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姥爷担任潍北县县政府秘书，负责信访工作，当时刚建国，机构也不是很健全，县政府人数也不多，吃饭都是按工龄计算，10年工龄以上吃小灶，5年以上吃中灶，5年以下吃大灶，不是按职务安排，当时刚解放，新婚姻法颁布，提倡婚姻自由，姥爷主要处理婚姻纠纷问题和烈军属的抚恤问题，干部里面兴起了离婚潮，潍县的南下干部，上海 江苏 四川 贵州 云南 浙江 北京 青岛都有，大部分南下干部都离婚了，原因很简单，大部分都是旧社会结的婚，基本都是父母包办婚姻，结婚前都没见过面，南下干部接管城市以后，基本都是拥有一定的权力和地位，面对五颜六色的世界，年对更加年轻，有文化，美貌城市女性的诱惑，很难用道德约束住自己。

譬如我姥爷的一个家族三哥，接管上海后担任上海某医院的院长，他后来离婚娶了医院的一个护士，上海生了个儿子叫王迎新，意思是迎接新中国，老家崔家官庄还有两个老婆，大老婆有个女儿，小老婆没生育，小老婆年级和女儿差不多大，娶小老婆的原因主要是大老婆没生儿子，解放后，办理了离婚手续，大老婆选择了离婚不离家，继续照顾公公婆婆，我母亲称之为三大娘，三大娘平时对小老婆也很好，像对待女儿一样，日常指挥着谁去跳水，谁去做饭，非常和谐，新婚姻法颁布，要求一夫一妻制度，三大娘给这个小大娘介绍了个婆家，给她准备了新衣物出嫁，她还不乐意去，因为娘家太穷，新介绍的也是个贫农，在崔家官庄这个家庭里，她感到温馨和自在，能吃饱穿暖，有家的感觉。三大爷60年代回家探亲，和（已经离婚的）三大娘说，我一旦过世了，上海的儿子迎新要带回山东老家，你给我养着啊，文革中，上海大乱，三大爷受到冲击，据说自杀，那个迎新舅舅参加了红卫兵造反，也没有回到老家，毕竟上海才是他的家。

譬如姥爷的战友庄雨村，建国后去北京公安部工作，也是和老家的妻子离婚，老家的妻子也是抚养婆婆，抚养孩子，前几年他的儿子在潍坊日报上发表了真挚的文章纪念自己伟大的母亲，特意提到了离婚以后坚强的母亲这段历史。姥爷的老战友张立垣，寿光人，曾任潍北县委秘书，解放后去外交部工作，70年代还在联大讲话过，估计是司局级干部，他革命年代得妻子是潍北一个村子里的妇女干部，解放以后去北京找他，岂不知丈夫已经是外交部干部，准备出国担任外交官，已经找了北京的女大学生做妻子，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家来的妻子，叫她回老家县政府找王农来处理这个事，这个妻子坐着火车，一天一夜，北京返回到潍坊，拿这封信给我姥爷看，我姥爷顿时无语，不知道如何跟她解释，后来我姥娘摇着蒲扇，在树下说，女人一定要识字，否则像张立垣的妻子这类情况，拿了个离婚信回来，自己都不知道写的啥。崔家官庄的崔服五，曾任9纵27军的卫生处长，解放后驻扎江苏，担任某医院的院长，他也是在江苏建立新的家庭，家里的妻子离婚不离家，继续照顾公婆，崔有时候从江苏寄钱给儿子，实际是邮寄给老家的妻子，借个名分而已，他老家的儿子对父亲的意见也很大。渤海14团副团长罗平建国后担任济南铁路局的武装部长，也是离婚在济南建立新家庭，老家的妻子也是照顾公婆和孩子，离婚不离家，在罗平的哥哥罗在泰一个老警卫员的帮助下，给几个孩子安排了工作。的原酒泉军分区副司令王山辉是华野打坦克的英雄，他解放后后来在陕西组建家庭，老家有一儿一女，女儿很争气，在潍县考上了西北工大，儿子在家种田，老家的妻子在老家生活了一辈子，儿子年轻时曾经想办法安排在西北工作或当兵，由于不习惯环境，还是回家做了个农民舒服。也有未离婚的老干部，但这些老干部的妻子基本都有一定文化，也脱产干了革命，譬如鞍山首任卫生局长王仪亭的夫人就是中学生出身，不裹脚，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从事卫生工作，这一类干部基本没有离婚。

