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市东临襄阳，西依大巴山，北屏秦岭，南望神农架。这个地方原本不大，只是郧县的一个区镇。历史上，当地农民为了灌溉的需要，沿河溪修筑了大小不等的十个堰塘，故得此名。1967年，国家选定在这里兴建第二汽车制造厂，因而设立了郧阳十堰办事处。不久，郧阳地委和行署也迁至十堰。1969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十堰市。所以，这是一座十分年轻的城市。
当时，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设，完全是出于战备的需要。因为这里四周都是大山，便于隐蔽和打仗。由于二汽建设，十堰从原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在全国颇有知名度的新兴工业城市。并且，人口也随着二汽的建设和发展而急剧增加。刚开始时，十堰只是一个县级市，归属郧阳地区管辖。所以，郧阳地区就把十堰作为自己的所在地。
父亲当时任职的郧阳地区革委会政工组，其实是一种临时性的过渡机构。其主要任务：一是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让他们站出来工作；二是整顿党的组织，清理阶级队伍，筹备地区党的代表大会等等。
一两年后，特别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大多数“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都陆陆续续被解放出来，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一度被破坏的正常社会秩序和工作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母亲随父亲调到十堰后，没有同去郧阳地区任职，而是被组织上安排到了十堰市教育局工作，并被任命为十堰市教育局副局长。她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局长筹划并领导好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教育事业发展。1973年，在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秩序得到逐步恢复。毛主席也发出了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这时郧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所设置的一些临时性过渡性机构，如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财贸组等等陆陆续续被撤销了，与此同时，逐步恢复了各级党委和行政机构。
中共郧阳地委恢复正常工作后，父亲担任了郧阳地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落实干部政策、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培养、选拔、考核干部等等。郧阳地区当时所管辖的范围是六县一市，即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均县和十堰市。1973年，十堰市独立出去并升为省直辖市。所以，郧阳地区的管辖范围就只剩下六个县了。在此期间，父亲几乎每年都在各县区农村蹲点，他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选拔培养年轻干部倾注了大量心血。
粉碎“四人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恢复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78年，父亲当选为中共郧阳地委委员和地委常委、并出任中共郧阳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为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父亲和纪委的同志们一起花费了大量精力，纠正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纠正“反右”斗争扩大化，给右派分子摘去帽子等等。与此同时，父亲还全力以赴抓了全地区的党风廉政建设，既树立和宣传了好的典型，也依照党的有关规定处理了一些党员违纪案件和用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
在郧阳和十堰期间，我们兄弟姊妹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我从房县育红小学转学到了十堰市五堰小学，续读四年级下学期。碰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小学只需读到五年级，就可以毕业了。因为毛主席发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指示。当时，毛主席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各地各级的领导同志不得不听。所以，我们这一届的小学毕业生人数特别多。就是因为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同学一起毕业，并同时升入中学。
