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一种如同久别的孩子又重新回到母亲怀抱中一样的心情，我们跨进了大门。迎面正碰上一位原五师师部的机要班长，现中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一见我，便脱口而出：“呀，周旅长，你怎么来了？快，快进来！”
见到了自己同志，回到了组织身边，我终于未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了眼眶，不知是否受我的感染，罗少华同志已是痛哭失声。此时此刻，突围以来的八十多个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那战火中的激烈拼杀，大川中的艰苦跋涉，失去战友时揪心的悲痛，以及因饥饿疲劳而陷入困境时的情景，仿佛一下子又展现在眼前。是啊，我们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中。热泪啊，你尽情地流淌吧，因为这不是怯懦的眼泪！
我很熟悉而尊敬的钱瑛大姐来了。她原是湖北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她把我们让进了屋内，关切地问寒问暖，让我们坐着歇息，亲手端上了茶水。然后急急忙忙地要去向董必武同志汇报，并安置我俩的食宿问题。
钱大姐出去后，我放下茶杯，走到窗前，放眼向外望去，只见庭院内阔叶覆盖，树影婆娑，一派镇定、静谧的气氛，与院外那个贪婪、坠落、虚伪的世界成鲜明的对比。
晚饭后，我所敬仰的董必武同志来了。他慈祥地微笑着，紧握我的双手说：“辛苦了，志坚同志。”坐下后董老接着说：“周副主席很忙，也许过两天来看你们。他要我转告你们，说五师同志们很辛苦，要照顾好些。”
一席话，说的我心里热呼呼的。周副主席身在敌人巢穴，斗争那么尖锐复杂，还牵挂着我们。董老认真地听了我关于中原突围的汇报，偶尔插几句话，多半是进一步询问。我汇报完后，请董老指示。他说：“突围的基本情况我们和中央是清楚的。现在几路部队都已经突出来了，李先念同志率领的北路主力抵达陕南，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八月下旬回到陕甘宁边区，王树声同志率领的南路主力也到达鄂西北地区，还有皮定均的一支部队向东突围，于七月中旬进入了苏皖边区，与新四军主力会师了。”董老还高度评价了中原解放军是好样的，牵制了三十多万蒋军，对全国战局起了很大的战略牵制作用，是有功劳的。
自从和大部队失去联系之后，一直不知道同志们的处境如何，心里象悬了一块大石头。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的全是他们的“捷报”。虽说其反动的宣传伎俩不可信，但又没有确切消息，难免心里时时惦念。董老这么一说，我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了地，感到十分欣慰。
董必武同志亲切地对我说：“前些天李先念同志打来电报，要我们和武汉办事处设法找到你，现在你平安来了，很好。我马上去给他们回个电报，让那边也放心。”
董老临走时叮嘱我们：“洗个澡，好好休息休息。”
晚上，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囫囵觉，二个多月来的疲劳和痛苦一扫而空。
第二天上午，钱瑛大姐来到我们住的小屋，她和我以前见到时一样，园园的脸庞，瘦削匀称的身材，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出亲切而慈祥的神采。她和蔼地和我交谈起来：“董老和你们谈过了吗？”
“谈了两个多小时，对我启发很大。”
“董老是革命前辈，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讲的话你们要好好领会，对今后工作会有益的。”钱大姐还嘱咐我们：“这周围百米之内国民党当局的特务机关密如蛛网，有军统局监视站、空军司令部监视站、特刑庭侦讯室等，前后左右与我们代表团住房门窗相对，咫尺相隔。沿街的不少摊贩、鞋匠、算卦先生，还有三轮车夫都是特务分子所扮，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外出，不然出了麻烦可就不得了啦。”
我们在梅园的一间小屋里住了约一个星期，钱瑛同志几乎每天来看望我们，董老也来过几次，告诉我组织关系已转来，要我放心。说实话，几个月来连续行军打仗，感到很疲劳。由于不能外出，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好好休息，调整一下身体。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报什么的，疲劳感渐渐消失了。当然，我们心里仍牵挂着一件事，那就是想见一见周副主席。
记得一九三五年六月间，我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的一次行军中，曾见过周副主席。当时我在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当团长，部队正在向北疾进，军长何畏要我把他的一封信交给总部的周副主席。我等了一会儿，远远见周副主席骑着马过来了，我迎上去立正报告：“报告周副主席，这是第九军何畏军长给你的信件。”
周副主席敏捷地跳下马来，看过信后抬起头对我说：“好，你们团在此警卫，不要走，等总部过去后你们就地宿营。”说着，伸手和我握了一下，跨上马走了。尽管话语不多，时间不长，但他那清癯的面庞上浓黑的眉毛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光阴如梭，时光荏苒，十一年的时间眨眼间就过去了，现在和周副主席咫尺相距，我是多么想见他一面啊。
钱瑛大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她不无惋惜地说：“近几天来外面情况越来越紧张，国共和谈已到了随时可能破裂的最后时刻。周副主席和董老他们白天黑夜的忙个没完，周副主席来看你们的打算恐怕难以实现，他确实太忙太累了。”钱瑛大姐满怀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在南京这座畸形的半殖民地都市里，国民党要员大发国难财，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而我们中共办事处却同延安一样，实行供给制，生活清贫而朴素。艰苦的生活，繁巨的任务，不知劳累的工作，严重损害了周恩来同志的身体健康。同志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一再提醒他注意身体。他总是当面虚心接受，过后一如往常，把整个身心扑在工作上。每天都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等着他处理，从清晨到深夜，哪有时间休息？
一次支部会上，同志们终于吐露了这种敬爱和埋怨交织的忧虑心情。
有的同志规劝道：“不知恩来同志想过没有，您的身体，并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整个革命事业的，您要是以对革命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身体就好了。”
