来到程家官庄。王春松敲开了大门，程恩新披着衣裳站在门外。当他从王春松口里知道深夜来访的是地委书记薛亭时，眼泪夺眶而出。
第二天，薛亭同志从沂水云蒙阴。临行前，他一再嘱咐：“程家官庄是个好典型，是个有代表性、有普遍性的典型，要大力宣传，全面推广。”
不久，《临沂大众》报、《大众日报》先后刊登了程家官庄和程恩新的事迹，人民日报一版头题以《燕 子含泥垒大窝》为题，向全国宣传、推广了程家官庄这个典型。
1962年，《临沂大众》报奉命撤消，我分配到临 沂地区剧目创作组工作。由做记者改做编剧。从此，和薛亭同志的接触得更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就更深了。
让三支歌响遍全国
临沂地区剧目创作组，是1962年成立的，由地委宣传部和专署文教局双层领导。宣传部宣传科科长王其选、临沂地区剧管会主任段坤恩共同负责。剧目创作组的任务非常明确，主要是帮助地区京剧团、地区豫剧团、地区梆子剧团和地区柳琴剧团发掘、整理传统剧目，其次是创作演出一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剧目。
1963年春天，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省政府文化局向全省各地、市发出举行歌舞会演的通知，地委宣传部和专署文化局将这一通知转发各县。从此剧目创作组的同志就集中力量抓“会演”的准备工作。全区歌舞汇演开始时，地委书记薛亭，副书记刘维理、李永臣，专员李光明，宣传部长田致祥，组织部长张方庚等前来审查节目。我们剧目创作组的几位同志分别坐在领导人身后，一是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二是听取他们对剧目创作和表演程式的意见。
演出开始后，薛亭等领导同志聚精会神观看表演，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同我们交谈意见。演出结束后，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薛亭等领导同志登台接见演员，祝贺演出成功。
第二天，剧目创作组的同志正在评审节目，突然接到宣传部的电话，要我们去地委常委会议室开会。我们赶忙骑车前往。到达会议室时，薛亭、田致祥等同志已经静候多时了。
会议由田致祥主持，首先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接着常委们发言，最后薛亭同志讲话。他说，昨晚看了演出，今天又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觉得这台节目从整体上看是好的，创作思想和表演艺术都有一定的提高，既符合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又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的有些节目，例如《沂蒙山小调》、《沂蒙山区好地方》、《纳鞋 底》已具备了很好的基础，要组织力量，下苦功夫，搞成精品，流传全国。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节目修改后，送给我看看。”会议还确定以毛主席批示的厉家寨为背景，创作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戏曲。
根据地委和薛亭等领导同志的指示，宣传部、文教局决定，以剧目创作组为主，调集全区精兵强将，对节目认真修改，积极排练，并把修改后的文稿呈送薛亭同志。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逐字逐句审查修改。他在《沂蒙山区好地方》这首歌中，加了两句非常重要的唱词，即将：“人人学习解放军，人换思想地换装。”
看到薛亭同志加的唱词后，我们非常敬佩，第一句“人人学习解放军”既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又是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从政治上无疑深化了作品的主题。第二句“人换思想地换装”既体现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人的重要作用，又形象地表现了自然面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达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要求。