在我升学到十堰中学读初中时，姐姐经过两年插队锻炼被招工到二汽传动轴厂当工人。这个厂当时有一个代号叫5754厂。并且，她很快被派往上海汽车底盘厂进行为期一年的铣工学徒培训。
学徒期满后，姐姐从大上海回到了二汽传动轴厂。姐姐那时真的很神气呀！姐姐人长得本来就十分清秀，再穿上劳动布的工作服，头扎羊角辫，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更显得英姿飒爽，引人瞩目。
姐姐在5754厂进步很快，入了党，提了干，并担任了厂青年突击队队长。她与她的伙伴们干起活来一个赛俩。白天，她们出大力流大汗，誓与“帝修反”抢时间拼速度，确保二汽早出车出好车。晚上，她们在夜校或寝室里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防修反修”，狠斗“私”字一闪念。
姐姐作为队长干活总是冲在前，享受总是躲在后。有一年的夏天，姐姐将工厂分的西瓜带回家，母亲见后随口说道：“你们厂分的西瓜太小了”。姐姐说：“厂里分的西瓜并不小，而且大的多，小的少。只因我是队长，我就专挑了小西瓜拿”。“哦，原来如此”，母亲自言自语地说道。
姐姐就是这样一位甘于奉献、甘于吃亏的同志。所以，她在青工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姐姐不仅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而且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团干部，并选送到二汽总厂举办的团干班学习。这个团干班的同学中就有后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王兆国同志。
（姐姐与当年二汽传动轴厂团委同事的合影，3排左1是我的姐姐，时任团委副书记。）
（作为突击队队长的姐姐当年与青年突击队员的合影，后排右1是我的姐姐。）
（姐姐在二汽传动轴厂工作时的留影。）
说了姐姐，再说说大哥吧。大哥参军到部队后，其表现也十分出色，家里几乎每年都可以收到他的立功喜报。并且，他不到18岁，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许多人写了一辈子申请书也入不了党。
大哥入党后很快被提升为排长，并且，他还是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曾代表部队到北京出席全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与表彰大会。大哥虽然出身在干部家庭，但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干部子弟固有的陋习。他当战士时与战友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他当干部时依然经常关心每一位战士。例如，天寒时，他会将自己节省下来的棉衣送给需要的战士；天热时，他会用自己的津贴买了白糖倒进开水桶，为战士补充体能；战士家里有困难时，他会用匿名的方式向战士家里寄钱。他曾用过的匿名叫王学雷，还是部队收到来自战士家乡的表扬信后，去邮局经过核对笔迹才确认是他所为。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时，他是部队的连指导员。部队首长一声令下，他就带领全连指战员立即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那时，也没有什么先进设备，就是凭借双手抢救遇难和受伤的亲人。大哥讲，当时正逢酷暑，抗震救灾现场十分炎热，并且空中弥漫着异常难闻的气味，他们只好买来一些大蒜捣碎后敷在一个口罩上，再把另一只口罩与之相贴并缝好，然后戴在脸上，以此达到消毒的作用。大哥所带的连队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救出了无数鲜活的生命，但也有一些战士因此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不朽的生命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大哥当年在部队工作时的留影，时任连指导员。
（大哥在部队坚持自学，后来考上空军雷达学院。）
（大哥在祖国北大门守卫了整整13年。）
接下来，说说我的二哥。二哥在武汉市第十中学初中毕业后，从大姨那里回到了十堰的家，并在十堰市十堰中学继续读高中。按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那时，全国各地的中学，也纷纷把学制缩减了。一般来说，初中由过去三年变为两年，高中也由过去三年变为两年。所以，我于1973年夏季从十堰中学初中毕业时，二哥刚好高中毕业。并且，他很快响应党的号召去了十堰市茅箭人民公社陈罗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锻炼。
二哥人长得十分帅气，又很机灵。曾经是十堰中学排球队队长，并代表十堰市参加过全省的排球锦标赛。二哥下放时还没有按系统并派带队干部的管理制度。所以，他们是自由组合到农村插队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条件要相对差一些。
