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临沂地委小车班工作多年，曾跟很多领导服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地委书记薛亭同志，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他。
60年代，组织上安排我给薛书记开车。头一次到薛书记家，我想，一个地委书记的家里，一定很阔气。谁知进门一看，竟是十分寒伧，三间筒子房里，安了几张床，孩子们和保姆挤住在一起，另两间房是 薛书记的卧室兼会客室，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他搬来一张藤椅让我坐，一不小心竟把椅子坐塌了。我很不过意，薛书记连忙说，没关系，原来就不结实， 我正想绑一绑哩。他的一言一行渗出一种平易近人的风度，使人敬重，使人感到亲切！
虽然我经常去接他，但除了工作，他不坐车，也决不让家人借用或者搭车。这一点，他的爱人和孩子是非常自觉的，我们司机也最清楚。他对亲属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孩子在学校里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都很俭朴，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地委书记。因为家里房子挤，他唯一的男孩子海江一直和地委传达室的老刘住在一起，直到16 岁那年当兵。他的两个女儿伟平、春珂都先后上山下乡。老家十几个侄子、外甥，他一个也没有开口让出来参加工作。
薛书记工作很深入，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下面搞调査，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从来不兴师动众。有时为了多走一点路，赶到县城或乡镇就过了饭时。为了抓好毛主席批示的厉家寨、高家柳沟、王家坊前三个典型的工作，莒南尤其去得勤。有一次，赶到厉家寨，已经是黑灯瞎火了，他不让我叫炊事员做饭，我们就在街上买了一块大饼，一个咸菜疙瘩，连口热水也没有。薛书记胃疼，捂着肚子，吃不进去。只看着我咽大饼，还很不过意地说，“老王啊，真难为你了。”他吃不好，晚上还要看文件，准备有关材料，我说，先歇着吧，明天现写也不晚。他说，我们每下来一次，每开一次会，都要达到预期的目标，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他的话使我很受教育。
因为薛书记长年在基层跑，对下面的情况很了解，对百姓疾苦也很摸底。记得有一次，我们走到平邑县，一路上，看到公路两边树上的皮不少都被扒去了，他立刻下了车查看。本来我们路过平邑是要回临沂的，这时他又让我驱车到莒县，莒县路两边的树皮扒得更凶。接着我们就向老百姓作调査，结果是因为没炭烧。薛书记在莒县招待所连夜和工作人员一起起 草文件，帮助老百姓解决烧炭问题。后来，终于制止了扒树皮的行为，保护了路两旁的树木。
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晚上很少能睡个囫囵觉。每当我看到他的眼睛布满血丝，脚步十分沉重的时候，就知道他又是个通宵失眠，我们都替他着急。所以开车时，我就尽量稳稳地、慢慢地开，每当看他合上眼睛能打个盹，我心里就特别欣慰。只要他能在车里睡上大半个小时，就来了精神。等他醒了我再加快速度。有时他很感激我，发自内心的说，睡了一小会，让你想得周到。有时他又责怪我，开得太慢了，什么时候才能到！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们彼此都能理解。
由于长期劳累，薛书记的肝病、胃病都很严重, 发生过好几次休克现象，但他一直没有好好地休息治疗。有时休克后给他打吊针，可一拔下针头，他接着又去工作，从不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记得当时的水电部钱正英部长曾多次来临沂视察，薛书记他们也都很亲热地称她为“钱大姐”。有一次，薛书记带病陪着钱部长査看水库，在水库边上，迎着凉风，他胃疼得厉害，钱部长很关心地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薛书记感动地说，请老姐姐放心，没有问题。一直坚持陪同检查到底。摊上这么一个只知道拼命工作的好书记，这是临沂老百姓的福气，我打心眼里佩服他。
