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安工作生涯(文/刘浩民)

陡苓 发表于2019-02-17 19:06:12

莱芜县县境是鲁中根据地的边沿地区,也就是说,鲁中根据地莱芜是个边,是鲁中根据地西部的门户,南连新泰、西靠泰安和历城,北邻章丘,紧靠着日寇指挥的中心济南,即侵略山东的指挥中心,莱芜又是泰山地区七县(泰、莱、历、章、淄、博、新)的中心地带,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比较早,—九三九年就普遍地建立了区县两级政府。—九四O年的春天,就普遍地建立了乡政府,那时叫乡动员委员会(简称乡动委会),另外还有—个县公署。动委会是群众性的团体,开始称“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后简称“抗联”,1940我在乡政府工作,那时我们党的基础比较好。

    抗日战争—开始,就有许多的地下老党员都挺身而出,组织领导并参加了徂徕山起义,组织抗日团体、抗日部队,即发展游击队,同时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率领人民奋起抗战救亡,并提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工商学兵一起抗战救亡”等口号。因此,共产党、八路军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受到群众众的热情支持和爱戴。那时,我们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就可以召集群众开会,讲抗战大道理,那时讲起话来,不论老头还是青少年一点动静也没有,这说明群众对共产党是相信和爱戴的,对日寇是仇恨的,对抗战是热心的,就是给村干部作报告也是如此。而对国民党驻军,群众是非常讨厌的,躲得远远的。群众深刻认识到八路军才是自己的军队,正由于党在莱芜的基础好,所以,抗战一开始,老百姓纷纷响应党的号召,奋起抗日,保家卫国,积极热情地参加了八路军,当人民的子弟兵。
    根据当时的实际,我党将民族矛盾放在首位,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切服从抗日的需要,—切为了抗日的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坚信誓死不当亡国奴,最后胜利—定届于我们的。日寇的残暴,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并没有丧失我党与群众的必定胜利的信心。如:在那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我公安在锄奸工作中,群众仍积极检举揭发汉奸特务的活动罪行,从而说明群众对我们的党是完全信赖的。
    那时泰山军分区地委机关专署机关,常住在莱芜东都的常庄区文字,现响水湾、西部的王庄山口、北部的雪野一带。作为泰山地区抗日的指挥中心,也是鲁中广大根据地西部的—个门户。在敌占区开辟工作、扩大抗日根据地工作中,莱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日寇与国民党的一些土顽把莱芜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如:莱芜的老百姓去章丘县境内,被国民党的土顽抓去活埋了,说莱芜都是八路军,就连博山敌区也是如此。
    根据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莱芜公安保卫工作的任务是:保卫抗日根据地,保卫抗日力量,保卫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因此,公安保卫工作的任务是繁重的,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在党内开属肃托斗争,在社会上开展了锄奸运动,以此保卫抗日根据地。所以,公安机构建立健全的也比较早。
