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父亲的大女儿，“文革”开始那年，我16 岁，上初中三年级。由于头上戴着“走资派子女”的帽子，很多同学不敢与我交往，“红卫兵”组织也不敢吸收我。徘徊街头，看到铺天盖地的指向父亲的大字报，我由害怕、失落继而迷惘，随之一度对父亲隐隐产生出一种疏远的感觉。
然而，此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才真正使我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使我对父亲的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我看到了父亲作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腥风血雨中，我感受到了父亲的磊落胸怀和绵绵亲情。
—封难忘的回信
从三年全国经济困难时期到“文革”前的那些年，父亲忙于临沂地区的治山治水工程，难得回家与我们团聚。在我们姊妹眼中，父亲是慈祥的，但又是严厉的。他每次出发回来，只是忙着看材料，批阅文件，很少有时间与我们交谈。久而久之，妈妈便成了家里的“总管”，我们有什么事都是直接找妈妈商量， 一般不去打扰父亲，直到我参加工作，也没有与父亲通过一封信。
1972年初，我在一家工厂当了三年工人之后，被推荐上了大学。原先分配给我厂的是一个去山东大 学外语系学习日语的名额，但接到通知书时却是去山东工学院铸造专业报到。没有思想准备的我一下子懵了。别人告诉我，铸造就是通常说的翻砂，又苦又累又脏，不适合女孩子干。他们劝我赶快找找关系，调调专业，也有人干脆说，凭你父亲老地委书记的关 系，这点事儿还不好办？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到山东工学院报到。看到与我同来的老乡都分在不错的专业，我的情绪一落千丈，思想斗争很激烈，越想越觉得憋气、冤枉，于是我鼓起勇气，给父亲写了我平生给他的第一封信。在汇报了我入校后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之后，我委婉地向父亲提出了希望他能帮我调调专业的要求。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他在信中说到：“应平，关于你的学习专业问题，我看铸造这一门还是不错的，铸造是一切机械制造的基础，什么样的机械制造部门都离不了铸造，是大有可学、大有可为的，既然已经定了，就要安心学下去，不要再想别的了，要学 一行爱一行，这样才能学到真本事。学习中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望来信告诉……”
父亲的来信不长，可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知道父亲当时的处境并不好，身体也不好，我后悔不该给父亲写那封信，使他又为我平添了许多担忧。但父亲的话我懂了，他对我们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好好学，干一行爱一行，学到真本事”。以后的日子，我 一直以父亲的话自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留校做了一名铸造专业的教师。
一次难忘的会面
文革中，父亲备受摧残，造反派把一切可以罗织的罪名全都加在了父亲的头上。批斗、游街、抄家、流放 ……饱经磨难的父亲并未向邪恶低头，他始终坚定一个共产党人的信念:党一定会胜利，人民一定会胜利。
1976年10月，乌云遮日的祖国终于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人逢事精神爽，那些日子，父亲像孩子般地高兴，似乎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彻夜不眠，挥笔疾书写下批判文章，他与单位的同事们一起参加批判“四人帮”的大会。他也自制了小旗，和所有摆脱苦难的人们一起，参加欢庆胜利的游行。
但，没有料到的是，1977年冬，已调往省水利局工作的父亲，又被责令回临沂接受审査、交待问题。父亲走了三个多月，音讯皆无。我们全家人忧心如焚地等候来自临沂的消息。 祸不单行，整日神志恍惚的母亲竟惨遭车祸。春节将至，从死神的手中挣扎出来的母亲嘱咐我一定去临沂看看父亲，捎个准信来。临行前，母亲又特意为父亲挑选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还让我带上一包父亲最爱吃的小米煎饼。
返回临沂婆家的第二天，寒流突至，阴沉的天空好像我此刻无助的心情。我决定抱上刚满8个月的女儿一起去看望父亲，也许她能给父亲带来一丝快慰。带上衣物，小姑送我和女儿来到了戒备森严临时关押父亲的地方。经过一番盘问和检查，看守带我和女儿来到楼上关押父亲的房间。
一眼瞥见父亲那消瘦的面容，单薄的衣衫，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父亲为了不使我伤心，故作轻松地微笑着，顺手从我怀中接过外孙，不住地逗着孩子，平静地说：“我不是很好吗，什么时候来的？快坐下。”父亲见我仍哭个不停，忙过来安慰我说.•“应平，别难过，你应该相信你父亲不是坏人，没有什么大事， 我对得起临沂人民……我在这里挺好，有人‘陪着’， 我想得开，告诉你妈妈放心……。”这时，我看到父亲房里窗前的桌子上堆满了稿纸和印刷材料（都是父亲的检查稿和别人的批判稿），便起身想帮他整理一下零乱不堪的桌面。父亲见状忙拉住我说：“别动，这些东西（指那些揭发批判材料）都是逼出来的，他们的做法太恶劣，根本不顾党的政策，逼着一些同志违心地说假话，做假证。早晚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澄清的。”父亲缓缓地说着，慢慢地站了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显示出一腔难以压抑的愤慨。我问他身体怎么样，吃药了没有，并嘱咐他一定要按时吃药。父亲点点头，表情凝重地注视着窗外，似乎在倾听真理的呼声。半个小时的会见很快就到了，抱起孩子告别了父亲，眼泪霎时又模糊了双眼。回头望去，灰茫茫的苍穹下，伫立在寒风中的父亲，依然昂首挺立， 没有丝毫惧色。我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祈祷：爸爸，我的好爸爸，不管你的命运如何，女儿将永远和你在一起。
父亲终没能逃过长期精神和病痛双重折磨的魔爪，在1979年那个多雨的夏天，55岁的他带着无限的怨恨永远地走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的冤案才得到昭雪。近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那段不堪回首、却又无法忘却的历史，我们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党的崇高， 人民的伟大和历史的公正。
我们的父亲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