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一面玩弄和平谈判的花招，一面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危险日益显现的局势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19日发出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发展东北、巩固华北、坚持华中的战略方针，调整了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机关大部率主力进军东北，华中局移至山东，与山东分局留下的部分合并，组成华东局；新四军军部率主力北移山东，江南主力移至江北，由陈毅军长、饶漱石政委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斗争。
在这之前，9月6日，新四军第三师部队攻克苏北政治经济中心淮阴县城（今淮阴市），全歼伪军第二十八师，毙俘8000余人。战后，第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兼任淮阴警备司令。洪参谋长还没上任就接到中央调第三师开赴东北的命令，军部随即决定由我兼任淮阴警备司令，于是我随新四军军部由淮南盱眙县黄花塘迁往苏北淮阴县城。
鉴于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挺进东北，参加发展东北解放区的斗争，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主力迅速北调，接替山东军区主力部队防务，在津浦前线作战。此时，新四军军部从第一、第二、第四、第七师陆续调部队北上鲁南，以实现全国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战略部署的调整，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促进国内和平。
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按“协定”规定，我军在长江以南各解放区的部队即开始向长汀以北集中，而蒋介石却背信弃义随即发布内战密令，调集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国民党40万大军分批向我华东解放区推进，妄图打通津浦铁路，从而进军华北、东北。为了粉碎蒋介石的罪恶阴谋，新四军被迫发动津浦路中段阻击战，破袭铁路和公路交通线，阻滞国民党军队的北犯。
10月28日，新四军军部从苏北淮阴移至山东临沂，与山东军区机关留下来的一部分合并组成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机关，我担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此后一段时间，临沂便成为华东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当我们赶到临沂时，陈军长已于10月初从延安来到山东(10月20日被任命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同行的有宋时轮、傅秋涛等，他们一同到延安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老总到达山东不久，便奉命组建津浦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山东军区第八师和新四军陆续人鲁部队编组成的第一、第二纵队及第七师（开始称津浦前线野战军，1946年1月7日改称山东野战军），进行了从徐州到济南之间津浦铁路沿线的战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跟随在陈老总的身边，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关怀，目睹这位军事家的风采。在陈老总的亲自指挥下，用近两个月的时间，新四军、八路军部队先后攻克了邹县、滕县、界河、韩庄等据点，歼敌两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打通津浦铁路的企图，掩护兄弟部队进军东北，胜利地保卫了山东解放区。
国民党军进犯解放区不得人心，遭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沉重打击，蒋管区和平民主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国民党政治上更加孤立，被迫于1946年1月13日签署了停战协议，又在10日召开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议，合称“政协决议”。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解放区的中心工作是练兵、减租和生产，巩固和发展解放区。