    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县政府和公安局后,米乐亭是第—任公安局长,党内是社会部。那时公安局归县政府领导,对党内没有关系,社会部与公安局两家,可以互相配合,公安局有时接受社会部指示,因公安局是党的行政机关,非党员也可以进公安局。一九四O年的十一月我到社会部,当时张恒、亓星晨分别任社会科长副科长,郭林任组织科长,那时我在组织科担任教育干事。一九四一年三月大县划小县后,刘波平任莱芜(北)县公安局长;郭林被调到章丘;亓星晨调至莱东行署任公安局长。未划分县前,县公安局分警卫队和便衣(侦察)班,侦察班长边德友(大王庄公社边王许村人,一九四0年在陡沟战斗中牺牲),后有刘学义(刘家封丘村人)任班长那时公安局分侦察审讯、秘书三科,各区都设公安特派员—名,每村设网员二至三名。
    想方设法捣毁边沿游击区成立的伪政权,对秘密深入我根据地,建立情报站及参加人员进行镇压。对于敌占区的伪政权,我们的政策是:一是争取,二是争取搞成两面派。对敌我都要应付,忠实于我,应付于敌人。提倡“明保曹操,暗保刘备”。那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掌握了解大部分伪村长中,宣传抗日的重大意义。所以,大多数都能忠实地为我们服务。在敌扫荡中,为敌提供军事情报的或政治情报的视为汉奸,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有的给予镇压。特别是敌大扫荡后,对汉奸特务给予镇压。如一九四一年九月一甘敌大扫荡后,姬玉甫当局长时,地委书记刘莱夫同志曾经对公安局指令,七天之内,对于抓获的特务汉奸由县委决定处理一批。
    对敌、伪、警、宪、特,采取了打进去拉出来的斗争策略,对敌人进行了分化瓦解。如一九四四年间,口镇伪警察所基本被我控制,那时公安局掌握的伪警察刘瑞相和韩某两人,在同年五、六月份的—天晚上,军分区组织我们打吴化文时,警察所起了很大的作用,咱们去的时候,伪区公所的枪已捆好,准备迎接八路军,我们在伪警察所的内部关系,己把茶叶下好等我们了,当我们进入警察所时,伪警察所长正在睡觉,我内部关系对所长说“起来吧,八路军来了。”他说:“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早说我们欢迎同志们,你看你们这些兄弟怎么搞的。”
    在那天晚上,军分区用炸药炸倒了,伪警察所的东墙,即吴化文的西墙,共俘虏伪警察和伪区公所人员七十余名,吴化文见势不好,于一九四五年六月便撤走了,从而使口镇全部解放。
    对敌情报人员,我们采取了争取利用的方针,搞成两面的,忠实于我,应付于敌人。如:寨里区北枯河村的敌情报员李曾范,就是这样。在一九四二年后至一九四四年前,打鱼池据点时,是他领着去的。打完后,笫二天早上跑到敌据点向敌人报告:“昨天晚上来八路军,上这个方向来了。”敌人说:“妈的,等着你报告就完了。”有一次我和刘清泉孙英孝、郭同范四人在他家吃饭,还没等我们吃完他就报告我们:“汉奸队来了。”结果他让我们躲在地窖里,他去应付敌人,把敌人骗走了。由于他为我们作出了很大贡献,被我们发展为中共党员。
    再—个就是以情报反情报,你建情报员,我也建情报员。如:我们在矿山的董家林搞了不少点,有的是利用人家的小卖铺,把老百姓发展成咱们的人给咱们供给些情况;有的是自己办,我可靠的党员,给他—部分钱,做点小买卖到处跑,搜集情报告诉我们。此种种办法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九四四年春天,有一天晚上我和刘专一(侦察队长)、张祖、孙英孝、王凤勇、亓锋同志,从水北活动回来,路经大王庄郝家沟村,准备到伪村长王德圣家休息。我便派工作队员孙英孝跳入其院内侦察情况,发现有灯光,随后我们插枪翻墙入院,悄悄地来到窗前,细听着里面的动静,结果有几个歹徒正在分赃,为了打击邪恶,维持社会治安秩序,我们几人将屋门猛然推开,用手枪指着他们说:“不准动我们是八路军。”为麻痹这些歹徒,我便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受苦人没办法才这样干的。”说话之同将歹徒放在桌子上的一支枪、一枚手榴弹和一把小刀缴获。经教育后,放走了三名歹徒,临走时我对他们说:“你们赶快走,在外面不要告诉别人。”随后将六名歹徒一一捆绑起来。到了白天十点多钟,我们的暗哨抓来—个人,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报丧的(死人后告诉其亲戚)并说:“昨天晚上我村去了土匪,邻居被土匪打死,”经调查:是伪村长王德圣所为,当王去某村偷东西的时候,被其受害者认出,王怕出风声,心中产生歹念,当天晚上将受害者骗至井边,趁其不备,猛然将受害者推在井里,然后用石头恶狠狠砸了两下,为人民欠下了血债。
