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伤的第四天，十六团七连的孟副指导员也来住院，要求住到我的房间。孟对我说，他们的连队遭敌人夜袭，连部除卫生员被打断腿，其他人全部牺牲，还有一个副排长负重伤。痛悼之余，他问我：“过去一营老是前卫，为什么没有遭受过夜袭？”我说：“这没什么秘密，我是采用的‘堵门’战术。我们一营组建了两个侦察班，每夜轮流出动，到敌人驻营地附近监视，敌人一出动，就被发现，就遭到截击。敌人偷袭怕暴露企图，见我方早有准备，也就不来了。这样以少数人的疲劳能换多数人的休息。如在宿营地即使四面设防，在平原地也是防不胜防。”小孟听后，感慨地说：“难怪呀!”
第五天，敌机轰炸医院，轻伤员都疏散了，我还没有转移，村长老何征得院长同意后把我抬到松林深处的两间房内。晚上，村党支部书记王春英对我说：“同区委联系不上，也不知该怎么办。”我告诉她都在准备撤退，她沉思之后说：“什么东西都可丢，军、工、烈属一个也不能丢！难就难在这里，都是老弱妇孺，没有脚力!”我也为此犯愁，我又故意问了一句：“为什么一个不能丢呢？”王春英同志说：“假若丢上一个，我们今后就无法工作了，有谁还相信你，谁还愿意参军、支前啊!”我从内心敬佩这位女同志的思想水平，有这样的农村干部，人民战争能不胜利吗!
第六天早饭后，村基干民兵政治指导员杨继友同志披挂整齐，来到我面前说：“敌人已经到了大峪沟，与我村一岭之隔。轻伤员都走了，只有重伤员在等担架。我带基干民兵去西岭顶住敌人，我已安排好人，背也把你背走!”我在地委工作时，负责地委基点村——朱家村的工作，基点村的工作不等县委、区委层层布置，而是地委直接布置，先走一步，取得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在同群众一起的年月里，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这鱼水深情，在这短暂的四天里更得到了集中体现，更使我深深体会到党贯彻的“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是何等正确!
华野总部原打算不让敌人过沂蒙山，在白马关以西，曲阜、邹县之间歼灭敌十一师。不料在战役开始前敌又一支王牌新五军到了大汶口地区，原定战役计划不得不停止实施，改变为打到达泰安的七十二师，目的是围城打援——消灭新五军。新五军的军长邱清泉非常狡猾，不上钩。等我主力弄假成真打进泰安城时，新五军才增援，使我攻城主力不得不仓促撤离泰安城，连缴获的重武器也没有运出来!
打掉了七十二师，蒋军西起津浦路东至海边的一字长蛇阵继续北进，我军医院只好北撤过了黄河，我被转到华野第七野战医院第四队治疗。
在北撤的过程中，我三渡黄河，两次遇险，但都化险为夷：第一次是北渡，刚上了一只大木船，就听见敌机飞来的声音，船上的人很乱，我说了句：“军人要听命令守纪律”，大家便整整齐齐地坐在船上。敌机投下照明弹后，就扫射河道和渡口。我对掌舵的老大爷说：“开船！”他说危险。我说：“停在这里等着挨打更危险!”船开动了，冒着敌机的弹雨到达了对岸，全船人无一伤亡。船工一迭连声地说：“这是河神保佑！”我们只觉好笑。第二次是出院回河南岸找军分区后方机关，那时河两岸不断出现特务同飞机的联络信号，致使敌机经常轰炸渡口和船只。我坐的这支大船载有四辆支前的“二把手”车子和牲畜，船到河心，一头大青驴拼命往水里倒退，船身倾斜进了水，眼看就要船翻人亡，舵手大喊一声：“放手!保人要紧！”牵驴人手一松缰，大青驴下水就不见了。
在转移途中，我真正看到了“半边天”的作用。鲁中邵家村，百多户人家只有两个男人，一个年近花甲，一个腿有疾病。全村的生产和支前等工作都由妇女顶着。在这里，有我四支队两个连的指战员的坟，他们是1941年日寇冬季大扫荡时牺牲的，我拄着拐杖去村外墓地致以深切的悼念。
1947年秋，我任鲁南军区后方教导大队副政治委员、党总支书记时，军分区周司令派人把我叫回去。在那里见到了我十六团的老同志，从他们口中得知，尹家城战斗后，十六团突围，兵分两路，一路由团政委、参谋长率领第三营向东，一路由副团长陈崇礼、政治处郭主任率领第一营、第二营跟随军分区首长向西。突围中，团宣传干事孔梅同志被淹死，三连副连长崔庆奎同志牺牲；第一营只剩了一、三连，第二营只剩下了第五连。在长时间的紧张的运动战中，物资供应根本无法保证，战士们的棉衣先变成夹衣，再变成单衣，长袖成了短袖，长裤成了短裤，袖子和裤腿部都成了肩上和屁股上的补丁。这是多么残酷的考验，这是多么坚强的战士啊!经历了千难万险的幸存者一旦相逢，其喜悦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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