我们赴省参加会演前夕，薛亭同志又一次观看了演出，接见了演员，他很有把握地说：“我看能够打响。”果然没出薛亭同志所料，在济南举行的《全省 歌舞会演》大会上，我区的三个节目受到了领导和观众的高度赞扬。不久，华东地区举行歌舞会演，山东代表团又将这三个节目推向上海，再次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广播电台录了音，电影厂灌了片。从 此，沂蒙山区这三支歌响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1964年，全省创作会议在南郊宾馆召开，我们应邀出席。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彭真还有康生回北京途经济南。晚上，山东省委举行联欢晚会，将赴华东参加会演的歌舞奉献给领导，我们有幸参加。当时，邓小平、彭真坐七排正坐，我们就坐在他们的左边，只隔三个人。这时，我不仅看歌舞，更重要的是观察领导人的表情。当《沂蒙山区好地 方》唱过之后，邓小平、彭真热烈鼓掌。在演出《纳鞋底》过程中，邓小平和彭真一直喜形于色，最后，拍手大笑，连声叫好。
《全家兵》是一出好戏
历时53天的南郊创作会议，省委表彰了剧作家兰澄同志创作的话剧《丰收之后》，并以此为起点，在全省范围内拉开了以“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编演革命现代戏的序幕。会后，我们剧目创作组，也调整了工作思路，即：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通过戏剧形式，表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与生活。
这年冬天，我们剧目组的人员到日照出发，听日照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周家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沿海某渔村，一家三代民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破公路、埋地雷，做出了很大贡献。这天，他儿子找了个对象，老头对儿媳妇的其他条件都很满意，就是不知是不是个好民兵，通过考核，终于放了心，同意了这门亲事。
我们认真分析了周家斗同志提供的素材，一致认为，如果升华一下写成剧本，不仅主题有积极意义，而且具有戏剧矛盾和冲突，一定会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便决定由我执笔，创作一出反映渔村生活的小喜剧，取名为《全家兵》。
《全家兵》脱稿后，报送宣传部田致祥部长审查。田致祥同志看了，非常赞赏。晚饭后，他拿着剧本到了薛亭同志家作了详细汇报。薛亭同志听后，非常高兴。两人当即决定：一、由地区京剧团挑选最好的演员赵瑞来、王玉霞、张兰苳、郭风云进行试排；二、在排戏过程中，剧目创作组的同志，特别是剧作者要深入剧团，同演员们一起修改剧本，取长补短；三、 考虑到演传统戏的演员缺乏演现代戏的经验，特别是民兵生活，由宣传部和临沂军分区联系，派演员到独立营学习。一时，赵瑞来、张兰苓等人都穿上了军装，在军分区独立营的操场上，锻炼跌、打、滚、爬、投弹、射击……
《全家兵》经过紧张的排练，于春节前在临沂剧院公演。这天，薛亭、田致祥同志出发回来，没来得及吃晚饭就赶到剧场，审查剧目。剧场内，气氛活跃，欢声笑语，掌声阵阵。薛亭、田致祥同志看完戏后，在剧场东边的会议室里接见了演员和剧目创作组的人员。待大家都发表完意见后，薛亭同志说：“这是一出好戏，从政治上讲，体现了毛主席‘全民皆兵’的思想；从艺术上讲，矛盾比较集中、突出，事件发生在一个家庭，喜剧气氛浓，演员表演恰如其分，栩栩如生。”他停顿了片刻接着说：“尽管情节还不够严谨，语言不够确切，但毕竟是我区创作演出的第一部现代戏。我的意见：一、今年春节慰问部队要带着这个剧目。二、春节演出，要公演这个剧目。三、明天晚上，在地委礼堂演出这个剧目，招待地直机关干部和家属。”《全家兵》在慰问演出、招待演出和公演时，均受到了热烈欢迎，从地区演到省。不久，山东人民出版社将《全家兵》一剧出版，在全国发行。
只有中共临沂地委的牌子是铁的