据他说，他们当时住的地方，就是用原来生产队的牛圈改造的。这事本来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住下以后，每逢傍晚总有牛来到他们的门前不走了，赶都赶不开。为此，他们感到很奇怪。后来，其他社员将实情告诉了他们，才得知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曾经是关牛的。很多年后，二哥说，他也“蹲过牛棚”，指的就是此事。
由于二哥长期酷爱体育，身体特别好。加上脑子灵活，干什么像什么。所以，他做起农活来一点也不比队上的强劳动力差。为此，生产队长在社员面前常常夸奖“大王”。
“大王”是二哥在农村的外号，因为同一个知青小组还有一个姓王的小伙子，人长得矮小一些，所以，他就被委屈地称之为“小王”了。其实，这位小王的年龄比二哥还要稍微大一点点，可是憨直的农民兄弟只看个头，不问年龄。
（二哥下放农村时的留影。）
1973年秋，我升入十堰中学高中继续学习。也许是运气好哇，我们高中期间正逢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整顿了教育秩序，重新提出全民要重视教育、学校要重视教育质量的指导思想。尽管这些后来都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但在当时对我们这几届学生来说是大大受益了。因为我们明显感觉到学校敢抓教学了，老师能认真教学了，学校的学习风气也明显好转了。
在我念高中期间，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学生以学为主，也要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伟大“五七”指示，十堰中学于1973年末，在四个高中班里，改设了一个班叫农机班，其学习内容在普通班的基础上，专门另开了电动机、柴油发动机、拖拉机、水泵等农用机械原理及其维修与保养等课程，其目的是使学生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或回乡务农能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
当时，学校开设农机班的通知一发出，我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农机班。为此，学校领导还表扬了我。他们说：我头带得好，积极支持了教育改革的新生事物。当然，我心里自然很清楚，他们主要是说给我父母亲听的。因为，我母亲那个时候正担任市教育局的副局长。我能积极报名参加，已充分说明我母亲也是大力支持这项教改工作的。
作为农机班的学生，我们经常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学工曾经去过十堰市汽车修理厂实习，时间大概是一个半月。我们到了厂里以后，全班三十多位同学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叫拆车组，主要任务是把要大修的汽车拆散。第二组叫底盘组，主要任务是检修汽车底盘。第三组叫发动机组，主要任务是检修汽车发动机。每个小组半个月轮换一次。所以，我们每个同学都经历过拆车、检修底盘和发动机的工作。期间，工厂的总工程师还专门为我们讲解了汽车发动机进气、压缩、作功、排气等四个冲程的工作原理。由于是对照实物进行讲解，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在工厂实习的好处是，学习不仅不枯燥，而且很有成就感。因为每台进来的车都是有毛病的车，在经过工人师傅和我们的修理后，车的毛病排除了，并且，喷漆后又成为一台新车。看到这些修好的车出厂时，我们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那个时侯，我们风里来雨里去，身穿工作服，头戴工作帽，一副学徒工的模样。甚至在回家的路上那身油腻腻的工作服也不愿意脱下，大家从心里感到劳动的光荣和自豪。在农机班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焦立文，外向、好动、富有激情，兴趣广泛，尤其喜欢画画，后来他成为一名专业的山水画家。不幸的是，他嗜酒如命，损坏了身体，英年早逝。另一个叫龚力生，内敛、细致、做事认真，极有钻研精神，后来成为一名中学的物理教师，还曾担任过几年中学校长。想当年，我们三人相互切磋，形影不离。叹如今，或阴阳两隔，或天各一方。然而，少年时的记忆和友谊，无论何时何地也挥之不去。
当时，除了学工外，我们还经常组织学农。在我的印象中，学农比较辛苦，因为一般都安排在农忙季节。有一年的夏收季节，我们一个小组大约十个同学，去了十堰市茅箭人民公社拖拉机站实习。
到了以后，每个同学被分配到一台拖拉机上，跟着一位师傅学习拖拉机的操作和使用。每天早晨，师傅会先到，給拖拉机加好柴油，待我们这些小徒弟一到，就立即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奔向各个生产队，主要是去那些地多人少的生产队，或搬运收割的小麦，或套上犁铧翻土耕地。通常是师傅操作，我们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观察学习。
时间一长，师傅也会教我们学习操作拖拉机。这时全看悟性，悟性好的同学，学一到两天就会；悟性差的同学得反复学好几天才能过关。我算悟性比较好的，所以，上拖拉机不到两天，我就能开拖拉机独立作业了。每当我们耕完田地返回公社拖拉机站时，师傅都会让我们驾驶。这时开着拖拉机奔跑在乡村的公路上，那情景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
