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帽右派”
1961年4月，地委监察委员会和人事局的几位干部来农场找我，说根据我的表现，决定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接着召开全农场人员大会，宣布决定，并要我发言表示态度。我根本不承认我是右派，说什么好呢？但摘帽总比不摘帽好，于是我简单地说了几句应付的话。
摘帽以后，我被安排到二十里铺公社靳庄生产队，任驻村工作组组长。我思想轻松愉快，什么工作都干。靳庄生产队没有共产党员，大队长梅建九这位同志很不错，论出身是贫农家庭，论工作积极肯干。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入党，他说他早就想入党，不识字，不会写入党申请书。我说这好办，你说说情况我帮你写。写好了申请书，我让他送到了公社党委。不久他的入党问题就批准了，把他叫到公社党委举行了入党仪式。不长时间，靳庄又发展了3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工作开展得很好。
麦收时节，靳庄男女老少齐上阵，我也忙得不亦乐乎。劳力少，忙不过来，我到了农场，要了十几名右派劳动力来帮助抢收。他们这十几个右派对我的品行都很了解，说什么话也不避讳，只是不敢在公开场合说。我要他们来帮助收麦，有的说：“老孙你摘了帽子就当官，有本事。“我说：“这算什么本事。县级才是个七品官，我现在是一品也不品了。”有的说：“老孙，劳动时可别亏待我们。”我说：“放心吧，我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有的说：“看，还是人家老孙，有右派感情！”
收完了麦就抢种，靳庄村牲畜少，我到县里机耕队找来了拖拉机耕地，又亲自去二十里铺粮店选购优良豆种。村里的干部社员对我赞不绝口，说我给村里帮了大忙。
这个村里有一个小偷，偷了这家偷那家，也被抓到过几次，但是恶习难改，邻里百合也拿他没办法。他是小偷小摸，村干部也多次教育过他，不见效。我决定和他较量较量，亲自找他谈话，晓以利害。召开全村社员大会，让他口头检讨。我在大会上宣布，让他哥哥当他的监护人，他哥哥在会上表了态，结果很起作用，他再也不偷东西了。可是他却把我给缠住了，没钱花的时候就找我借，每次借不多，都是块儿八角，借了就不还。以至我离开靳庄回到济宁城里以后，他还千方百计地找到我借钱花，我不知搭了多少冤枉钱。我爱人老杜说：“你可交了个好朋友！”
1961年底，济宁市人事局把我从靳庄调回，另行安排工作，决定让我任教育局局长。给我谈话，争取我的意见，我表示服从分配。可过了不几天，又改变了决定，改派我去济宁师范学校任总务主任。是什么原因呢？我私下了解了一番，原因我是一个“摘帽右派”。“摘帽右派”也是一顶帽子。我根本不承任我是右派，“摘帽右派”我更不承认。我想找组织上给我甄别，叉一想现在正是安排我工作的茬口，如纠缠着领导要求甄别，对安排我工作更不利。我只好服从分配，去济宁师范学校。校长是付祥符，他给我谈话时说：“老孙，咱们是老伙计了，我知道这几年你心情不好，调这里来你可以一面工作，一面休息。总务处有个副主任，年轻肯干，也服从领导，是个很不错的同志’，工作你多安排让他去干。你只管管伙房，把学生的生活搞好就行。”业务副校长是赵希圣，他也很理解我，抽时间就找我下几盘象棋，让我心情上宽松宽松。我俩的棋艺都不高，有时为了收回走错的一步棋子，你争我夺，玩得挺有意思，确实也忘了一些烦恼。
做学校总务工作免不了和市里有关领导打交道，和市直有关部门打交道。但是当我因工作和他们洽谈的时候，总是对我不那么相信。本来很好解决的问题，只要我出面就不顺利。这也难怪别人，我毕竟是个“滴帽右派”，工作开展起来很不得力。1962年，我多次跑市委，跑市监委，要求甄别，市委作了研究，决定给我甄别。市委石德忠书记找我谈话，说我的右扩是属于错划，决定甄别过来。恢复原来的级别和工资要求我放下思想负担，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市监委李校升书记也找我谈话，指出我以前的工作很有成绩，大胆泼辣，任劳任怨，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工作干得很好，希望甄别以后再干出一番成绩来。他说现在正在打印甄别结论，一两天内就开会公布。我一听非常高兴，回到学校拿出来一瓶酒，嘴对嘴地一气喝了好几两。一两天过去了不见动静，一打听说是甄别停止了。我听了十分惊慌，忙去找石书记，他出发了。又去找李书记，也不在家，只好去统战部找闫兴武部长，闫部长安慰我说：“回去安心等着吧，要相信党，一定给你甄别过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我问他是什么原因停止甄别的，他大概不便说出，没向我解释。我打电话问人事局，人事局的人说甄别决定已经打印出来了，通知说停止下发，什么原因不知道。我从头凉到脚后跟，心情十分低落。
