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工作后，绝大部分时间是做保卫工作，我填志愿时写道：“我志愿终身为公安保卫工作奋斗”!
一九三九年底，我到抗大七分校学习(驻沂水)，未等毕业，山东纵队政治部开办了保卫训练班，抽调连营干部学习。因为我念了几年书，就被抽去了。学习了四个月后，分配到泰山(第一)军分区搞保卫工作，先是在教导队，名义上是让我担任文书，实际是做保卫工作，当时，叫我负责控制几个有嫌疑的人学着傲保卫工作，后把我调到一分区(泰山)保卫科当干事，再后当直属队特派员，就是负责司、政、区机关的保卫工作，以后又当营特派员、团特派员、旅保卫股长、师保卫科长、渡江南下，到江南造船厂。这个厂有一万多人，有一个书记、两个主任（一个管人事、一个管保卫、治安)，还有二人，组成江南造船厂党委。当时，我们挖出了一个大的贪污盗窃集团，牵连内部职工十余人，外部勾结了五家大的五金商和八、九家黄牛商(买空卖空的投机商)。我在那个厂干了不到一年，工厂就划归海军管了，我也随之调到海军。后调到华东海军后勤保卫科、中央军委海军政治部保卫部，五六年军队成立检察院，我被调到海军政治部搞海军检察院筹建工作，一直搞到我病休，我这段历史很简单，在这里我说一下，两次兼管地方公安工作的情况。
—九四五年，鬼子投降了。鲁中一分区(即泰山军分区)建立了十二团，我任该团特派员，大概二十天后，接到一个紧急电报，十二团要编到四师去，要我立即赶到莱芜上游庄，团里给我一个通讯员和一匹牲口，到了上游庄，一问是怎么回事?他们说： “党委叫你回来，是搞一元化，公安与部队的保卫部门合并了”。这样专区公安局和分区保卫科合并了。那时候，保卫科有一个侦察连和一个政卫队。政卫队的任务是看押犯人、警卫首长，专区公安局还有一个小武装，也叫侦察队，两支力量合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在部队叫保卫科，政府叫专署公安局。张洪林同志在部队叫科长，我是付科长。专区公安局，他是局长，我是付局长。我到专署公安局第三天就召开县局长会。因当时公安工作，各地剿匪反特任务都很重，所以到那里就叫我赶紧筹备开会。第一次局长会议，首先和大家认识认识、介绍介绍。莱东的亓星辰、章丘的尚克东、博山的夏新生、淄川的宴兴堂、泰安的尹子明、历城的陈克光、莱芜的李林泉，加上专属公安局的那几个科长，他们是预审科长王丕文、侦察科长王植凡、吕心昌、秘书周鹤亭。一直到四六年底、四七年初，我走时地委还开了一次会，那次会后，地方和军队就公开了。
当时，部队保卫和地方保卫配合得很密切，比如防奸反特，没有武装不行，那时公安武装不象现在这样多，反敌伪部队多，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必须对当地情况熟悉，不然部队就吃亏。公安部门必须提供情况，那时候政府和军队的关系特别好，不论遇到什么事，宁可整个部队都牺牲了，也得保卫好政府。群众、政府撤不走，部队死也得盯在那里，济南战役前这—段，张洪林同志学习去了。有吴丰民同志、亓道学同志，实际上公安这一摊是由我负责，一直到我调走。
关于龙马角据点是很有意思的。龙马角是公安、部队、敌工几家联合搞的。那时候是单线工作，建立点线，你敌工可以搞你的，部队也可以搞，公安也可以搞。龙马角工作是一项成功的工作，那时我们泰山军分区特务营去了两个连解决的，当时根据地搞的比较紧张，东西交通就是龙马角那个地方比较安全，咱们的干部不带武器，从那里过都没有出过什么事。
后来形势好转后，我们决定把龙马角这个据点拿掉，那里有一个敌伪分队，分队长是个学生出身，有点民族气节，是我们重点掌握的关系，在分队有些哥们对他很相信。在打龙马角之前我们打了一个埋伏，逮了莱芜城的一个伪中队长叫冷清泉，通过他了解了莱芜汉奸队的情况，如何拔掉龙马角这个据点呢?我们和这个分队长商量。他说：“我这个分队不能拉出去，你们必须来打，因为我家属住在莱城，我要拉出去，他们就把我老婆孩子逮了，你们打了，我当了你们的俘虏，可家属就安全了”。我们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我们在解决龙马角时，我们在外边打枪，他们在炮楼上也打了几枪，装装样子。打了几枪后，他就拉着部队出来了，我们点火烧了岗楼。当时，炮楼周围也部置了一些人，防止里面的坏人发坏，就这样拿下了龙马角据点。