当时，跟随师傅下生产队，有一个好处就是吃的好。那时，公社拖拉机下生产队支农是无偿的，但生产队要管师傅吃午饭。所以，我们这些小徒弟就跟着沾光了。在生产队吃这种派饭，队长一般会让那些比较殷实的社员家庭来负责接待，好客的社员会拿出自家最好的东西来款待我们，例如，汤菜通常有西红柿炒鸡蛋、豆角炒腊肉、尖椒炒豆腐、炒小白菜和冬瓜汤；主食通常有米饭、面条和馒头。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这绝对是贵宾级了。就冲这一点，我们农机班的同学还是很喜欢下乡学农的。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嘛。
经过学工学农和课堂学习，我们快毕业时，班上的同学基本都掌握了一些维修柴油机、电动机等农用机械的常识，也基本学会了驾驶拖拉机的本领。那个时候，我们甚至期盼着早一天毕业到农村去大显身手。正当我们向往农村这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时，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
1973年,福建有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师写信向毛主席反应，他们初中毕业的儿子李良模于1969年到莆田县芦荻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在下乡后的头11个月，口粮、生活费都是国家发给的，后来遇到了一连串困难。首先，是口粮不够吃，每年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跑回家吃黑市粮。其次，是孩子终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从来不见分红，也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甚至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生活中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再次，是下乡后一直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自己没有住房。这些困难是靠他个人力量解决不了的。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李庆霖在信的最后写道：“我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
毛主席接到来信后，很快给李庆霖写了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应当统筹解决”。毛主席将信和自己的稿费300元钱亲自交给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到邮局寄出。稍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高层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以此为契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先后成立了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办事机构，派出了知青带队干部，增加了生活补助费和安家费。到了我们1975年高中毕业下放农村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已经开始纳入很正规的管理渠道了。所以，我比姐姐和二哥他们下放农村时幸运多啦，我们下放农村，不仅有了带队干部，而且生活补助费和安家费也提高了很多。
（全家在1973年春节时的合影，时逢大哥从部队回家探亲。）
（1973年夏，我初中毕业的合照。3排右3是我。）
（1975年夏，我高中毕业的合照。后排右8是我。）
1975年8月，我也准备去农村插队锻炼。而在农村锻炼已满两年的二哥，由于劳动表现积极，诚恳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他经贫下中农的推荐上了武汉华中工学院船舶工程系深造。
华中工学院在“文革”前，是一所全国著名的工科院校，而造船专业又是该校的强势专业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华工船舶系所培养的毕业生几乎都去了科研院所或沿江沿海城市的造船厂工作。二哥从小聪明能干，喜欢摆弄各种小物件，动手能力颇强。所以，学习造船不仅顺理成章，似乎也是冥冥中注定，因为他的大名就叫王航昭嘛。
（二哥在华中工学院与同学的合影，后排左5是我二哥。）
我去农村插队锻炼的具体时间是1975年8月31日。当年，去插队锻炼的地方叫十堰市茅箭人民公社，这里地处鄂西北山区。我所在的徐家沟大队第七生产队，当地人把它叫付家湾。因为全队30多户社员几乎都姓付。
付家湾的北面是蜿蜒起伏的山地丘陵，山上长满了杂草和树木，有马尾松、油桐和柿树等等，南面有一条小河，河不宽，但弯弯曲曲，由西向东缓缓流去。我们这个小组有5位知青。其中，两位女生，三个男生。除了一个男生外，其余都是十堰中学七五届高中毕业生。
刚开始我们与社员毗邻而居，住房是坐北朝南的土坯房，共有三间。其中，东间住男知青，西间住女知青，中间的房子摆了一张吃饭的桌子，同时也摆放了一些农具和杂物。
到生产队插队的第二天，我们除了留一人做饭外都随社员出工了。当时，正值秋收季节。按照队长的指派，女知青与女社员一起去收割水稻。男知青与男社员一起负责把收割的水稻搬运回生产队的稻场。
