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临沂军分区第一政委薛亭同志因病住部队医院时，我任内科主治军医，兼管师职以上高干保健工作。因此，他两次住院都由我担任临床医生。他住院期间给我们医护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看到，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人民群众满腔热忱，他平易近人，耿直仁厚，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特别是他身患重病、痛苦至甚、仍抱病坚持工作的精神 和乐观无畏的情绪，更是感人肺腑。在他身上，使我们懂得了人生的价值和做人的道理。他是位可亲可敬的首长，又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第一次住院
1967年秋天，在一天的下午，我正在家吃晚饭，值班军医匆匆找到我说：“分区薛政委住院了，医务处主任要你赶快去处理。”我放下碗筷，急忙赶到病房，看见政委披着旧军大衣，两手捧腹，弯腰坐在那里，面色僬悴，前额冒汗，表情痛苦。当我扶他上病床时，感觉到他两腿抖动，站立不稳，他连连不安地说：“太麻烦你们了！”当时他脉象较弱，速度每分钟一百次以上，血压低。陪同来的同志介绍，“政委昨晚工作了一个通宵，白天又接见一帮帮的群众，没捞着休息，到现在还没顾得上吃饭。”政委低声说：“低血糖又犯了。”我立即令护士静脉推注高渗糖，输上液，紧接着又作了一些相应的对症处理。约半小时后，病情稳定了下来。我从其病史中得知，他患消化性溃疡病二十多年，并多次出血；重度神经衰弱近二 十年，慢性肝炎十几年。査体发现，上腹剑突下偏右压痛，肝区明显的叩击痛，踝关节以下浮肿。政委的爱人老萧告诉我：“老薛有病这么多年，从未安下心来系统治疗，凡是给他看病的医生都劝他住院好好治疗，他总是强调工作忙离不开。1960年患肝炎也没好好治疗，转成了慢性病。”处理完病情，已深夜一点多，我离开病房时，政委还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8点上班，政委的病房有不少人走动，直到查房时，人们才离去。政委今天情况比昨天好多了，我问老萧：“政委休息得怎么样?”她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迷糊了至多有两小时，基本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政委坐起来对我说：“不要紧，习惯了，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
听说政委住院，医院领导免不了来来往往地看望。査完房，政委把我叫到他的身边，认真和蔼地嘱示说：“你转告院领导，对我不要特殊，不要惊官动府，过多地牵扯院领导的精力，也不要把我当成重点，多照顾更重的病人。”又说：“少住几天，能动就出院，有很多事要做，现在不是住院的时候。”我感动地点了点头，只能按他的要求去办。
住了两天，效果不错。但谁也没有想到，第三天晚上，一伙人闯进病房，以开会为名将政委“请”走了，再未回来。当时医护人员曾劝阻：政委的病重，治疗不能中断。但在那种情况下是劝不住的。政委很镇定地说：“你们不要挂着，不要紧，我跟他们走。”治疗就这样中断了。
保护患者，救死扶伤，是白衣战士的神圣责任，一个正在住院属于一级护理的重病人被揪走，是严重失职，我们都感到心情沉重和深深的内疚。
生命价值的理解
政委第二次住院是1974年的夏天，在一天的早上6点左右，院长到我宿舍说：“薛政委住院了，在治疗上不要出问题，听说被打，注意外伤，地方上形势很乱，要保证他的安全。”我当即匆匆赶到病房，护士向我汇报说：“政委硬要住大病房，只好尊重他的意见，安到大病房了。”我到了大病房，政委正斜卧在床上看文件，抬头看见我，连忙坐起来握着我的手幽默地说：“上次住院不辞而别，这次还不敢保险。”我说：“接受上次的教训。”我们两人会心地笑了。
我看到政委面色苍白，十分虚弱，手捂着肝区小声对我说：“这里疼痛厉害，不敢深呼吸和咳嗽。”我随即检查了他指的疼痛部位，见有隐隐约约的皮下淤血，触疼，像是外伤。我问他：“受过外伤吗?”他摇头不语。我从别人口中得知他昨天在招待所开会时被人围攻殴打。后来拍片检查，靠近肝区的第二肋骨骨折。
此次住院与第一次相隔数年，他的病情发展严重多了。因胃出血，1972年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中发现肝已硬化，显然是肝炎未得到治疗而发展的结果，也是后来恶性病变的病理基础；低蛋白血症，营养性水肿也明显加重，神经衰弱失眠亦无好转。疾病进行性加重的原因不难找出，主要是由于长期得不到系统治疗，过度疲劳，长期精神紧张，失眠，生活不 规律，营养缺乏，而又呕心沥血地抱病坚持工作的结果。只要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经常夜间两手捧腹在室内踱来踱去，有时彻夜不眠，一方面是疾病痛苦的折磨，另一方面是满脑子里考虑工作。人们都难以理解他长期这样是怎么支撑住的。