    到了下午太阳刚落时,我站岗人员发现有一名农技艺者便对我们说:“北岭上有鬼子,我过来时不让过,我是从沟里偷偷过来的,敌人在那里有理伏。后来才知道,是被放走的那三名歹徒告密的,为了躲避敌人的伏击,我决定向太莱西面出击,在转移时,被在堤上埋伏的鬼子发觉后,开枪朝我们射击,但由于远,我们没有一人受伤。在泰安地休息了一下,我便带着他们五人当天晚上又返回此地,对放走的那三名歹徒进行了审讯,经审查:此手枪是伪军某班长给他们的,利用枪支威胁人民,盗窃人民财产,最后将致死人命的伪村长王德圣被我枪毙了,其他经教育后全部释放。这样一做,在群众中众说纷纭,其根本的—条就是咱便衣队专打击土匪。
    景大麻子是泰莱边的一个土顽头子,他发展的人最多达一千余名,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范镇的日寇汉奸同流合污。一九四O年景部在泰莱边一带活动,他本系水北村的—个大地主家子弟,抗战后,就组织反动武装,以地头蛇活动在泰莱边,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县公安局为了打击景大麻子对我们的破坏话动,瓦解打击他的社会基础,曾作过专门部署,水北区公安员刘清泉又名亓道学、亓德文)同志,对与景有联系的嫡系、近邻亲戚朋友等作过社会调查,由于掌握了他的社会基础,从而给我们的分化瓦解工作奠定了基础。
    为了打入景的内部,搞清他的组织人员,掌握他们的活动情况,水北区公安特派员刘清泉同志在区委书记刘汉臣的配合下,遵照县局的指示,派文—心打入了景大麻的内部,取得景的信任后,便当了景的私人文书,为我打击景的活动,提供了可靠情报。当时刘清泉同志为了将景锄掉,便从泰山军分区医院买了点升汞,即o4。文—心在景喝酒之机,把药下入酒内将景药死。事后由于景喝得不多,没有药死,在他昏迷中,文—心同志将景的二把短枪和五发子弹交给了县公安局,并给予他物质奖励。据说景大麻子在济南医院治了很长时间,才幸免—死。从此后,景大麻子的一些土顽不敢大胆活动了。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济南战役打响后,经我军的努力奋战,济南获得解放后,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装老百姓,企图乘火车逃至青岛,当时没有解放),我们公安局那时在配合我军解放济南中,逮捕国民党散兵,堵截他们向青岛的逃跑。那时我已从泰山区调到潍坊市公安局,我们在潍坊特别市政府领导下,经公安局决定由我负责,在潍坊成立了敌伪人员审查所。有一天,把从济南开往青岛的—列火车全部扣押,对嫌疑分子全部扣留,据统计共审查—千四百人左右,经审查,敌伪军官、士兵四百多人,其中最大的是吴戾天(系济南市国民党政府的人事处长)。那时的方针是:连长以下的—律资送回家,有愿去青岛者,经教育和批准后方可去之。教育的内容是:你们到了敌占区,不要破坏解放事业,并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的罪行,争取为解放敌占区解放全中国作出贡献,自愿回家者可发给路费;营长以上的送至山东军官教导团(当时设在益都县)处理。
    有一天早上,要释放二十条名国民党人员,潍坊治安科长孙运才同志对我说:“刘局长,要释放一批人你还看不看名单?”当时由于工作繁重生病了,正在发高烧,我接过人名单一看,其中有一个叫周×仁的人,地址还是写着莱芜水北人,我说:“先叫他们走,我去看看这个老乡。”于是我跟孙运才同志去看他们,只见有个麻子的人站在头排,我便对他说:“你们水北村不是有个景大麻子吗?”