搬运水稻，其实就是用肩挑，其间的路程不等，近的有几百米，远的要翻山越岭。因为全靠肩挑，所以，异常辛苦。一年之中，收完水稻，接着收玉米；收完玉米，接着收黄豆；收完黄豆后，又接着收芝麻。
我们与社员一起从8月底一直忙到9月底，秋收才算基本搞完了。当时我们每个人瘦了十几斤，脸也晒得黑不溜秋。秋收完不久，生产队长给我们5位知青分别定了工分。大致是男知青8.5分，女知青6.5分。
与队上的社员比，我们分别要少1.5分。尽管我们与其他社员干的活一样，但毕竟我们是初干农活，虽有力气，却经验不足。所以，我们也没有去争长论短。况且，生产队长说了，一年半载后，根据我们的劳动情况，还要再定一次我们的工分。
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插队知青第一年的粮油由国家供应。所以，我们第一年劳动的工分就不用拿去兑换口粮而是全部参加了年终分配。我记得当年我们第七生产队的每10分的分值大约是0.4元人民币。我全年劳动累积下来共分得120元左右。后来上大学时我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在那个年代，当地能有这个收入的生产队并不多。因为这是我在农村劳动锻炼第一年收获的报酬，所以，我一直记得很清楚。插队锻炼的第二年，即1976年8月，我们第七生产队又分来了5位新知青。人增多了一倍，住的就很挤了。后来，经带队干部协调，生产大队用国家拨发的安置知青的经费修建了一处专供知青居住的平房，把第六生产队的10位知青与我们第七生产队的10位知青集中统一安置下来。
(1975年夏，我下放在鄂西北农村时与同组知青的合影。图为：收工了。右1是本人。)
(我下放在鄂西北农村时与同组知青的合影，身后就是知青点的住房。右2是本人。)
(我下放在鄂西北农村时与同组知青的合影。右1是本人。)
(我下放在鄂西北农村时与同组知青的合影。右1是本人。)
(我下放农村回家探亲时与高中同学的合影。右1是本人。)
新的住房比原来条件好多了，是红砖砌的房子盖在向阳的坡地上，共有6间正房，其中一间给带队干部住，另外5间平均4人住一间。与过去相比，我们住的宽敞了很多。此外，这栋平房的一头建有厨房和保管室，另一头建有厕所和猪圈。在这栋平房的前面还垒有一个较大的平台，供晾晒粮食、柴火和衣物用。在这个平台的右前方还专门打了一口水井，供知青饮用。
当时，我们普遍的心理是好好干上两年，争取早一点被招工或参军，或推荐上中专、大学，真正想扎根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知青不是没有，但很少。所以，在下农村锻炼的头两年，我们知青点的知青在生产劳动中，不仅相互之间拼着干，而且与队上的社员也拼着干。
但是，毕竟人与人之间的体力是有差别的，那些力大的知青总是要干得更出色一些。当然，出力大的知青饭量也大，农忙时一顿饭吃掉一斤大米不在话下。这样往往也闹出一些小矛盾。因为口粮的标准是一样的，你多吃了，就意味着别人要少吃。所以，在知青点吃饭就像打仗一样，必须雷厉风行，要突出一个“快”字。
我们知青点有一个饭量特别大的男知青，总是担心自己吃不上第二碗饭。有一天，刚刚开饭，他就拿着洗脸盆去盛饭吃，足足装了一般情况下三个人才能吃完的米饭。在我们大家的监督下，他还真全部吃完了。换到今天，应该没有谁愿干这种傻事了。当时，下乡知青的生活的确十分艰苦，不仅主食不够吃，菜吃的也极少，并且除了过年有一点肉吃外，平常根本见不到肉的影子。如果偶尔遇见一点肉食，那男生的眼睛一定会冒出绿光。所以，在知青点个别知青偷鸡摸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在我的印象中，有一次，六队的一位知青用玉米把大队书记弟弟家的一只鸡引到屋里捉了起来，然后放进白帆布的电工包里，走了几里地的路，带到四队的知青点炖汤吃了。一只鸡十几个知青吃，每个人也仅仅是解了个馋。事后，书记的弟弟围着我们知青住的房屋转了好几天，就想找出点证据，或鸡毛或鸡骨头，但白转了几天，一无所有。书记的弟弟吃了一个哑巴亏。不过，从那以后，也许是良知被发现，此类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再也没有在我们知青点发生过。
下乡知青生活的艰苦，我还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和五队的一位知青去公社办事，事毕。在返回知青点时，我在公社供销社买了一斤高粱饴软糖，本来想细水长流慢慢享用。可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一路上边走边吃，没等回到生产队，一斤高粱饴软糖就被我俩全部报销了。可见，那个时侯肚中的油水少得可怜，并且也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换到今天，这一斤高粱饴软糖一次是无论如何也吃不光的。
在农村，我除了参加田里的生产劳动外，还干过烧窑、建房、修水库、修梯田等体力劳动，也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搞过一些文艺宣传工作。例如，办黑板报、排文艺节目、画“批林批孔”的漫画等等。此外，我还为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过对口词、快板书、相声、三句半等等。
印象较深的是1976年夏，我写过一个叫《红枫树下》的独幕话剧剧本。剧本的手稿现在早已不在了，但大概的内容还依稀记得。