解决了龙马角据点后，我们又向大冶据点进发。大冶距龙马角很近，我们是先已了解到大冶(现大冶水库)住着敌人一个分队。分队长是莱芜县伪县长的小舅子。这个家伙非常坏，很顽固，打龙马角前就想叫他们缴械，他坚决不干。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就叫他们把分队长叫到岗楼上，对他喊话：“ 我们廖司令派我们一个团来，把你们包围了，你想坐飞机呢?还是想活着出来”我们还把伪中队长冷清泉带去了，叫他去喊话。“哥们，你在上边吗?你听着，日本鬼子已经不行了，你不要再顽固了，现在是找出路的时候了”，在他喊话的时候我带着部队堵住了据点门口后喊道“弟兄们，你们赶紧出来吧，还等什么?还想和你们那个分队长一块送死吗?”结果，忽拉一下子伪军都出来了。这时，那个分队长还在上边和冷清泉讲呢，等他看过了是怎么一回事，他也慌了手脚，惊恐地说：“我投降我投降!你们不要开枪”。就这样，大冶据点也被报销了。这就是所谓“大冶喊话”，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刊登在《前卫报》上。
武装斗争和点线工作相结合，龙马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冶是靠政治攻势，当然与点线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
打嘶马河我也参加了。嘶马河的解放应该说主要靠武装，如果不这样认为，就颠倒了事实那是真刀真枪地干，泰山军分区特务营力量在当时的泰山区那个小圈子里还是比较强的。群众不是都这样唱“铁七连、钢八连，夜老虎第九连.....”所以说嘶马河的解放主要靠武装、靠特务营，至于公安工作，点线关系也是起了作用的。当时亓章森同志掌握着一个班，开始研究如何打时，也想按照打龙马角的方式，也是假打，让亓章森同志开开门把我们部队放进去。莱芜县公安局长李林泉同志也在那里，当时部队布置好了，时间过了，还联系不上。特务营营长王法山同志问李林泉同志：“怎么回事?后来，急了，还是硬打了起来，当时也做了两手准备，关系起作用当然很好，不起作用，我们爬梯子进去也得打，所以这次和打龙马角据点又不一样了。
武工队在防奸反特、建立点线关系方面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在当时来说，章历县还是有点名堂的。章丘县公安局长尚克东同志带着武工队，队员都是连排干部，他们有会开火车的，有会唱戏的大武生，还有会玩刀弄棍的，他们经常打击反动会道门。有一次，他们包围了徐家庄会道门头子的住所，那个大武生带着大刀跳进了院子，抓住了会道门的头子。
有一次章历县武工队抓住了一个日本的谍报员，审讯干事沙云审问他，他什么也不讲，后来我和沙云二人审问，他讲了真情，使我们掌握了一些敌人的情报。后来我们又抓住了一个谍报队长，了解了些敌人扫荡的情况。
大涧沟战斗是泰山军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指挥，刘国柱参谋长佯攻，刘志凯同志主攻。刘志凯带着一个排攻进去了，抓了几个俘虏，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天亮了，敌人攻得很厉害。我们就撤了。那时候粉碎敌人的扫荡都是预先掌握了敌人扫荡的情报。那时公安的情报工作还是很好的、很可靠、很及时的。王其贤同志在三仙，当时他年龄很小但很灵活，工作还是很不错的，传送情报很准确及时。还有一个是给我当通讯员的王占元同志，被敌人暗杀了，后来，我们破了案子后把那三个暗杀者都杀掉了。