    他—看我认识他了,应声答道:“我就是,对不起”。就这样泰莱边的最大土顽头子,罪恶满盈的大汉奸—景大麻子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寨里区的伪警察所所长石玉磐忠实于敌人,抓我抗日家属,抓我村长,致使当地老百姓恨之入骨。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为民除害,一九四三年春一天,我带着几个人在寨里裴王庄,找到了—个姓张的地下关系,张对我说:石玉磐经常出来到寨里赶集。
    于是,我决定到寨里集将其除掉,第二天上午我和侦察队长刘专一、战士陈佃新化妆后到了鲁西集,为了不让石玉磐跑掉,我和陈佃新便留在寨里土围墙的南面,让刘专一和郭同范同志上集去寻找,石玉磬正与他的警卫员在布摊子上喝水时,被刘专一将其二人打死,缴获马牌手枪一支,在混乱之机我们安全转移了。敌伪警察所长石玉磬和他的警卫员被我们打死后,对莱芜县的整个伪警察所影响很大,寨里、鲁西、口镇的伪警察所人员纷纷写信与我们联系。信中说:“我们当汉奸是迫不得己,是混口饭吃,我们是中国人决不忠实于敌人,如用着我们的时候,尽管指示”。所以他们不敢再做坏事了,有的并为我们工作,如:一九四二年年冬,方下村有个焦金文,我们在他家住着,后来小孩告诉我们嘶马河的敌人出动了,焦说:不要紧,我领着你们走,我们从庄的西头钻至庄北的一个丘陵上有一块坟地,我们在那里一瞅敌人大约有七八十个,我命令战士开枪射击,这—打不要紧,结果敌人的机关枪向我们射击,当时由于一支大盖枪和一支马枪,手枪子弹少,打了一阵就跑了。对于我们打死石玉磐伪所长之后,群众编了这样一句歌谣:石所长不中用,万人坑里丧了命。
    刘伯戈原系我莱芜县委书记,一九三五年投降了国民党,任国民党莱芜县党部书记兼县长他的叛变投敌,使莱芜县党组织受到巨大损失,给人民解放带来了严重灾难。我为开展对刘伯戈的斗争从1941年起将以亓章森为首的南十里铺党支部打入刘伯戈内部,该支部先由新甫县公安局领导后归莱北县公安局领导。他们提供情报伏击了汉奸大队副王海涛,下毒药毒死王海涛未遂,配合军分区打嘶马河敌据点,俘虏敌人三四百人,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任莱芜县公安局长不到两个月就调至泰山专署公安局任干部科长,时间大约三个月,这时莱芜县公安局李从周(河北省人)任局长。
    解放战争一打响后,形势和以前大不—样,过去我们和鬼子的斗争,是通过他的一些翻译人员,通过中国的汉奸,来搞些破坏。而同国民党的斗争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有亲戚朋友,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不象是日寇对付我们那样简单,所以和国民党破裂以后,我们的锄奸工作,重点就是打击国民党的还乡团,还乡团是他的阶级基础,在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时,便依靠国民党的军队进攻我解放区,并返回当地进行阶级报复。有的回来向贫雇农反攻倒算,要地要粮,企图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因此,这时我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还乡团的活动,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根据地减租减息。我记得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当中,如何加强公安保卫工作,上级有过部署,开过一系列会议,我们县委也为这事开过会议,那时我去泰山专署、鲁中行署开会回来后,曾经召开过公安工作会议,即传达上级部署的如何迎接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打击国特的活动,其内容是:打击在武装掩护之下反攻倒算分子,被我抓获后,经上级批准,就地惩处,由于这样一搞,还乡团活动起来比较小心,因为他们知道东山再起不是那么容易的,共产党的力量,也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好对付。在各个区也都采取了打击还乡团的活动,所以,那时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粉碎还乡团反攻倒算,东山再起的阴谋活动,除了罪大恶极的打击外,还做些宣传工作,我记得那时工作队出发,背着葫芦头、烟子灰、带着毛刷子,走到那里写到那里,晚上敌占区写标语,通过宣传工作,一个是让国民党、还乡团知道共产党是有基础的,东山再起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时的口号是“坚决镇压还乡团的反攻倒算活动”、“反攻倒算只有死路一条。”此方法震慑敌人的嚣张气焰,此外,还要求各村公安局掌握国民党、还乡团家属的动态,发现与敌勾结进行反攻倒算的就坚决镇压。