主要是写一个生产大队，在秋收的农忙季节，围绕队里仅有的一台拖拉机的使用展开矛盾冲突。拖拉机手到底是听从大队长的指挥去搞副业跑运输挣钱，还是听从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指挥留在生产队坚守农业生产第一线抢运秋粮。最后，经过激烈的路线斗争，拖拉机手终于听从了党支部书记的正确指挥愉快地投入到秋收大忙之中。其中，大队长是一个思想保守，满脑子想挣点钱花的落后人物。党支部书记是一位立场坚定、原则性强的女知识青年，她牢牢地把握住以粮为纲，以农业为本的大方向。拖拉机手则是一位回乡的男知识青年，思想单纯，是农村先进与落后势力争夺的中间力量。
毫无疑问，这个剧本很明显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具有浓厚地“极左”意识。不过，这个剧本还没有来得及排练，就粉碎“四人帮”了。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很快就自动解散了。1977年，我上山下乡锻炼已满两年，按照相关规定已具备推荐上大学的资格。“文革”结束后，国家百废待兴，各条战线都急需要人才。但是，长期实行推荐上大学的办法，造成了学生生源参差不齐，已严重影响到大学生的培养质量。所以，从实际出发，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力主改革大学招生制度。当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中共中央关于从1977年开始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的决定。大学入学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办法。并且，1966年以后历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考试。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高兴，并按规定时间去公社招生办报了名。
由于实行大学招生制度改革，所以，当年高考时间打破常规定在了12月4至5日。高考中断了十年，一朝恢复，这对那些“老三届”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来说真的是天赐良机。所以，凡是有条件的“老三届”学生都报了名，高考人数空前绝后，据说，全国有接近一千万人报名参加考试。因此，一时洛阳纸贵，印制高考试卷的纸张告急。中央下令把印刷毛泽东选卷第五卷的纸调出来应了急。那年，我在十堰市茅箭中学考场参加了高考。两天考了五科，即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和政治，其中，历史地理是合卷考试。高考印象最深的是语文，其作文考题是“学雷锋的故事”。这道作文考题看似简单，其实要写好很不容易。正确审题本来应写记叙文，可也有考生写成了议论文，真是太冤啦。我本人审题没错，写的尚可。高考结束后，我仍回到了生产队，边参加生产劳动，边等待消息。
一直到春节过后，即1978年春，我终于接到了华中师大的录取通知书：你被我校政治系录取，请于1978年3月1日至5日前来我校报到。特此通知。有关详细内容，请看《新生报到须知》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接到大学录取通知后，我的心里非常平静，既没有欣喜若狂设宴庆祝，更没有自我埋怨没有录取到理想的院校和专业。因为我知道，我毕竟可以离开农村去上大学了，内心里还是感到有一点点幸运。
华中师大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坐落在武昌南湖之滨的桂子山上，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师范院校。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03年的文华书院大学部，1924年改名为华中大学。1952年华中大学在合并了中华大学和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后更名为华中师范学院，后来又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
由于当时华师在武汉市本部的校舍紧张，所以，中文、政治、历史等三个系的七七级新生第一学期被安排在京山县孙桥镇的分校上学。
1978年3月初，我踏上了上大学的路程。我先乘火车从十堰到了襄阳。在襄阳停留时，我专门到舅舅家探望了九十高龄的外婆。这时的外婆已经站不起来了，她满头银发坐在一把大椅子上微笑着喊我小名说：“四毛，你来看我了。”我说：“外婆，您好！我是专门来看您的，给您带来了一些点心、水果，还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考上大学了！”外婆说：“给我带水果、点心做什么，瞎费钱，我的牙都掉没了，吃不好。但你考上大学好，有出息，到了大学校，要好好读书。”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婆。不久，外婆就去世了。我的外婆非常勤劳，做什么事都非常麻利，我们姊妹四个，除了大哥外都是外婆她老人家把我们从小一手拉扯大的。并且，外婆特别喜欢我，她做完饭总会在我的饭碗里埋下一块鱼或肉，等我放学回来吃。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能吃上一点点肉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为此，二哥还时常和外婆闹别扭，说外婆偏心眼。可见，那时即使生在一个县委书记的家里也并无多余的东西可吃。我是上大学的几个月后，接到家里的来信才知道外婆走了，当时，我的心里非常难过，还专门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对外婆的哀思。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深深地怀念的我外婆。