薛书记为建设沂蒙山区呕心沥血，却拒不接受一星一点的回报。有一次，他到临沭县的韩村检查种麦，甩开膀子和大家一起劳动。结束的时候，管理区的同志给了一小布兜板栗，放在车上被他看见了，硬是让我退了回去。又一次到莒县爱国公社，全国劳模吕鸿宾给了一小袋芋头，并告诉我是他自家种的，放在车上带回以后，被他发现了，又让我找便车给吕鸿 宾捎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有人会认为是不近人情，可是那时临沂地委的风气很好，没听说哪位领导干部有收礼受贿的，干群关系也很密切，这与薛书记以身作则的垂范作用是分不开的。
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总是说，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1973年他在江苏连云港市工作的弟弟得了胃癌，他忙得一直没能去探望。当病危的消息传来，他白天忙完工作，让我晚上送他去连云港，与弟弟诀别，往返五百多里，天不亮又赶了回来。其实我看得出他心里很沉重。他和弟弟从小没了母亲，兄弟相依为命，感情很深，后来先后参加革命，工作忙顾不得联系，弟弟去世时才48岁，对他这个当哥哥的打击是很大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他一天工作也没耽误。他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当成了最大的事，我们都很受感动。
提起薛书记，我就想起他的许多往事，他是人民的好公仆。他走的这样早，没有看到沂蒙山的今天。薛书记啊薛书记，我们的好书记，我多么想再为您开一次车，让您在曾经为之奋斗为之付出心血、汗水和辛劳的沂蒙大地上，再走一回看一回吧！
敞开的大门
在童年的记忆里，60年代，我家就住在地委宿舍大院。一排排平房，一个个小院，几乎没有我玩不 到的角落。整天见许多伯伯、叔叔、阿姨匆匆忙忙，上班下班，却从不知道哪个官大，哪个官小。尽管爸爸妈妈一再嘱咐我不要到处乱去，可调皮的我哪里管得了自己，整个大院就是我们小孩子的天地。
我的胆子大，爬墙、上屋我都不怕，印象最深的是闯薛伯伯的家。
从我们南院翻过一座厕所旁的矮墙就是薛伯伯家，久而久之，墙上蹬出两个脚窝，露出沙灰，磨出了深深的痕迹，这儿成了我们走南串北的必由之路。 薛伯伯家的院子是我们“藏猫猫”的好地方。第一次闯进去，是和小伙伴们玩打游击的游戏，我慌慌张张地一头拱进屋，见一位伯伯正在写字台前聚精会神地看材料，我东张西望，空荡荡的大屋子一边，摆着两个厚厚的、又矮又笨的大椅子，我好奇地打量着，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沙发。外面，“敌人”的喊声阵阵，使我着急，忘记了害怕，只想赶快找个地方躲藏，伯伯看见我，和蔼地笑了。现在我还能想象出自己那时的模样，小脸通红，满头大汗，歪戴着帽子，身上沾满了爬墙抹上的白灰，一定十分可笑。伯伯用手指着鼻子，轻轻的“嘘——”了一声，那是告诉我不要吱 声，伯伯身材高大，弯着腰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沙发后面，让我蹲下，这可是个安全的地方。等外面小伙伴们的声音远去了，我才长出了一口气，钻了出来。我仔细看了看那个少见的沙发，大模大样地坐上去，“颠”了又“颠”，好玩极了。伯伯问我叫什么名字，家住那儿，爸爸是谁，几岁了，叫人觉得那么善良和气，一点儿也不拘束。我和薛伯伯的“友谊”就是这样结下的。
薛伯伯家的大门始终敞开着，上他家的有工人、农民、干部，来往不断。我和小伙伴们也是进出自如，畅行无阻，对我们有吸引力的还是那带弹簧的沙发，钻进屋里，就要坐上“颠一颠”。即使他们家里有客人，薛伯伯和萧阿姨也不厌烦。我看到薛伯伯很忙，不是看文件，就是和人谈工作，接待来访的群众。可每次看到我，都亲切的叫着我的名字“小兵”。 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可亲可敬的长辈。
后来我慢慢长大，才知道薛伯伯是一个管着近千万人口的地委书记，他和临沂百姓的鱼水之情已成为佳话。
至今我还记得薛伯伯家那敞开着的大门。
(本文作者任中共临沂市委接待处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