    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公安保卫工作采取了隐蔽斗争的方式,特别是八年的抗日战争,日寇没有到过的地方,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时候,在那里也扎起了铁丝网,安上临时据点,出于敌据点很多,我们便采取了昼伏夜出的办法进行活动,白天藏起来,晚上到敌未占领的山沟村找我们的党员了解了解情况,搜集搜集情报,发现坏人该镇压的镇压。
    再就是以便衣反便衣,那时国民党还乡团以便衣开展活动,我们也组织便衣队,甚至将部队的骨干抽出来组成便衣队,深入敌占区、游击区,打击敌便衣活动,我们有时打他,也有时被他们追击。那一时期,凡是我们便衣活动都规定联络暗号,例如在两个山头上,你发现我,我发现你,有时用鸣枪作暗号,有时用红旗作暗号,避免双方造成误会。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对敌斗争,说明了当时敌人开展便衣特务活动也是比较强的,国民党的新五军驻在莱芜城,据说抽排长以上的小军官组成便衣队,由还乡团领着出来活动,我们在这方面也吃过亏,他们有时化装成老百姓出来迷惑我们,因此,我们采取了以便衣反便衣的斗争策略,凡是哪个村庄的地主、富农、汉奸跟着国民党逃跑的,他们的家属我们都加以控制,只要他们一回家我们就知道,如莱东某村,有一个还乡团晚上回家了,让我们老五区的区长抓住了,我们就宣传×xx×还乡团,在晚上回家活动对被我们抓获了。这样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二月莱城解放后,于同年三月,我们在莱城举办了敌伪人员训练班,其中主要对象就是莱城的东西两关、大小曹村、洪沟子村的遗留敌伪人员,一律到公安局报到,参加学习班。大约有二百来人,均系被我登记造册者,除老弱病残或受伤不能走动者外,基本上都参加了。在开办训练班期间,由专署公安局的同志具体负责,还有几个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内容是:对他们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经过两个教育后,让他们结台自己的情况交待问题(实际上是对他们的审查),对他们的政策是坦自从宽、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如不坦白交待,—旦被群众检举揭目的是:团结、改造争取,对学习好的提前释放,学习不好的(被群众揭发有问题的)就留下,劝其悔过自新,脱骨换胎,重新做人。
    经对伪工人员的教育,大部分被我争取并参加工作。如:伪工人员任功云、卢化亭经过教育后,参加了工作,那时国民党的教员卢化亭,是以三青团员的嫌疑送进学习班的;任功云也是国民党的教员。也有国民党的嫌疑,由于卢化亭对党非常感激,在工作中积极肯干,后来进了公安局,在济南市公安局任科长,任功云后来在县教育科工作。
    一九四七年四月对反动党团进行的登记,在办敌伪人员学习班的同时,由局侦察股负责。在曹村成立了一个反动党团登记工作组(亦称工作站)。首先召集村民大会,讲形势,讲政策,号召反动党团员向政府登记。要求他们安分守己、拥护政府、拥护社会主义争取做一个好的公民,并对其说明:你们在日本鬼子期间做了些对不起人民的事,要进行交待,要向人民赔礼道歉,登记后,并让他们定期向政府汇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那时对反动党团的登记范围是:矿山区、颜庄区、鲁西区,中心是莱城,当时共登记国民党和三青团员大约一百四五十人。
    由于对反动党团进行了登记,防止乱猜疑,也澄清了  一些人的检举材料。因此说,我们掌握了反动党团登记册后,对我们的工作是很有利的,没有发生逼供信,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教育、争取、团结,改造”(除少数罪大恶极外)的政策。当时为了推动此项工作的开展,并在曹村多次召开了由各区公安员参加的经验交流会因此,没有发生歪曲政策的现象,保证了这项工作的开展。
    对收容的当地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恶霸、伪工人员中的逃犯先由公安局发出通知或通缉令,后由各区公安员发动群众,进行对其揭发检举、搜捕。重点是在泰安城、博山城、济南市。这些城市被我解放后,公安局派人到俘房营里去认领。如:泰安城解放后,县局派亓章森、亓立明去俘虏收容所将三青团的头子李光军和伪科长李x X认出后被我公安局枪毙了。如不这样做,俘虏可能逃跑,罪大恶极的就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时,由于我们对俘虏看押得比较严,所以没有—个逃跑的。对俘虏经我政策教育不愿跟我干的回家外,凡是愿意当八路军、新四军的都编入各个连队,现在看来,当时对俘虏的审查认领这项工作还是正确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在西关(现属城关镇)村设立了一个减租减息(1944年就提过)试点。县局也派人参加了,其任务是:保卫减租减息的胜利成果;打击揭露破坏减租减息的谣言邪说和破坏行为。如:在西关村当时有这样的邪说:“共产党笫—步减租减息,第二步共产共妻。”等等。致使有些人日夜不安,直接与完的减租减息政策相对抗。此邪说不利于争取团结地主,因当时还不到土改,针对出现的问题,我们发动群众进行了检举揭发,并对情节严重者进行了打击处理,从而保证了减租减息运动的向前发展。
