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节过后，开始整风，县委书记陈继赞同志作动员报告。他说，原定57年整风，因我县抗洪救灾，所以推迟到今年开始，这是一次政治运动。接着讲了这次整风学习的意义，动员大家积极地给县委县政府提意见，对各级领导有什么意见也要提，并强调了整风纪律。最后宣读了整风运动领导机构，县委县政府都建立整风办公室，县政府系统由才调来的县长赵峰同志负责。县委系统由陈继赞书记负责，各部各、科局负责人为组长。
动员会以后，整风正式开始。几天过去以后，各组组长回报，结果提的意见都是一些鸡毛蒜皮。象开生活检讨会一样。一天晚上，陈书记和赵县长都来我宿舍，动员我和杜沁如在发言中带带头，给县委县政府提提意见，引导引导。隔了一天，县委县政府合并、召开县级领导和整风组长会议，陈书记对前段运动开展的情况作了简短小结，接着便是自由发言。我当然是第一个，刚讲了没有几句，建设科来人找我有急事，我请假退出事后我知道，我走以后．赵县长指名要杜沁如发言。老杜的发言，主要是针对县委县政府的组织人事部门在培养教育和使用干部上，有不坚持组织原则和丧失组织原则的问题。她列举了几个方面的例子。一个是，在县政府有一个担负重要职务的中层领导干部，家有贤妻和孩子，都在农村，这位干部滋生了喜新厌旧的思想，他看中了县教育系统里一个未婚青年女教师。便托人接上关系，和这位教师频繁接触，非法恋爱。两个人谈成了，他便利用手中的职权把这个女教师调进机关，非法同居了。女方怀孕了，他回家给前妻打离婚，前妻死活不离，说宁肯领着孩子要饭也不离婚。没办法，女教师生了孩子送人了，她本人也调动工作了。这事在机关造成很坏的影响，而这位领导干部什么事也没有，另外有的个别干部革命立场不坚定，战争年代环境一恶化就跑回家，环境好转就出来指手划脚，对坚持斗争的同志说三道四，这样的人照样入党，升级。有的个别干部以亲疏划线，对亲者百般照顾，对疏者压制打击。比如发救济，有的人没困难，硬是发给他，说是照顾点烟钱酒钱，有的干部是残废军人，一家七口人在农村，没劳力，几次写申请却不批给，弄得机关内部议论纷纷。以上事实，是机关人所共知的事，作为县委县政府领导应该引起重视。
二是我们夫妻两个的入党问题．自从调来济宁县，我们年年写申请，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但是机关支部从来没有谈过一次话，怀疑我们有历史问题，我们如实向组织上回报了，组织上也派人去调查了，我们的历史是清楚的，没问题。但六七年过去了，我们的组织问题一直拖延着不予解决。如果我们的思想上、工作上有差距，可以给我们指出来，该弥补的弥补，该改正的改正，也算有个方向，有个奔头，可是一直不给谈谈话，也不给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感到思想压力很大。
杜沁如发言以后，继续发言的很多。接着老杜发言的是县建设科的姚洪义同志，他是红军时期的老革命，1935年入党，给县委提意见非常尖锐，提的意见有些和杜沁如提的是一致的。结果，这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几乎全定为右派，唯独姚洪义同志幸免，大概看在他是红军老干部的面子上。杜沁如被打成右派分子，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连宿舍里都贴满了。老杜思想压力很大，我时刻都在给她做工作，让她想开些，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历次运动错了就平反，要坚持下去，等着。对杜沁如打成右派分子，我心里也愤愤不平，不单纯因为我们是夫妻关系，就杜沁如座谈会上的发言来讲，他讲的都是机关内人所共知的事实，她讲的目的没有一点恶意，完全是为了改正工作，如果讲真话就打成右派，还有什么真理可言！在几次大小批斗会上，我站出来想说几句公道话，都被制止住了。我只好通过组织表达我个人的意见。俗话说，知子莫如父，知妻莫如夫。杜沁如贫农出身，祖父逃荒要饭，一来到苍山县鲁坊村。住在地主家的车屋里。后又搬刘兴明乡居住，学会了捏泥人的手艺，并在兴明取妻生子。杜沁如的父亲又继承了父业，捏泥人换饭吃。又拜师学扎纸糊顶棚。因他为人友善，聪明好学，邻居一卢姓郭的农民把闺女嫁给了他。因他经常去向城村地主赵淑和家去做活，赵家便同意他在村的围子墙根盖了两间草屋，在向城定居。下来。杜沁如到了学龄，先是在教会学校上学，后转入向城小学。毕业后校长与老师动员她报考临沂师讲一所，因为上这所学校不用花钱，杜沁如考上了。毕业以后，先后在横山、横沟崖、店子街教小学。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向兰陵一带侵犯，便跟随我参加了抗战。她的历史是清清白白的，解放后和平稳定了，她服从党和政府的分配，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她心直口快，看见不对的事敢提，一直是入党培养对象，怎么能是右派呢？1958年3月，我调省干校学习，杜沁如去红庙村劳动改造去了，我去省干校学习原定半年，后又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学习了整整一年，直到1959年3月才回济宁，这时济宁县已经撤销，和嘉祥县一块并入济宁市。我回济宁市报到以后，派人到红庙村把杜沁如接来，看见她骨瘦如柴，已经不成人样子了，心里着实难过。
