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沉，躺在病榻上的父亲借着昏黄的灯光还在批阅文件。我瞥见他削瘦的面颊，深陷的眼窝和青筋暴起的手臂，忍不住喊了一声：“爸，快休息吧! ”父亲兀自躺着，没有回答。斑驳的月光洒进屋里，我长吁一口气，蓦然惊醒，才知道刚才是在梦中。我辗转难眠，复翻身坐起，一阵阵难言的酸楚和悲伤袭来， 旋即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
严格的父亲
记忆中的父亲对子女的要求极严。从小我就对父亲敬多于爱，畏多于亲。我虽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不仅没享受到一般家庭中对男孩的宠爱与放纵，而且觉得自己处处受限制。父亲对我要求尤为严格，不允许我干这干那。记得1964年秋的一天，父亲到部队参加一个军民联欢会。联欢会上要放映〈野火春风斗古城》，11岁的我正处在崇拜英雄，爱看“战斗”片的年龄，一听这个电影片名，我就恨不得立即去看。可我不敢对父亲说，我知道父亲从不让我们参加他的活动。父亲的秘书于兴和叔叔和司机周玉成叔叔十分了解我迫切的心情，就安慰我不要着急。但他们也明白，既使他们向父亲提出带着我一起去看电影，父亲也不会同意的。他们俩最后商量了个办法，父亲上车前由司机叔叔把我偷偷地藏在“嘎司69”车的后排座上。出发了，父亲坐在司机叔叔的旁边，于叔叔坐在后排，并有意用身体遮掩着我。我趴在后排座下，一动不敢动，大气也不敢喘。我庆幸车里没灯，光线昏暗，又加上自己很瘦弱，身体小，轻易是发现不了的。车驶进部队大门，毫无觉察的父亲下车后与部队首长先走了，司机叔叔带我走进礼堂。在忐忑不安和莫名的兴奋中，我看完了这部终生难忘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回家的路上，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真想跳起来翻个筋斗！汽车在行进中，我不小心弄出了动静。父亲察觉了，回头看见是我，立刻中断了谈话，生气地说：“你怎么上的车？谁让你出来的？快下去! ”接着就让司机马上停车，非把我赶下去不可，我看到父亲生气的样子害怕极了，车外一片漆黑，再说离家还有那么远，我怎么走回家？我低着头，一声不敢吭，只是胆怯地用眼角瞟瞟父亲，一副十足的可怜相。两位叔叔一齐替我打圆场，父亲扭过头去，没再理睬我。出乎意料的是，父亲回家后并没有打我，而是把我叫到身边，严肃地对我说：“今后决不能再这样了，要注意影响。爸爸到部队去不是看电影，是工作，是为了搞好军民关系。你去算什么？影响多不好，以后想去看电影，就花钱到电影院看。” 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爸爸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不能搞特殊啊!”事情虽然已过去了35年， 但每当回忆起童年的这件小事，父亲那谆谆的告诫仿佛又在耳边清晰地响起。
父亲很注重对儿女的教育。他要求我们上学要做三好学生，当兵要当五好战士，当工人要做先进工作者。父亲以一颗拳拳爱心，殷切地希望自己的儿女成材，早日报效祖国，为社会多做贡献。他对我们的品质教育也不放松，教我们要懂礼貌，尊老爱幼，不搞特殊化等等。小时候只要我在外面与小朋友打架，无论理由对错，父亲都要先教训我一顿，毫不庇护。小 孩子在一起有时也会谈论谁的父亲官大官小，那时我小，不清楚自己的父亲官职多大，就回家问父亲，可他总是告诉我他不是什么大官，是人民的勤务员，并叫我们也这么回答别人。父亲也很注重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60年代生活困难时期，机关种了一些地，每到麦收时节，父亲就让我们去帮机关里的叔叔们割麦子、捡麦穗。秋收季节，我们便跟随母亲到她工作组所在的农村参加割稻子、刨地瓜。文革期间停课闹革命，父亲就让我回农村老家参加劳动，还安排我到地委第一招待所去做打扫卫生、整理房间的义务服务员。
正直的父亲
1959年，父亲调动工作，我家从郯城县搬到了临沂。住在由一排办公室和一间大约五平方米的麦秸顶锅屋组成的小院里，房间的地面都是三合土的。父母房间里摆设很简单，一张八仙桌，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两只旧沙发，一张大木床。稀稀疏疏的几件家具，使房间显得空荡荡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与姐妹混住在一间屋里越来越不方便，后来父亲让我搬到他们的房间住。屋子中间用木桌支起两个装衣服的大箱子算做一个屏风。由于爸爸每天要很晚才回来，还经常失眠，我怕影响他休息，我自己也觉着不自由、不方便，于是我就到地委传达室与传达员刘克洪叔叔住在一起，一直住到1969年底我离家去当兵。