在这时局转变的关头，不少人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放下屠刀了，我们可以“马放南山”了。从机关到部队，从领导到士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想法。陈老总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及时地把握住了时局变化的方向。在临沂西关文庙召开的华东局和新四军县团以上党政军干部大会上，他传达了中共中央“二·一”指示。陈老总首先指出，我们要高举和平的旗帜。世界反法西斯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世界人民渴望和平，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毛主席到重庆去也是为了民主为了和平，目前虽然已经有“双十协定”和1月13日的停战协定，但是蒋介石仍然向解放区调兵遣将，窜犯解放区。我和蒋介石打了20年交道，深知他不消灭共产党是睡不着觉的。接着，他讲宋朝赵匡胤“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历史故事。现在，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在南京，经济中心在上海，这两个地方都与我军隔江相望，他对我们能放心吗？所以，全国大规模的内战危险仍然严重存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麻痹，更不能有和平的幻想。
针对部分八路军官兵开始复员，而引起新四军部分指战员思想波动的情况，陈老总又深刻地讲述了关于整编和复员的重要意义。他说：
“自古以来，人们常说‘只有打来的江山，哪有禅让的社稷’，这是一个真理。我们革命者打江山夺取政权，保江山巩固政权，都要靠枪杆子。没有武装就没有我们党的一切，就没有我们的发言权。因此，整编复员，只有从精干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着眼，才有意义。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指示，整编只能是裁减机构，合并机构，充实基层，充实连队。复员只能是对老弱病残而言，健壮的指战员，一个也不准复员。不能因整编复员而使我军削弱，必要时，即使用‘武装警察’的名义，也要保存战斗力量。”
会后，按照陈老总的指示要求，参谋处以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区的名义，联合颁发了“百日大练兵”指示，从2月25日开始，到5月底结束，共三个多月时间。指示要求以政治训练为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治练兵主要是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对指战员进行革命品质教育，对共产党员进行党性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牢固树立“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思想。军事训练的内容，以整顿纪律、加强管理教育、健全各项制度为主，养成自觉遵守军纪、服从命令等良好习惯。
1945年12月，蒋介石眼见在局部内战的战场上胜算不大，就请美国人出面搞所谓调停，于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2月中旬派美军上将马歇尔作为特使，来华调停内战。
第二年1月7日，根据“双十协定”的精神，国共双方商定在北平成立了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军事“三人小组”（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的领导下，组织36个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军事调处工作。其中，派往华东地区的，有济南、徐州、德州、淮阴、泰安、枣庄等小组。
中国共产党为谋求和平，避免内战，认真执行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抽调一大批领导干部，仅从华东方面就抽调了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和参谋长陈士榘，及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等人，到北平军调部工作。陈士榘参谋长离开后，我们参谋处就在陈老总直接领导下，以主要精力抓军事调处方面的工作。
1月31日，济南军调部执行小组美方首席代表哈里斯上校由济南飞抵临沂。陈老总为他举行了宴会，军部机关还开了欢迎晚会。会上，主持会议的同志致词之后，请哈里斯讲话。他虽然对我们的欢迎表示感谢，但接着就内战问题对我方提出了指责，语言虽不怎么放肆，但总是有些“洋大人”的味道。他讲完后，陈老总即席讲话。他对“美国朋友”哈里斯上校来到解放区表示欢迎。陈军长请他看看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到底在干什么，希望他能把解放区和蒋管区加以比较，真正客观地说句公道话。关于不要打内战的问题，陈老总说：“我党的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经验教训的：十年内战，抗战时期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就在停战协定签订前夕，国民党还密令他的部队‘星夜前进’、‘抢占战略要点’。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谁是内战的祸首。”
接着，陈老总又说：“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我们的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因此才有可能达成一系列的协议。现在，我军坚决遵守停战协定，但现实的内战危险，仍然十分严重。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还击国民党军强加给我们的内战。我们决不因为暂时的和平就忘记内战的历史和血的教训。我们不但自己不应该忘记，也要教育子孙后代不要忘记。看来，和平久了，是容易忘记的。从刚才美国朋友谈的意见看，他就忘记了美国历史上有名的‘解放黑奴’