那次上学，我在襄阳见过外婆后，又乘汽车从襄阳途径宜城、钟祥，最后终于按时到了华师在京山的分校报到。
我们华师政治系七七级新生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大约每三十人一个班，共分为四个班。我被编在一班，代号7701。日常管理以班为主，除了英语和体育，上课通常是大课，四个班的同学在一起听课。
政治系是华师的实力系之一，它的师资力量很强，其教学和科研在全国同等院校中一直处于领先的水平。其中，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在当时系主任高原教授的带领下，硕果累累，人才辈出。华师也因此成为全国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重镇。华师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也在全国具有很广泛地影响。后来，该学科成为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
华师政治系政治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以中外历史、尤其是以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为基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同时介绍西方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具体课程安排如下：
第一学年，主要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写作、逻辑学等；
第二学年，主要有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等；
第三学年，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哲学概论、西方经济学概论、教育学、心理学等；
第四学年，主要有科学社会主义、法学概论、西方政治学概论、自然辩证法、北洋军阀史以及教学实习和撰写毕业论文等。
我们在华师分校学习了半年，时间不长。但那个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师京山分校不仅远离大武汉，而且离京山县城也有近30里的路程。所以，分校的环境异常清静，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校园四周除了农田，还有大片的果园。从校舍向外眺望：远处有山，山不大。近处有水，水很清。当时正值春天，学校周围开满了梨花，如同雪海，非常迷人，同学们三三俩俩会搬着小板凳在树下看书学习，也自有一番情趣。
华师政治系七七级的同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社会经历丰富；二是年龄悬殊大；三是求知欲望十分强烈。
先说同学们的社会经历。在我们一百多位同学中，有的来自工厂，或是企业的宣传科长或是普通工人；有的来自军营，或是连长、指导员或是普通士兵或卫生员；有的来自农村，或是公社书记、大队书记或是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有的来自学校，或是中学、小学教师或是学校的校长；还有的是党政机关的干部；当然，也有刚走出校门的中学应届毕业生等等。
再说年龄的差距。同学中，年龄大的叫潘锁生，三十五岁，我们通常称他老潘大哥；小的叫文建明，十七岁，通常称他小文。一百二十多人中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三十岁上下的，人数不多，一般尊称为老大哥、老大姐；他们多数已婚，且有儿女；第二层面是二十五岁上下的，他们人数最多，虽未婚，但正蠢蠢欲动，四处搜寻；第三个层面的是二十岁以下的，人数也不多，未到婚配年龄，正是长知识和长身体的黄金季节。我属于第三个层面的，但也与这个层面的其他同学略有不同。因为我五岁半就上学，比同龄人早上学，加上“文革”期间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我就完成了全部的中小学国民教育。所以，在同学中我虽然属于这个年龄小的层面，但也有了近三年的上山下乡的“革命经历”。事实上，我与应届的高中毕业生的确不一样，我可是有一定工作经历的大学生呢。
最后说我们强烈的求知欲。那时，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我们七七级同学的普遍的共识。大家早起晚睡是最普遍的现象。学校为了同学们的健康不得不做出规定：晚上教室在10点以前，寝室在11点钟以前必须关灯。但仍有不少同学自备蜡烛、手电筒或小马灯在校内的马路边，寝室的过道，洗脸间或寝室的蚊帐里苦读。很多同学都是学习到深夜12点以后才上床休息。同学们每天从寝室到食堂，再到教室或图书馆。这三点一线是大家每天固定重复的线路。相当多的同学甚至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他们把挤出来的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学习。当时最流行的语言之一，就是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同学们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是当时校园最突出的风气和校园里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许多大学也因此在那几年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与大学同学一起到武汉东湖春游。走最前面的是班党支部书记裴大新，正中间的大姐是班团支部书记汪海燕，后面个高的是本人。）