从婚姻自由的角度，新婚姻法颁布以后，离婚是合法的，但是这些农村家庭妇女，在抗战时期，担惊受怕，收到日伪军的恐吓，抚养老人和孩子，丈夫都在脱产在解放区军队或政府工作，迎来解放，没想到都纷纷失去了丈夫，由于封建思想的枷锁，她们不能改嫁，还是舍不得孩子，舍不得居住几十年的老村庄，迫于情义，还是照顾公婆，这些朴实的山东妇女，为中国革命确实贡献巨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附件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南下干部要求离婚案件应从速办理并将处理情形连同判决函知原告所在地法院嘱转服务机关送达藉便说服教育或作适当处置的通令

状态:有效 发布日期:1951-03-24 生效日期: 1951-03-24

发布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 

各级人民法院: 
一、湖南省人民法院邵阳专区分院，1951年3月12日法呈字第95号来呈:因南下工作干部要求离婚案件，对方都在原籍，依法应转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受理;唯所在地法院对于此类案件，处理不甚积极，不仅影响干部的工作情绪，就是领导上也无从根据作适当的处置。特向我院提议，转达各该省、县、市法院，对于南下干部的离婚案件，特加注意，从速处理。 
二、我院认为;对于南下干部要求离婚案件，确应从速处理，以免诉讼拖延，影响该干部工作情绪。今后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此类案件，在接到原告工作地法院之移送后，应立即通知被告提出意见或答辩理由，并予从速处理。无论准离或不准离，均须将其处理情形连同判决，函知该干部(原告)所在地法院，嘱托转知其服务机关，将判决送达原告本人收受，藉便领导上酌予说服教育，或做其他适当处置。 

 
附:湖南省人民法院邵阳专区分院关于呈请通令山东等省县市法院对于南下干部离婚案件从速处理并通知原告工作地法院的请求 (法呈字第95号) 
 
最高人民法院: 

查派在本区工作之南下干部曾发生要求离婚案多起，其籍贯包括山东、热河、河南、河北等省。 
因为对方都在原籍，这类离婚案件，依法应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受理，过去处理的手续，是工作地的法院接受原告的声请离婚书或理由书以后即行检同原件，移送被告所在地法院，依法办理，并嘱将办理结果迅行函复。 
惟受诉法院对于此类案件处理不甚积极，有的拖延三、四个月仍就未办，经迭次函催又不作答，这不仅影响干部的工作情绪，就是领导上也无从根据作适当的处置。为此呈请:钧院通令各该省县市法院对于南下干部要求离婚案件立即通知被告提出意见及理由，并根据被告愿离或不愿离的理由和意见，从速处理，无论准离或不准离，都应通知原告工作地之法院，藉便领导上分别施以说服教育或作其他适当处置。是否可行仍候核示。 
 
 
1951年3月12日

附件2：

亲历者回忆解放初期领导干部的“换老婆”风

历史的车轮到了1949年，经过三大战役的决战，蒋家王朝主力军基本被消灭，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时候，一大批地方干部尾随大军后面从东北、华北开始南下中原。随着战争的节节推进，他们很快接管了城市和乡村。

当时领导在报告中讲，战争仍在进行，长期的战争造成全国到处是废墟，满目疮痍，国弱民穷，群众生活极端困苦，百废待兴。恢复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可是，一些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开始急急忙忙地“换老婆”。

这时候，我来到了B县县城，目睹了某些人是怎样“换老婆”的。所谓“换老婆”，就是他们甩掉糠糟之妻和并肩战斗的战友，找城里的年轻漂亮女人为妻。这种行为，甚至是有组织地进行。那时男干部多，女干部少，由组织上出面，安排谁与谁恋爱婚配。有的说叫“政治恋爱”，有的说是组织上“发老婆”。那时不准年轻人谈恋爱，直到老干部的婚姻问题都解决了，才允许年轻人谈恋爱。由于某些领导带头，一般干部也纷纷离婚结婚。一时间，“换老婆”成风。

当时B县县委、县政府人员很少，领导的婚礼都通知机关人员参加。那时我只有十几岁，有好奇心，参加婚礼既可以看热闹，又能吃糖果、花生、瓜子，喝茶水，凡是县里或区里举办的婚礼，我都踊跃参加。