的南北战争。南北战争就是美国的内战，距今还不到一百年。这么短的时间，就忘掉祖国的历史，我们应该引为教训。”
陈老总的讲话一语双关，既教育了我们这些到会的干部，也回敬了那些以调处为名、助蒋为实的“朋友”，使貌似公道的哈里斯非常尴尬。
3月1日，陈老总奉中央军委之命，乘坐军调部派来的专机从临沂飞往济南，参加军事“三人小组”的会谈。开始，有人建议让我与陈老总同行。陈老总知道后，当场表示不同意。他说：“陈锐霆同志是国共合作抗战期间起义的，去济南要是被王耀武抓起来怎么办？”大家都觉得陈老总想的周到，就临时换了别人去。王耀武当时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尽管我没有能目睹陈老总高超的谈判艺术，但我还是耳闻了老总谈判的不凡经历。在济南谈判中，陈老总严正地申明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和以大局为重、遵守协定的诚意，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以及利用伪军残害人民的罪行，并以其鲜明的立场、诚恳的态度、渊博的知识、机敏的谈吐，左右了谈判的局面。王耀武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坚持团结的我党的敬佩和对日暮途穷的国民党的失望。在王耀武为陈老总举行的宴会上，陈老总谈笑风生，对善意有礼貌的敬酒，他都豪爽地对饮并回敬，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
3月2日，陈老总由济南飞至徐州，参加与国民党军徐州行营主任顾祝同的会谈。晚上，顾祝同宴请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时，有意捣鬼，压低陈老总的政治地位，把他的席位摆在华中野战军粟裕、谭震林座次之下，我方代表对此表示抗议，顾祝同亲自向陈老总赔礼道歉，当即作了纠正。事后，马歇尔还向陈老总表示了歉意。
在停战期间的这些会谈中，陈老总显现出伟大外交家的风采，不卑不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正确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用国民党“蚕食”、侵犯解放区的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行径以及美帝国主义调处为名、助蒋为实的阴谋，伸张了八路军、新四军自卫斗争的正义性。
3月4日，被蒋介石囚禁了五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在中国共产党的营救下于重庆获释，恢复自由。4月8日，叶挺、王若飞等乘美军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途中，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殉难。12日，噩耗传到临沂，陈老总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哭叶军长希夷同志》的长诗，表达了对老军长的深切悼念，追述了老军长生前对革命的伟大功绩。他还亲笔在白竹布上写了大字挽联：
东至齐鲁，勉维大业。
西望关陕，痛哭元戎。
在军部机关召开的追悼会上，陈老总讲了话。他对叶挺军长等“四八”遇难烈士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并愤怒地指出，叶挺等烈士的牺牲，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号召大家学习叶军长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和临难不屈、大义凛然的高贵品质。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加强备战训练，准备迎击蒋军的进攻，并且要准备像十年内战、八年抗战那样长期艰苦奋斗，彻底打垮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告慰先烈。
两个多月后的6月21日，即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前五天，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罗炳辉同志在鲁南峄县前线部署战备返回临沂途中，突发脑溢血于兰陵病逝，年仅49岁。第二天，灵柩运抵临沂城，全城各部队、机关、团体、学校都下半旗致哀，前来吊唁者络绎不绝，纷纷用各种方式对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著名战将表达悲痛的心情。
6月23日下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山东党政领导机关、群众团体为罗炳辉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陈老总亲自“临穴瞻遗容”，并发表墓前演说，讲述了罗炳辉从一个士兵到将军、从一个民主主义战士到共产主义者的成长过程，赞扬了他一生为革命、为人民的光辉业绩，号召大家学习他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竞的事业。陈老总说：“作为罗炳辉同志的战友，我们应该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向我们狞笑，正在计划消灭我们。……我们应当进入自卫的准备，千万不能让法西斯反动派得手。我们今天要擦干流泪，勇敢地坚定地站在自卫的岗位上，去继承死者未竞的事业。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万分艰难的。第一批倒下了，第二批冲上去，第三批又冲上去，以头颅洒热血换取人民的自由和保卫民族的独立。最后胜利之券，是操在我们人民手掌中的！……罗炳辉同志，我们在你墓前宣誓：当此内战威胁极端严重的今天，我们一定要以自卫战争的光荣胜利来纪念你……”