我要求调到市直机关工作，这样能更多地接触市里的领导，便于解决我的甄别问题。不这样的话，“摘帽右派”这顶帽子扣在我的头上，象一个阴影始终笼罩者我，使我心情沉重，无法开展工作。机会终于来了，地委决定将济宁师范、滕县师范和幼儿师范三校合并，成立济宁师专。学校进行干部调整，新任校长魏庚动员我继续担任总务主任工作，我谢绝了他的挽留，坚持要求调到市里去。
调市政协任驻会常委
1963年8月，市委统战部李淦部长给我谈话，决定调我去政协工作，说我战争年代就做统战工作，到政协也是做统战工作，比较合适，我同意了。9月份，政协济宁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议召开，我被推选为驻会政协常委。
全委会议结束以后，没有去政协工作，先安排我去山东政治学院学习了半年。我拿着地委统战部开的介绍信去了济南。政治学院院长吴德山，教导主任是省委统战部的于处长兼任，我们以前就认识。学习除集体上辅导课以外，多是分组自学。我所在的学习小组组长是施吾敬，是省肺病防治所的专家。十几名组员有的是著名中医，有的是工商联干部，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教授，相处得都很好。通过学习达到的目的是认清政治形势，明确政治方向，辨别政治是非，坚定政治信念，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增强团结，做好工作，加强自我改造，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半年多的学习，我们的思想觉悟确实有很大提高。
1964年上半年，我学习结束回到济宁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协的领导们对我来政协工作都表示非常欢迎。分配给我的工作是领导各界人士学习组和社会人士学习组两个组的学习。各界人士学习组多是医务工作者和教育界人士。社会人士学习组有僧侣、尼姑、和尚、道士、神父、牧师、城绅、旧军官和旧政府职员等。四清运动开始了，我就领导这两个组搞四清。开始时有的组员思想压力很大，我就做开导工作，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可谁又做我的开导工作呢？我是个“摘帽右派”，一直没有给甄别过来，说不定哪一天四清可能清到我的头上，我的思想包袱也很重。1965年上半年，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我听说又有甄别的消息。去人事局询问，回答说这一次不叫甄别，叫内部复议。我的问题按照1962年的甄别结论报到市监委去了，要我耐心等着，问题准能解决。我只好一边工作一边等，等来的却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劫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右派”甄别的事连问问也不敢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来势很凶，市委、市政府瘫痪了，市政协也停摆了，我的问题找谁去！并且我对开展文化大革命也不理解。听说地委的王吉德书记因病住进人民医院，我决定去看看他，顺便打听打听消息。见了王书记询问了一下病情，就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了。壬书记对我说：“看来你的甄别问题短时问内是不能解决了，等着吧，早晚得解决。这次开展的运动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你没关系，你要沉住气。政协没法上班，就在家里蹲着，看书，看报，学习，做家务。”听了王书记的这几句嘱咐，心里踏实些了，知道这次运动不会对我怎么样。
但是过了不长时间，社会上各种造反派组织都建立起来了。市委、市政府机关也成立了尖刀队，带红袖章的也出现了。在政协机关，大字报贴出来了，指名道姓的有我，有副主席袁紫翔，政协常委张镜寰、李涤庵共4个人，说我们是牛鬼蛇神。接着是抄家，把我的家翻了一遍，没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只把山东省省长赵健民押印的任我为济宁县副县长的委任状找出来，当着我的面烧掉了。按造反组织的规定，有什么事外出必须请假，游街时必须随叫随到。我对这并不害怕，因为游街的不只我一个，有王润斋、王德功、李敬堂、杨万贞等市里的领导，我排在最后。
但毕竟年纪大点了，经受不住折腾，我病倒了，晕倒几回。去人民医院检查，说我的病不轻，弄不好就偏瘫，建议去济南复查。我拿着病历向造反组织请假，好在准假了。去济南省工会找我侄子孙哲南，他也不自由了，被看管起来。由侄媳妇丁洁陪伴我在省立医院作全面检查，确诊为脑血栓病。让我回济宁对症治疗。在济南时，我拜访了省政协驻会常委郑亦乔同志。谈到文化大革命，他嘱咐我说：“这次运动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咱无关。”他要我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不管哪一派都不要参加，与运动有关的事不要乱发表意见，受点委屈要承受住。他反复交待我一定要听他的嘱咐。