我在B县县委学工团工作。我们团里有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孩，长得颀长匀称，皮肤白皙。很快，其中小李成为县委王书记的妻子，小王则成为林县长兼指挥长的夫人，小孙很快被调到外地，也和某领导结了婚。

B县县委中，组织部平部长、宣传部岳部长，书记、副书记和7个区委书记、6个区长都换过老婆，唯有C区李区长未换老婆。县委组织部将大学毕业生小任调到A区，任区公所秘书，让她与区委蒋书记“谈恋爱”。小任认为蒋书记不仅年纪大，而且脾气坏，硬是不同意与蒋结婚。于是，组织上就安排资本家的姑娘与蒋结了婚。后来，组织上再次出面，让小任与区委委员老张(文盲)“谈恋爱”，任无可奈何地同意了。老张就回老家办理离婚手续，同任结了婚。D区委王书记解放时刚结婚，妻子在农村基层工作。后来他看中城市姑娘，就与妻子离婚。长工出身的老熊当上区长以后，与原配妻子离婚，与乡妇联主任结婚。

后任B县县委书记的明书记50多岁了，却与22岁的小王结婚，很不般配。看着女婿比自己还大10岁，岳父一时想不开昏倒在婚礼上。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走后，虽然婚礼继续举行，但是很扫兴，没有人去闹新房。

公安局柳局长也找了一个比他小20岁的女子结婚。举行婚礼以后，新娘越墙逃走，新郎派大批公安干警搜查。

华副县长，本来有光荣的过去。在解放战争中，他任营长兼教导员，在五师突围中担任打阻击，保护一个旅突出重围，全营指战员牺牲。敌人撤退后，我方派人去打扫战场，唯独发现他还有一点儿气，送到老百姓家中养伤。解放后他4次离婚，5次结婚，原配妻子曾大闹婚礼。

老王南下到随县，抛弃老家老婆，与年轻女士结婚。后调到B县工作不久，任县委副书记的他又急急忙忙离婚，追求过3个年轻漂亮女士，均遭到拒绝。他不死心，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某女士调到身边，以酒灌醉猥亵，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结果女方惊醒，打了他两耳光，骂他是畜生。后来他又乱搞男女关系，迫于党纪国法和舆论的压力，自杀身亡。

K镇委陈书记兼镇长爱上了年轻女子，与妻子断绝联系。妻子找来，他不与妻同宿，提出离婚。妻子大闹镇委会，骂他不讲良心，我用生命保护了你，你当了官就甩掉我。他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妻子还说：“我也提出与你离婚，绝对不与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人一块儿生活！”围观者众。大家都同情他的妻子，他在此工作不下去，调离B县。

“换老婆”无论对原配妻子和新婚妻子，都是严重的伤害，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其他地方“换老婆”之风有多厉害，我说不好，只知B县的情况是这样的。现在想起来，这也是一种腐败。现在解除一桩婚姻，要比解放初期难得多，所以有些人就走包二奶这条路。“换老婆”、包二奶都是因为嫌弃原来的老婆了，实质上两者是一样的。

附件3

毛主席要求照顾的王尽美后人王杰坚守离婚

    王杰，原名王乃恩，是王尽美次子，1923年1月出生，山东诸城人，初中文化。1938年12月参加革命，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委组织委员、副书记、书记、县委秘书；1949年4月随军南下，任义乌县委委员、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1951年11月至1954年4月兼任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四至第八次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后调至杭州、上海等地任职。1992年12月离休，定居上海，离休前任上海市委交通办副书记。

    打了一个电话就南下

    在南下之前，王杰在莒县工作，此时他已经结婚并有两个孩子，虽然是家长包办婚姻，但王杰和夫人感情一直很好，直到夫人前段时间去世。

    “我们那个时候南下要求的时间紧，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看看，打了个电话就走了。”王杰老人回忆说。

    在王杰老人的记忆里，南下的干部也有刚刚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士兵，只要改造得好，也加入到南下的队伍里，可以做勤杂人员使用。

    与国民党飞机捉迷藏

    王杰所在的南下中队，穿过新安镇、徐州、淮阴，又过了镇江、杭州，一路急行到了浙江金华。

    他们沿途经过的都是刚解放的地区，到处是南下的部队、支前的民工及被押送的国民党军队俘虏，道路常常堵塞。当时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南下途中还有不少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以南下干部在行进途中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王杰老人在南下途中就是在火车上把门的。南下干部不带武器，但随行的有武装班。