陈老总悼念叶军长、罗副军长的两次讲话，紧紧地结合着当前的形势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号召全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做好迎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准备，誓以自卫斗争的胜利，告慰牺牲战友的在天之灵。
1946年1月停战后，国民党采取顽、伪、特务联合，以收编的原伪军为主，不断地挑衅、“蚕食”解放区，使解放区日渐缩小。苏皖地区最为严重，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西解放区全被国民党军占领。
为保卫解放区，巩固华东战略后方，经中央军委批准，陈军长组织山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于6月初发动“讨逆”战役，在胶济、津浦铁路两侧展开讨逆作战，坚决回击国民党军的袭扰、“蚕食”，拔除山东解放区内残余伪军盘踞的据点。
战役前，陈老总召集山东野战军各部队和各军区首长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前打一仗是必要的、适时的，也是可能的。用“讨逆”之名，消灭汉奸这些民族败类，师出有名，不
怕敌人诬蔑我们破坏停战。考虑到伪军工事坚固，战役以攻坚战为主、阻援为辅。这是停战后的第一次战役，也是影响巨大的一次战役，要求各部队同时发起战斗，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在陈军长的亲自组织指挥下，参谋处认真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山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于6月7日在胶济、津浦铁路两侧地区，开始发起攻势，到17日，攻占了胶县、张店、周村、德州、泰安、大汶口、枣庄等城镇，共消灭伪军三万多人，控制铁路500余公里，改善了战略态势，策应了苏皖解放区的斗争，为尔后粉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创造了条件。
在这前后，陈军长两次深入“虎穴”，做争取郝鹏举部的起义和稳定工作，我亲眼目睹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经过曲折，充满了传奇色彩。
郝鹏举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副官，在抗战期间，随汪精卫当了汉奸，曾任日伪淮海省省长、徐州绥靖主任。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司令。此人反复无常，喜欢看风使舵，善于政治投机。对这种人施以政治与军事的双重压力，使他在一个时期内处于与国民党嫡系部队若即若离状态，能起到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阵营的作用。为此，陈老总决定对郝部进行策反、争取工作。
1946年1月初，在山东、华中野战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策攻势下，郝鹏举率部约两万人在台儿庄前线起义。起义后，根据陈军长的指示，郝部被编为华中民主联军，郝鹏举为总司令，部队调到山东莒南县境内整训。莒南是老解放区，群众基础好。由于郝部对起义没有任何准备，思想很混乱，郝鹏举到陈老总住处作了汇报，请求派人到他的部队进行帮助，并恳切邀请陈老总去看看他的部队。陈军长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对他进行了嘉勉，称起义是勇敢的正义行动，希望他们坚定地走民主道路。陈老总又说：“我们既是朋友，就要讲信义，经过一段实践以后，你们如果感到不合意，什么时候要走，告诉我一声，我们一定以礼相送。走的时候，希望将我们派去的同志送还我们，这是我们的君子协定。”
郝鹏举走后，陈老总就把接见郝的情况和答应到他那里去的事告诉了张云逸副军长。陈老总说：“我这次只带张茜和少数几个人去，张茜同志去做郝的家属工作，这对争取稳定郝部是有好处的。”有的同志不放心，提议让他带一个警卫连，或者至少带一个机枪排去陈老总说：“带人多了，会适得其反。郝部刚起义投靠我们，一般说他本人不会搞什么名堂。多方面的情报证明，郝对他的部队还是能控制的。我不带武装去，警卫的责任就全部落在他们头上，带一个连去，就是出了事，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还是不带为好。”他与张副军长最后商定，只带参谋（作为随从副官）、警卫员等少数几个随员前往。
到了郝鹏举驻地附近，郝鹏举亲自率领他的将领和八大处的官员列队迎接。当晚，陈老总下榻在他的司令部大院内，随去的同志要设内卫，陈老总不同意。后来，郝觉察到陈老总那里没设岗哨，立即召集他的八大处亲信官员说：“陈司令不设内卫，对我毫不戒备，我们对他的安全要绝对负起责任来。”郝当即派八大处处长轮流带班警卫，对第二天检阅部队的安全工作也作了严密的部署，规定参加检阅人员所携带的大小枪支，一律不准带子弹，更不准带手榴弹，违令者严办，对其所属单位长官也要追究责任，并逐级作了检查。第二天，陈老总在郝鹏举陪同下，绕场检阅了部队，在检阅台上，检阅了端着明晃晃刺刀行进的分列式，陈老总频频招手，举止端庄而自然。最后向全体官兵讲了话。陈老总这种开诚相见、肝胆照人的大无畏行动，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威力，对解除郝部疑虑不安的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老总第二次去郝鹏举驻地是1946年6月下旬，我陪同前往。当时，蒋介石即将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郝鹏举，见时局有变化又开始动摇起来。为稳定郝部，陈老总再次来到郝部的驻地。