在华师的四年，同学们吃饭时用学校统一发的印着早、中、晚的餐劵在学生食堂就餐，吃的都是一样的饭菜。早餐：稀饭、馒头、咸菜；中餐：米饭、一个素菜、一个荤菜；晚餐：米饭或馒头、一个荤菜、一个素菜。只有在重要的节假日，食堂才会增加一到两个荤菜。
那时，学校四周也没有象现在这么多的餐厅、酒吧或歌舞厅。所以，即使是带薪上学的同学，也没有太多的地方去花钱。我记得有位带薪的老大哥同学，为了补充营养，也只是买了一些皮蛋存放在抽屉里，每天剥了吃一个，既方便，也实惠。可见，那时人们对物质的生活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地简单。
在京山分校学习半年后，我们就搬回了武昌桂子山，也就是华师的校本部。桂子山，故名思意，就是满山多桂树的意思。一到秋季，校园里的桂花四处飘香，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校园附近还有风光秀丽的南湖，虽然比不上东湖的名气大，但也是我们饭后散步的好去处。
（1978年，与二哥相逢在武汉。他在华工即将毕业，我在华师正读大一。）
京山分校在我们七七级走后，华师七八级的中文、政治、历史系的学生，也在那里上课学习。不过他们呆的时间比我们长，好像是一年，一年之后才回武昌桂子山。从七九级开始，华师所有的新生都不再去分校了。因为，华师本部新盖了足够的校舍。后来，分校很快撤消了，京山县委党校就搬到了分校。
回到华师本部，我们政治系七七级的学生住在一幢灰色的三层楼房里，一楼住着历史系、教育系的男生；二楼住着政治系的男生；三楼住着政治、历史、教育三个系的女生。
每层楼的每个房间均摆放着四个上下铺的架子床，但一般只住七个人，留有一个床位空出来摆放大家的行李、木箱或杂物。每个寝室的中间并列摆放了两张四四方方的大桌子，并配备了七把椅子。一人一把。有的同学好静，在寝室里坐的较多；有的同学好动，除了睡觉几乎没有在寝室里认认真真坐过一天。
每个寝室每天有一个同学值日，负责打开水、扫地和按时关灯。寝室每周做一次大扫除。大扫除后，班委会的劳动委员组织各个寝室的室长逐一进行检查，评比选优。被选出的优秀寝室还挂一面流动红旗。所以，在华师的每个学生寝室，人住的虽然不少，但还是弄得非常整洁干净。加上每个班都有部队来的同学，他们给班级带来了部队的好作风，每个人的被子都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看来 “向解放军学习”还真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每个寝室，在吃饭时，或关灯之后睡觉之前是最热闹的。大家往往就一些历史疑点、历史人物的评价及哲学和经济学的理论问题等，展开激烈争论，开始是两个同学之间，后来会有更多的同学加入其中。有时候所争论的问题越辩越明；有时候所争论的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如同争论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虽无聊，但有趣。
政治系七七级的学生，一般在二年级以后，都有一个专业偏好的自然选择。有的同学偏重于研究中共党史，有的偏重于哲学，有的偏重于政治经济学，还有的偏重于科学社会主义或法学。每个人的选择是自由的，并没有任何规定和干预。当时，我比较偏重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所以，我除了认真学好学校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外，还读了一些西方的经典经济学著作。例如，斯密的《国富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凯恩斯的《货币通论》以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等。这些西方经济学名著大都读得似懂非懂。但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我还是认认真真反复做了研读。
在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随着父母工作调动，我们家又搬回武汉。郧阳和十堰，虽不比省城武汉繁华，但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却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青少年时代，为我们后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积蓄了充沛的正能量。
（1982年1月大学毕业，这是本班的毕业照。后排右4是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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