回到济宁进了家，我爱人老杜正焦急地等着我，听说我们将要被扫地出门。我们住的是政协机关的房子，扫地出门叫往哪里住去，老杜也不知道。我安慰她说：“不要紧，不会要咱去马路上住，不撵咱就不搬，等着吧。”接着我去找造反组织销假。他们见我回来了，就跟着到了我家，和本街群众抄了我家。他们拉来了两辆平车，把我家的东西全部拉走，有我女儿结婚用的缎子被、衣料，我俩口子的衣服、家俱。吃的东西只给留点瓜干煎饼，大米、白面全装车上。同时，要我把手表摘下来，又搜了身，把整钱搜走，只给了我七毛钱的零钱。最后让我俩口子拿着一床褥子、一个竹筐、一领苇席，两个碗、两双筷子，一小袋瓜干煎饼，跟着他们到了汤家胡同街道居委会，找了一家居民的小厨房，要我们住在这里。夜里，我俩只好围着褥子坐了一夜。老杜说：“还能活吗？死了吧。”我说：“不能死，要挺住。抗战时咱吃的苦不比这还大？不是一样过来了吗？咱得咬咬牙，熬过这一关！”
第二天，要我到青年体育场参加劳动，我请了一会假，去顺河门外花三毛钱买了一捆稻草，抱回家，铺在地上。因为老杜身体也不好，我怕她着了凉。中午回家时，我住的街道上也给我贴上了大字报。刚走进屋，造反组织来人了，说我俩口子不能住在一块，必须分开，要老杜去文化馆住。临走时，我低声嘱咐她t“一定要记住我的话，想开些，挺住。”我俩被隔离居住了132天，才把老杜放回来，我很高兴。心情一激动，晕了过去。等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半边身子不能动了。我心想，完了，我这一辈子交待了，开始划句号了。
这场病几乎要了我的命，这场病也救了我的命。不能参加劳动了，也没法批斗我了，也不用管制了。躺在病床上不能动，还能怕我不老实？听传闻，造反组织说：“孙立臣活不几天了，死了倒省心。”我听了很生气，盼着我死，我偏不死。我要想法活下去。我说话不清楚了，别人都听不懂，只有老杜能听懂几句。我对老杜说：“照顾好我，买好药治疗，别怕花钱。等恢复差不多，咱就去青岛，去女儿那里去。”我女儿笑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青岛任教，去青岛治病疗养还是比较方便的。老杜说：“只有这条路，没别的法。”
我终于熬过来了，能拄着拐棍下床走路了。
彻底平反，安度晚年
1978年我已经70岁了，身体恢复得还可以，能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了，但离不开拐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里的平反办公室正式行文，给我和老杜彻底平反，恢复原级原薪。我别提多高兴了，亲自找市委领导表示态度，我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在有生之年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死而后已。同时我立即给子女们写信，告诉他们这一喜讯，共享欢乐。因为二十年来他们因我而受牵连也很厉害。
恢复政协工作以后，我仍然是驻会常委。换届时，市委研究决定让我任政协副主席，已经给我谈了话。后来没有让我任职。我想大概是嫌我年纪大了，力不从心了。市里领导再次给我谈话，没说出什么原因，只是安慰我好好休养，争取身体更好。1983年10月份，地市机构改革，济宁市改市中区。原地委统战部刘振楹部长找我谈话，说地区改称市以后，我们就各伙计了。市政协筹备委员会成立了，我是筹委会成员之一，市政协成立后任副主席。后来在筹委会开会时，富祥同志在会上公开介绍了我是副主席人选。可是市政协成立后又没有让我任职。“年龄确实大了，身体又不好，安度晚年吧。”这是组织上给我谈话时转达的省委的意见。不久，省委下文，将我的级别提到行政15级，享受副厅局级待遇。市中区分给了我一套四室一厅的标准住房。我很感激组织上想得这么周到。关于我的党籍问题，组织上决定要我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于1985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老战友老领导们也都恢复联系了。原鲁南台枣地委书记李青同志来济宁，用小车把我接到宾馆，交谈时我知道文革10年，他蹲了7年的监狱，平反后任国务院档案局局长。和栗培源也见面了，他是1925年的老党员，一直没有离开军队。抗美援朝时任中将级志愿军司令部后勤部部长，他因冤假错案蹲了17年监狱。韩去非、杨士法、靳耀南等来济宁，我们也都见面了，他们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想想他们，我经受的这些磨难又算不了什么了。
（成书于1996年）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