记得有一天，查完房，政委问我：“各种检查和化验结果出来了吗？不管检查出什么结果都不要瞒我。”政委总要医生把病情真实地告诉他，所以他对自己患病的严重程度很清楚。他接着说：“慢性病不是十天半月能治好的，特别是肝病，需要长期治疗。住院住到什么时候是头呢?”我说：“不住院不行，你需要安下心来，进行系统有效的治疗，我已经联系了青岛第一疗养院，办个转院手续即可。”政委连连摇头，“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干，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把有限的时间有效地利用好，时间越短越感到它的宝贵。工作、住院，我权衡了一下，两者只能取其一，算来算去，还是顾工作这一头上算。”他常说，“我没有什么爱好，工作就是我的支柱，我的乐趣，只要有一口气，心里还明白，就在想工作，只要工作起来，什么病痛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他总是以乐观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与疾病抗争，使我深深地感到这是他对生命价值的理解。
病中一片公仆心
政委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教育着我们，很快和我们医务人员成了朋友。闲谈中，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把政委的话记在心里，我看到了一个人民公仆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宽阔胸怀。今天回忆起来，这些朴实的话语仍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催人自省，令人 难忘。
政委住院期间，派性斗争仍很激烈，造反派不断来院纠缠，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对政委的治疗也无法进行。我们很着急，最后商量，一位主任家就在医院宿舍区，比较僻静，又便于治疗，于是决定去他家治疗几天再说。政委见我们坚持要他服从治疗，只得同意。当天上午，在主任家治疗完毕，政委对我说.•“光躲在这里不是办法，我看上午在这里打完吊针，下午回病房为好。”又说：“形势越紧张，两派斗争越激烈，越是需要领导深入到群众中去，做些 说服教育工作，消除矛盾，促进联合，稳定形势。”还说：“越怕群众就越不敢接近他们，那样， 群众和我们的距离就会越远，他们的对立情绪就越大，面对面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他们接受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政委总想力图把两派的分歧用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统一起来。政委告诉我们，你们解放军白衣战士，一定不要搞派性，什么时候都要讲人道主义，治病救人。常听政委说：“我肉体、精神受再大的冲击都能忍受，但每当想起由于我的原因受到株连的同志们，心里就平静不下来，我应该为他们承担责任，为他们开脱。”这些发自内心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早已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
政委住院期间，常有农民来看他。有一天上午。 刚査完房，一位五十多岁模样的农民，挟着蓑衣，背着一个布袋来探望政委。政委像对久别重逢的亲人那么亲热，“哎呀，这么远你怎么来啦!”这位农民说:“听说你有病住院，大队里社员不放心，派我来看看你，没有稀罕物，带了几个你爱吃的煎饼，还有一点花生。你有胃病，离不开这个，胃痛时吃一把压一 压。”政委亲切地和这位农民朋友啦长问短。问他大队的生产、收成、生活、干部情况，还指名道姓地问了些社员家庭的情况，啦了一个多小时。这位农民远道而来，政委自然不让他当天回去，嘱咐我给安排食宿，我和这位农民交谈中，才知道政委蹲点时，在他家住过，是政委的老朋友，经常进城在政委家做客。这位农民还向我介绍政委在他村时，同社员一块上山下地，指挥生产，吃住在一起，一年的工夫解决了他们山村祖祖辈辈缺水、缺粮的困难，政委的胃痛病就是在山村饥一顿、饱一顿得的。那时生活很艰苦，有时饿了，他在地头上拔棵大葱，劈个生菜叶，卷在煎 饼里就吃。农民啦到政委对他们的关心、帮助，还啦起跟政委学的顺口溜，“黏粥小豆腐，煎饼随时摊，虽是家常饭，吃着更香甜。”第二天吃过早饭，这位农民临走时，政委一再嘱咐“路上要注意安全，回去和大队干部说一说，一定要搞好生产，社员吃饭是大事。我好了病去看你们。”他们依依不舍告别的情景真令人感动。
政委说过，他有很多农民朋友，家里来往不断，饿了就吃，天晚了就住，和政委非常知心。在医院病房里，政委和我啦的关于和农民交朋友的那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干部和农民交朋友是一个感情问题，也是一个群众观念问题。所谓群众观念，就是对群众有强烈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把他们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他们喝不上吃不上已经影响生存了，这是燃眉之急的困难，决不能缓办。要真心实意地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要时时刻刻挂在心上。他们的困难解决不了，就吃不好饭，睡不着觉。真心实意地体贴他们的痛苦，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感情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也就增强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了群众的信任。这样，他们才能将心里在想什么、要求什么推心置腹地告诉你。在他们 当中调查，就容易发现问题，获得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解决问题提供有力根据。”谈到这里，政委有些动感情，长出了一口气说：“现在我最大的心愿是两派联合起来，安定团结，让全地区八百万人民吃上饭。”
