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姥爷王农之二十 家乡的土改

潍县的土改，是采取先在老解放区试点，后新解放区推广的方式，也就是先潍北，后向南发展，最先是在潍北蔡家栏子试点，主要这里靠近白浪河，土地肥沃，村子里有几个富裕的地主，一般是每个村驻扎三个外地来的干部，大部分是胶东平度，招远，昌邑等地来的，譬如曾任潍县县长和平度县长的商殿美当时就是驻扎潍县城边三合区的土改驻村干部，为了消除阻力，把本村的出身比较富裕的共产党抗日干部尽量调到外地，以免村里的人有顾虑，不敢起来搞运动，譬如潍北县长东横沟的李绍先就调到河南的豫西山区，崔家官庄的土改也是几个胶东干部先发动群众，运动初期，先找村里最穷的，最敢闹的，这些人胆子大，敢于在村里撕破脸皮，（据平度税务局的赵老前辈和我闲聊，平度的土改也是这样，最穷最敢闹的，有点痞子精神的冲在前面，改革开放后这些人都过的很苦，由于缺少吃苦精神和经营的智慧，反而有些富农地主家庭逐渐翻身，也许是基因的影响，赵老参与过文革中的一打三反等运动，其父曾担任平西县辛安区副区长，深度了解这一段历史）村里城里里土改委员会，这个土改委员会权力之大，可以不受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一度造成混乱，崔家官庄有大约30几户抗属和军属，大部分都是出身比较富裕的家庭，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让孩子读书，在教育中受到老师，同学的影响，参加我党的外围组织，土改初期，这个小组把大部分抗属都划为富农一类，原因无他，抗属大部分都有雇工行为，其实也很简单，当时参加八路军的都是青壮年，偷偷参军之后，几年不准回家，到了麦收季节，实在人力缺乏，很多家庭都要雇佣一个短工，或者种麦子的时候，也要雇佣，当时封建的年代，不像现在有个事情，邻居相互帮助，下次我帮助你，当时是必须马上支付报酬的世道，因为社会太穷了，有些家里没一个月的余粮，一般的富农，并不是刘文彩那样的恶霸地主，和这些雇工相处的还可以，都是吃一样的饭菜，譬如姥爷家雇的短工，一个叫老刘的，估计是周围南仲寨村子里的，姥爷一次晚上从海边根据地秘密回家看看老婆孩子，刚轻轻敲门，老刘睡得是靠近大门的养牛的房间，他连门打开门，一看是我姥爷，人进来以后，连忙把门闭上，以免街上的闲杂人看到，这个细节，几十年后我姥娘还是提起，觉得这个老刘脑子活络，会看事，估计老刘也知道姥爷这样整天不回家的人是干八路的，姥爷兄弟三人，两个脱产参加八路的，十几口人都靠大姥爷(大姥爷50年代经常和传奇英雄钱德胜在一起喝酒，据大姥爷自己酒后对外甥说，他曾偷偷赶车装了一车炸药，从潍北根据地夜晚运送到潍南，有八路军押送，帮助牟汉华的潍南八路军炸了鬼子的胶济铁路潍坊段的一段铁路桥，由于大姥爷怕日伪军报复，一直不敢对外说，村子里没几个人知道）为主劳力种田，确实辛苦，就有雇工行为。土改初期，村里的土改小组没有考虑这些因素，把有雇工行为的军属都定位富农，在这种情况下，军属当中反应有点强烈，后来驻村的土改组长韩莲香（后担任鲍庄子区区长，济南解放后接管济南，其丈夫是解放军某团团长，潍县县大队的组建者韩志刚，其哥哥是烈士）根据精神进行了纠偏，她建议家里有一名烈士的，抵扣一个长工，家里有一名干八路的，抵扣一个短工，另外叫家里土地多的八路军属家庭，再每户拿出部分土地，达到村里的中农标准，这样姥爷家族也拿出了2亩土地，在东北四野4纵担任野战军医院院长的王仪亭也写信回家，主动要求拿出1亩半土地，支持土改。毕竟贫富矛盾也是存在的，村土改小组虽内心略有不服气，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同意了这个保护军属的方案，这个女干部政策还是比较灵活，我姥娘几十年后一直感激韩莲香，要知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湖南农民运动没有保护北伐军军官的家属利益。一旦被定位富农与地主，就要分浮财，分家里的房子，造成的矛盾一直影响几十年。姥爷家里被定为中农之后，村土改小组的领导见到我姥爷说，三叔啊，搞错了，姥爷说，搞错了纠正过来就行。这也幸亏姥爷参加革命早，知道找韩莲香反应问题，纠偏成分，否则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一旦被划为富农，无疑给后代带来很大的政治上枷锁，80年到以后，取消富农地主的划分，一律摘帽，据我所知，一些地主富农的后代也入党提干，有些成为县处级，厅局级干部，但是在酒后的闲聊中，他们还是对当时的土改世道纷纷不平，啥叫富农，一年时间也就春节能吃个白馒头，也成了富农了，那个年代，就是穷人堆里找富的，每个村硬逼着划出几个富农地主来。这是所谓革命的洪流，个人无可抵挡时代的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