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1988年，我80岁了，基本上以病房为家。上级领导和组织上不断来看我。地委老领导李超然同志来了，他也拖着病身子。安慰了我一番以后，动员我写写回忆录。我说：“这么大年纪了，又不是名人，也没有多大贡献，写回忆录干什么。“超然同志说：“写写回忆不是为了出名，咱这些老家伙还要什么名！你阅历很丰富，写一写留下有好处，让后人看看咱们这些老家伙是怎么过来的，跟着共产党打天下，保天下，脑袋挂在裤腰带上，说掉就掉，不容易！你我还不一样，你从38年拉队伍跟着共产党抗日，做统一战线工作，老了才入了党，写出来给别人看看准有收获。”韩去非、杨士法同志来济宁时，也动员我写写回忆录，说我一生风风雨雨，出生入死，有贡献，也有坎坷。能熬到现在，迎来了政通人和的好形势，应该写一写，也算给后人留点东西。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写，自己不能写了就口述让老伴代笔，女儿笑云从青岛来看我，我就让女儿代笔，总算写完了。我交待老杜和女儿笑云，我写的这些材料等我死了以后，问问政协，有用就用，没用你们就保存起来，别丢了就行。
家世
我祖居苍山县兰陵镇西横沟崖村，于1908年11月出生在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全家六口人，父母及兄妹，我行三。
父孙茂达在兰陵大地主王思庆家教私塾，兼习中医。父教书有方，王思庆长子王印和及侄儿王德和先后都考上了政法学校。其他大地主家的私塾学生什么学校也没有考上，因此我父亲的名声提高了，其他地主出高价聘他去任教。王思庆闻信也主动提高我父亲的薪金，由每年40吊钱增加到80吊钱。我家贫，只有五亩地，哥哥和姐姐都挨过饿。王思庆就借钱给我父亲买地。到我出生时已有土地30亩，生活殷实多了。我父亲迷信，给我算命查八字，说我的生日好，有福气，因此全家都疼爱我。我父亲习医有成就，来找他看病的一药而愈，兰陵地主王思绪和张家桥头村地主张笃志合资在兰陵开了家颐兰堂药店，请我父亲去坐堂应诊，盈利三家均分。这时王思庆家的孩子已长大成人，同意我父亲弃教从医。我大哥临沂师范讲习所毕业，先后在店子街、桥头村教学，我父亲也让他弃教习医。我二哥、母亲及两个嫂嫂在家务农。
1915年我7岁时便在本村上私塾，时值军阀混战，匪祸频仍。9岁时全村人逃避匪乱，我也随两个嫂嫂到兰陵避乱。这时我侄儿孙哲南刚刚两岁，我每天抱着他在颐兰堂药店玩耍，抽出时间来父亲就教我学汤头歌，药性赋。10岁那年，兰陵的王思璞、王思玷兄弟俩在他们自己家里办了一个私塾改良班，我进了这个私塾班。但学习的是语文、常识、公民等课，来了查学的才把四书五经拿出来。1920年我1Z岁时，王子玉在兰陵办起了一处正规小学，我们这个私塾班也加入了这个小学。王思璞教我们语文课，王思玷教公民，因他口吃，讲课有困难，校长让他转做事务工作，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教室不够用。王思玷老师取得王子玉校长的认可，带领我们去插花庙、天齐庙、孔庙去扒神像，用庙宇当教室。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把神像拉倒，争吵着挖“神心”，因为每个泥胎胸上都有一个铜镜，名日“神心”，我也挖了一个。孔子的塑像是不能扒的，不仅不能扒，还要我们认真打扫了一遍，只是把庙当了教室。后来学校已扩成六个班的规模，县教育局来查学，认为这个小学办得不错，即由区立改为县立，称为临沂县立第五小学。因为当时兰陵区属于临沂县管辖。我高小毕业后，父亲又让我回家跟伯父读了两年四书五经，接着便把我带进了兰陵颐兰堂药店，走上了从医的道路。
参加革命军
1925年3月，原来参加山东护国讨袁军的乡人、同盟会会员袁永平被捕出狱后又拉起了队伍，仍称革命军。王思玷老师任袁永平的参谋，让我担任袁水平的文书。他还请来了关帝庙的道士郭和坤任军师。因为郭和坤是道会门头子，他的徒子徒孙很多，经他一号召，他手下的都自动拿起武器来跟他干，很快就组成队伍。袁永平任司令，并任命郭的部下为第一大队，郭任第一大队长。桥头村的张鸿勋是大刀会头子，他的徒弟也很多，袁委任他为第二大队长。车志远联络各村的农民也起来闹革命，被委任为第三大队长。袁司令的父亲和大土匪头子侯六合是把兄弟，袁便通过他父亲把侯六合请来，委任为团长。队伍很快发展到两干多人。
