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房县一中的学生组织大串联，赴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带回来了一些北京的消息。顺便提一下，姐姐和大哥当时作为县一中的初中学生也参加了大串联，但他们与那些红卫兵一起没有热闹几天，就退出了，很快成了消极观望分子。
另一方面，武汉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也来到房县这个山区县城帮助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今天打倒这个，明天火烧那个，大字报铺天盖地，但说的都是一些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事情。并且，批斗、游行、辩论、传单等四处可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喊声天天可闻。不仅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商店、政府机关等都以闹革命为主要使命，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
“文革”爆发时，我刚刚上小学二年级，对“文革”最初的也是最深的印象，就是“打倒一切”，不管什么权威、不管师道尊严，不管天皇老子、不管自己的亲爹娘，都可以不放在眼里，任意“批判”，任意“大义灭亲”，乃至“踏上一只脚”。想当年，有一次在房县大礼堂召开批判“走资派”大会，县公安局局长的女儿也登台口诛笔伐对其父亲进行了严厉的批斗。我的哥哥姐姐们没有如此大胆，但在那个年代也毫无例外地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县委大院。因为实在是没什么好写的，就批评父母要求我们好好学习，是鼓励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等等。可见，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受“文革”毒害的不仅仅是大人也包括小孩。更为可怕的后果，是“文革”导致了中国广大民众敬畏感的普遍缺乏。这一后遗症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群中至今都仍然存在。
“文革”初期，父亲对毛主席和中央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疑惑不解，对上串下联的红卫兵小将的活动并没有重视。
“文革”第二年，大概是1967年春，省委把各县县委书记召集到武汉开了一个会，主要内容是教育大家如何正确理解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回来后，父亲把各区区委书记也召集起来，传达了此次会议的精神，重点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到群众中去，不要害怕群众运动，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这期间，县委班子已受到冲击，父亲也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游街示众和批斗。由于父亲是“小八路”出身，历史清白，为人正直，那些造反派实在是搞不出什么问题。就跑到山东文登的老家去调查父亲的家庭历史，不查便罢，一查他们就傻眼了，这一家人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只好赶快打道回府。所以，父亲只能被“造反派”宣布“靠边站”。
县委会那时已被“造反派”的头头们占领了，而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则纷纷下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父亲每天和农村的社员一起下地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只许老实干活，不许乱说乱动。
大约一年后，上海的造反派宣布成立了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叫革命委员会。毛主席也在北京向全国人民发出了“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最新指示。于是乎，全国各地各单位敲锣打鼓迅速行动起来开始组织革命委员会。
房县革命委员会也于1968年年底宣告成立。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父亲作为老干部被结合进了房县革命委员会，并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任。其实，这时父亲只是挂个名，大事小事还是“造反派”说了算。
（“文革”时期父亲参加湖北省军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同学们的合影，2排右2为我的父亲。)
“文革”期间，母亲作为县妇联主任也受到了冲击和群众的批斗，并下放到县城附近的农村接受劳动锻炼。二哥被送到武汉上学，并长期住在姨妈的家里。外婆回到襄樊，在舅舅的家里住。姐姐初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了房县门古寺人民公社插队锻炼。
这时，家里只剩下我和大哥两个人。大哥不仅会做饭，还会讲很多故事给我听。例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晁盖智取生辰纲、刘备三顾茅庐请孔明以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和孟良崮击毙张灵甫等等。从古到今，大哥讲的津津有味，而我听得如痴如醉。那个时候，为了多听大哥讲故事，我几乎每天都跟在他的后面跑。
大哥凡事认真。有一次，我和大哥去机关收发室取我们家订的报纸，那个管收发报纸的“造反派”阿姨对我大哥说：“报纸已被你取走了，你还来取什么？”我大哥不慌不忙取出一个小本子，因为他每天对取的报纸都有记录。而那天在他那记事本上根本就没有取过报纸的记录。所以，大哥依据事实坚持要把报纸取走。结果，那位 “造反派”阿姨毫无办法，只好把报纸给了我们。那时大哥十四岁，我八岁。
事后，那位“造反派”阿姨还对别人讲：“走资派的孩子年龄不大，还蛮难缠的。”其实，不是我们蛮难缠，而是那位阿姨太势利，她认为我们的父亲是走资派已经被打倒了，就想欺负我们。但是，她没有办到。
在那个革命年代，学生不怎么用心读书，老师也无法用心教书。一会儿停课闹革命，一会儿复课闹革命。总之，革命第一，读书第二。在大人一心一意闹“革命”时，我们这些孩子就四处野着玩。
好在那时的县委会大院里有很多好玩的去处。印象中县委会大院里有一条从西向东的水渠。水渠不宽，也不深，但水很清。夏天一到，我们会经常在水渠里捉鱼摸虾，有时也会爬到树上掏鸟窝，或到田野里去捉蜻蜓，粘知了等等。天气转凉以后，我们会呆在家里听哥哥姐姐们讲故事，做游戏，下跳棋或看书。我记得，那时曾经看过并留下深刻印象的书有：《箭杆河边》、《情满青山》、《阿凡提的故事》、《一千零一夜》等等。
1969年初，大哥也离开家了，他参军去了北方一个编号叫3763的部队。大哥参军走时还不满16岁，走的那天，妈妈姐姐和我还专门到汽车站为他送行，大哥身穿还没佩戴领章和帽徽的草绿色军装，背着背包，斜挎着水壶和书包，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看上去非常兴奋。妈妈拉着大哥的双手千叮嘱万叮嘱，到了部队要听首长的话，要注意身体，要经常写信回家等等，大哥面带笑容，不住地点头，并大声地说，“请爸爸妈妈放心，到了部队，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军人”。
送行千里，终有一别。分手的时候到了，大哥坐上了汽车，随着汽车开动我们不停地挥手，并大声地喊着：“再见”！一直到汽车在我们的视线内消失。大哥到部队通过学习掌握了操作雷达的技术。从此，他镇守祖国塞北边关，整整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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