出发前，陈老总在军部分析了郝部情况，许多同志担心他的安全。陈老总说：“他们还在观望，我去他们那里，开诚相见，对争取他稳定下来或稳定一个时期是可能的。这对于当前迎击蒋军进攻，保证我军后方安全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今后继续争取分化蒋军非嫡系部队。”陈老总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我这次出其不意地突然前去，他没有准备，周围有我们的部队，还有我们‘讨逆’作战的声威，估计他不敢轻举妄动。”
陈老总到达郝部后，对郝鹏举和他的上层，开诚布公，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详细阐述了当前的形势和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前途。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识大义，顾大局，继续走人民的道路，不要被国民党军气势汹汹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最后，陈老总坚定地表示：只要你们愿意站在人民一边，共产党和人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如果你们觉得不合意，要走，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君子协定。
郝以盛筵相待。席间，有一道嫩苞米芯甜菜。陈老总风趣地说：“厨师是很高明的，想尽一切办法招待我，我很感谢。但解放区人民刚度过严重的春荒，生活还有困难，正盼望苞米收成后能吃饱肚子的时候，将嫩苞谷芯做菜吃，农民是会有意见的，也会给反共的人以造谣的口实。”
这次，陈老总还听取了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派往郝部工作的首席代表朱克靖的汇报，得知有个别干部工作不很安心，希望调回来工作时，陈老总对他们说：“大局是好的，但这里具体情况随时都有剧变的可能，你们应该加倍警惕。只要他们不开第一枪，我们决不会开第一枪。他们没有撵你们，你们决不能走。你们在这里的工作，也是一条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牺牲在所难免，但也是光荣的。”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郝鹏举被迫起义后，表面上与蒋介石决裂，但却暗中相互勾结。1947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分南北两路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犯时，郝鹏举认为时机已到，便叛变投敌。陈老总随即命令韦国清率第二纵队发起讨郝战斗。2月6日，韦国清率第二纵队全歼了郝总部和两个师，并在李庄活捉了郝鹏举。陈老总得知，即以愤怒的心情写了一首《示郝鹏举》的诗：
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竞狗苟。
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
郝鹏举被带到陈老总面前，磕头如捣蒜，不断地哀求饶命。陈老总严厉训斥r郝后，说：“饶命的事，让人民决定！”后来，郝鹏举受到了人民应有的惩罚。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自恃有兵力、装备上的优势，又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就撕毁了停战协定，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华东战场是全国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当时，华东解放区包括苏皖解放区的淮南、苏中地区，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隔江相望。因而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华东解放区首当其冲，成为其进攻的主要方向。
蒋介石用于进攻华东解放区的正规军，有62个旅（师），约50万人，占其正规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企图首先侵占苏皖解放区，消灭在该地区的华中野战军，或者逼华中野战军北撤山东，最后在山东决战。
6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由青岛向西进犯，企图与位于潍县（今潍坊市）地区的第八军东西对进，打通胶济线东路。接着，在淮南、淮北、苏中、鲁南等方向先后开始进攻，到7月中旬，战火蔓延到华东全区。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华东局于7月1日发布动员令，号召华东解放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团结一致，保卫解放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及当前敌情，进行了战争部署，在各个方向上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7月中旬，陈老总率山东野战军主力第二纵队和第七、第八师隐蔽进入淮北，于27日至29日首战朝阳集，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师第九十二旅全部和第六十旅一部，共5000余人。第二仗，是打侵占泗县县城的国民党桂系第七军第一七二师，部署华野第二纵队向西门进攻，第九纵队向东门进攻，第八师向北门进攻，8月7日晚发起战斗。总攻即将开始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雨，第二、第九纵队的部队都因地势低，城外壕水很深，难以进攻。而北面对攻的第八师，因地热较高，大雨的影响较少，按上级发起的进攻时间，从北门突进泗县城内，与敌人激战两昼夜，由于弹药受潮和后续兵力不足，未能继续扩大战果，被迫于9日夜主动撤出战斗。