不搞特殊的大官
我们医院对高干住院有明确规定：安排单间病房，配有两把椅子、桌子等，生活上适当照顾，吃特别饮食，用药亦有相应规定。而政委从第一次住院就和我们约法三章。不要住单间房，生活上吃普通饭，不要用进口药和贵重药，一般对症治疗即可。
文革中，他经常连续几天被围攻揪斗，吃不上饭，疲惫不堪。住院后，因腹痛呕吐，一天只吃两个小包子，这样以来，他的两腿浮肿加重，走路无力。为了改善和纠正营养缺乏，我把他的饮食由普通饭改为“保健饮食”，当他发现时连说“不行，不行！不能特殊，我尽量多吃点饭就可以了。”执意和士兵病号吃一样的普通饭，医生无奈，只好服从他的要求。
他肝功不好，有低蛋白血症，治疗中，确定给他用点白蛋白。他算了算说：“这药太贵，一支药顶五个农民一月的口粮，不要给我用，留给更重的烧伤病人吧。”再三动员仍不肯用。看到这种情景，在场的 医护人员无不感动。有个护士泪汪汪地说：“政委就是不考虑自己，这么重的病，还一心想着别人。”
政委和士兵病号吃住在一起，但战士们并不知道政委的真实身分。不几天他们就成了朋友，无拘无束地啦家常。小战士们围着政委听他讲一些如甲子山战斗、渊子崖抗击日寇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看到政委对几个战士挨个问家在哪里，姓名年龄，家中几口人，干什么职业，入伍几年了，想不想家等等。还问哪个年龄最大，有对象结婚了吗，弄得 小战士不时捧腹大笑。政委拿出花生要他们吃，一群战士蜂拥而上，你抓我拿，嘻嘻哈哈。 正在这时，军分区的一位干部走进来，向政委打了个敬礼：“政委好!”小战士们愣住了，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顿时肃静了。政委为了缓解这个局面，招呼大家坐下来继续吃花生，并笑着说：“你们不要拘束，我是官，你们是兵，可住了院都成了一样的病人。”这么一说，又恢复了活跃的气氛，小战士说：“哎呀，临沂地区 最大的官没有架子。”
最后一次见面
1979年5月，获悉政委肝病加重的消息，我当即赶赴济南看望。我在他家中见到了他，此时还未住院。政委比以前消瘦多了，但精神仍然很好。他亲切地同我握手，我感到他两手有些颤动。政委平静地向我介绍了病情的变化，“肝区疼痛较前明显加剧，和过去痛的性质不一样了，现在是胀痛，过去按摩、吃止痛片能缓解，现在没有缓解的时候，吃什么止痛药 也不管用。一天比一天重，痛得不敢直腰，可能有新的变化。”我给政委作了检查，发现肝较前明显增大，质硬，表面结节不平，明显的触痛，看完各种化验检査结果和省立第二医院的诊断证明书，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政委的病已转成肝癌，到了晚期。这个进行性的动态变化很明确，即肝炎——肝硬化——肝癌，这并不是疾病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如果能早期预防，进行系统彻底的治疗，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就是 因为“工作忙，离不开”耽误了治疗，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那一天，政委的精神特别好，很高兴，好像把自己的病情忘记了一样。大多交谈的是病情以外的话题。他知识渊博，古今纵横、天文地理、民俗风情、地方戏曲、各地方言，无所不及。他说农民群众语汇丰富，在词汇辞典上也查不到，比如，农民开始不懂怎样上化肥，把化肥撒在地面上，明白了以后才知道，这是“把煎饼揣在怀里，不挡饿”。他啦莱芜讴 (地方戏曲）的戏词，满口方言，“有啥吃，无啥吃， 回家坐坐，炒南瓜，熬豆角，馏上窝窝。”他背出一幅对联，“有花不如叶，好语妙于诗”，解释得生动而又风趣。谈笑风生中，你根本不能想象这是一个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重病人。当然，谈的更多的是他一生工作过的、他最熟悉和热爱的沂蒙大地，他是那样的怀念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想念一起工作、战斗
过的战友和这里的人民群众。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想得最多的是党的事业，情系着临沂百姓，对工作、对生活充满了渴望。这使我这个作医生的不忍心再提及他的病情。一直到下半夜两点了，他仍然没有睡意。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最后的诀别，两个月后 薛政委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斗转星移，20年过去了，薛亭同志的人民公仆形象，勤政为民、公而忘私的感人事迹一直在沂蒙大地传颂，念君如念焦裕禄，沂蒙人民不会忘记您，我们的好政委。
(本文作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6医院内科主治医生、临沂县人民医院院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