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时期北师大党组织情况(文/林一山)

青青悠然 发表于2019-01-03 18:51:33

在“一二·九”运动前,相当多的人是没有组织关系的。有的虽然思想进步,但没有加入组织,有的有过组织关系但失掉了,也有的是自己开展工作,独立活动的。经过“一二·九”运动把他们都汇拢起来了。我在“九·一八”后相当活跃,但又不是共产党,所以人家也弄不清我的底细。我就是在山东自己组织过一些人,找到了党的关系,但山东与中央无联系,所以为了找党的关系,我到北平来,进了北师大。刚一报名,办了手续,就有人从山东来找我,他们要求我带领他们参加广东会议,问我找到关系没有。为了反蒋,我们去广州参加过胡汉民等召开的另一个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同蒋介石在南京开的那个大会完全是唱对台戏的。但后来蒋介石用收买、拉拢等办法来分化瓦解粤系。所以我又回北师大来读书。这时已有不少新同学,又是在签订“何梅协定一之后,大家正在酝酿搞“一二·九”运动。我同王文彬等谈过。当时曹鹏翔很有经验,他看我在座谈会上常提怪问题,反问题,就找我谈话。我也问了他有关我们党同托派的关系等,他耐心作了解释,打消了我的顾虑。不久,他就介绍我加入了武装自卫会后来又入了团,给我看过团的文件。到一九三五年底发展我入党的。在入党后,还让我当团支部书记。在·一九三六年一、二月间我们团支部开会时,高锦明也来参加过。

 我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就接替王仁忱当师大的支部书记。开始时交给我的只有十几个党员,其中有张仁槐。到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央有个指示,指出青年团已成为第二党,无存在的必要。中央规定,除个别的人外,团员一般都转为党员。所以在我当支部书记时,不少团员转为党员了。

三六年三月份我当支书时,党员只有十几个,到五月间团员转了党,才有二十几个党员。这时师大是一个中心支部,既包括大学的文理学院,又包括师大附中,女二中,志成中学,还有附近的平大法商学院、民国学院、和东大文学院支部。文学院支书是郭庆云、理学院支书是江明,后来是陈希愈。师大附中也有党支部。法商学院支书是刘慈凯。民国学院是张辑五,后来把原归区委领导的大学党支部,交给北平学委来领导,学委中由李华具体负责联系。在“一二.九“运动后,我们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分开,把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依靠广大群众做掩护,做得比较好。此外,师大还有一个更秘密的小支部,有几个党员,这是为了防止破坏,采取多线领导。这是到“七七”事变后通知党团员撤退时才知道的。总之,到“七七”抗战时,师大的支部已有四五十个党员。加上这个小支部,约有五十几个党员。王文彬是我发展入党的,因为他比较老练,市委要人,我就把他介绍给市委了。

下面,我谈谈关于在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情况。

北平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有黄敬、李昌、杨学诚和我四个人,我们到西安时是化了装的,那时正是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西北军同我们的关系好,所以在一九三七年春我军进驻延安,那时,西安已有一些车通延安。参加会议的华北地区代表,除北平四人外,天津有李铁夫(朝鲜人,已病故),河北是张霖之、李菁玉,山东是黎玉、陈少敏,北方局是彭真同志。小组会彭真也来参加。在大会主席团里有彭真,我们才知道他很重要。