战俘处理工作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在莱芜战役期间，公安部门搞了个识别队从战俘里识别还乡团。咱们主力部队识别不出来，有时就把罪大恶极的错放了，因为各个县公安部门的识别队都是本地人，人熟地熟，有时一下子就识别出七、八十的还乡团、伪镇长、伪政府工作人员，后来这些还乡团中有罪恶的都押到博山县，我去参加潍坊战役，突然又把我调了回来，到博山县城去看押还乡团。有一次他们组织暴动，差点出了问题那时没有监狱，是临时找的房子，押了很多，我们都分了工，几个人分管几个队后来临时搞了一些铐子，那天晚上他们要暴动，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一个普通战俘报告的，战俘也和他们关押在一起，当时押着个淄川县的伪镇长，有四十多条人命民愤极大，当群众听到他关在那里，天天去请愿，要求杀掉他，我们没有办法，就向上级请示，上级批准把他杀掉经过审问，他供出了杀害的人埋在哪个井里，我们就
把这此尸体捞出来，在现场开了公审大会执行枪决这教育了群众，震慑了敌人。
根据我的亲身体验，我认识到，公安保卫工作必须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结合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当时的中心任务，各个部门密切地配合，依靠群众，留结全体公安保卫干部和战士，努力工作，并且在工作中不断地教育干部，教育公安保卫人员，提高政治觉悟，提高业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工作上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不犯错误。才能取得工作成绩，才能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下边，我想围绕这一体会谈一些具体意见。
我主要是在部队做保卫工作的，所以，我着重联系一下部队的保卫工作，在部队做保卫工作，必须和战士生活在一起，和部队一块冲锋陷阵，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威信，才能熟悉好本职业，不懂得打仗，不会指挥就难以完成保卫任务。
公安保卫部门经常给我们指示，部队作战一定要注意缴获敌人的文件，保证部队的巩固，保证作战的胜利，如果作战的时候，我们不能跟着上去，就很难达到这一目的。例如，一九四四年，我在特务营担任特派员、兼任总支书记，泰山军分区廖司令给我一个任务，即带领七连配合泰安县大队，在董家庄打埋伏。当时得到情报，敌人有两辆汽车从太安到莱芜，给吴化文的部队运送弹药。我们埋伏在董家庄，到天快亮的时候，两辆汽车开过来了，战斗打响了，结果不是伪军汽车上全部是日本鬼子，火力相当强，还有挺带刺刀的机枪况且那里正处泰莱平原，战斗打响了，就不能示弱，我带着转盘机枪，还有一个小直弹筒，在正面截击敌人七连连长刘志泰同志带着一个排从敌人的右翼插了过去，和敌大拼了刺刀，经过同志们的顽强战斗，基本上全歼了敌人。泰安、莱芜新泰三县指挥滕田大佐被击毙，战斗中我们也有些伤亡，因为董家庄据敌人据点距范镇很近，我们就速战速决，准备马上撤离战场，面对着敌人的两辆汽车，我们发了愁，没办法，只好烧掉。当火光升起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汽车上有一个皮包，马上命令通讯员上去取了下来。打开一看，全是文件，因为是外文，谁也看不懂。但因滕田大佐被击毙在车上，我考虑可能是重要文件，于是就交到军分区，军分区又交到鲁中军区，鲁中军区又交到了省军区。据说，后来又交到了中央这个文件非常重要，首长对我们大加赞扬，说缴获这份文件比十挺机关枪价值都大，当时给我们通令表扬。有一期报纸登的内容全是这次战斗的情况，我讲这件事的目的是说我们保卫干部如果不参加战斗，就不可能缴获这份文件了。因为战士打仗，喜欢的是武器弹药，一不太重视文件。
日寇投降了以后，公安工作开始向城市转移。城市公安工作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新的工作，人员如何配备？工作怎么开展？都是一个新课题，都需要学习和研究。1945年，我们泰山山区不断地、大量地动员县、区武装升级，升级后到主力部队，参加编入野战军团，还要动员新战士，这些工作常常成为中心任务。10月间，泰山区曾调了一批基层干部（班、排、连、营）去东北，当时是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进行的。