我报到以后，市里没安排我具体工作，但享受副市级待遇。市政府给我安排了3间办公室，办公设备齐全。因是生活困难时期，定量供应的食品和日用品也按副市级配给。但就是不安排工作，也没有人给我谈话。我只好整天看报纸，耐心地等待分配工作。却没有料想到，等待我的竟是厄运。一直等到1959年7月中旬，市政府办公室的领导通知我，我被划为右派，受降三级的处分。我怔住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让他们把结论拿来我看看，回答说是领导不让看。我去找赵峰市长，问：“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为什么结论不让我看？”赵市长说：“老孙呀，你还不明白嘛，看了结论又有什么用。”后来我从其他领导的口气中探听到，说我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决定也划为右派。我一切都理解了，想摆脱也摆脱不掉了。事实上，在我没有去省干校学习时，右派帽子就给我准备好了，搁了一年，只是等学习回来以后才给我戴上。
本来打算学习回来以后，在工作上大干一场，这下可好了，夫妻俩都是右派，等待我们的是劳动改造和接受批斗。
一个不训服的右派分子
按规定，男右派和女右派劳动改造不能在一个地方，要分开。我提出要求，我们是夫妻右派，能不能在一块儿，因为杜沁如身体不好，我能照顾她。结果挨了一顿批，说我明知规定，自找没趣，故意捣乱。经市委研究，考虑我年龄大了，不宜参加重体力劳动，决定要我去西关苗圃。那里有机关菜园，要我去种菜。机关菜园是由各科局分开种的，谁种谁管理，收的菜都必须交机关食堂，不准私分。因此，市政府办公室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即谁如果私分菜园里种的东西，就向办公室回报。如果不回报，一经发现，连我一块担负责任。我知道我的身份，因此不敢掉以轻心。
市政府办公室给我开了一张报到信，到了城西关的机关菜园，交给了菜园的徐管理员。徐管理员这个人很好，对我很客气。见信后，立即安排几个工人给我收拾了一小间土房子，用石灰水洒了洒，帮我进城里机关宿舍搬家。我没有多少家具，和爱人老杜分开，除了被褥和其他几件日用品，就没有别的了，一小平车没装满。家搬到菜园里，徐管理员个别给我谈话，交待我不用参加劳动，可以看看书，看看报。愿意活动活动，就在菜园里遛达遛达，我很感激他。这里还有一个右派，是省委下放下来的，叫董炎，原是省委的一个秘书长。下放来济宁劳动改造，先是安排在市政府办公室干杂活，后来办公室怕有人提意见，就安排到菜园里来了。不几天我俩就混熟了，他会吸烟喝酒，我就在我那间小屋里招待了他几次。日子长了，我们就经常一块吸烟喝酒。一天，徐管理员半开玩笑地问我。“老孙，你说当县长轻快，还是当右派轻快？”我说：_无官一身轻啊！”徐管理员说：“不见得吧，看出来了，你整日借烟酒浇愁，注意点儿，别把身体弄坏了。”我叹了口气，说什么呢。
该秋收了，各科局都来收拾自己种的菜和庄稼，收完以后交给机关食堂。唯有建设科没交，把收的地瓜和豆子私分了。我把这事如实回报给市政府办公室，结果私分的东西又全部退回，交到机关食堂。建设科里的人知道了是我回报的，不几天市政府里贴出了几张大字报，其中有的题目是“右派监督干部，原则哪里去了”、“名为劳动改造，实为保护保起来”、“菜园，右派的避风港”。这一下子市政府这位领导害怕了，赵峰市长找我谈话说：“大字报贴出来了，我们不好反驳，你在菜园看来是不行了。去农场吧，比上农村还好点儿，你要理解，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1959年的冬天来临了，我被发配到农场，在济宁城北，这里已有60多个右派。我报到后就分配我到地里去劳动，干的是重体力活。因为右派当中我的级别最高，副县级，我察觉对我看管特别严，管理员见了我立即把脸板起来，其他右派也不给我说话。看来这里的情况比起菜园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也因此特别小心，生怕闹出什么事情来。
但是我越怕出事偏偏出事。一天，大雪过后，管理员在院子里高声喊我：“孙立臣！过来！”我闻声走到管理员身前。他向我布置任务说：“你今天去坡地里那堆棉柴堆上，摘剩棉花，摘完后交给我。”我接受了任务，一个人向坡地里走去。地里积雪未化，一步踩下去就是一个深雪坑，天气真冷。棉柴孤零零地堆在雪地里，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先把棉柴堆顶上的积雪除掉，把棉柴堆扒开，仔细地翻捡起来。那还有棉花呢，都摘光了，翻好大一阵子，才找到一颗裂开嘴儿的小棉花桃子。我的手脚都冻麻木了，实在支撑不住了。地头上有一问看庄稼的小土屋，躬下腰才能进去。于是我抱了几棵棉柴，进屋去点着烤了一会儿火，再出来继续翻捡。整个棉柴堆翻了一个遍儿，才捡了四、五个小棉花桃子。我又把棉柴重新堆放好，拿着棉花桃子回来向管理员交差。管理员板着脸问：“怎么摘了这么几个？”我说：“都是棉柴，哪还有棉花。”他说：“我不信！”我说：“你不信，你去看看。”他没话说了，又问：“你烤火了吗？”我说：“烤了。”“谁让你烤的火！”“冻得我都站不住了，烤会火还不行。”他说：“另一块地里还有一堆棉柴，你下午去摘，不准你烤火。”我说：“下午咱一块儿去，你去试试，只要你不嫌冷，我就陪着你挨冻。”他一听火了，说我不老实，不服从改造。我说：“挨冻就是服从改造？”他气得跺了一下脚说：“孙立臣！你不用嘴硬，走着瞧，在这里没你的好果子吃！”说着他去伙房吃饭去了。我也送了他一句，说：“你看着办吧！”