《全家兵》出版后，增强了创作人员编写革命现代戏的决心和信心。为进一步落实薛亭同志以厉家寨为背景写出地方戏的指示，宣传部和文教局决定，剧目创作组的人员全部到厉家寨深入生活。就在出发的前一天，地委接到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同志的电话。电话称：临沂地区被评为农业先进地区后，李先念副总理在北京观看了沂蒙人民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的展览，深受感动，责成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一部艺术性纪录片。海燕厂的夏天同志于前天到济南，昨天上午向谭启龙书记作了汇报。谭书记指示，以海燕厂夏天为主，省上抽调一名作家，地区选调一名作者组成“三结合”的创作小组，共同完成创作任务。谭书记还起了片名叫《沂蒙在变》。地委接到王众音同志的电话后，认真作了研究，确定由我参加创作小组。不久，夏天和曲延坤同志到达临沂。从此，剧目创作组的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奔赴厉家寨深入生活，一路陪夏天同志活动。
夏天、曲延坤同志到临沂后，薛亭同志首先让地委秘书长杨廷谷、办公室副主任王康奇介绍情况，带领他们参观了厉家寨、石泉湖、高家柳沟、王家坊前、夏蔚、程家官庄、诸葛城、东张屯、九间棚等治山治水的先进典型和跋山、岸堤、许家崖、唐村、会宝岭、日照等大水库。
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即将进入创作过程。动笔之前，夏天和曲延坤同志就剧本的创作思想、需要表现的典型单位和典型人物、艺术结构、银幕设计等向地委常委作了一次详细汇报。
薛亭同志听完汇报，又听完常委的意见后，讲了在创作过程中要做到“三突出”、“三不要”。“三突 出”是：一、突出毛主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光辉批示；二、突出中央和省委的英明正确领导; 三、突出沂蒙山区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三不 要”是：一、地委会议不上镜头；二、地委领导人活动不上镜头，三、地委主要领导人活动更不要上镜 头。
夏天、曲延坤同志听后非常为难，一再提出，表现临沂地区治山治水，地委领导人不上镜头，影片不好拍摄。经过一番协商，薛亭同志最后说：“在地委大门口拍个镜头，带上中共临沂地委的牌子就行了， 只有这块牌子是铁的。”
我不解其意，也不便多问，便回到招待所问夏天同志：“地委的牌子明明是木头做的，薛书记为什么说是铁的呢?”
夏天同志笑了笑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嘛，地委领导人、在地委工作的同志要一茬一茬地换，唯有地委的牌子是长久的，甚至是永存的。”我听后，感叹地说：“真没想到一句普通话，还蕴藏着这么深厚的含义。”
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沂蒙在变》初稿已经完成，送地委审查后，夏天同志带剧本回海燕制片厂定稿。曲延坤同志回省，工作暂告一段落。
《沂蒙在变》去上海定稿之机，正是剧目组集体创作、由王慎斋执笔的《青石峪》紧张的排练、彩排、审查迎接全省会演之时。
同年秋天，全省现代戏会演在济南举行。临沂代表团带着《青石峪》赴省参加会演。在南郊宾馆参加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的薛亭同志，再次接见了创作人员和主要演员。他兴高彩烈地说：“你们的成绩很大，应该表扬。我从临沂到济南来开会，在兖州上了火车，播音员播放的第一首歌，就是《沂蒙山区好地方》。火车行至泰安，播音员又播了《纳鞋底》。来济南刚下火车，听到的又是《沂蒙山小调》。”他详细地询问了《青石峪》在临沂的演出情况和演员的思想状况后说：“这个戏可能有人不欣赏，没关系，我们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演的。要告诉演员，一定要把戏演好。”
全省现代戏汇演后，我们回到临沂。根据专家们的意见，继续加工《青石峪》。这时，夏天同志已从上海回来，并带来了摄制组。他在向薛亭、田致祥同志汇报时说：“剧本很好，已经通过。厂党委的意见是，马上投入拍摄。”
《沂蒙在变》样片拍完后，夏天同志带回上海后的第三天，就拍来电报，要我去电影厂共同完成影片的最后制作。一天晚上，薛亭、田致祥同志把我召进常委会议室，一再嘱咐。薛亭同志说：“你到上海后，多看外地的长处，少说临沂的成绩。要谦逊、谨慎、戒骄戒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要多学习电影制作方面的经验，便于今后工作。”田致祥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体现出沂蒙山人民的风格。夏天同志临走的时候和我商议支付《沂蒙在变》稿费的问题，我说：“地委的意思是坚决不要。”他笑了笑接着说：“你这个‘土包子’，到大城市一切都要小心。”