后又听说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驻河南省郑州，总指挥是贺耀祖，袁水平派他的三弟袁永敬和王斗南去郑州联络。贺耀祖便派他的朱参谋长率十余人来兰陵检阅部队。认为这支队伍尚可，对袁永平等人鼓励了一番，为该部队确定番号为国民革命军山东第一先遣支队。同时朱参谋长决定从部队中挑选了王平民、王玉璞、王玉山、孟庆林、孟庆珍、袁永敬等十五人，由王斗南带队去郑州学习受训，回来后再组织第二先遣支队。为了稳定军心，朱参谋长还发给了一个月的军饷。答应回去想法再给补充枪枝弹药。朱参谋长带领上述人走后，袁永平在兰陵继续扩编队伍。
1925年9月，河南国民革命军委任李纪才督军山东，又委任朱霁青为山东游击司令，下编四个支队。袁永平的第一先遣支队改为第一支队，袁仍为司令。准备联合其他支队在山东形成鼎足之势，与南方革命军形成南北夹击。首先要消灭军阀张宗昌驻临沂的翟文林部。于1925年10月初，袁永平率部向临沂进发。翟文林部听说国民军攻打临沂，便率部逃走。临沂城只剩下百多人的警备队，当然不敢抵抗革命军。临沂县代理县知事彭一卣捧印出城，缴械投降。袁永平既无军事知识，又无政治头脑。他见县长这人老诚，就仍任命他任县长。并把率领的部队留在城外，只带军师郭和坤进驻了县城，商谈受降事宜。一是命令县府一切听从革命军指挥，二是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县长彭一卣一一承诺。
袁水平回部队后，县长就变卦了。他见袁的部队多是由农民组成，穿着杂乱不齐的便衣，枪枝很少，多是大刀长矛。便立即派员去郯城，向驻在郯城的江苏军蒋毅部白宝山团求援。白宝山闻讯后连夜率部秘密进驻临沂，和县长密商后决定用招安的办法强行收编袁永平的部队。布置妥当以后，第二天即派员去城外请袁司令、郭军师进城开会。袁、郭即带随员十余人进城，见城内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特别县府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袁郭二人意识到情况不妙。进了县府，县长满面春风，忙将白团长和袁司令等相互作了介绍，白袁二人握手寒喧，一片热情气氛。接着谈话切入正题，白团长以协商的口气打算委任袁水平为临沂保安司令，军师郭和坤任参谋长。为缓兵之计，袁郭二人私下商量了一番，便满口答应了，但必须回去再和几个部下商量商量。袁郭二人便借此出城回部队。不料县长也派人尾追，送来了委任状，并请他俩立即进城赴宴。事件发展到这种程度，袁郭二人仍没有认识到是计谋，答应赴宴，并选派四十名战士骑马护送，以壮军威。进城后，团长、县长将袁郭二人引进餐室，把随从隔离开，安排到另一餐室。喝酒间白团长喝令卫兵将袁永平、郭和坤捆绑起来，另一餐室的随从也被缴了械。驻在城外的部队得知后自知无力援救，侯六合见大势已去，便率领自已的人马回山区重操匪业。其余三个大队便盲目北上，向沂水进发。行至界湖（今沂南），村民不让进村，双方便打起来。担任参谋的王思玷老师见自己的部队滥杀村民百姓，自己又无回天之力，绝望中只身离开部队回家。走到车辋，便到车辋西南方向的孔庄，准备找同学杜若堂投宿。杜若堂知道他随袁永平闹革命，不予接见。王思玷老师只好继续赶路。不料狠毒的杜若堂竟派人尾追，将王思玷老师枪杀在路上。杜若堂又耍了一计谋，谎称手下的人在路旁发现一具尸体，他去了一看是同学王思玷，遂把尸体送到兰陵来。王思璞老师是个老实人，见弟弟已死，再追究没什么好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打界湖的那三个大队见大势已去，也四散逃离。在郑州学习受训的那部分人听说队伍垮了，也各奔东西。这场轰轰烈烈震荡鲁南的国民革命运动就这样失败了。我也回到了兰陵继续学医，时年我才17岁。
临沂五中闹学潮
1928年国民党北伐，1929年各地中学复课。临沂五中招生，我报考被录取了。因我年龄大，身材高，班主任指定我当班长。在校三年，和同学们一直相处得很好。我爱打抱不平，不仅是我们班，其他班级的同学出了纠纷或者有什么问题也找我出面调解。
九级有位同学叫苏中峰，他家有祖孙三代人，不幸他母亲病故，没有人料理家庭了，生活十分困难，不得不结婚。可是校方不顾他的实际困难，以违犯校规为由，张贴布告，将苏中峰开除学籍。苏中峰向他的班长哭诉，他的班长又找到我，我一听十分同情。便召集各班班长研究解决办法，都让我拿主意。我提出明天早晨各班同学都到学校二院集合，全体做好罢课的准备。备班班长回去布置妥当以后，第二天一早全校同学都准时集合到二院。我把苏中峰同学的情况一说，都十分同情，对校方的决定愤愤不平。公推我和陈其昌、石贞如三人为代表向校方交涉。接着我选派了几个年龄大身体壮的同学去把守住学校大门，限制出进。让全体同学在二院列队等候，我们三人去教务处和训育处交涉。因为校长徐眉生不在学校，去省里开会去了。教务训育两处的人都说校长不在家，需要等校长回来开会研究，以此为理由借口拖延。