吃了中午饭，通知要我去场部办公室。我知道上午和管理员顶了几句，他不会善罢甘体。我因此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一进办公室，我心里咯噔一跳，六七个人都板着脸一齐瞪着我，气氛森严，管理员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边，其余的也都是农场负责人，有的我还不认识。他们都分坐在管理员两侧，排列成审判的阵式。我往四周扫了一眼，没座位，只好在门里边蹲下。没容我说话，就批判起我来了，七言八语，嗓门都挺高，什么态度不老实，对打成右派不服气，抗拒改造，顽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条。什么在农场接受改造的60多个右派中我是一个最大的右派，也是又臭又硬的一个。有的还说什么我在菜园劳改时就不服从管制。听他们这些话，看来今天决心整治我一下，我只好一言不发。批了一阵子，管理员发话了：“孙立臣！今天下午，你去挨着那块地里的棉柴堆上摘棉花，不准烤火，如果再违犯了，今晚上全场人开你的批斗会！”我早已经编好谎话了，我说：“我头痛得厉害，浑身紧绷绷地，走路象脚底下踩棉花，一点劲也没有，感冒了。我平时很少感冒，一旦感冒就很厉害，提早吃点药或许能压下去，不行就必须住院治疗。棉花我一定去摘，不烤火，好在现在农活不忙，等我病好了再去摘能行不？”这一下将他们的军了，沉默了片刻，只好同意了。我躺了一两天，高兴得不得了，心想，你们还是没斗过我。
1960年的春节来到了，我想回济宁城里过年，因为我有一个女儿笑云，在济宁一中上学。我两口子分开劳动改造，在机关住的宿舍也没收了，女儿只好吃住在学校。因为是生活困难时期，女儿吃不饱，时时饿着肚子。放寒假了，女儿无家可归，我只好让她回鲁南苍山老家去了。女儿临走时说要回来和我们一块过春节，我不能不答应她。我向农场管理员请假，没批准。又向市里请假，市领导准了我和老杜10天假．又申请解决住的地方，市里派人在塘子街居委会找了一间房子。有家了，我才向苍山发信，让女儿回济宁过年。女儿回来了，她非常高兴。她是模范团员，平时参加学校的活动比较多。春节过后没几天，学校通知让她回校一趟。孩子去了一中，不一会就回来了，眼里含着泪。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孩子才讲明原因，说学校批判她和右派父母一块过年，划不清界线。我一听火了，我们当大人的受点罪不要紧，为什么要牵连孩子，让孩子受委屈。我立即去一中，找了校长赵炎，赵校长不知道情况，是下边的入搞的，他听了也很生气。他说：“老孙你放心吧，我问问是谁搞的，该批评就批评，不能让学生受委屈。”孩子回校后没有再受批评，但从此以后，思想上罩上了阴影，总感觉比别的同学矮一截。
我被划为右派很不服气，我给省委书记谭启龙写了一封信，因为他对我有印象。1957年我参加山东省各界人士座谈会，大会发言时，我的发言博得大会一致好评。谭启龙同志在总结大会发言时提名表扬了我。我给他去信，写的是我为什么被划为右派，我不服气，冤屈。我也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写了我参加革命的经历，划我是右派，我认为不公道。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两封信发出以后，不长时间又转到市里来了。这下可不得了了，大会斗，小会批，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给任何人写信了。
1960年上半年，省委和地委在济宁市召开“神仙会”，指名要我参加。“神仙会”就是各界人士座谈会，自由发言，自己提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敞开思想，实事求是。还有个“三不政策“，就是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我认为机会到了，会上我讲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对划我右派不服气。把我爱人杜沁如划右派也认为不公平。当着省、地委领导的面，我讲了很多很多。会后还组织我们到曲阜参观。
开完“神仙会”以后，我回到农场继续劳动改造，但是恢复了我的副县级特需待遇，每月一条高级烟，一瓶高级酒，二斤肉，五斤鸡蛋。在生活困难时期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很不错了。待遇改变了，不久我又接到口头通知，我由劳动改造改称为劳动锻炼，但“右派分子”的帽子仍扣在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