我带着地委领导同志的嘱托到达上海，和夏天等同志一起经过四十多天辛勤劳动，胜利完成了任务。就在《沂蒙在变》即将向全国发行之际，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上海。我们创作的这部反映沂蒙人民“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好影片，正欲出世，就被“文革”扼杀在摇篮里。影片虽未公开放映，但沂蒙人民愚公移山、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战斗风采 却是永存的，领导临沂地区人民顽强不懈地进行战天斗地伟大斗争的中共临沂地委的牌子是永存的！
这正是创作的好机会
上海一月风暴的妖风，很快刮到沂蒙山区。临沂地区的造反派和全国的造反派一样，一举夺了中共临沂地委和临沂专署的党政财文大权。
薛亭同志作为“临沂地区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白天戴高帽子游街、挨批斗；晚上回家后，主要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把临沂文化大革命的状况、工农业生产遭受的严重损失写成报告，呈送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二是，认真总结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的经验教训，以求进一步改进工作；三，密切关注临沂地区七百多万人民的生活……。我们剧目创作组的同志作为地委的保皇派和为地委涂脂抹粉的黑秀才，除随薛亭和田致祥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外，有的埋头读书，有的被强制劳动。虽然人妖难分、是非颠倒，但我们都有个共同的信念：临沂地区愚公移山、改天换地的英雄事迹不容抹杀；薛亭同志是位好书记的信念不容动摇。
一天晚上，我们到薛亭同志家里去看望他，打过招呼后，就开始交谈起来：薛亭同志问：“最近，你们忙什么? ”我们回答：“除了挨批斗、劳改，就是玩。”“没写什么新戏?”“自从批判文艺黑线后，全国的作家都停了笔。俺几个人也下决心不再写东西了。” 薛亭同志笑了笑：“风物长宜放眼量嘛！依我看，这正是创作的最好机会。”他看我们不解其意，便接着 说：“世界上许多有成就的人都是从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都是从夹缝里成才的。全国的作家停笔了，你们不要停，要抓紧时间，深入生活，要抓住时机，努力创作。咱们沂蒙山区人民文化水平低，创作力量薄弱，出的作品还不够多，比起省上和济南、青岛，有很大差距。你们要在别人停笔休息的时候迎头赶上。”
薛亭同志的谈话，滋润着我们的心田，鼓起了我们前进的风帆。
在我们即将离开他家的时候，他一一握手，深情地说：“毛主席说过，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想写好作品，必须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兰澄的《丰收之后》所以写得那么好，那么有感染力，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在胶东农村住了两年。你们应该向他学习，到毛主席亲笔批75的厉家寨去，王家坊前去，高家柳沟去。长期住下来与农民打成一片，体验生活， 搞好创作。”我们点头称是，挥手告别。
在厉家寨，在石泉湖，在高家柳沟，在王家坊前，我们住了近一年。不仅加深了与农民之间的鱼水深情，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学到了生动活泼的语言。回临沂后，剧目创作组集体讨论，由我执笔，写出了《沂河渡口》和《蒙山新风》两出戏。
1970年，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市除派一个代表团出席外，还要求带一台文艺节目。地革委接通知后，军代表赶忙找到薛亭、张学伟和田致祥，要他们推荐创作人员，赶编、赶排文艺节目。薛亭和田致祥说：“据我们所知，剧目创作组的同志，创作了两出戏，是否能赴省演出，你们可找段坤恩同志商议。”
军代表在临沂剧院南面的平房里找到了剧目创作组，传达了省革委的通知。我们共同确定了赴省演出的节目和排练剧团。