我们限二十分钟作出答复，否则就罢课。结果训育处怕事态扩大，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把开除苏中峰的布告揭下来，收回成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全国各大中专院校学生纷纷组团，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而国民党临沂县党部既不作抗日宣传，也没有实际的声援活动，我们都很气愤。我早在1930年学校成立学生会时就被选为副会长，经常出头露面，办事有一定的号召力。于是我找了几个班长商议，决定到县党部去请愿。这时三乡师和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也都组织发动起来了。于11月9日三校学生在师范讲习所集合，列队呼喊着口号直抵县党部。结果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书记张荩忱和其他党部成员闻讯早已越墙逃跑了，全院空无一人．我们随即挑选了四名身强力壮的同学杜长年、陈德吾等，扛着县党部和抗日民主促进会的牌子，高呼口号，在街上游行。一面游行，一面讲演宣传，听众都对县党部非常气愤。游行结束，三校学生会领导人在三乡师开会，商定第二天再去县政府请愿。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三校学生都抵县政府门前广场。县长蒋国干即派秘书出来，请三个学校各派两人到县长办公室谈判，五中的代表是我和石贞如同学。我们六人进了县长办公室，见桌上摆满了糖果和烟茶，蒋国干县长一一和我们握手，并让秘书记下我们的名字，然后会谈开始。我首先发言，直截了当地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各地学生都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我们三个学校的同学也要去请愿，请县长帮助解决路费问题。”县长蒋国干听了，思谋了一会儿说：“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使我深受感动，我以前在‘五四’运动时也和同学们现在一样，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所以对你们的抗战要求我非常理解，非常支持。请你们统计一下，你们三校愿意去请愿的同学共有多少，我发给你们路费。并且，我不用国家的钱，我出身资本家，家里有三只火轮船，我能拿得起路费。爱国嘛．抵抗外族入侵嘛，我拿点钱给你们也是我的爱国心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知同学们最近看报纸了没有，北京的、天津的、广州的、上海的，全国各地学生挤满了南京城，要求蒋委员长发兵。蒋委员长发兵了吗？没有。如果咱们临沂的学生一到南京，蒋委员长就能发兵，那我为什么不支持你们去呢？再说你们各校快放寒假了，父母都盼着你们回家过年，如果听说你们去南京请愿去了，当父母的能放心吗？能不提心吊胆吗？去南京可不是短路程啊！那怕是有一个同学出了事，谁负得起这个责任？你们谁能敢保证不出事？所以我的意见同学们还是不去为好。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意见，可以提出你们的理由来。”我说：“这是全体同学们的要求，我们作不了主。”县长蒋国干说：“这好办，你们维持好秩序，我去和同学们讲一讲，好不好？”我们几个人一商量，答应了县长去给同学们讲讲话。于是他来到县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将和我们讲的一套话又向全体同学们讲了一遍。经他这样一讲，都认为县长说的有道理，都不好再提别的了，于是各回备校。第二天，同学们都放寒假回家了。只有我们三个学校的学生会负责人没走。父亲派人到临沂来接我回家，是我叔兄牵着小毛驴来的，我也只好回家。我们是春季始业，已届满三年，时为1931年底。父亲已决定不再让我升高中了。
展师长的电话通知
1931年临沂的驻军是第三路军第八十一师，师长是展书堂。我们闹学潮时，驻军没有干预。可是到了1932年正月十四日，突然接到兰陵区公所的通知，是区长郑佑亭派人送来的。通知上说接八十一师师长电话通知，要我务于正月16去师部报到。我很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父亲哥嫂们都害怕了，不让我去，要我出去躲避一下。我说：“去！怕什么？没作亏心事，去了能对我怎么样。”于是我给父亲要了20块钱，正月十五去了临沂。