父亲在生活方面要求很低，对自已和家人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我家住房由于房子陈旧，长年失修， 到了雨季，经常是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漏雨的地方太多，全家的脸盆菜盆齐上阵。破损的房门也往屋里潲雨，我们又忙着往外刮雨水，长年日久，门里的地面刮出一个大凹坑。尽管这样，父亲却不允许我们对外说，向公家提出修理之事。后来机关盖了新 房，许多住户都搬了家，可我们依旧住着那排“办公室式”的旧房子。房管部门把漏雨的屋]I修补了，将父母的房间换成砖地，仅此而已。至于我们安顶棚和在门窗上装雨搭的要求，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告诉我们，这么住着就很好，比老百姓住的草房好多了，不要给公家添麻烦。我们就在那处房子住了近二十年，直到1976年父亲调离临沂时才离开。
那时吃粮都是定量供应，父亲从来不要特殊照顾。因为父亲胃不好，母亲总是把家里的细粮留给他吃。父亲每次到基层出发，家里总要为他准备一些特别的干粮：把馒头切成片，烤成馒头干让父亲带着， 一旦胃痛复发就吃馒头干压压。在那个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的时期，我们家同许多人家一样，生活非常紧张。母亲几乎把家中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到集市上买地瓜秧、胡萝卜等来添补粮食的不足。我们吃过各种野菜，还吃过榆树叶、槐树叶、杨树叶和粗粮掺在一起做的窝窝头。家中的一个五寸厚的菜板，因吃粗菜多都被刀剁透了。
20年沧桑变迁，如今沂蒙老区最普通的城市居民也大都住上了居室宽敞、窗明几净的漂亮楼房，过上了不愁温饱的日子。父亲若能看到今天这么巨大的变化，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那处连结着我童年、少年时期所有喜怒哀乐的简陋的房子，那个闪着父亲忙碌背影的家，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奉献的父亲
那年，我去一家电影院观看《焦裕禄>，边看边流泪。在焦裕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的影子。“文革”前夕，父亲也曾被沂蒙老区的干部群众誉为“活着的焦裕禄”。父亲由于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患了严重的胃病、十二指肠溃疡、低血糖和神经衰弱症，可他一直坚持工作。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面对繁重的工作，他不叫苦，不喊累，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健康，经常手捂着肚子坚持工作，有几次竟 然昏倒在会场、工地，甚至吐血也不住院治疗，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实在动弹不得，就躺在家里的床上召开会议，研究工作。父亲经常深入基层到农家地头，出发时有三件物品是必带的：一件蓑衣，一个席角子（草帽），一双用旧车外胎改做的“水陆两用鞋”。为尽快改变沂蒙山区的落后面貌，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父亲殚精竭虑，倾尽了全部心血。
善良的父亲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他一直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里时刻牵挂着老百姓的忧欢，关心着他们的疾苦，无论在顺境还是身处逆境中，从没动摇过这种坚定的信念。60年代初期，生活比较艰苦，讨饭的人很多，每天家里都能碰上几次。只要被父亲遇到了，他总是很同情地与乞讨者聊一会儿，询问是哪个地方的，那儿的生活状况如何，为什么出来要饭 ……每逢遇到一些青壮年的乞讨者，父亲总是耐心地劝他们回家：“出来要饭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你这么年轻是个好劳力，应该回生产队好好劳动，发展生产才是出路，光靠要饭是不行的。”乞讨者走了，父亲忧心忡忡地目送着他们的背影，心情沉重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思考着如何尽快改变老区的贫穷落后面貌，让人民群众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文革”中各种正常的社会秩序都被打乱，整个社会处于半瘫痪状态。记得有一天，父亲从外面领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虽然按父亲的吩咐喊了“奶奶”，可是心里很纳闷，我从没见过这位老奶奶，我们的亲奶奶早就去世了。