打完泗县后，陈老总让我从前线回临沂后方一趟，并亲手写了一封信让我交给张云逸副军长和黎玉副政委，请后方尽快把主力部队补充起来，并设法补充一批弹药、医药和其他物资，尽快运到前方补充部队。我回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驻地——临沂南郊，把信交给了张副军长和黎副政委，向他们汇报了前方的作战和部队需要补充的情况，他们当即按照陈军长信中的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把人员、物资输送前方。
我到临沂的第二天，因起义留下的旧伤复发，引起胃大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宫乃泉医生诊断说：“这是劳累过度所致，需要马上输血。”可当时的血库恰好缺我的血型，幸好我的警卫员王建义血型吻合，就急事“简办”——王建义斜躺在高椅上，我静卧在低处，用一根消毒过的橡胶管相连接，直接输入到我的身体内。时间不长，我脸颊渐渐红润了，输完血后，又留在临沂暂时休养。这时，新四军第一师政委刘炎和江淮大学校长韦悫（音雀）来到临沂，张云逸副军长让我负责接待，在我们相处交谈中，刘炎同志多次讲，陈毅军长对人民战争规模的掌握和战略战术的观察，比我们现在的新四军师职于部确实高出一筹。
我离开前方后，听说了陈老总有两件事被传为佳话。
其一是：不满意、不信任的问题。陈老总针对有的部队有悲观失望情绪，进而对领导不满意、不信任的问题，亲自给第八师负责同志们写了一封长信，首先对攻打泗县的失利，承担自己有责任，并作了自我批评，进而在信中这样写道：
“对悲观失望的情绪。由于没有看见全国的局势与我军胜利的有利局面，两淮和承德的撤退，并不足以决定战争，决定因素是有生力量的消长。蒋军已被消灭二十几个师，近三十万人，实难弥补，已决定了蒋军必败；今后，蒋军还有可能占领更多城市，但蒋军必更多被歼。一到我军全面反攻之时，蒋军必陷于丧师、失地的两处俱败的局面，故战争仍可在一定时间内结束。这些道理讲清楚，始能提高士气和战斗力。”
“对领导不满意不信任。这是自我批评的表现。三个月来，仗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然而，三个月来，我军主力保持，敌未消灭我一个排、一个班。在长期战争中，谁笑到最后，则谁笑得更好。我军将有消灭敌人的机会，因而要认识到缺点和估计到胜利的基础。全军一道争取胜利，才不至于发生怀疑不满和不信任的情绪。世界上有常胜的军队吗？有不后退的军队吗？如斯大林及其红军堪称常胜而无愧，曾一退莫斯科、二退斯大林格勒。因此，常胜规律在于善于撤退而后再进。我愿山野同人在不利情况应赞成撤退，在有利情况要善于勇进。目前，已到猛进的时候了……”
其二是：淮阴、淮安撤离后，部分领导及机关人员对此有不同意见，把责任推到陈老总头上。10月初，华中分局在驻地涟水县陈师庵开会，总结教训。陈老总在总结会上说，今天“两淮”失守，明天张家口也可能丢，敌人还会进攻临沂、邯郸、哈尔滨，甚至延安。当时，听陈老总说连延安也可能丢失，我们都感到很惊讶。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这些都被陈老总言中了。从苏皖解放区的情况来看，“两淮”保卫战后，只剩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沭阳等五座县城，蒋介石做起了攻下此五城、“全面占领”苏皖边区的美梦。然而，正如陈老总所指出的：看问题要从多方面看，不能一说失掉了几个解放区的首府和某些地区，就认为不能生存。我们失地不丧师，而蒋军则是得地而丧师。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有生力量的消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是这些精辟的分析，使我们很快统一了思想。
在病休的一个月时间里，张云逸副军长曾多次同我分析作战形势，谈到要加强炮兵建设的问题，并提出最好成立一个炮兵司令部，专门抓华东炮兵部队的建设。张副军长还说，后方机关缺人，你身体也不大好，就留下来负责华东炮兵部队的建设吧。于是，我留在临沂后方，以主要精力抓炮兵司令部的筹建工作。早在解放战争初期，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炮兵就有了一定的基础。其中一部分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了，大部分是1945年大反攻、解除日伪武装而装备组建起来的。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所辖的军区和各野战纵队，共有野炮八门、山炮四十一门、步兵炮和平射炮十二门、高射机关炮一门。这些火炮，在历次战斗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锻炼出一批有实战经验的官兵。但是，炮兵的数量毕竟太少了，而且分散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队，发展极不平衡，技术水平又低，远远不能满足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的需要。