进入地区豫剧团，宣读了剧本，选定了演员，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排练，《沂河渡口》、《蒙山新风》就屹立在舞台上。地革委的领导同志甄林、马平、谭子银、薛亭等共同审查了节目，给予了很高评价，同意赴省演出。同时，确定我作为省积代会列席代表。
1970年5月，山东省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济南珍珠泉隆重开幕。白天，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听报告、学文件、座谈讨论，晚上观看演出。演出的多数节目都是歌舞，除了打打打（即打倒 走资派），就是杀杀杀（即杀死牛鬼蛇神），而临沂代表团带去的是戏曲。
文艺晚会在山东劳改局大礼堂举行
《沂河渡口》歌颂了沂蒙人民勤俭办社的事迹:《蒙山新风》歌颂了沂蒙人民开山劈岭艰苦创业的精神，表演真切动人，赢得了全场观众的一致好评。特别是当老社长教育小会计，唱到：“十八年革命征途多风险，毛主席挥巨手我们向前，没有路贫下中农走出路，没有田贫下中农战荒山”大段唱词时，激动人心。舞台上唱一句，舞台下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和欢呼声。
《沂河渡口》、《蒙山新风》轰动了泉城，出席积代会的各代表团纷纷要求我们演出，学戏的更是络绎不绝。省文化组安排专场，让我们为省和济南市文艺工作者演出。山东省革委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省革委副主任、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省革委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曹普南等同志看完演出后，拍手叫好。曹普南当即指示山东人民出版杜， 迅速将这个剧本出版发行，在全省推广。
这个戏的名字可改为《沂蒙春雷》
“积代会”演出载誉归来后，我们向薛亭和田致祥作汇报，对他讲的抓住时机、努力创作的指示非常敬佩。薛亭同志淡淡地一笑：“学伟同志都给我讲了，敬佩的应该是你们，为全区争得了荣誉。下一步，要集中力量修改《青石略》。”他略一思索接着说：“毛主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光辉批示，像一声春雷，震动着沂蒙大地。我看这个戏的名字可改为《沂蒙春雷》，你们看怎样?”我们完全赞同薛亭同志的意见，此后，便集中全力修改加工《沂蒙春雷》。
在修改《沂蒙春雷》的过程中，薛亭、田致祥同志经常听汇报，多次看彩排。每看一次戏，他们都把创作人员留下，亲切交谈。我当时的笔记记录是：第一次看《沂蒙春雷》后，薛亭同志说：沂蒙山区的治山治水是从莒南的厉家寨开始的。经受过革命战争考验的厉家寨人不甘心做大自然的奴隶，他们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继承先烈遗志，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优良传统，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治山治水，改天换地，谱写了一曲曲向自然开战的凯歌。这是剧本的思想基础，一定要写深写透。
第二次看〈沂蒙春雷> 后，薛亭同志说：厉家寨人以巨大的努力征服自然，大自然有时也给以毁灭性的报复。1956年，连续几场大雨，山洪爆发，把厉家寨人整出的13亩大地和即将丰收的庄稼全部吞掉。厉家寨人通过实践摸到了大自然的规律：水是一条龙，从上往下行，治下不治上，白搭一场工。这应该是剧本的一个主要情节。
第三次看〈沂蒙春雷》后，薛亭同志说：毛主席的光辉批示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和雄心壮志，也给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指出了建设富强国家的光明大道。这应该是剧本的灵魂。
第四次看《沂蒙春雷》后，薛亭同志说：文艺作品不是新闻报道，要集中，要概括，要典型化。指名道姓的写厉家寨不好，有些问题不好处理也不好解决。如果写别的村庄，例如张家崖学习厉家寨，既可表现张家崖，又突出了厉家寨，许多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了。
薛亭、田致祥同志的这一系列指示，对我们剧目创作组创作好《沂蒙春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70年，《沂蒙春雷》由地区柳琴剧团排练，参加全省现代戏会演。省领导、专家和广大观众，对剧本的主题思想、艺术结构、表演程式、唱词设计、灯光布景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被列为省重点加工剧目。 与此同时，仲蓬同志执笔的《生活的道路》和王慎斋同志执笔的《苗常青》也受到好评。
