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调到临沂地委机关卫生门诊所工作。第一次认识薛亭同志是在我的工作岗位上。
那天，我正在给病人看病，一位身材魁梧但面带病色的男同志走进门诊室，他一手按着肚子，皱着眉头，看上去很痛苦的样子。病号不少，他和熟识的人点头示意，谢绝了他们的谦让，然后静静地等在后面。挨到他时，我招呼他坐下，一问姓名，原来这位自觉排队就诊的病号就是薛亭同志。
我平添了几分敬意。尽管1970年正是文革中期，但五六十年代，沂蒙山区的人民群众在临沂地委的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战天斗地，治山治水，实行稻改，改变穷山恶水的自然面貌，使临沂地区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典型的辉煌历史，我们是不会忘记的。这就是那位远近闻名令人尊敬的薛书记呀。不过我没有表现出惊讶和亲近，我是个医生，我的职责是给病人看病。我仔细地检查、询问了他的病情。
他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严重的神经衰弱失眠症已有十几年的病史了，胃疼起来饭也不能吃，觉也不能睡，加上长期工作劳累，患有低血糖，成了综合症，厉害时并发胃出血，这些年他被疾病折磨得不轻。还有一种一直没有引起他重视的病，1960年他得过甲型肝炎，当时生活困难，临沂肝炎大流行，大部分患这种病的同志在肝炎疗养院、疗养所住院治疗后康复。但薛亭同志却一边吃药，一边工作，没白没黑地干工作，一天也没有休息过。现在检查有明显的压疼感，应该考虑到肝病的加重。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是一个多种疾病缠身的病人，按说应该认真检查休息治疗，可他急需解决的却是止住胃疼，解决失眠问题，只要了些止胃疼的药、安眠片，很客气地和我道别后就匆匆地走了。他下午还有会议，第二天坯要 下去出发。望着薛亭同志离去的身影，我真为他的身体担忧，同时也感到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
时隔不几天，我上班走在路上，前面驶来的一辆轿车从老远就停下来，还没等我看清楚是谁，薛亭同志从车上下来，走到我跟前，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他没有一点做作，完全出于一种平等的尊重，一种诚恳和朴实。以后每次接触都有这种感觉，让人心里充满了感动。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这些老人回忆起来都有同感。
文化大革命那个动乱的年代里，临沂是个“重灾区”。打倒了又被“解放”的薛亭书记简直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看到水利设施被破坏，他心疼；看到农业生产上不去，他着急；库区人民的生活困难更使他焦虑不安。要解决这一切，他付出的是消耗生命的代价。熟悉他的人都还记得，那时他经常两手紧抱腹部，疼痛不适只得弯着腰行走，疼得厉害的时候打支止痛针，杜冷丁也曾用过，怕他成瘾不敢多用。因劳累过度造成低血糖，晕倒过几次。他每次到卫生所都是来去匆匆，我们出诊上门也时常扑空。他夫人老萧同志无奈地对我们说：“老薛一天只能睡一二个小时，失眠严重时，安眠药吃六片都不管用。”我曾教他做过睡眠按摩疗法，也给他专门配制过安神散的中药，可是这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往往不见疗效或者收效甚微。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劝他到大医院里检査治疗，而他总是说，“等忙过这段时间再说。”听司机和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薛书记肚子痛的时候，就用拳头、茶杯、钢笔、桌子角顶着肚子，咬着牙两只脚在地上乱搓，但一声不吭。至今一提起薛亭同志的病，我还是泪流满面。他是一个好领导，心里装的都是临沂地区的生产，想着的是如何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就是没有想着他自己，和焦裕禄一个样。
1972年，薛亭同志的胃出血不止，病情严重恶化，不得不作了手术，胃切除五分之四。开刀时，医生发现他的肝的表面桔皮样改变，质地较硬。这是肝硬化的明显表现，但他手术后休息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又紧张地工作起来。而当时正是“批林批孔”形势越来越乱的时候，他的身体能受得了吗？我们都为他担心。而他还是那句老话：“我不能看着工作受损失不管，哪里断绠，哪里卸牛吧。”
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卫生所打吊针，啦起他的病情，他告诉我，浑身没有好受的地方。我劝他说：“薛书记，你累成这样，何苦来着？还是保住身体要紧啊。”他没有说话，沉思了一会对我说：“李大夫，听说你也当过兵，也是战争年代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闹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吗？我在咱们临沂地区是最大的官了，七八百万人都向我要 饭吃啊，我能不急吗？”他说的有些动情，“沂蒙老区的群众是最好的群众，战争时期是他们支持养育了我们。前几天，我下去出发，在村里一户社员家，看到一个被烧伤的小孩子，嘴肿得张不开，没有什么吃的，饿得把一块黑乎乎地粗煎饼硬朝嘴里塞。群众的温饱解决不了，我的心里难受呀!”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以超常的毅力坚持工作，这是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责任所在！一番沉甸甸地话使我看到了薛亭同志心系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胸怀和情操。
最后一次给薛亭同志看病，是在1974年的夏天，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上。夜里10点多钟，我正要躺下休息。地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敲开了我家的门， 他急乎乎地告诉我说：“薛书记在地委招待所被造反派围攻，一天多没有吃饭，他身体不好，又有低血糖病，你快去看看吧。”我赶到招待所，外面围着许多人，有的手里拿着棍子，气势汹汹，见我是个医生, 才放我过去。来到一间客房，看到薛亭同志精疲力尽地倚在沙发上，用手捂着被打的肝部，脸色腊黄，身体十分虚弱，他告诉我肚子胀疼得难以忍受，一痛起来全身出汗。我给他打了葡萄糖，劝他赶快休息。他心情很沉重的说：“社会搞乱了，到处拉山头，停工停产，我没法休息。”他忍着疼，又告诉我：“外面两派搞武斗，不管哪边伤了人，你们都要抓紧治疗。” 我说我知道。他说：“我不要紧了，你可以走了，回去晚了很不安全。”我并没有走，也不能走，站在大门口一边等着。想起不久前，给他査病时，发现他身上出现黄疸，汗衫都被染黄，我意识到他重病在身，很可能肝脏出现病变，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可这时他想的还是别人。直到夜里下一点，不明真相的群众离去。我和其他同志一起把薛亭同志送到部队医院，又把伙房的同志叫醒，给薛亭同志做了点饭吃了，我才回家。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厄运不断降到他的身上。我们一直祈祷他好人一生平安。但是，正当他 55岁的盛年，却终于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听说他临去世前还念念不忘临沂地区的父老乡亲，去世的时候，一直没有合上眼睛。噩耗传来，多少人失声痛哭，多少人恨天不公！薛书记，您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您有着深厚感情的沂蒙百姓，自己却一点福没享，一天好日子没过。您走得太早，太早了！
薛亭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如烟往事，历历在目。薛亭同志业绩的丰碑已铸进了沂蒙历史的浩浩长河，铸进了临沂人民的心里。薛书记，可以告慰您的是如今沂蒙老区已经脱贫，您未竟的夙愿正在实现。您，就好好安息吧！
(本文作者曾任临沂地直机关卫生所主治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