经过短期的酝酿，在张云逸副军长的建议下，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炮兵司令部于1946年10月在山东省临沂城成立，任命我兼炮兵司令员，并暂时以参谋处兼炮兵司令部，负责华东炮兵指挥及管理教育，加强炮兵建设，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在研究充实专业干部时，军区副政委黎玉推荐，曾在国民党军当过炮兵旅长的董尧卿，到炮兵司令部任副参谋长，不久他就来临沂报到了。
司令部成立之初，军区向部队发了通报，指出了战争需要炮兵的迫切意义，依照火炮数量之多少编组，够一个连的就编一个连，够一个营的就编一个营，够一个团就编一个团，同时，要求各部队加紧物色炮兵技术人员做教员，抓紧搞好炮兵技术训练。
这时，华中军区所属的雪枫大学北移山东，与原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合并，组成华东军政大学。在炮兵司令部提出的建议下，经批准，这年11月在该校成立了炮兵大队，以培养炮兵军事技术干部。炮兵大队被编为军政大学第六大队，下辖五个中队：一中队由从各部队调来的班长和营以下基层干部混合组成；二、三中队由从山东大学、华中建设大学、胶东抗大分校、苏中公学等单位调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淮南地方干部和原东江纵队调来的部分连排干部组成；四中队是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炮兵连，这是一个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老炮兵连队；五中队是滨海军区地方武装升级的一个新兵连。军区指示炮兵司令部对炮兵大队履行技术业务领导之责，炮兵大队有关炮兵训练建设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请示炮兵司令部。
炮兵大队成立时，我专程赶到莒南县狮子口炮兵大队驻地，向全体教员、学员和干部介绍了当前的战争形势和建设人民炮兵的重要意义，并针对有些学员暴露出来的“上级叫我们学炮，没有炮怎么学？”
“我们学炮兵是当战士，还是当干部？”等模糊认识，做了思想动员工作。大意是说：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多少火炮，但不等于今后没有火炮；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很快就会有火炮，而且会有大批的大炮。“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只要前方不断地打胜仗，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就会给我们送火炮来。军首长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大力加强炮兵建设，这是我们大家共同担负的光荣任务。建设炮兵，首要的问题是培养好炮兵干部，这是你们大队和同学们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我这个炮兵司令，现在还是一个既无炮又无兵的“光杆司令”。但我并不感到“寂寞”，因为有你们这些人。你们就是华东部队建设炮兵的骨干力量，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努力学习炮兵技术，准备迎接炮兵的长足发展。如果不懂炮兵技术，运输大队长把炮送上门来，而我们又不会使用，到那时再现学现用就来不及了。至于学习后当战士还是当干部，那要看革命的需要和个人的成绩状况，由组织来决定。革命队伍，岗位上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战士、当干部，政治上平等，目标一致，都是光荣的。
根据当时形势发展对炮兵干部的迫切要求，炮兵大队确定了“短期速成”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以照顾部队的现实需要与掌握缴获敌人的新式武器性能为原则。尽管如此，炮兵大队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仍然遇到了各种困难。全大队只有五个略懂炮兵业务的干部教员，师资力量明显不足。教育设备上，也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全大队只有一门山炮、一门野炮、一门日式榴弹炮和一部测远机、一部方向盘、两个剪形镜，而且都是残缺不全的，缺少零部件。困难面前，炮兵大队没有等待观望，他们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员不够就请“小先生”，开展互教互学活动；器材不足就用小车、板凳等代用品，动作熟练后再上炮操作。骡马炮兵学习驭马缺少马匹，副军长兼军政大学校长张云逸就把军政大学四大队学员（团以上干部队）的马匹调出来，供炮兵大队教学使用。更使人感动的是，他还把自己多年的坐骑、一匹健壮的高大骡子，也送给了炮兵大队，说是要让它也为建设炮兵出力呢！炮兵大队的学员们由于学习热情高，积极想办法克服学习中的各种困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初步学会了驭马术和一些火炮及观测的基础知识。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炮兵的骨干。因而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炮兵大队为炮兵培育的一大批种子，对华东部队炮兵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未校对谢绝转载）