有的同志说：“如果恩来同志不接受会上的意见，那大家都这样没日没夜的干吧，这样下去，就没法子向毛主席交待了。”
一位同志提议：“请董老和邓大姐做些工作。”
周恩来同志嘴角泛着慈爱的微笑，以感激和友爱的目光注视着大家，等同志们逐一表达了自己的心愿之后，他说：“同志们的意见都是好的，我接受。但是，我们代表团是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托，带着全国人民的希望来到这里进行工作的，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民族的大事情，我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相比之下，就太渺小了。”他笑着继续说：“同志们的心意我是理解的，这样吧，我请求大家能同意在夜间十二点你们下班后，给我两个钟头看报的时间。”
同志们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然而，支部会以后的日子里，周恩来同志办公室的灯光，依然是通宵不熄……
我们听了深受感动，见不到周副主席固然是一件憾事，但一想到他的工作安排几乎是以分秒计算的，我们便打消了想提出见一见周副主席的念头。我们在心底里默默地祝愿他身体健康。
大约是二十一号那天，钱瑛同志来告诉我说，组织上决定明天送我回延安，要我准备准备。她还告诉我：“由于国民党政府没有诚意，和谈已经没有希望，代表团的部分同志也和你一道走。罗少华同志留在《新华日报》社当工作人员，继续留在南京。”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要离开梅园新村时，我不禁回头凝望，庭院内那几棵苍劲挺拔的翠柏，正沐浴在旭日的阳光之下。此时此刻，董老的谆谆教导又回荡在耳边，钱瑛大姐周到的安排和其他同志热情帮助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这一切都激励着我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
我们坐车来到南京城外的大校场的停机坪，一直等到近九点钟，两名美军驾驶员才姗姗而来。我和中共代表团的部分同志依次登上了一架由美国制造的飞机。
天上飞的飞机经常看到，但坐飞机却是平生头一遭。飞机是草绿色的，左右机翼上各有一个螺旋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飞机舱门很矮，我要弯腰低头才能进得去。
九时左右，大雾散去。飞机的螺旋桨转动起来，开始在跑道上向前滑行。很快，我感到心好象猛地向下一坠，窗外的大地也仿佛下沉一般，飞机起飞了，向着延安。
我透过小窗俯视着白云下苍茫的大地，那一闪而过的山川、河流和田野，激起了我的无限遐想，勾起了我对过去岁月的深深怀念……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在红四方面军任十师师长。一天，我接到上级命令，要我立即收拾行装，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接到命令后我激动的一夜未能睡着。
到达延安后，我被编入第二期一大队，并担任了分队长。参加学习的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很多同志还是多年不见的战友。分别多年的战友相见，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特别是我，仿佛做梦一般，一个只读了半年私塾就给地主家当了放牛娃的贫苦农民的儿子，竟然能进大学学习，真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记得“抗大”里有几所低矮简陋的窑洞式的房屋是校部办公室。和现在相比，“抗大”的条件是很差的，生活也艰苦。学员住的窑洞，上课在露天，背包当桌子，但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到处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气氛。
生活中的困难对于我们根本不算什么，真正感到为难的是自己的文化和理论基础差。课程多，时间紧，有些课学起来很吃力。按理说关于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一课，对我这个打了十多年仗的人来说，应该是比较熟悉了，但由于一直都没有从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去总结过，因而学起来仍有点吃力，好在有亲身实践，教员讲后，自己琢磨琢磨，大脑也就记住了。那时上课没有教材，每个分队只有很少的几份讲义，还是印在又粗又黄的劣质纸上的。人多讲义少，只好轮流看。
学习期间，毛泽东同志多次亲临学校给我们讲课。他讲课生动、幽默、通俗、深刻，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他讲述的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情景，至今还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此外，我们尊敬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同志等也经常来给我们讲课。朱总司令讲的辛亥革命和我党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军事课，刘伯承副校长那次代表学校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对我们这批新学员寄于深切期望的发言，都使我们受益匪浅。虽然几十年来许多其他事情的记忆已被流逝的岁月带走了，但这几件对我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事情却至今历历在目。
我在延安几个月的学习中，在“抗大”这所革命的大熔炉的薰陶下，政治水平、思想觉悟和军事素养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对我后来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开展工作，有极重要的作用。
飞机在白云间穿行，我的思绪也在广阔的天地里驰骋。我想的很多，即想起了过去，又想到了未来……
突然，机舱里活跃起来了，美军飞行员告诉大家，飞机已经进入了解放区上空，不用很久就可以到达延安了。
延安，多么神圣庄严的字眼，延安，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九年来，宝塔山巍峨的身影，经常在我眼前闪现，延河水潺潺的清流，时时在我心中流淌。今天，我又回到你那宽广的怀抱中来了。我透过身旁的小窗，向着前方，深情地在心底里呼唤：“呵，久违了，延安！”
(完)
后 记
本书是由我回忆口述，朱维宁同志执笔整理的有关我在中原地区8年抗战时期经历的一本回忆录。