山东省文化组总结了临沂剧目创作组的经验，除在会演大会上介绍外，并印成书，在全省推广。
要从“要地”升华到“要天”
《沂蒙春雷》被列为省重点加工剧目不久，国务院就向上海市革委和山东省革委下达了创作土改戏的通知。上海市革委确定，由《龙江颂》剧组承担。山东省革委确定由山东省话剧团、《奇袭白虎团》剧组、临沂和烟台各创作一部土改剧目。最后，通过调演，选拔上报国务院。
临沂地革委接到通知后，经薛亭同志提议，决定由地革委常委李福崇同志带我去省开会，接受任务。 李福崇回来后，向包括薛亭同志在内的地革委领导作了汇报。会议确定，以剧目创作组为主，请临沂一中的王火和莒南的魏贤胜同志参加，组成了土改戏创作组。同时，确定了到莒南、苍山等地深入生活。在出发前，我们再次到薛亭同志家中，向他作了全面系统的汇报。
薛亭同志听完汇报后，深思了片刻，说：“在临沂地区，在省上挂号的地主有四大家，这就是东埤王，庄坞杨、涝沟窦、大店庄。其中，大店庄家系仕宦地主，有72堂号，历史最长、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罪恶最大。大店的地主有个习惯，经常骑着马、架着鹰到附近村庄抓鸡。这天，地主庄善昶的鹰抓鸡时，被王家庄子老贫农魏学墩失手将鹰打死。这下， 可闯下了塌天大祸。庄英甫不仅霸占了魏家的二亩好地，还让魏家披麻带孝，出鹰殡，立鹰碑，哭亲爹，嚎亲娘。”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件事很有典型意义，不仅反映地主阶级对农民经济上的掠夺，而且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你们先到大店去，在那里住下来，通过深入群众访贫问苦，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后，再开始动笔。”我们根据薛亭和李福崇同志的指示，由创作组组长段坤恩同志带领，背起行李到大店深入生活。
在大店，我们白天深入群众，搜集资料。夜晚, 分析素材，构思剧本。从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上下场次、音乐美术等诸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比较成熟了就回到临沂，由我执笔，写出初稿。经过认真修改后，取名《换新天>, 交地区豫剧团试排。
《换新天》彩排时，田致祥同志已经去世，薛亭同志调山东省水利局工作。李福崇同志和地革委的其他成员观看了演出，一致认为很好。当即决定卖票公演，广泛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李福崇同志还特意交待剧目创作组的人员，有机会去济南给薛亭同志汇报，听听他的意见。
《换新天》公演后，在临沂引起了强烈反响，连演十场，场场暴满。几位老工人联名上书国务院，称：临沂豫剧团演出的《换新天》，是一出政治性强艺术性好的戏曲，多年来未看过这样的好戏。这出戏对青少年一代，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希望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
国务院领导非常重视群众的来信，立即批示给上 海电影制片厂承担这项任务。不久，上影厂的夏天同志再次到临沂，观看演出后拍手叫好。尔后，又和地委和剧目创作组的同志详谈了如何把《换新天》由舞台搬上银幕的具体设想。接着，带剧本回到上海。
夏天同志走后，地委确定由我执笔改编电影。虽然修改了多次，仍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正在我们左右为难的时候，夏天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说 <换新 天》已列入明年的拍摄任务，要剧目创作组的同志到上影厂修改剧本。出发前，我专程去济南，向薛亭同志汇报。
我来到省水利局宿舍，薛亭同志刚从基层回来，风尘仆仆，脸有倦意。看到我后，高兴地说：“剧作家来啦，快屋里坐。”薛亭的夫人萧永华同志也忙着冲茶、让坐、削苹果。