    王杰回忆说，虽然南下干部中队不是战斗单位，但也危险不断。白天，国民党飞机在空中盘旋寻找目标，不时扔下一串串炸弹。一次，他们中队乘小船过河，国民党飞机发现后尾追不放，投下的炸弹掀起冲天浪花，小船在巨浪中左右摇摆，险些被打翻。那真是一次与敌机捉迷藏的历险啊！夜晚吃住都有困难，人多没有地方睡，他们就睡门板。没有门板，干脆铺些稻草睡在地上，可是，躺下后稻草中就钻出一条条蛇，哪还能睡得下？

    在这困难的行军中，有的人病倒了，有的人思想不稳定。担任支队支部委员的王杰，同其他支部委员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讲目前的大好形势，讲南下的重大意义，每到一地，支部委员们又跑前跑后，安排食宿，照顾病号。在党支部的凝聚下，有思想波动的人逐渐稳定下来，病号也坚持到底，全中队90多人没有一个掉队的。

    接收的是危机四伏的烂摊子

    王杰他们到达金华后，根据金华地委的指示，迅速奔赴义乌县开展工作。

    义乌是一个有30多万人口的县城，四周群山环抱，中部是丘陵，浙赣铁路横穿境内。这里虽已解放，但是基层政权还在地主恶霸手里，国民党残兵和当地土匪勾结在一起躲藏在深山中，经常窜出杀害军民，先后有100多名党员、积极分子被他们杀害。城内房倒屋塌，物资极度缺乏。

    王杰所在的南下中队，接收的就是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破烂摊子。王杰说：“根据金华地委的决定，我们首先建立了县级政权组织。1949年5月21日，义乌县委宣告成立，南下中队中队长刘胜洲任县委书记，董党任县长，介信秋任民运部长，洪仕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其他干部分别派到各区，组建区委、区政府。南下干部和地方同志组成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迅速开展工作。”

    机构建立后需要干部，县委责成王杰举办干部培训班。王杰根据县委决定，招收了一批有一定思想基础的青年学生进行培训，然后派到基层。这批青年学生到基层后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的成为骨干。

    不幸得疟疾三年才治愈

    义乌县委成立后，当务之急就是配合部队剿匪。为此，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县委人员作了分工，王杰同解放军一个连负责义东区。

    义东区一带山高林密，林中蚊虫又多又大，叮人很厉害。当时又是多雨季节，林中阴暗潮湿，道路泥泞。王杰说：“我们道路不熟，语言不通，进到深山里困难重重，有时迷失方向，转半天也转不出去。夜晚天黑路滑，追击土匪有时是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浑身上下滚满泥水。”

    王杰回忆说，南方的天气让这些南下的北方干部很不适应，“我们没有蚊帐，夜晚露宿在地铺和门板上，蚊子叮得我们满身血包。我不幸得了疟疾，一会儿满面通红、口渴难忍，一会儿又冷得发抖，浑身发颤。每迈一步都非常吃力，但还得跟随部队在这深山老林里与土匪周旋。”由于没有及时治疗和休息，王杰患上的疟疾三年后才治愈。

    1949年7月至12月，义乌全县共计歼灭武装土匪14股计1445人。另有8股未在山上活动的土匪计158人，亦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1950年12月30日晚，义乌最大的匪首吴模被击毙。至此，全县的武装土匪基本肃清。”王杰说。

    母子两人成同学

    由于条件所限，山东南下干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在管理城市的过程中，这些干部要迅速补充文化知识，以适应管理城市的需要。王杰的夫人就是一个典型。

    在王杰南下之前，王杰夫人在家乡当妇救会长。王杰调到杭州工作之后，王杰夫人也带着孩子南下找王杰，“她过来找我的消息我根本不知道，也许是听到一些南下干部进城之后换老婆的消息，她就带着孩子南下了。”王杰说。

    从山东到杭州，王杰夫人走了两个多月。进城后的王杰夫人不甘心做一个家庭妇女，很快进入浙江省委党校附中学习，“她的文化底子比较薄，从语文、算术、化学学起，虽然基础差，但她不服输，不服气，学习比较刻苦，每学期的成绩，都能在甲班里进入前三名。”

    王杰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自己的夫人进入浙江省委党校附中学习时，自己的儿子也在那个学校上初中，母子两人做同学，一时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