在莱芜战役中，泰山地委提出了“砸锅卖铁也要保证战争的胜利”。几万人的部队一下子来到了。住房、吃饭都成了大问题。我们广泛发动群众，大碾小碾一齐碾，大锅小锅一切摊(煎饼)，老婆孩子齐上阵，支授我们野战军。抬担架、运送伤员，还有一些敌人的伤员也要运。有的当向导，带领部队，我们公安保卫人员站到了第一线，和群众一起完成了这一任务。
有一次．我曾带着几个侦察员跟着突击队到了口镇，敌人的尸体已经是人摞人了，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跑进去，发现有的敌人趴在尸体底下，有的跑到养猪的栏里，我们把这些家伙统统抓住，送交上级。
抗日战争后，我参加了对还乡团、土特、土顽的审查处理，对城市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有无潜伏特务活动。在博山西冶街，发生了一起暗杀案件，我们有个会计从博山城到淄川县城去，中途被—个同行的家伙暗害了，他的装着钱的包袱被抢走了，那个罪犯以为会计死了，结果没有死。后来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他们是从济南派来的特务，他们以贩卖布匹为名干特务活动，共逮了他们四个人，其中二个是特工人员，另外二个是随着打麻将的。以后又逮了他们组织的几个人，到济南解放时，这个特务组织的人员全部落网了，那些坏家伙还干过一次坏事，就是在博山县城，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定到一个小桥上，他们中有一个家伙一膀子把骑车人扛下去了，他本来想趁机车子，结果骑车子的人没有摔死，爬起来就追这个家伙，吓得这个家伙掉回就跑，也未抢到车子。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公安工作主要是保证城市的安全，维持城市治安，公安战线上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大军南下，我随军南下到了浙江省绍兴专区继续做公安工作。
在泰山区公安局工作期间，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科长、于事、政卫队的战士，都很团结，情绪很高，因为日本鬼子投降了嘛!我和张洪林同志搞得也很好，相处当中有时因为工作也发生争论，但大家关系很密切，我们有什么工作，事先都和有关的科长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工作情绪也很高，所以要想做好工作，全体公安保卫人员必须团结一致，热爱我们的工作，齐心协力去做，还必须和其他部门密切配合，好几件事情都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前边讲的龙马角问题，主要是敌工部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你不跟他们配合那怎么能行呢?那时泰山区敌工部敌工科科长是张秉玉同志。
后来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保卫工作九条方针我们通过学习，才懂得业务部门，专门机关必须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必须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你不结合党的中心工作，不和各个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不依靠我们的广大干部全体工作人员的团结一致，我们这个工作就做不好，这些都是老的经验，在现在这个新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是这样?我看这是有用的，当时土改复查、土改以后整党，要对一些政治上有嫌疑的干部进行考察，如果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的领导，光靠几个网员，那是搞不好的，甚至被敌人钻了空子。湖西错案不是典型的例子吗?