毛主席在会议开始时讲,我们这个会是全国代表会议,但是因为刚刚同国民党达成协议,要联合他们抗日,为了避免麻烦,所以叫做苏区党代表会议。我们在三月底到延安,就参加了会议,一直开到四月底,五月初。会议先是批判张国焘,苏区的同志批得很利害,有的甚至要求枪毙,批了好几天。张国焘在检讨时,一再标榜他一贯拥护共产国际,一贯拥护党中央的。针对当时的情绪,特别是那些枪毙张国焘的要求,毛主席还专门作了报告,进行了解释,说“不要提这样的要求”。五月初,毛主席做了报告大家进行讨论,他根据讨论的情况做了结论。这在《毛选》中收入了。对于毛主席的报告,苏区的同志都是拥护的,但我们从白区来的就敢讲。本来在讨论中提出一些问题和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是可以的。在分组讨论中,我们反映了一些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杨学诚胆子很大,他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不同意毛主席报告,杨学诚的发言在苏区老同志中引起了很大不满,毛主席在结论中说:有不同意见,这对讨论是有好处的。我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是对的。日本要侵略,灭亡中国是既定的国策,是不会后退的,即使有时在策略上有些变化,这个方针是不会变的。毛主席针对杨学诚的意见,在结论中做了详细的回答。关于白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我不了解。我只听了少奇同志的报告,没有参加讨论就回北平了。因为我和杨学诚都是有学籍的,请假时间太长是不行的。中央认为白区非常缺乏干部,所以叫我们不要开会了,赶快回去。

那时我曾写过一个报告给中央,是个“万言书”,北方局印了,刘少奇写了按语是肯定的。我认为党要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合作,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因为蒋介石是被迫同我们合作的,如果他叛变了怎么办?所以要同任何能同我们合作的力量联合一起抗日。洛甫看了这个报告后找我谈,批评我的报告不对,说我的看法是“小老婆主义”。因为主张今天同这个合作,明天同那个合作,像个小老婆似的。他讲因为蒋介石是代表国民党的,要合作就要同他合作,我仍坚持认为我的看法是列宁主义的。会议期间,毛主席曾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我也问过毛主席。他讲蒋介石现在还不会叛变,即使他叛变了,再打十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和我们北方青年进行了谈话,他说:北方青年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时局烦闷,应在集体的运动中求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抗日实现的斗争。你们北方青年应该对争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争取爱国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之一,如只谈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则抗日是不会有效果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

当时我们党支部研究过师大的情况,确定过一些正确的策略。比如在西安事变后,反动学生到处挑衅要来打架,我们支部研究了情况,认为打架不得人心,所以虽然我们在体育系也有一批左派学生,也打得过他们,但我们决定要尽量避免打架,把大事化小,有时甚至躲一下,不到十分不得已不打架。我们强调要合作抗战,这样比较得人心。在西安事变后,一些中间同学听说蒋介石被扣,命运未定,十分担心,害怕国家没人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宣传团结抗战,反对打架,对争取中间同学是很有利的。另一个策略就是在释放蒋介石后,我们尽量提抗战的口号,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而国民党学生光讲拥护蒋委员长,不讲抗战,这也使中间同学慢慢看清了反动学生的面目。此外,为了团结中间同学,在选举中,我们尽量找一些在运动中思想已经转变,但表面上还是中间的同学来担任负责的工作,而cc等反动学生却拼命反对他们,这样反而使他们自己更加孤立。

我们还做了很多工作来争取二十九军抗战,很重要的就是积极参加军训。我当时是参加军训的学生中党团的负责人。廿九军的旅长何基沣具体负责军训,就鼓励他们抗日。他也多次公开表示要坚决抗战。对于个别在军训中打架的反动学生,他采取了开除学籍的措施。因为当时国民党规定大学生要接受军训,如果严重违犯纪律,可以开除学籍,开除后全国所有学校都不能再招收他们,“七七”前何基沣给我们作报告时,就把战争的可能性告诉了我们。“七七”那天,我们还在打靶受训,亲耳听到了第一声枪炮声,后来才知道是日军在进攻卢沟桥。那时何基沣命令部队坚决抵抗,我们也去慰问二十九军将士,给他们送水送饭,他们还曾在半夜用大刀砍死了许多日本鬼子。我们参加军训及慰问,对支持何基沣等爱国将领及广大战士抗战,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何基沣就对我们讲,这次我们决不退让了,要坚决守城。总之,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些正确的策略来团结广大同学,争取二十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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