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发出号召，要求老同志撰写回忆录，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如实地写成材料或专著，指出这是老同志光荣的政治责任。我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1982年离休，现在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古稀之年，忆写当年，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然，倘若哪一天被我们带到了马克思那里，也许是件遗憾的事。
在硝烟弥漫、戎马倥偬的抗日战争岁月里，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有无数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有说不尽的战斗故事，有写不完的惊天动地的光辉业绩，但是，当时紧张急烈的战斗生活和艰苦困难的恶劣环境不允许我们把广大指战员和自己的革命斗争情况记录下来。现在，党非常重视革命回忆录的整理出版工作，我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一道，响应党的号召，也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回忆文章，但写这样一本上十万字的回忆录尚属首次。
这本小册子，是真实的革命战争记录，其中许多出生入死的战斗场面，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因此，虽然事隔四五十年，仍历历在目。书中所描写的我的上级、战友、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都是我过去曾经爱过并且至今依然深深爱恋的；书中涉及到的日寇、汉奸、判徒，又都是我过去曾经恨过并且现在依然强烈憎恨的。尽管星移斗转，岁月流逝，许多往事已经变得模糊甚至忘却了，但这些人物却是我至今不曾忘却的。
1938年下半年，我由延安出发，辗转数省来到豫南。1939年初，我随李先念同志由河南确山县竹沟南下，来到大悟山区，在敌、伪、顽的三面夹击中，经过几年艰苦斗争，终于立住脚跟，创建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虽然是孤悬敌后，单独作战，且敌强我弱，顽大我小，但我们新四军五师还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由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四万之众的正义之师。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是在由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我党在中原地区创建和发展起来的，这里地形复杂，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纵横驰骋在鄂豫边区的英雄军队——新四军第五师的广大指战员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极大的抗日热情的千百万边区人民一道，以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经过8年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侵略军无数次“扫荡”，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多次反共高潮，在武汉外围筑起了坚固的抗日堡垒，坚持了中原前哨抗日阵地，为胜利完成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华儿女高度的爱国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日本侵略者惨遭失败。中华民族是有着自己光荣传统的，爱国主义正是这种光荣传统之一。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长期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而不被外国侵略者所征服，正是因为有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掘不挠意志的象征，是战胜敌人的伟大力量源泉。但今天却有人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加以全盘否定，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主张“全盘西化。”这完全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是对我们民族缺乏自信心的表现。所以，重现当年新四军奋战中原大地的英雄事迹，也正是对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一种有力批判，它将增强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发奋图强，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和李先念同志为首的五师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所经历的战斗生活，虽然已过去了四十多年，然而，那些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形象和我们五师部队不畏艰险，战斗在平汉铁路东西，万里长江南北，出生入死，狠狠打击日、伪、顽的战斗场面，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鼓舞我忆写当年。
在我和朱维宁同志回忆整理这本小册子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战友的热情帮助。此外，湖北省顾问委员会的许道琦同志对此书的问世给予了热情的关注。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的夏穆原、曾言两同志也提供了不少参考材料，并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此书的第一章的部分章节就是在夏穆原同志整理的稿件基础上增改而成的。谨此一并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
囿于水平有限，加之事隔数十年，对一些事件的时间、地点、人名、情况等难免有不确之处，恳请知情的同志予以指正，并欢迎广大读者多提批评意见。
周志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