解放战争开始前，上级提出了有些城市要主动放弃，准备被敌人占领”这项工作都要提前做好准备，要安插一些能够站住脚的同志，做我们的内线，及时提供敌人情况，为以后解放这些城镇做好准。那时在章丘、淄川、博山、莱芜、泰安都留下了一些同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前段，淄博市的同志来了解焦裕禄同志(文革前，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的情况，他那时是博山县城的基本民兵，解放博山时，他给我们当的向导，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情况，我们在撤离博山县城时，安排了一些工人充当我们的耳目，他们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情况，前边谈到的我们的一个会计被暗杀未死的情况，就是一个老工人提供的那能工人说会计被杀死，是他的弟弟干的，他只知道其弟做坏事，常跑济南，不知道他是特务。他给我们提供这些情况，使我们很快破了案子，我们布置留下的同志大都起了很大作用，不仅在城市、在农村、在专区，我们都安排一部分人，防止敌人进攻、占领。
关于公安宣传教育工作，也是很重要的。要使大家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大家来做这项工作，重视起来，取得宣传部门的配合。我们本身也印发通报，介绍经验，例如关于巩固部队，改造解放战士、巩固新兵工作、防奸反特教育。这些方面都很具体实际，特别是连队这方面的工作，机关保卫工作主要是面向连队这方面的经验曾印了一个单行本，大概有几十页，通过这种形式做宣传工作，另外还有不定期的公安保卫工作通报。我记得最多一个月，有时半月二十天一期，有了成绩，有了经验我们就通报，版面也不确定，多则多出，印发到各单位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我们公安工作当时取得了一些成绩，首先应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委对我们积极领导，当时泰山地委书记兼泰山军分区政委林乎加同志、付书记张敬涛同志军分区付政委 熊飞同志军分区司令员刘国柱同志经常听取公安工作的汇报，那时张洪林同志经常到地委去汇报情况，有—段时间张洪林同志还是地委委员。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地委、军分区领导的指导和支持，是绝对做不好的。例如莱芜战役，没有地委号召、指示，光靠公安保卫部门，调配那么多人，那是很困难的。
我们泰安地区公安部门在那时也很注意培养教育干部，几十年来，公安战线上的同志对党忠诚、工作积极，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几个县的公安局长，在下边工作的一些同志，现在有的还在党的重要岗位上坚持工作，有的已经和我们永别了，我们专署公安局老局长槐亚东同志是党的好干部，渡江时还是一位老特派员，渡江后提为科长。还有一个当时做政治侦察员的王占元同志，一九四七年秋在执行侦察任务时牺牲了。这个同志很小就没有父母，跟着他哥哥到过东北，要过饭他是莱芜人，十二、三岁跟着区长当通讯员，在艰苦的环境中，他曾多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到了十六岁，参加了部队曾在营部当通讯员，后来在泰山区公安局当侦察员，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现在回顾泰安公安史的时侯，不能忘掉牺牲的这些同志。
我们公安部门，要不断地根据形势的需要培养青年干部，渡江后我们在绍兴及时招了几个知识青年参加了公安队伍，听说那些人现在有的早当了公安局长了，有的已是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了。在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召开警卫员会议，进行短期训练，那时一边干、一边学，在干当中培养骨干，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就连当时所谓我们公安武装、保卫队、政卫队，我也经常进行教育训练。
记得在地区公安工作会议上，亓星辰同志曾作了典型发言讲了关于反对刘伯戈的斗争经验。当时我记得讲得还是很生动的，泰安县公安局长尹子明同志配合敌工部门开展京津铁路(泰安到历城这一段)、泰莱边的对敌斗争，做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些经验淄博矿区晏兴堂同志曾经介绍过工矿、企业公安工作经验。那时候我们拆桥破路，刚解放淄川矿区，有的群众把路轨扛走，晏兴堂同志亲自绐矿工讲话，因为他是矿工出身，工人都熟悉他外号叫他“煤黑子”，在工人中说话有威信，他就亲自去动员，这样对于巩固矿区、保卫矿区，搞好工矿企业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莱芜李林泉同志、章邱的尚克东同志，这些同志都在会上介绍了一些经验，特别是尚克东同志带领武工队活动，群众叫他“尚窜子”搞得还是很好的。还有一些同志，这里就不一一讲了。
还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们刚解放城市以后，公安方面曾进行过一次敌伪人员登记，要求留下的敌伪人员自动地到我们政府公安部门去登记，限期不来登记的，我们就登门询问情况。通过这一工作，我们了解掌握了留下的敌伪人员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了治安，保证城镇的安全。
日寇投降后不久，曾成立了淄博特区，开始归泰山专署领导，后来交给鲁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