父亲看出了我们的疑惑，就告诉我们：“这位老奶奶是烈军属，你们不是没有亲奶奶吗？就把她当成你们的亲奶奶吧!”我们全家 热情地接待了奶奶，有的给她做饭，有的给她端菜倒水，我仔细打量着父亲让我们认的“亲奶奶”：满脸纵横交错的皱纹，头发花白，牙齿几乎快掉光了，但身板似乎还算结实。老人看到我们全家对她如此热情欢迎，张着没有牙齿的嘴喃喃地唠叨着，感动得语无伦次，深陷的眼角里闪着激动的泪花。老奶奶吃完饭后，父亲对我们说：“这位老人家叫姚光荣，已经八十多岁了，她只有一个儿子，是参加渊子崖战斗牺牲的，牺牲的时候很年轻，没有后代。她家住在板泉公社谷家岭村，是村里的“五保户”，你们要像待亲奶奶那样孝敬她。”姚光荣老人在我家住了几天，父亲让母亲给老人家做了新衣服，临走时还给买了脸盆、毛巾、白糖、茶叶等生活用品，又送给她一些钱和粮票，并让我这个“孙子”亲自乘公共汽车把老人送回 她的家里。此后，每年父亲都让我们探望“奶奶”。那时食品都是定量供应，每次去，全家就把节约下来的粮票和食品、零花钱捎给老人。
无私的父亲
父亲不但对儿女要求严格，对老家的亲戚也是这样。父亲共有兄弟六人，姊妹九人。到我这辈，在老家的兄弟姐妹就有二十多人。老家是个偏僻的穷山村，生活非常贫困。亲戚们知道父亲当地委书记，有好几个叔伯哥哥让父亲给找工作。父亲耐心地告诉他们：“我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为党工作，为人民眼务，不能为自己的亲人谋私利，你们找我安排工作，如果我做了，就是违背原则犯错误。你们要回去安心农业生产，在生产队好好劳动。”亲戚们都是满怀希望而来，失望而归。对生活困难的，临走时父亲让他们捎上一点钱和东西。就连在我家当保姆多年的一个堂姐，父亲也没有给她安排工作。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老家来的亲戚全是清一色的农民，省水利厅的同志们感到很吃惊，难以相信为革命呕心沥血一辈子的父亲竟是如此的两袖清风！
父亲在下属眼里，有时似乎也是一位不近人情的领导。他从不因身边人是长期跟随他就提拔重用。在我的记忆中，所有跟他工作的警卫员、司机、秘书们多少年仍是原职原位，有的被提拔重用，也是在父亲调走后领导安排的。为此，有人说：“人家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您这样谁也不愿跟你干。”父亲却严肃地说：“提拔干部是组织部门的事，有分管组织工 作的领导考虑。干部是党的干部，不是我个人的。”的确，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几次的工作调动，都是只身赴任，从没带过秘书或其他人员赴任，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再由组织上配备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说父亲的做法旁人难理解，就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也是慢慢才理解他的。1976年，父亲被调到省水利厅工作。恰好我也在这年从部队复员，就随父母一起迁到了济南。当时水利厅劳资处的领导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是复员军人，又是党员，政治条件不错，就想把我安排到水利厅的二级单位。岂料在征求父亲意见时，他却不同意，并说：“我在这里当领导， 这样安排不合适。”于是我被安排到济南市的一家企业工作。因企业不景气，我成了下岗职工。过去我曾暗暗地埋怨过父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 长，我渐渐理解了父亲。作为从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革命，父亲只知道拼命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地工作。他正直、无私，对以权谋私的事情深恶痛绝，这种刚直的秉性决定了他不会为自己、为家人谋取一点私利的。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深感自豪。
父亲是一个大写的人。他那无私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种种美德，值得我回味一辈子，追忆一辈子。 父亲承受过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倍受磨难，但却从不抱怨，从不叫屈。他为老区经济发展、农业建设熬白了头发，倾尽了毕生心血，他的名字是深深镌刻在沂蒙人民的心中的。最后，我把一首诗遥寄给远在天国的父亲：
让我再倾听你谆谆的教诲哺育身心/让我再看看 你执着的目光迎着风沙/让我再感受您伟大的心滴涓涓流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