我递上剧本后接着说：“薛书记，这是你在临沂时抓的那部土改戏，上海电影厂准备拍成电影。我们虽然修改了几遍，总觉得不够理想。最近，接上影厂通知，要我们去上海修改剧本，今天特来听听您有什么指示。”薛亭同志笑了笑：“指示嘛谈不上，可以帮您出出点子。你先说说大体内容吧。”我从剧本的开头到结尾、从典型人物选定到故事情节的安排，作了详细汇报。薛亭同志听后思索了片刻说：“吕镇山的二亩好地被庄阎王夺去，他刻下‘我要地’的石碑埋在地下后出走了，这种设想是完全对的。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嘛。吕镇山出走之后，在外边找到了党，接受了党的教育，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这时，他思想已经升华，应该由单纯的要地，变成了要天。我说的这个天，就是革命政权。因为没有天，也就是没有革命政权，有了地，照样会被地主夺走。”薛亭同志若有所思地停顿下接着说：“吕镇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不应该停留在要天上。他的奋斗目标应该是全人类的解放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剧本如果写到这个程度，人物有提高，事件有发展，剧本也就自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听到这里，心胸豁然开朗，连声称好。薛亭同志却说：“这只是我个人意见，关键还是听上海电影制片厂的！”
我回临沂后，向李福崇同志作了汇报。李福崇同志非常赞赏薛亭同志的意见。第二天，段坤恩、王火和我就乘车到达上海。到上海的第三天，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文学部召开座谈会，研究《换新天》修改方案。厂长徐桑楚、文学部主任刘泉、导演付朝武、责任编辑陈清泉等同志出席。我按照薛亭、李福崇同志的意见，汇报了修改设想，在座的人无不拍手称赞。徐桑楚同志闭着眼睛听完后，一面思索一面说：“吕 镇山从要地到要天，从要天又到要更大的天，说明了一位普通农民成长为一名合格共产主义战士的全过程。”他双手一拍：“好，就照这个方案修改。”
《换新天》修改好后，文学部报请上影厂党委书记江雨声同志审阅。江雨声用三天时间，仔细的推敲剧本，批准拍摄。最后，他将片名由《换新天》改为《平鹰坟》。
1976年冬天，我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上海电影制片厂立即组织了以付朝武为首的摄制组来到临沂，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拍摄和后期处理，胜利地完成了制片任务。
1977年6月，《平鹰坟》‘(临沂地区创作组集体创作，王火、朱孟明执笔）在全国发行放映，并在济南举行首映式。我应邀出席，负责接待工作的省剧 家协会副主席张云风，紧握着我的手，动情地说:“四个单位，不，加上《龙江颂》剧组五个单位写土改戏，只有你们写成了。祝贺你们，为全省争来了荣誉。”我向张云风同志要了五张票送到薛亭同志家中， 高兴地说：“薛书记，您抓的《平鹰坟》在全国上映了。感谢您呀! ”薛亭同志笑了笑：“这是咱沂蒙山区自己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应该感谢你们付出的艰苦劳动，为临沂争来了光荣。”
《平鹰坟》在全国放映后，受到了广泛而又热烈的欢迎。后来，制片厂的同志告诉我们，赢利达83万元之多。
1978年，李先念主席在山东视察工作，中共山东省委举行电影晚会，放映了《大刀记》和《平鹰坟》。李先念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看后，一再称赞在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中，山东创作了两部好影片。
1979年，山东省文联将全省三年来创作的优秀作品编选成集，向建国30周年献礼。临沂地区创作的电影《平鹰坟》、戏剧《蒙山新风》、快书《亲家俩赶车》三部作品被选入。而其中有两部则是在薛亭、李福崇、田致祥同志亲自领导和支持下创作出来的。
本文写成之时，正是薛亭同志与世长辞20周年之际。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赋诗一首，以示纪念：
立 党 为 公 何 罪 有？
奇 谈 怪 论 声 峨 峨。
是 非 曲 直 公理 在，
自 有 贤 人 写 春 秋。
敬爱的薛亭同志，我们的好书记，您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本文作者曾任中共临沂地委党史办副主任，中共临沂市委党史委主任等职，编审职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