路上我多了一个心眼，不直接去八十一师，先到学校去看看，察听察听，因为我纳闷极了。到了临沂五中，可巧了，见同学陈其昌和师范讲习所、三乡师的两个学生会负责人都等着我。他们也都接到了通知，也不知是什事，正等着我商议。我心里宽松多了，因为接到通知的不只我一个。商议结果决定第二天由我带领去师部报到。
到了八十一师，一个自称是师部参谋的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桌上摆着烟茶、水果、糖块。展师长进来了，握手，让坐，寒喧了一番后，问了我们的姓名、住址。说：“你们接到通知害怕了吧？”我说：“不害怕。”展师长说：“不害怕是假的。”他拿出了一份电报念给我们听。原来是国民党沂临县县党部书记张荩忱逃跑后去了济南，报告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说我们三个学校带头闹事的几个人都是共党分子。于是韩复榘电令展书堂逮捕我们。展师长念完电报问：“你们害怕不害怕？”我一听真寒脸了，原来展师长骗我们来是逮捕我们。展师长说：“放心吧！不用害怕。我已向韩主席复电，说你们都是爱国青年，没有不法行为。去县党部请愿，张荩忱吓跑了，还是蒋县长会办事，做做工作就解决了。没有根据，张荩忱凭什么说几个学生是共党分子，我一解释韩主席就不再追究了。“接着展师长又说：“这件事就过去了，你们回校后告诉同学不要再闹了，叫你们来就是说说这件事。”接着又客气了一番，就让我们离开了师部。后来我们才知道，张荩忱和展书堂、蒋国干有矛盾，都想借这次学潮找理由打击陷害对方，结果张荩忱被撤了职。
当了教师
1931年底，我初中毕业回家以后，各小学都托人请我去当教员。我确定去了王家庄小学。一是离家近，二是校长是我岳叔，工作有个照顾。1932年过了正月十五开学，学生家长请节酒，一直吃到正月底。小学有三个班，教师算我共四个人。请完节酒以后，老师就自炊自食，我也不例外。不过总觉得在亲戚门上教学连个管饭吃的都没有，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我教的是高级班，只有十五六个学生，年龄都十四五岁，还有七八个住校的。
有一天晚上，我见学生宿舍里还没有熄灯，进去一看，是住校的几个学生在赌博。我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拧下一条桌子腿，每人打了十几棍。我一怒之下趁夜跑回家。半路上听见后边有人追赶我，我就躺在路旁麦地里，等追赶我的人又折回来，我才回到家。二哥没问情由狠狠地训了我一顿，说是亲戚门上这样做不象话，要我连夜返校，如果不听就什么也不管我了，连饭也不管了。
我一气之下去了枣庄。身上没钱，找朋友借，没替换的衣服，用借的钱买。在枣庄逗留了一天，不巧在街上遇到我大哥带人找我来了，要我回家，说不愿教学，就跟父亲学医。我说既然出来了就不打算回去了，去曲阜二师找我同学去。我让大哥回去把行李拿来，多带些钱，一是还账，二是零花，如不送来我就一辈子不回家。大哥拿我没办法，只好照办。我等来了行李和钱，就坐火车到了曲阜，到二师找到同学王锡九、王庆章。这时二师正遭大逮捕，跑了不少同学，空床位不少，我在二师当了旁听生。
刚刚上了两天的课，济宁县立女子小学来招聘教师。来人是王锡九的同学，他们动员我说，于其旁听不如当教师。我同意了，去了济宁，接替了女小前任教师的课程。据教导主任介绍，前任教师是因为在课堂上不庄重严肃被学生赶出学校的。我一听就特别小心谨慎起来。我教语文等课程，上课时连学生都不看，教得特别认真，颇受学生欢迎。暑假到了，我回家去，学生派代表送我到车站，送给我一些玉堂的酱菜和酒。到家以后，第二天我就去兰陵颐兰堂药店去看我父亲，在兰陵小学时的同学们都来看我，我小学时的老师王思璞、王印和、陈德吾等也都来了，我父亲还备了酒饭招待了一番。老师们都动员我，于其在外地教学不如留在兰陵小学，在家乡总比在外地方便。我情面难却，只好给济宁女小去信辞聘，接受了兰陵小学的聘书。
1932年暑假以后，我担任了兰陵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兼五年级的数学课。这个小学是临沂县立第五小学，县督学郭孝哉来查学时，听了我的一节语文课和一节数学课。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说我是一个称职的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