    减租减息运动结束后,便在一九四六年又开展了反奸诉苦运动,群众所诉之苦的主要对象是那些罪大恶板的敌伪人员,当然也包括少数十恶不赦的反动地富分子。为了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反奸诉苦,我公安局紧密配合,对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伪村长,采取了果断措施,如被我公安局枪毙的伪村长有:城关镇陡岑村的刘学春、城关镇石家庄的石宝山等,但在这次运动中,误杀了郭家庄的支部书记陈堂文等,故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致使有的跑到敌人那边去了因此,叛徒刘伯戈在城里开了一个所谓“归顺大会”。为了迅速扭转局势,对其误杀者,恢复名义,追认烈士。
    士改运动是发生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古历二月二日),即莱城解放。一九四七年五、六月份对土改运动作了一次复查。所谓“反对富农路线,贫雇农坐大堂(掌权)”运动,这是土改运动中极左思潮的一种表现,在此思潮的影响下,致使公安的保卫工作交给了贫雇农。现在看来,也是一个历史的教训,等公安交权后,公安局没有审案的权力,只有看押的权力,但后来连看押犯人的权力也没有了,贫雇农自己看,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各村乱打、乱捕、乱杀的现象。所以在执行政策上非常混乱,致使伤害了很多自己的同志。整个形势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综合上述,在贫雇掌权运动中,我们干了敌人没有干的事情,很多人敌人想拉都没拉过去,但这样一搞都跑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历史的教训是很沉痛的。一九四七年在华东高级党校学习的时候,就总结了这方面昀教训。从莱芜看来,乱打乱杀还是不很严重的。
    莱芜战役时,我在莱东任支前委员会的指挥,那时分两段,从莱城至口镇的公路为界,东西各设一个指挥部,东部在磨山子村,西部在大王庄村.战役打完后,部队首长指示我们成立—支死尸掩埋队,因为我七十三军牺牲的同志大都是他们的老乡,他们看到尸体会影响情绪和部队的战斗力,所以让我们组织老百姓进行了尸体掩埋工作,此工作进行了半个多月。
    莱芜战役之后形势好了一点,但总的形势还是敌强我弱,根据时局分析:还可能形成拉锯形势,莱芜战役把敌人赶跑了,过些日子敌人可能还会回来,所以在敌人未来这个空隙,对各庄的特情重点加以调整,对各区乡、村的公安员重新作了调整,由于组织整顿,力量加强了,便对敌人投降、明火执仗随敌人出来扫荡,进行报复者,坚决镇压了一批。这个时候,我们就搬到莱城去了,大概好了两三个月,在这期间,我们主要做了打扫战场、清理文件、建立秘密关系、部署民兵应付敌人重来等工作。
    六月中旬,国民党新五军从博山进驻莱芜,时间不久,重新占领了莱城(其它地方没有占),为了应付敌人,根据当时的实际,我们便迅速撤至西北山区,莱东山区和新甫莲花山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莱芜战役之后,由于我们打击了地、富、反、坏的力量,还乡团没有胆大妄为,其地、富、反、坏的社会基础也未敢轻举妄动那么这时有没有投敌的呢?有,但不象莱芜战役以前那样多,因为莱芜战役中民兵得到了一部分武器,壮大了武装力量,所以投降的很少。
    一九四七年七月,孟良固战役后,山东的整个形势比较好,敌人除占领主要城市、交通要道外,各村庄基本没有占领。所以,群众的情绪比较高,加之敌人一天天调走,人数越来越少,村基本上是我们的天下了,在这个时期的公安保卫工作基本转入正常,那时我们经常在离莱城十里左右的地方打击莱城敌人的活动,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同时恢复了组织生活,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华东局党校调我去学习,当时去的还有李元贞、李元荣同志,学习完后,把我分配到五莲县工作。当时此县是“反对富农路线”的试点,搞了几个月,一九四八年的四月份我军解放潍县后,我离开泰山区调至潍坊特别市公安局工作,后到青岛、济南市公安局,一九五三年三月,从济南调至黑龙江省至今。
    在潍坊特别市公安局时成立了—个收容所,因济南战役后,敌人散兵游戎大批向青岛逃窜,当时我在那里负责,黄赤波任局长,凌云同志具体负责收容审查,如莱芜的士顽景大麻子和刘伯戈的部分所属人员尚庆珠(大故事村人)等就是在这里抓获的。在此期间还将王耀武夫妇抓获后押至寿光,由我军营教员团作了处理,后来我们在王耀武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早得来晚得来早晚得来,下联是:早解放晚解放早晚解放。横条:你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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